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命定》是达真“康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也是作家继《康巴》——这部被《 南方周末》 《京华时报》推荐为“2009年度好书”后创作的、又一部描写康巴人生活、战斗和生命思考的一大力作。在我所读到的版本封面插页上有这样的评语：“崔永元、麦家、谢有顺联袂推荐——炮火中铸就信仰，坚守中铸就大爱。首部以佛教徒视角亲历二战的史诗性作品”。其封底，打印着谢有顺的简评:“达真小说的民族经验和精神质地，如此特异、灿烂，他所寻找的多文化的冲突与和解这一交汇点，也值得各民族正视。因此，《命定》出版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版本在世界流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宗教文化学角度看，小说所散发出的宗教情怀和人性的光芒会让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国家的读者从中找到自身面对苦难和民族发展的人生选择之路，因此也一定会吸引着不同信仰的人群不断去关注和解读。我也赞同和我一样被书中所表现的宗教情怀深深打动的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所言：“达真的书写去掉了藏文化中宗教文化的神秘化，这是很多汉族作家不敢触及的领域”。作为一位非常具有文化自信的藏族作家，他的确能大胆切入“宗教的某些精髓，袒露给大家的是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这一点具有康巴作家的勇气，也具有康巴作家的文化自信。”由此而言，作为藏族作家的达真，能有意识地立足于康巴地区的本土性宗教文化，将西藏笨教、藏传佛教、基督教文化、儒道信仰和众多民俗信仰并行不悖的情状坦诚揭示描绘，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品的精神命脉，由宗教的视角扣问人类的生命存在、开掘出人性丰富复杂的深度与内涵，进而小说里显现了深切的灵魂拷问和终极关怀。宗教的人生观照所反映的正关乎人类的终极需要，因而具有着某种超越文学之上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特征 。所谓的宗教情怀，“就是在这种终极需要激发下所产生的一种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普泛的情怀”，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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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讲述了发生在人杰地灵、山川秀美的康巴地区的故事。这处大致与横断山系重合的青藏高原东部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民族风貌，历来是汉藏交往的民族走廊、各族互市的茶马古道。康巴自古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和平并存的地区，有嵯峨峭拔的冰山雪岭、奔涌咆啸的急流大川，也有澄澈湛蓝的高原湖泊，骏马奔驰的宽广草原，更有神山、喇嘛、牧歌、转经筒、跳大神的院子、煨桑的白塔、仓央嘉措的情诗和“牛群、寺庙、经嶓、溪水、鲜花……民间数百年间流传着藏地的三大特色 ——拉萨的神、康巴的人、安多的马”。在小说绚丽多姿的藏民族风情描绘之中，读者被带入两个藏族康巴汉子在在命运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了抗战前线、最后参加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在充满浓郁的康巴风情和藏族宗教文化的背景之下，两个康巴汉子土尔吉和贡布，一位作了九年喇嘛却因爱欲而触犯淫戒被迫还俗、又被情人家族追杀的“扎洛”（僧人犯淫戒之称），一个是因参加赛马大会裁判不公、冲动杀人而被仇人苦苦追杀的草原硬汉，相遇相伴提携互助共同逃亡、最终走向抗日的民族统一战场、成为了“另类英雄”。小说故事的叙写也传达了边地藏族人生活中有关信仰、自由、爱情亲情、战友情谊和生命救度的独特观念。
在写抗战的书籍已汗牛充栋的今天，作者达真自有他的文学追求和创作智慧，后记中他说：“开始动笔的那一刻我就深信，完整的中国抗战史如果没有他们（注：康巴籍抗日军人）的添补，即便是鸿篇巨制都是缺失的……我认为时至今日：奉献给读者的书必须从人性出发、从爱出发，如果不具备这两点，一切的精彩都是昙花、都是浮云、都是彩虹。”作家没有跟随主流的、革命的宏大话语、继续去写枪炮里的宣泄，也智慧地并未去关注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等二元论之理、没有给读者一个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的“典型”抗日故事，而是从两位藏族男人的、富于民族特性的生活轨迹出发，写出了康巴土地上被人性和命运所牵动的一切——那物质的和精神的渊源，饱含了作家所生长于斯浓郁的康巴情怀：“我不是历史专家，但作为一个中国藏人，历史常识和我亲身履足的中国空间让我坦言：文学的立场永远是一个作家个人的立场。因此，我只能从我的立场出发去表达个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因具有丰满的宗教特质的贯穿而独得无穷意蕴，也赢来作家同行麦家的赞誉：“把从人性出发、从爱出发的理念根植在文学创作中，这一点，达真做到了，这也是我持续关注他的主要大原因。”
如将作家的创作自述和作品阅读后的感受关联起来、我们可以作进一步分析、解读和推断——达真想写的《命定》是关涉人性和爱的，而且这是作家自己选取的个人的、文学的立场、也饱含了作为康巴作家特有的文学情怀和内在底蕴；作品完成后，我们可以发现，达真在讲述“康巴”这样的“混血交汇地”故事时，就如路遥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对陕北“城乡结合部”的用功和努力所显现的独创性，其高扬的大爱和包容的人性之歌，是建立在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类文化的并存互补、纠缠冲突与融合共生的过程之中的，这是一种神秘的直觉般的领悟能力，是一种充沛饱满的内心感受，它通过与整个藏地生命活动的融合而获得了无穷丰富的精神意蕴，仿佛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有关命运与人性的饱满言词有了不可遏止地倾泻与流淌，照亮并温暖读者的心灵。如将《命定》里表现出的对于康巴人存在本身的凝神观照与冥契神合气质，命名为“命定的宗教情怀”也很有意思。这是作品中康巴汉子为永恒的、自由的生命谱写的一曲人性礼赞和生死颂歌，同时也有康巴作家达真的康巴情怀在其中的深情闪现。
“康巴三部曲”中的《康巴》和《命定》对康巴生活的艺术抒写无疑是成功的，许多评论关注了这两部小说的史诗性、民族性和文学叙事上的特色：“达真的创作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他背靠雪域高原丰厚的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历史视角，述说康巴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塑造着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康巴” ……《康巴》与《命定》的出版，昭示了当下“史诗化”写作的某些可能，给身陷“史诗叙事困境”中的作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这有益的启示其实也包括这类“史诗化”的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怎样在文学话语中体现出作者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和文学情怀？在对康巴大地上百年历史风云进行“全景式”展现时，宗教性因素如何渗透于作品细部从而将“永恒、神圣、正义”等观念根植和充实于我们对无限世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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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的深层次中包含着宗教的观念、宗教的情感和宗教的精神并使之形成的特殊氛围和情致，它传递给读者一种美的和神圣和感受，有如被神性的光辉引领和照亮。我们可称之为宗教情怀的光芒照耀。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并不多见并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当我们读《千江有水千江月》 《务虚笔记》 《心灵史》 《祭语风中》等作品时，会从中感受到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叙事语言或风格等方面传递出来的种种超越文学审美之上的魅力，这种类宗教精神的牵引，和《西藏生死书》中的佛教修行方式的实证提供不同，须是用文学的语言和曲折动人的传奇故事表达出终极关怀和深度思考，它是在考察着和描述着某一类生命存在的“生死书”。《命定》中，康巴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诸多神奇的生命世界在精彩呈现，可以说，康巴地域风情，是小说宗教话语产生基础和原生力量。
“作家要完成好自己和现实签订的写作契约，首先还不是考虑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精神，而是要先打好一部作品的物质基础。……一部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和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作品的灵魂和精神或情怀需要有一个物质的容器来使之承载、呈现，此为小说的物质外壳。在《命定》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和宗教内容相关的此类外壳，也就是说小说所运用的材料、细节和经验都是在一种宗教因素统摄下而作出的表达，这完全是因为作品写的是藏区康巴，藏传佛教成为藏族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康巴社会中的主导性力量。宗教不仅影响着小说人物的思想观念，也支配和改变着主人公的行为方式和人生命运。“康巴这片多个民族、多个信仰的交汇地，同样告诉我，大量‘混血’的故事在风中受孕、怀胎、分娩、成长。能将这些题材演绎为‘混血’精品，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是我的终极目标。”秘史之秘首先源于小说中的大量关于宗教性内容和素材的如实写作。《命定》开篇描写了草原硬汉男主人公之一的贡布和他抢来的美丽的藏族妻子雍金玛手捧婴儿出发前对神灵的敬畏：“马尾般细的声音透出藏人对清晨的敬畏，这是佛陀的思想被莲花生和阿底峡两位承传者翻越喜马拉雅山来藏地来开辟藏地道场所带来的准则中的细节之一。关于这些细节，从第一个藏人记事的那天开始便与生俱来地潜隐在他们的灵魂里。……关于佛祖、风马、六字真言这些词汇以及这些词汇的大致含义，父子俩是衷心敬畏的。”老贡布因病去寺庙找六根手指的根秋喇嘛打卦而得到的回答是:准备转世吧；贡布去寺庙请扎郞活佛给儿子取名、剪下“爱人”神马雪上飞脖上的一绺鬃毛，“装在节日时佩带的嘎乌里请活佛开光诵经”，并同雪上飞结拜为弟兄：
不可思议的神降出现了，笼罩拉雅雪峰的云雾朝四处散开，一束阳光穿越云层照亮刀尖一样的雪峰，直插雾霭散去的碧空蓝天，像是在聆听早已丢失的人与动物在远古时代以来开创的交流本初。……他虔诚地双手合十，仰望着神奇的雪峰激动地说：“菩萨，神山开眼了！”令雍金玛终生不解的是（以后的岁月里，她一直想在寺庙的菩萨或占卜师那里问求这神奇的秘密。从那一刻，她更加坚信命定的力量是不能被怀疑的。）
从贡布生活的麦塘草原、土尔吉修行的绒布寺和他们逃亡之路的相遇相伴，从一次次躲避仇人追杀的惊险到进入测量队在康巴高原修建飞机场的暂时安定、再到大西训练营的艰苦操练后一同踏上滇缅公路、当上工排兵奔赴滇西抗日战场——两位分别从康巴硬汉和诵经喇嘛并肩完成了“抗日英雄”的身份转换。毫无疑问达真在文本中有意抒写大量了宗教性内容，让我们得以看见宗教情怀产生的众多机缘和基础。《命定》是一部可以去探究小说话语所表达的精神性内涵——宗教情怀的细致作品，可以让人去品鉴这样一种打动人心的宗教情怀生成的族群环境和文化认同基础、去发掘和欣赏小说从故乡到异乡再回归心灵故乡的精神皈依的复杂理程和信仰之路；会让读者为作品中宗教氛围、特别是主人公在藏传佛教信仰上实现独身六十多年默默坚守和修行而赞叹、为升华的宗教精神及其对人生与命运的影响与改造而感慨称奇……小说中散发的宗教之光无疑也给当下文学精神的荒漠之土带来了绿色生命与盎然生机。
《命定》宗教性因素的贯穿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宗教感情，这是在终极需要激发下所产生的一种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普泛的情怀。“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但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达真营造的精神之塔正是借用了康巴现实世界的原材料，宗教情怀的呈现要依靠物质世界的材料来建筑。当然，不是所有的以宗教内容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具备这种情怀，但对灵魂需要一个合适的容器来盛装的小说材料来源的可靠把握——即对康巴藏地宗教生活的从容抒写，使这部小说弥漫和浸润了超越世俗、追寻精神境界的宏大气质。所以也可以说，《命定》通过对和康巴藏地有关宗教性内容的反复呈现，对战争和苦难社会人们的生存困境和拯救之路，寄予了某种希冀与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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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品宗教情怀的探究当然不能忽视小说中第一主人公土尔吉的传奇经历和身份变化：从小在康巴绒布寺念经学佛，当绘画师、喇嘛九年却因犯淫戒被贬为俗人乡民、逐出寺院的扎洛，逃亡途中被贡布唤作的“小姑娘”，然达西机场的守备队员、测量队员、骡马收购员、汉藏翻译员，中国远征军新兵、大西训练营队员，滇西反击战卫生队的医疗兵，龙岗山战役替牺牲的贡布超度的喇嘛，缅甸巴默小镇为阵亡战友守灵六十多年、每日诵《度亡经》的老人……小说的宗教情怀，除物质容器（材料）的承载、当然更多、更重要的体现是在小说人物形象上。文艺作品中某种终极需要激发下所产生的一种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情怀展现，在小说里特别需要一个人物来付诸践履。这让我想到了《棋王》中的王一川、《九月寓言》里名叫“肥”的女孩，还有《祭语风中》的藏人晋美旺扎……
超越世俗、对精神境界的重视和追寻本就是以宗教传承为使命的僧侣的命定。《命定》就设置了这样一位从小入寺庙、当过扎巴（喇嘛中级别最低的）的人物土尔吉。由他的经历和故事，来深刻演绎“宗教”所引发的价值，“这种价值，简而言之，就是促使人性趋于完美的力量。人性若要趋于完美，就必须解除其限制、厘清其定位，并且安顿其过程。”说得直白些，人性原本并不完美，人生总体上苦处多于乐事，且始终向死而行，最后还难免肉身的消亡；那么，人性的潜在标识究竟是神灵还是魔鬼？短暂的一生如何安妥初心、定位得恰如其分？具体落实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应该怎样活出价值和意义？《命定》围绕土尔吉的一生所展开的这种价值探寻，正很好地答复了以上重大问题，并提供了一份人生修行的智慧索引。
下面从“解除”（罪孽的逃亡）、“厘清”（正信的觉知）、“安顿”（余生的守灵）三方面来解读主人公，探寻小说所强调的宗教的价值。
第一“解除”。在《命定》中的情节可概括为“罪孽的逃亡”。人性要趋于完美必须解除人生限制、裸露生命本真。土尔吉如从八岁一直生活在绒布寺，“身后画布般的背景像寺庙壁画上千年不动的静物——安详、宁静。”修行在红尘无法显示力量、宗教无以于俗世树立经旗。而“在这片由康巴男人主宰的草原上，流布着既充满野性的霸道又充溢似水柔情的违反逻辑的爱情故事”，当他十七岁，外境与业力将他生活在寺庙里的清规戒律一下解除，看一看轮回中年轻男子本真的、被欲望燃烧过的心：
她那琥珀色的瞳人透出一种牛都拉不回的渴望和执著，在篝火的映衬下更加坚定，那热辣辣的眼神使土尔吉感到沸腾的血液在冒气泡，毫无疑问她死心塌地的表白连洞里的岩石都听见了。……篝火旁的表白再次像针扎一样驱散着土尔吉的睡意，从未有过的沉重感冷冰冰地压着土尔吉，使他感到曾经做扎巴时的轻松、自由、淡定没有了，世俗的沉重压得他难以喘息，他感觉自己就是在护法殿里被大黑天护法神踩在脚下横躺着的无路可逃的邪魔。
熊朵草原大名鼎鼎的欧珠头人的女儿、美丽的贡觉措（公主之意）就是用这种撩魂拨魄、势不可当的力量诱使他脱掉袈裟、踏上逃亡之路。这力量像千万根无形的挠痒之手，在土尔吉身上获得快感后再慢慢渗入内心和血肉，他多次试图凭借神的力量来阻挡这身体和意志酥麻的快感，却无可奈何：“只要贡觉措在他眼前一站，她的身体和身体上释放出来的神秘气息，立刻使观想中的本尊和咒语冰消雪融。”带着心爱的女人私奔后，恐于她父亲带人追赶疲于奔命他无时思考，但长年一个僧人的清静、坐观、冥想的境界又让土尔吉陷入两难的选择。小说描写了他努力地观想寺庙金顶上的经幢和法轮，观想师父并想静观本尊的生命快乐，但宁静观想的结果使他烦恼愤怒：“她就是用美丽的容貌和身段害得自己身败名裂的魔鬼啊！也许她就是佛陀故事中所说的，涂有迷药的毒蜘蛛，美丽、好看、害人，我必须离开她。”女性身体的诱惑何尝不是青年成长中的一味清醒药剂？解除被麻醉的肉身的束缚、试探自己修炼的初心。于是在两人的逃亡路上，他又有了新的一个人的逃亡计划并付诸实施——希望在独立自由地、不拖累对方的生活中重回清静与安稳：
瞅着静静熟睡的贡觉措，这位将爱和生命捆绑在一起托付给了他的心上人，她的沉甸甸的爱他背得起吗？巨大的悲悯化为一句句提问在问土尔吉。他开始怀疑再次踏入红尘后的生存能力，心在不安地自责，“自己是刚刚被寺庙赶出的扎洛，没有帐篷，没有牲畜，没有糌粑，没有酥油，我能养活这位从前任性自在、衣食无忧的富家女吗？如果今后靠乞讨过日子显然是不现实的。那我凭什么来养活她呢？”
宗教情怀于此显现并提醒人类：生命取向要高，象征神界的僧人不可入俗地自取其辱，这每一个取向都指向每个生命的人生目标。宗教无不涉及超越的力量或境界，其目的在于使人与此超越者或超越物建立关系。小说借描绘绒布寺处置土尔吉的会场表达了这层思考：
因性事而联想的男女相拥的幻象不同程度地在每位喇嘛头脑里时而浮出时而隐退，隐退——浮出——浮出——隐退交替呈现。无可回避的是，在场的每一位高僧都知道，自己也是在轮回中曾借助于这一幻象的另一半而来到人间的，无一不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因此，憎恨、厌恶、理解、同情在各自的心里，像男女相拥的幻象那样交叉、搏斗在一起。
而做一个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爱一个人，听彼此间的哭闹嬉笑，一起成长，结婚生子，在嘛呢的念诵声中老死，再次轮回、投胎、生生不息。藏地世俗家庭的幸福在此对比中也显现了不同的宗教价值理念和追求。
第二“厘清”。 在《命定》中的情节可概括为“正信的觉知”，借助土尔吉的故事启示我们：宗教不离修行，要获得深刻的生命体验，必得回归自我、上溯生命的源头，找清自己的定位，时刻带着觉知的心、且用正信而非邪见看待自己和他人。觉知当下、觉知生命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品质。小说细述了土尔吉深埋在心灵里的种子在心魔拨弄欲望之下、越长越大越茂盛而本能冲破戒律的时刻，这个在绒布寺备受高僧们看好、有望考取然那巴学位的青年当时无法厘清自己的状态：“……来不及半点思考，滚热的欲望冲破戒律的樊篱，本能地掀开了少女的裙摆，熊朵草原大名鼎鼎的欧珠头人的女儿——贡觉措，两人在朝朝暮暮的期盼中，终于快乐地躺在了软绵绵的草地上，两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女，身体赤裸裸蛇状般地缠在一起。”触犯淫欲后主人公心灵的折磨和每一次宗教的修习、冥想都有如关于兽性、人性、神性的精神搏斗，此时他脑海中虽杂乱无章如梦幻图景恐怖无宁，但他开始深入了自己、试图去了解自己：
寺庙——经声——女人——达杰彭措——阿爸阿妈，这些人和物的交替出现使土尔吉不能自持，这些都是难以割舍的心头之爱啊！出逃的路上，除了顾着走路外，恐怕唯有那首他常常偷着唱的仓央嘉措的情歌“面对大德的喇嘛/恳求指点明路/可心儿不由自主/又跑到情人去处”能代表他私奔两天时间中那种欲行不可、欲罢不能的心境，土尔吉在僧俗两界的边缘处痛苦地挣扎着。
他每一次身份的转换，与其说是冥冥之中命运的牵动，不如说是正信的觉知下康巴藏地诸神的加持、生命自信的重返与回归。小说设置了逃亡之路，我们跟随土尔吉和其藏族老乡贡布，见证了人类有漏人性的一点点充实、平复和怎样去实现完满。单以土尔吉为例：从逃亡途中胆小懦弱、被贡布唤作“小姑娘”的“被女人快化成水的扎洛”，到听抗日宣讲团唱《淞花江上》受到救国启发、能“哼出同样的旋律和唱出同样的歌词”兴奋地融入了合唱并在众目睽睽下独唱汉语歌，到参与修建然打西机场做民工、守备队员，他努力学习汉语在人群中寻找力量，并铲除交流偏见：“汉人的吃苦耐劳令他咋舌”，在各民族融合修建世界上第一个海拔三千多米的康巴高原机场时，“新鲜事和土尔吉的汉话就像每日往功德箱投进的一枚枚藏银一天天天地增加……”外力让他的生活面目全非、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一个好奇勤奋、踏实肯干的手工艺者，尽管此时他还认为“一面是女人一面是信仰，这两面在他内心是统一的”。当他第一次看见大飞机时的沉稳和求知探索心萌生、当三个月跟随汉测量队中整天和书与图纸打交道、有学问的技术员一起工作、“他们像呼风唤雨的大喇嘛。……这些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寺庙里经文的范畴”，当他充任汉藏翻译和贡布为美军在中缅战区收购运送辎重需要的大量骡马、出色完成任务并被美方军官、摄影师推荐，和贡布争论犹豫着是否去征兵处报名、是否参军去滇缅战场, 在“当兵会杀人，信佛不能杀人”的复杂矛盾的内心的交战中，小说写了康巴藏地和民间信仰给予他的力量，也是他将个人信仰融汇于民族抗战洪流伟业的一种命定和正信。这里小说运笔真实可感，触人心弦：当他顺着折多河来到康定的一座寺庙，“陌生得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脚被最恶的魔鬼‘赞’的力量镇在原地，迈不开步子”：
“大哥，请问里面在做什么佛事活动？”土尔吉问。
“在替那些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诵经超度，超度完后，还要举行驱鬼仪式。”
“驱鬼，驱什么鬼？”他又问。
“吱吱吱，亏你长着一副藏人的面孔，难道驱鬼都不知道？”中年人冷冷一笑，生气地说：“驱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寺庙正在念咒经驱逐魔鬼，祈祷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看小说开篇“引子”里的一段“厘清”， 告诉读者人性成长和完善中怎样升起“正信的觉知”和他对生命过程的努力：
九年的喇嘛生活和两年的从军经历，一前一后极大的反差一直困扰和煎熬着土尔吉的心，这一隐私即便是同是从西康一道参军的同乡好友也少有知道。佛教徒和军人在他心灵的比对中，一个是吃斋念佛视一切生灵为伴的善徒，一个是拿枪杀人的战士，灵魂中植入了水火不容的两者，他的生命也走入了混乱无序之中。无序中他凭借自己的英勇和智慧，找到了一个既不离开军队又能兼做善事的两全其美的差头。
当这个世界变成疯狂的世界，愚痴颠倒的黑暗笼罩着心灵的迷茫和虚空，那智慧和慈悲的光芒始终散发不出来，而这个灵魂开蒙的时刻绝对是宗教信仰的积淀和照亮，于是也就有了土尔吉在康定“意外”地加入了抗日远征军、赴大西训练营，远离家乡与八十多名康巴男儿一路南下至滇西缅北参与反击战，申请当卫生队的医疗兵，在五六六高地又做回了喇嘛、替牺牲前的“战神”贡布诵《度亡经》超度……在宗教情怀的弥漫中，小说还有一段神来之笔：土尔吉竟“意外”地在敌方请求下、帮助日军佛教徒少佐结束痛苦生命并作临终超度，让每一个肉身消逝地更有尊严。这一细节是健全人性的一次深度展示，小说此幕所含有的宗教情怀我认为可列入当代文坛经典片断深入分析，在此不重点展开。
回到最后的“安顿”， 在《命定》中的情节可概括为“余生的守灵”。这是宗教情怀表现在每种生活、每段人生都需要寻找到最后的心灵休歇处，鼓励我们活在世间时，增强自我的生命能量、进而积极而乐观地行善爱人。小说中的土尔吉，这个人生之初和汪曾祺《受戒》中的明海一样，年轻聪明、相貌俊朗、不满二十岁却有九年佛教徒经历的小和尙，从他经历的“罪孽的逃亡”、 心灵的交战博击到获得了“正信的觉知”过程，让人体会了千百年来宗教文化在一个人身心深处种扎后的熏习力量。安顿是人生的归宿，小说下部“异乡”最后一节标题为“土尔吉的余生只剩下了为阵亡战友守灵的使命”，这是对主人公人生选择中“慈悲喜舍”的宗教情怀作最后的尘埃落定。大千世界有情众生，考验了土尔吉“菩萨”的修行境界：万法清净因无明烦恼所覆盖无以得见，在他的萌动青春为女人着迷疯狂并触犯淫戒后，他所经历的私奔逃亡、战争与仇杀都为因缘和合、业力所感而无法改变。但全篇的尾声却彰显了人性修炼的最后到位，慈悲深厚，情怀感人：
抗战胜利六十年了，土尔吉也老了，六十年间他一直住在缅东北的小镇——巴默。
在巴默镇东被当地人称为“乱造坟”的无名山（滇西大反攻时称五六六高地）山坡上，脸上长满黄褐色老年斑的老军人土尔吉按时出现在这里。……他几乎每天都像一座精准的时钟在天麻麻亮的时候来到五六六高地，围着战友们的亡灵转上数圈。
……五六六高地那场称为“夺命竞赛”的战役胜利后，土尔吉就为自己立下一个终身的誓言：永远定居巴默。准备用接下来的人生为阵亡在五六六高地的战友守灵，用藏人祭奠亡灵的方式为他们超度，为他们吟诵《度亡经》，立誓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要还能移动自己的双腿，超度的经声就会像经堂里供佛的油灯那样不灭。
我赞同宗教是感情的产物 , 而这种感情“是人类先天所固有的，就是从原始以来蕴藏在人类心灵中的崇拜精神。”宗教的本质和意义并不体现于理智活动和成果，而在于这样一种独特的情感：通过直觉“无限者”或体验“神圣者”而唤起那种“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依存感”。六十个寒暑默默流转，作为一名藏族远征军老兵的土尔吉，用情感、意志、体能和承诺兑现了自己的誓言。时光成为其看破世间、考验出离心、无可留恋地从故乡到异乡“安顿”的药剂；守灵、超度和祭奠是他坚守的信念和修行路上行菩提心愿的善行良方。一位行善爱人的宗教徒人生至此圆满，人性的光辉亮彻西南边陲和康巴大地。
行文至此，毫无疑问宗教情怀无须再赘言。土尔吉的六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修行精神、每日为亡灵诵经祈祷的举动是值得世人敬仰的。我们也可将此细节看成是当代文学史上的“《西藏生死书》”，其中传递的对超越性精神信仰的重建呼唤和人性救度的智慧光芒，值得深入探讨。
结语
关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周作人曾转述过国外文艺理论家一段很好的见解： “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和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毫无疑问，长篇小说《命定》是一篇充满了宗教情怀的优秀作品，其关照灵魂生活的维度、对康巴神奇之地上的风土人情的叙写打动人心。“宗教情怀也是当下人面对生存苦难和精神苦难所应该具有的人生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也不乏保守与宿命的色彩，但在现实层面和心灵内里却饱蕴着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这样的写作，有敬畏之心和信仰的感召，弘扬了宗教的力量，是作家用自己的虔诚谱写的人性之歌，它对当代文学品格的深度树立，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对世风习俗矫正的警策，进而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都是一个良好的启示。
“对于一名作家而言, 深沉的宗教情怀并不意味着导向宗教本身,而更多的是意味着对人性 、人生 、生命以及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理念怀有一种敬畏感 、神圣感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宗教情怀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具有一种凝聚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相信: 继《康巴》和《命定》之后，达真“康巴三部曲”的第三部《家园》（暂定名）能够为当代长篇小说人文精神内涵的宗教深度培育，提供一份独到的“康巴智慧”。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刘莉，女，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无锡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对外汉语教育，主持有科研项目多，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时代文学》《贵州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参编《中国语文》《新世纪无锡作家文选》等著作。曾获2013年获国家汉办、孔子学院颁发的优秀汉语教师志愿者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