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真是康巴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本世纪初期以来先后推出了长篇小说《康巴》与《命定——一部藏民族的现代史诗》等重要作品。其中《康巴》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命定——一部藏民族的现代史诗》的一个突出主题与创作成就，就是对康巴文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解释，并在佛教文化背景下展示了宗教与人性的强烈冲突。这两方面的主题，正好分别在小说的两个主人公贡布与土尔吉身上得到了充分与有力的体现。
一、康巴文化的独特建构
达真《命定——一部藏民族的现代史诗》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康巴文化的独特建构。康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遍布高山大川，地形地貌独特，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雪域文化光辉灿烂。达真生长在康巴地区的文化热土上，对康巴文化既亲近又熟悉，既热爱又敬畏，怀有深挚的文化认同感，并把发扬光大康巴文化作为神圣的历史使命。对他来说，文学就是他们实现这种历史使命的主要手段。
在达真第一部长篇小说《康巴》中，诚信是康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比如，在康定城里，锅庄与商家之间的生意伙伴关系一旦确定就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靠的正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种特殊的契约，这种契约便是“心诚”。而康巴男人或康巴汉子的别名叫“有种”。《命定——一部藏民族的现代史诗》继续保持着对康巴文化独特性的发掘与建构。在小说中，康巴文化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凝聚在人的尊严上。康巴人把人的尊严放在最高价值的位置，并当成人生一世的目的，这也正是他们用藏语表达的“卡颇热”，而“卡颇热”的汉语含义就是“为面子而活”。正如小说这样描述：“从贡布记事的那一天起，就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体会到卓科部落的男人和康巴男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为面子而活着。”在康巴人的词典里，所谓“面子”正是尊严的别名，不仅包含着个人的尊严，更包括部落、民族与国家的尊严。就维护个人与部落的尊严而言，小说中的草原英雄或典型康巴汉子贡布及所在的卓科部落用行动给予了充分的展示。比如，贡布在对心上人雍金玛的“抢亲”中，他毫无畏惧地与雍金玛的未婚夫杜吉“绝斗”，不惜鲜血长流，硬生生用空手拽住刀刃夺下了对方腰刀。在一次赛马比赛中，因为组织者刘团长故意使贡布失去第一名的荣誉，贡布与卓科部落的男女顿觉“面子”尽失，旋即投入了与龙灯部落的群体械斗之中。而在国家受到外敌入侵之时，康巴人的个人尊严则会自然地升华为国家或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尊严。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贡布和土尔吉两位普通的康巴藏民满怀民族的热血参加了抗日远征军，为捍卫国家的尊严而展示了他们的强悍与血性——如贡布在战场上“亡命”杀敌、壮烈殉国，他们的“面子”观念此时升华为民族爱国观念或爱国主义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贡布的“面子”观念存在值得理性反思的地方，因为康巴汉子由于“面子”观念的驱使，不免导致民族理性迷失，常常会陷入到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纠纷之中，乃至招致无畏的流血、牺牲，造成部落“械斗”等不良后果。但从民族学角度讲，如同国民党宋县长所说，康巴人的“面子”观念，正是“草原民族某种长期形成的心理”，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因为“草是游牧民族的命根子”，为了保卫草原与生存的尊严，草原部落内部的人们必然结成牢固的团结互助关系，从而形成部落或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与向心力。
此外，作品还通过汉僧净缘如此盛赞与解读康巴文化：“藏人在海拔如此高的高原上用生命与寒冷抗争、与饥饿抗争，他们的乐观是超常的。正因为有这种乐观的生命态度，他们才能创造出顶天立地的生命火花。”在这里，康巴与雪域高原艰难生存环境顽强搏斗的品性、坚强的性格、乐观的精神与雄阔的生命意识得到了精彩的阐释。
二、佛教文化冲突中的人性阐释
达真《命定——一部藏民族的现代史诗》的另一重要主题，就是在佛教文化背景下对人性重新加以诠释。在作品里，人性纠缠在藏传佛教与欲望的强烈冲突之中，并在与头人的女儿贡觉措恋爱、违背佛门教规的土尔吉身上得到了集中而深刻的展现。作为塔瓦部落里的穷人，绕登秋秋与妻子塔玛把只有九岁的次子土尔吉送到绒布寺当小喇嘛，希望土尔吉今后当上大喇嘛以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因此对土尔吉的前途寄予厚望。但土尔吉在十八岁的时候，却与塔瓦部落大头人欧珠巴青春美貌的女儿贡觉措成为情人，偷食了禁果。事情很快败露，土尔吉被寺院进行严刑拷打后开除寺院，并成为小“扎洛”（偷情的淫僧）而臭名远播。欧珠巴的手下多次追杀土尔吉，土尔吉幸得草原侠义英雄贡布所救，才成功逃离了故乡熊朵草原。
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或欲望尖锐的冲突或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藏传佛教对教门弟子有着严格的教规，要求他们清心寡欲，专一修行，彻底斩断世俗的欲念——尤其是情欲。所以，在熊朵草原上的人看来，土尔吉当了“扎洛”，是他的家庭的“耻辱”，也是部落的“耻辱”，更是寺院的“耻辱”。另一方面，随着身体的发育、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情欲在土尔吉身上如同野草般疯长，如同野马狂奔，任何强大的精神力量都难以约束。这正如小说在剖析土尔吉潜意识时所写的那样：“无论自己走到哪里，从骨头里冒出的对女人的欲望之火，要想凭借神的力量来阻隔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欲望是来自肉体的……”正因为如此，藏传佛教禁欲文化与人的世俗情欲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土尔吉这样的佛门弟子身上发生了，其结果，先是欲望冲决了教规，继是宗教禁欲文化对犯戒者实施变本加厉的文化围剿乃至取缔其生命本身。对土尔吉来说，除非逃离草原，否则便是死路一条。小说题名《命定》，也许指的恰恰就是欲望本是命中带来，注定与宗教文化发生矛盾，乃至带来人生的劫难。作品没有对这种草原文化冲突与悲剧加以简单的外在的描写，而是深入文化与人物心理的深处加以了深刻的辨析。比如，在土尔吉身上，佛教文化的观念与内在的情欲给他带来了严重的撕裂感，他既无法克服和抵御身体内部情欲的强大诱惑，又不能逃避宗教观念对自己的谴责——乃至多次想举刀斩断自己的男根。然而，欲望与佛教文化的矛盾愈是突出，欲望作为人性基本或根本内容的结果也愈是彰显。
在达真看来，佛教文化与人的欲望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它们虽然是人类生活的两极，彼此之间存在着对立与排斥，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统一体，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无疑是可以作为藏族文化符号的仓央嘉措。仓央嘉措既是宗教领袖、学问博大的高僧，又是人间的情圣。正如作品援引仓央嘉措的情诗所写的那样：“住在布达拉宫时，叫持名仓央嘉措；住在山下拉萨时，叫浪子当桑汪波。”即便是仓央嘉措，也不能消除人的情欲，甚至只能顺从人的情欲。而这正是人性的闪光——正如作品所写：“他的真实在众多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有学养的喇嘛和信众心灵深处，是一盏照亮人性的明灯。”古人说：“食色，性也。”情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明代思想家李贽则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对李贽来说，人性，要而言之，无非饮食男女，人类的伦理、文化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否则，便是空中楼阁。取消了食色欲望，便取消了人性，也阉割了人性，取消了文化本身——宗教文化的悖论也正在于此。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更是指出：“自我和伊底的关系或可比拟为骑马者与马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能力，骑者则操有规定目的地及指导运动以达到目的地的权力。”所谓伊底，亦即“本我”，是原始的情欲，也是“自我”与“超我”的基础。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离开了“本我”或“性”，人便意味着失去了动力与源泉。因此，从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文化不能驱逐、取消“性”或“情欲”而言，达真对人性进行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触及了藏传佛教的某些文化软肋，同时也有力地抨击了长期以来我国流行的病态的文化阉寺主义，也令人想到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反封建禁欲主义文学叙事——《命定——一部藏民族的现代史诗》的主题在相当程度上可谓对沈从文同类作品的一脉相承。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吴道毅，苗族，1965年3月生，湖北来凤县人。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在《光明日报》《武汉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等学术期刊发表文学论文、评论50余篇。出版专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等。
达真，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康巴》《命定》。其中,《康巴》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根据《康巴》改编的大型广播剧获第十二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并翻译成英文出版；《命定》获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 “2012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