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隐蔽的脸》中，康巴群体、康巴大地、康巴民俗、康巴故事、康巴历史等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康巴地理。本文拟采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把康巴地理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空间、人文空间，考察格绒追美、康巴地理、小说《隐蔽的脸》以及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剖析《隐蔽的脸》鲜明而又极具个性的创作特质。
一、从康巴大地走出来的藏族才子
广阔的草原、皑皑的雪山、四季的游牧、浓烈的宗教、神秘的习俗是藏族给世人最为普遍的文化印象。在悠久的历史变迁中，藏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高山草原文化，和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起构筑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化。广袤的草原不折不扣地成为藏民族繁衍生息的大地母亲。但是，生活在川西康巴大地上的藏族却因独特的地理条件，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世代放牧，却也以农业为生，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农耕文明。康巴大地拥有不少的高山深谷，河流在谷地中冲刷出了一块块肥沃的良田，这里海拔较低、气候温和、适宜耕种。因此，不少藏人拥有了和内地农业区一样定居的生活方式。康区又处于茶马古道重要的位置上，因而商业兴盛。客观地说，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商业文化使得康巴藏族具有了较先进的生产力和发展出了相当高度的文明。这里人杰地灵，素有“人域康地”的美称。在谷地农耕文明、高山草原文化和茶马古道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康巴藏文化是康区多元文化中的主体文化。除此以外，还有汉族、羌族、彝族等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在康巴大地相激相荡。游牧文化、农耕文明、商业文化、工业文明在这里交汇。康巴大地，实实在在是中华文化类型最集中的场域之一。丰富多彩的康巴风光、康巴文化对格绒追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完全可以说，在康巴地理中走出了作家格绒追美。没有康巴地理，就没有小说《隐蔽的脸》。
康巴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和内地的挤压带，这里的海拔落差非常大，地势高亢、河流众多，因此造就了诸种自然奇观：雪山、草原、瀑布、悬崖、急流、湖泊、海子、森林、石林、谷地、山坡等。这里也是动植物的天堂，雪豹、熊猫、麋鹿、金丝猴等珍禽异兽栖身在此。这里还拥有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天象奇观。因为海拔落差过大，一座山的山上山下、一座城的城头城尾、一条沟的沟前沟后同时期会出现不一样的气象景观。这样的奇山圣景对作家的艺术能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首先，康区独特的自然奇观很自然地刺激了格绒追美的艺术想象力。《隐蔽的脸》的想象丰富，富有浪漫主义特色。小说中写到活佛讲经时，往往空行、非人、各种护法和周围的神山都会幻变成人形来听经，人群中也有动物在听经。绒登说自己曾化身为一只鹰莅临河谷，曾在噶布骑一条龙飞行。类似的想象在《隐蔽的脸》中俯拾皆是。地处大山大河夹持中的康巴大地自然地理上属于横断山系大雪山脉的北端，地貌上有不少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比如享誉中外的八美石林造型奇特、绚烂多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些逼真的形象或许是神仙或精灵的幻化。因为康巴大山林立，山林茂密，山势陡峭，显得十分神秘，所以小说中写到活佛在山中食野果、饮山泉的生活片段顺利成章。当然，除了自然地理对作家想象力的贡献之外，浓郁的佛道文化也对格绒追美的奇思妙想产生了影响。贯穿小说始终的“藏地神子”的行踪就充满了神奇的经历。他飞过高山，通晓人事，嗅觉灵敏，洞察前世，预知未来，其实表达了格绒追美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热爱，也折射出格绒追美对佛教在新世纪意义的思考。
其次，康巴地理影响了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康巴大地因为地处三大板块挤压带，地质运动频发，奇异气象常见，因此促使了作家和群众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小说中有不少对自然变化的描写，而这些变化往往又被赋予某种神秘的暗示。甘孜州海拔落差非常大，贡嘎山和大渡河谷底水平间隔29公里，相对落差却达6400米，用“十里一景、五里一天”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这里的奇异天象比较多发，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小说《隐蔽的脸》始终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藏族同胞深受土著宗教苯教的影响，敬天畏地，仰慕自然。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定姆遭遇的麻风等劫难，就是因为个别人信仰松弛，杀戮成性，贪嗔痴恋的果报。康巴地处藏彝走廊，多元文化在这里相激相撞，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格绒追美又有着不同于宗教人文的科学理性。格绒追美非常痛心地在《隐蔽的脸》中批评了长辈为了雅格家族的财产不被分割，竟然安排有表亲血缘关系的普措和梅朵结婚的错误做法。表亲联姻不仅没有达到兴旺家族的目的，反而因为近亲结婚生不下健康的孩子。家长的错误让孩子尝尽苦头，让人唏嘘不已。
第三，康巴地理的农耕文明在格绒追美的小说中形成了村庄情结。胡希东在评论中曾引用了格绒追美对村庄理解的一段话，强调了格绒追美和无数作家一样，村庄是作家们独具魅力与文学生命的所在。利用文学地理学原理，可以阐释格绒追美的村庄情结。前面论述提过，康区藏族半农半牧，不少藏族世代定居在村庄。因为康巴大地有不少的高山深谷，水资源也很丰富，所以不同于其他藏区，康区藏人拥有比较丰富的农产品。因而，在小说中就会出现一个个到处长着核桃树，远处有牧场，每年又会收割不少粮食，日子有滋有味的藏地村庄。和西藏作家次仁罗布笔下藏民的居住比较，这些康巴村庄生活稳定，物产丰饶。次仁罗布的《传说在延续》《雨季》等小说中主人公的苦难更多来自自然灾害。青藏高原上人口稀少，居住又很分散，以游牧生活为主，所以次仁罗布的小说不会把重点放在村庄上。从自然条件方面看，康巴大地确实要比其他藏区优渥得多。
第四，康巴地理影响了作者的言说方式。格绒追美在谈到自己的语言风格时，曾说过：“数千年来，从祖先嘴里流淌出的是山泉、是珍珠般充满诗意的语言。这语言据说得到过神灵的加持，充满了弹性、灵动，如珠玉扑溅，似鲜花缤纷，常常让人心醉神迷。特别是说唱雄狮大王格萨尔的传奇故事时，那语言的魔性像一片云雾在你的整个身心之上，使你飘盈在神话的云烟中。”藏族作家因受佛教环境的长期熏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把很多一时难以解释的现象归结到神的帮助。这一点在艺术领域尤其突出。康巴大地是世界上少见的活形态史诗《格萨尔王》的故乡，说明康巴大地的口头叙事艺术达到了空间的高度。再者，佛教非常擅长辩论，长于哲理。俗话说得好，佛法无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格绒追美，难怪无论日常言行和写作语言，都让人觉得舌灿莲花、妙语连珠了。藏族作家严英秀就认为《隐蔽的脸》的语言首先是“华丽、空灵、铺排、雍容”。多姿多彩的康巴地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语言的词汇组织。比如，康巴是一个多山的世界，“山”的形象就贯穿在《隐蔽的脸》中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绕登回家的路是山路；庞措活佛要修寺院，大家就到山林中去拖拉木材；白玛活佛禅修时饮的是山泉；上山下山成为了康巴人生活的常态。再比如，康巴植被茂盛，小说中就离不开对树的叙述，核桃树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不少的故事发生在核桃树下。
二、康巴地理孕育出的小说《隐蔽的脸》
康巴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空间、地理空间是《隐蔽的脸》中人物形象、题材内容、小说风格、艺术手法等的营养土壤。有论者指出了格绒追美的故乡“定曲河谷、马鞍山、河谷村庄”等是他写作的真正根据地。的确，康巴大地上的土司制度、活佛传承、藏人家庭、村庄历史等构成了小说的各个情节，通过这些，小说观照了康巴藏人不同时期的心灵动态。
《隐蔽的脸》中的藏地村庄是康巴地理中的一个个小空间。空间是各种关系的集合：时间关系、位置关系、权力关系、伦理关系、价值关系等，也是语言建构、心理建构与文化建构的结果。西部作家比较钟情村庄，一个村庄往往由有一定联系的家庭组成。康巴大地上的村庄，由于独特的地理地貌，形成了具有浓郁康巴风格的村庄文化和家庭习俗。大自然的频繁变化、宗教氛围的热情浓烈，使得村民们生活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中，这种生活方式时而让村民的生活充满梦想，时而又被现实的残酷撕扯。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使得村民们淳朴善良，但封闭环境下，为了生存，又时刻充满血腥和争斗。在农业生产关系下，村民之间形成了既分散又相连的关系，古老的习俗既保护了村庄的延续又悄悄地伤害着无辜的村民。普措和梅朵的悲剧，就在传承着古老习俗的村庄发生了。习俗的强大，人性的孱弱，使得普措对家长包办婚姻的自觉抵抗意识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终于，他也被村庄强大的惯性吞噬了。新时期，村庄的惯性受到了现代文明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村庄出现了信仰松弛，语言改变，权力重组，文化变异等一系列问题。《隐蔽的脸》把村庄作为一个完整的空间来观照，统一思考信仰、生存、价值、伦理等的变化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显然比单个的考察更为客观，更为真实。
《隐蔽的脸》中塑造的家园空间是康巴空间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巴金的家园小说一样，《隐蔽的脸》中的家园空间在抚育家庭成员生活的同时，也对人们构成了严重束缚。小说从一开始，绕登就为了在定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而拼搏奔波。家园建立起来了，性爱、伦理、财产、子嗣、邻居同时也和家园一起建构起来。如同千万个其它藏人家园一样，绕登的家园是康巴地理的一个原子。它因袭了康巴大地上一切的既有习俗和灵魂安置。它参与抢劫、参与生产、参与争斗，它被利益控制，也被习俗裹挟。最后，雅格家族的长辈为了财产不被分割，竟然让有表亲关系的后辈联姻。这一举动符合家园的短期利益，但违背了家族生存发展的伦理文明。畸形孩子的出生宣告了罗嘎维持雅格家族兴旺计划的彻底破产。小说非常出色地描写了罗嘎在精神的理性与错乱间如何杀死畸形孙子的过程。的确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传统的家庭结构也逐步走到了自己的界限。
《隐蔽的脸》成功地塑造了一群活佛形象。活佛信仰在藏族同胞的生活中十分重要。小说中比较系统地描述了庞措活佛与定姆人的关系。定姆是康巴地理的一个缩影。历史悠久的庞措活佛是定姆本地的活佛，是定姆人的精神导师和信仰寄托。当定姆人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大到凶杀恶疾，小到婚丧嫁娶时，大家一般会去找活佛打卦、问神、求药、诉苦。定姆的原型康巴藏区地处青藏高原和内地的交汇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此交融碰撞，使得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作者，对藏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陷入了思考。在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外加大山急湍的阻隔，一个河谷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单元世界，在极其有限的资源下，受到良好教育的活佛往往具备多种技艺，从而身兼数职。他们既是人们的心灵导师，也是人们的公共医师，还是人们的良师益友，不少地方，活佛还承担着类似内地乡绅维护村庄秩序的社会功能。众多活佛为康巴藏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定姆人的故事必定离不开一众活佛的参与。《隐蔽的脸》中成功塑造了庞措、嘉纳等活佛形象。在《隐蔽的脸》中，活佛如同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甚至个别活佛不乏像普通人一样浑身都是缺点。小说尤其重点介绍了庞措活佛的来龙去脉，耗费不少笔墨对当代的白玛、绒登、更登三位庞措活佛进行了详尽描写。生活在同时期互不否定的三位活佛完全是三位不同性格的人，相互之间也颇多抵触。作者对一位活佛化身三人的现象进行了非常具有佛家智慧的思考，让读者颇多感悟。对活佛形象的大胆成功的塑造不仅普及了大众对活佛知识的正确认知，也对活佛角色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现状进行了理性又深远的思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人物画廊上有着重要的填补意义。
除了活佛形象外，《隐蔽的脸》还塑造了一众村民、当家女人、当家男人、各类土司、大小头人、一众喇嘛、麻风病人、各地商人、工作干部等众多文学形象。这么多的形象都在一个空间中活动，作者自始至终让《隐蔽的脸》的世界在康巴大地上。小说的情节看似比较零碎，之间关联貌似松散，但其实却被定姆河谷牢牢地拴在一起。
从写作手法上来考察康巴地理与《隐蔽的脸》，可以这么说，自魔幻现实主义理念引进到中国来，对魔幻现实主义运用得最成功的作家是西部作家，而在西部作家中又首推少数民族作家。很显然，在科学发达、理性盛行的沿海缺乏魔幻现实主义生存的民族文化土壤。康巴大地复杂多变的地理地貌和气象气候，孕育了神秘斑斓的藏文化，又滋润了以格绒追美为代表的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充满神性的康巴大地非常有利于格绒追美写作时熟练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充分领略其要传达的精神实质。其实，神性书写一直是拥有深厚民族文化基因的藏族作家的特性之一。综观扎西达娃、阿来、次仁罗布、扎西才让、阿郎等当代著名作家的创作，发现他们都非常擅长把藏民的现实生活通过神奇夸张的手法表达出来，格绒追美当然也不例外。依笔者所见，中国当代文坛中能把小说世界搞得真实和幻想以假乱真、亦真亦假的，藏族作家是最成功的一个创作群体了。
三、康巴地理给读者的心灵关照
文学地理学的视野还关注读者与作品、作家与读者的互动。《隐蔽的脸》作为藏地小说，肯定是汉语读者观看康巴地理的一扇窗户。格绒追美秉承真实、客观、深刻、热爱、理性等理念创作的《隐蔽的脸》所勾勒出的是一本五彩缤纷、相当厚重的康巴图册。《隐蔽的脸》给读者传达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康巴大地，又因为作者深受佛文化的影响，《隐蔽的脸》的主题又升华为一个充满宗教价值的主题，试图去慰藉读者忧虑的心灵。
在长期的历史中，人们对藏区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认识，比如天寒地冻、人口稀少、物资困乏、民风剽悍、崇尚武力等。由于交通的不便和历史的原因，也产生过不少的误解。新时期，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到来，城市精神逐渐萎靡，边远神秘的青藏高原又被想象为大家用来修复被城市文化虐伤心灵的宗教圣地。因此，综观采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小说，利用掌握汉语的便利，在小说中或轻或重普遍具有一种和汉语读者进行对话交流的创作倾向，以此向世人传播藏族的历史文化和诉说民族的心灵独白。这种创作动机其实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小说的叙事构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故事性。“民族文学创作体现出鲜明的对话特点。当代藏族双语身份的汉语作家，使用汉语再现20世纪西藏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不仅进一步印证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和共融，强化了中华文化所固有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就作家而言，文化间的边缘体验和个人经历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人类视角，这种视角有助于他们克服单一与偏执的普遍与相对的对立，站到对话思维的境界之上，并由此出发观照一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以当代著名作家次仁罗布为例，他的小说就有很强的对话意识，由于他的小说熟练的汉语表达和高超的艺术魅力，读过他的小说后，消除了很多对藏族同胞生活方式的理解误区，由衷地敬佩藏族同胞的生活勇气和发展智慧。同样，小说《隐蔽的脸》也向读者诉说了许多有关康区藏族生产生活的知识。这些知识以小说的形式传达，远比其他的文艺形式更能伸进汉语读者的内心深处。比如小说对近来在内地越来越受关注的活佛传承在康巴的发展演变以及活佛信仰在藏族群众中的位置做了极其详尽的关照；对康区藏族群众受到的各种苦难和生活的艰辛向读者进行了诉说；对外部力量对人们生活的硬性改变和伤害进行了理性批评。
《隐蔽的脸》反映的世界横跨了几个世纪，作为以康巴地理为基础文化土壤的小说，毋庸置疑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小说有把尘世万物皆看做幻象的倾向。《隐蔽的脸》中藏地神子的意义其实不仅是为了叙述自由的需要，而是有着暗示小说主题的妙用。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神子的形象与藏区文化的神秘、神性色彩相得益彰，使得小说叙述消弭了人为操作的生硬痕迹，既能够表现藏区文化的精神质地，又能够最大程度地表现藏区历史的本质性特征，还原具有原始色彩的历史情境和生活情境，呈现藏区历史、藏区生活最为本真的意味。”神子穿越时空的游历，更是把人世间的人事变迁看成了种种幻象。人们为利争斗，为权相害，好吃好玩，这一切，如同快进中的电影图像一般在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神子眼中划过。《隐蔽的脸》没有为写苦难而写苦难，没有为写忧虑而写忧虑，它实现了对民族历史和生存现实的超越，这就是他对民族历史文化和生存现状的佛性思考。有评论指出，当代藏族长篇小说所反映的世界是精神决定物质的不同于常态文学的幻与真之世界。这一点，笔者深表赞同。同样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红楼梦》的世界就是幻与真的世界。贾府的泼天富贵不过是跛足道人和赖头和尚用来点化贾宝玉和世人的一幅幅幻像，小说真正传达的是佛教的色空观念。这样的叙事设计不可谓不高妙，达到了西方小说难以涉猎的精神高度。《隐蔽的脸》设置了神子的游历，小说中发生的一切故事同样被剪辑成了一幅幅图片，播电影似的通过神子的眼睛让世人观看。故事启迪了神子的智思，最后让神子大彻大悟，领悟到了常人难以明白的佛家境界。说到底，这一种升华的境界是中国传统小说深受佛文化滋养的又一传统。神子在作品中，观尽人间悲事，尝尽人间无奈，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道出了很多充满佛家智慧的话句，这些智语才是《隐蔽的脸》隐藏在深处不言而喻的主旨和作家创作的深层意图。比如“我的梦连绵不断，我在前生后世的梦河里独来独往，像一条鱼一样，却始终无法游到彼岸。那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正是康巴地理文化的培养，使得格绒追美对民族生命有了独特的视阈观照和精神超越，不必仅仅停留在忧虑、担心、痛苦、宣泄的泥淖中无法自拔，这正是格绒追美的小说在精神层面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地处地理要冲的康巴大地，和北方的阿坝、甘南、天祝等藏区一样，是中国重要的民族文化走廊。正是如此深厚又鲜活的康巴文化成就了以格绒追美为代表的一群康巴作家。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也对内地作家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是，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少作品中一片颓废气、一片唏嘘声，格绒追美却勇于探索，在康巴地理的支撑下，采用佛家的智慧，化腐朽为神奇，超越了本民族遭遇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心魔，心中欢乐的泉水涌动（小说语），对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坚定的希望。这在“一个人心刚强难化的时代（小说语）”无疑是有重要的探索价值的。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王四四（1978—），甘肃陇西人，2001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2013年获兰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新闻中心副主任，现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民族文化教研室主任。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甘肃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在《民族文学研究》《宁夏大学学报》《西北民大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四川戏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有著作1部。主（参）研项目4项。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诗学和现代文化。
格绒追美，藏族，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甘孜州作协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隐蔽的脸》《青藏辞典》，中短篇小说集《失去时间的村庄》，散文、随笔集《神灵的花园》《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青藏时光》等。长篇小说《隐蔽的脸》由Aurora Publishing LLC翻译成英文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