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中国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已经成为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体现出女作家基于族裔立场的文化写作，同时又是她们不同于藏族男作家的性别写作。在用汉语书写的同时，藏族女作家们面对本民族母语写作的质疑；而在进入当代文学话语场域中时，她们又未能受到主流文坛应有的肯定。尽管如此，藏族女作家仍通过不懈努力，使汉语写作具备了族裔、宗教、性别等诸多美学特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反映了藏族女性生活的多姿面貌。对此，有必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困境；出路
当代中国藏族作家文学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感染力，雪域高原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这个族群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品格——既有对湖泊山川的歌颂，也有对神佛信仰的坚守，藏族作家们正在努力通过文学形式去展现这样一种族裔文化；另一方面，藏族文学从公元7世纪，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出现，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内在传承与发展，藏族文学并非依附于其它民族的文学，而是兼容并包了多种文化所创造的文学：印度的佛教文学伴随着大乘佛教的传入而影响了古代的藏族文学，十三世纪檀丁的《诗镜》更是开创了藏族文学批评的道路；唐代和亲政策下所带往西域的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学加强了藏族地区同中原王朝的联系；及今，西方文学带来的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形式又一次与藏族独特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备受瞩目的当代藏族作家文学。
作为藏族作家文学一个重要分支的藏族女作家文学，伴随着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到来而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藏族作家文学的书写传统在古代乃至近代藏族社会中一直掌握在僧侣和贵族集团手中，前者是高僧大德，极少有女性担当，后者是贵族传承子嗣的男性家长，所以藏族女性无论是在宗教活动中还是家庭生活中，并不曾拥有独立书写或者表达意愿的能力。古代藏族的作家文学（如《勋努达美》、《郑宛达娃》、《萨迦格言》等）都是由男性创作完成的，在历史悠久的古代藏族文学史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留下姓名的藏族女作家。这一状况直到当代才发生改变。正是社会形态的改变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藏族女性开始意识到表述的需要，最早开始从事汉语写作的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其代表作《山谷里的变化》讲述的是地质勘测队进驻山谷后带来的新变化，正是益希卓玛本人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建设工作，使她能够创作出忠实记录新时代的作品。
作家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与文学的重要载体——文字密不可分。早在吐蕃松赞干布时期，王朝就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等人出使天竺学习文字，并最终从梵文字母中创制了藏文字母，而早期的藏族文学也都是以这种文字为载体的。伴随着藏汉文化的交融以及新中国的成立，汉语与汉字逐渐在藏区得到普及。汉字作为一种通行文字，成为藏族人民日常表达采用较多的形式，这也必然体现在藏族作家文学之中。因而，今天我们进行当代中国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其实正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关于母语写作与非母语写作究竟谁更能代表族裔文化精神内核的价值判断。
困境之一：异质文化的差异
如果我们需要对前述困境做出价值判断，藏族作家阿来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演讲《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似可给出一个答案。阿来的《尘埃落定》摘得茅盾文学奖后，被翻拍成了一部25集的电视剧。一时间，人们对于阿来，对于藏族历史以及文化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土司、喇嘛、头人这些身份不同的藏族人通过阿来笔下的汉语文字传神地走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1]阿来认为，正是穿行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成就了他最初的文学敏感；也正是采取了这种游刃有余的姿态去穿行，才使得阿来在运用非母语写作时仍能坚守住族裔文化的立场。所以，在阿来看来，不证自明的是，族裔文化精神内核的体现固然与语言文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表示，本族裔的作家如果借用其他的语言文字就贬损了这种族裔文化，相反，一个出色的作家，应该能够活用形式，保持内核。
回到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上来。20世纪50年代藏族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藏族文学写作呈现出了母语与非母语写作并行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与藏族男作家们在两种语言形式创作上不相上下的较量，藏族女作家们似乎更多地倾向汉语写作的认同。从益希卓玛开始，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活跃于藏族文坛的益娜和德吉措姆，再到后来享誉国内文坛的梅卓、白玛娜珍、格央、唯色等，都是致力于汉语写作的藏族女性。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藏族女性在日常交流中虽能自如的运用母语，但是涉及以藏文字进行文学生产这一过程时，文字本身所体现出的历史悠久性以及为男性掌握的历史必然性，使得女性天然地与文字之间存在一定隔阂。加之各藏区和平解放以后地方上采取的双语政策，使得汉语成为了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当然，坚持用母语写作的藏族女性也占一定比例。从两年前久美多杰翻译的《藏族女诗人十五家》，到再早一些的他的翻译作品《冈底斯的项链》，可以看出，用母语写作的藏族女性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散文和小说，并在藏区刊物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无论是母语写作还是非母语写作，仔细提炼其中的关键词和主要意象不难发现，“族裔历史”、“山河家园”、“灵魂叩问”、“生命轮回”、“爱欲纠缠”成为藏族女作家们最常关注的话题；而在表明族裔立场、坚守族裔文化时，藏族女作家们更多的是反复强调自己雪域女儿的身份，用柔情的泪水反思族裔文化中的落后与不足，这也不同于藏族男作家们直陈或者利用隐喻、讽刺都修辞手法揭示族裔文化弊病的写作特征，体现出女性与族裔文化孕育相生的情怀。
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的当代藏族女性文学，无论创作主体选择的是藏语写作还是汉语写作，亦或其他语言形式的写作，都是基于族裔与性别之上的一种文学写作。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过多地争论哪种语言文字的写作更具族裔的代表性。从文本的“互文性”考虑，“抽象的原创性并不存在，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和别的文学文本或非文学文本发生关系。”[2] 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母语作家，其文本创作也绝不是单一的对于母族文化的承袭。所谓族裔性的体现应该是作家本人在写作时的立场，而绝非是语言文字那么简单。当然，母语文字所蕴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有利于作品表达的重要手段。
困境之二：边缘身份的尴尬
如果说关于当代藏族女作家母语与非母语写作认同的问题是发生在藏族群体内部的争论，那么从事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所面临的又一困境，则是如何将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放置到当代文学史的话语语境中，同“主流”女作家们的写作进行比较，打破传统意义上藏族女作家的“边缘性”地位。
何谓文化“边缘”？我们知道，文化由其自身影响力会形成一个辐射网络，构成了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圆。在这个圆的中间，我们往往称之为“中心”、“主流”；反之，越往外的位置，构成这个圆的外围即是“边缘”。对于当代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来说，之所以称其为“多重边缘性”：首先，相对于汉族文学占主流的当代文学史书写来说，藏族文学只是作为少数族裔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因而处于“边缘”；其次，当代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比之于汉族女作家的写作来说，从主题的选择到意象的提炼，都处在“边缘”地位；再次，藏族女作家用她们的非母语——汉语进行写作，这同藏族母语写作的女作家们相比，也处在一个看似尴尬的“边缘”地位。
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的“边缘”地位也影响到从事研究的困境所在。先来看主流文学史。以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朱栋霖、丁帆、朱晓进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下）这三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为例，它们均不曾涉及当代中国的少数族裔作家文学，更没有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再来看藏族文学史。1985年由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著的《藏族文学史》问世，开创了藏族文学史书写的先河。该书系统书写了藏族文学千年来的发展脉络，侧重于对解放前藏族各种文学样式的研究，但是同样并未涉及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这一状况直到1994年耿予方的《藏族当代文学》的出现，才得以改变，虽然这本不算太厚的文学史的书写中只是提到了益希卓玛一位女作家。问题在于，事实上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并非空白，而只是在各种文学史的书写中被选择性地放弃了。这就需要我们到文学史之外去寻找藏族女作家们的创作成果，通过对她们作品全方位的了解和掌握，客观认识这样一个创作群体的存在。
如果要求一本百万字的当代文学史中一定要有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的一席之地难度太大，那么，浮出历史地表不久的中国女性文学又是怎样看待藏族女性的写作的呢？任一鸣主编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专章选取梅卓为代表，对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进行了研究；田泥的《走出塔的女人——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分裂意识》，黄晓娟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等著作中专门开辟章节讨论了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的优秀成果。而且，她们开始注意到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从她们的文本出发，提炼出她们写作的艺术特色。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有了一席之地，不过更多的是一种“独特性”的体现。
至于藏族女作家们的汉语写作在族群内部认可中遭遇的尴尬“边缘”地位，正是在破解前述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困境时需要解决的。其实，所谓“多重边缘性”，更多的是出自评论家的预设。或许，对于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的研究来说，需要客观认识并慎重对待其“边缘性”， 基于文本对族裔文化的传承，建立起藏民族文学的整体性，而不是一味追求“去边缘化”。
困境之三：研究资料的不足
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之所以存在很大难度，有研究者指出“资料的匮乏是最为严重，也是制约当代藏族女性文学进展、提升的核心问题。”[3] 这里的资料匮乏，笔者认为当从两个方面去考量：其一，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文本的搜集存在很大难度。仔细考量这些从事汉语写作的藏族女性，除梅卓、白玛娜珍等极少数专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其他如尼玛潘多、拥塔拉姆、严英秀等大多数女性都是兼职写作，这就使得她们的作品较难被集中整理归纳。同时，作品发行量和出版规模也受到一定影响，这使得研究者对于文本的获取存在一定难度；其二，除了作品本身，研究资料也比较匮乏，这主要体现在现有的研究集中在几位出道较早、作品影响较大的藏族女作家身上，而对于继起的、作品相对分散的女作家研究不够。
首先，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系统介绍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成果的作品选，仅在一些作品集中可以看到藏族女性汉语写作的被收录。如1991年甘肃民族出版社的《中国当代藏族作家优秀作品集》，其中收录了益希卓玛的三部短篇小说和益娜的两篇散文，199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由旺秀才丹、才旺瑙乳等主编的《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2005年诗歌与人杂志社主办的黄礼孩、江涛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收录了部分藏族女诗人的诗歌作品，再就是2013年底刚刚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藏族卷（上、下）》，分门别类的收录了二十多位藏族女作家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但由于篇幅所限，多为单篇收录。相比藏族女作家们汉语写作成果展示的滞后，藏族女作家用藏语创作的作品，2005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当代藏族女作家诗歌精选》（藏文），另外201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野牦牛文学丛书（第一辑），收录了由久美多杰翻译的一本《藏族女诗人十五家》，该书由111首藏文翻译成汉文的诗作组成。此外，在台湾，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大为编选的《当代西藏汉语文学精选1983—2013》，由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大陆地区目前尚无此书版本。但是从书名可知，这套作品选也并非专门编选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成果。
其次，从女作家个人成果来看，除梅卓、白玛娜珍、格央、拥塔拉姆、桑丹、亮炯•朗萨等少数几位女作家有较多作品公开发行，其他女作家少有作品结集出版，她们的作品散见在各种刊物中。相对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西藏文学》、《飞天》、《名作欣赏》、《诗选刊》、《诗歌月刊》、《西藏民俗》这些便于检索查阅的刊物而言，藏族女作家们因地域所限，发表在各自治区、州、县等地方刊物上的作品搜集整理难度较大，这也给研究工作开展带来了不便。
此外，作品评论也存在不足。正如前边曾提到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个别名气较大，或作品入围国内相关奖项的藏族女作家身上，且多集中于小说创作领域。而实际上我们知道，藏族的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不乏对民歌与口传文学精华的继承，当代藏族女性也在积极不断地创作优秀的诗歌作品，但是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借用西方的理论成果，习惯性地给藏族文学贴标签的倾向，最典型的如“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不可否认，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中确实集合了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他们也的确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一旦深入到藏族生活的实际中，对藏族历史、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以后就会知道，这种魔幻特色其实正是藏文化作为异质文化独特性的体现，是藏族作家们自己创作出的情感体验。从文本出发，综合地域、族裔、宗教以及性别的文化角度来探讨藏族女作家的汉语写作状况，是当前研究中所缺乏的，大多数研究者还停留在对作品写作手法、特色分析或对于藏族族裔特征的挖掘上。
作品和评论文章的相对匮乏，影响到进行研究时基础性问题和概念的理解的明晰和确切。例如，有关当代藏族女作家创作之“第一”，存在很多争议。多数评论家认定199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丛书”中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西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但是也有评论家指出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早在1981年就出版了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清晨》。笔者也认为，益希卓玛的作品是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尽管作品中女性意识尚未凸显。而央珍的作品只能被界定为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的具有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造成类似理解含混状态的原因，与研究者对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缺乏整体认识和把握，只是片面停留在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上这一倾向有关。
除了资料的匮乏，认同感的缺失也使得研究难度加大。就藏族女作家们的汉语写作而言，研究者很少看到她们之间的交流，即便鲜有交流，也都是一种单向的情感流露。如白玛玉珍在《打开母亲的故事》中对身兼民俗学家和作家之职的母亲塔热•次仁玉珍的怀念，或者如吉普•次旦央珍在《笑忘拉萨》一书中表达出的对著名女作家白玛娜珍的崇拜等。更多的藏族女作家在从事汉语写作之外，对同样从事这一文学创作活动的女同胞们并不熟悉。认同感的缺失，导致女性的文学活动被局限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内。
同样，不甚了解也导致了研究者在界定女作家身份时出现尴尬。在对于研究对象族裔身份认定时，对方究竟是不是藏族女性，往往众说纷纭。例如，有文章把四川籍的藏漂女作家张羽芊（多吉卓嘎）认定为“女作家生为藏族人”，她的《藏婚》系列作品颇具影响力，类似的还有把丹增曲珍这一土生土长的白族女儿划到了藏族女作家的群体中，尽管她的《狼毒》、《格桑花》确实反映了香格里拉藏区生活的情状。这样没有经过仔细调查的分类，给阅读和研究带来了不便。
一个少数民族优秀的作家，除了对族裔文化、历史、心理以及自身性别特征的认同之外，对于本民族其他作家创作的认同，也是推动族裔文学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如果藏族女作家们自己都不了解她们的汉语写作取得了哪些成果，有哪些作家正在为之努力，又如何能希冀于其他民族的研究者来关注她们的文学进程呢？
出路与努力
当代中国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进展到今天，虽然还存在着上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推动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选择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写作，无论是藏族女作家们策略性的决定，还是被动之举，在经历了近60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女性汉语写作体系。
梳理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这条脉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经历了至少三代人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了近50位成果显著的藏族女性 。从受到毛主席重视的益希卓玛的《山谷里的变化》到获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梅卓的《太阳部落》，从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的尼玛潘多的《紫青稞》，无不彰显了藏族女作家们汉语写作的实力。她们用自己的努力将藏族女性眼中的这个民族展现给世人，也使人们知道藏族女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没有固守于家庭所赋予的使命。她们一面从事着各行业的工作，一面执着地进行着她们所热爱的写作。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甚至在剧本写作、报告文学等领域，藏族女作家们都可以拿出她们优秀的汉语成果。正如白玛娜珍所说：“从老一辈已故女作家塔热•次仁玉珍到当代女作家马丽华、央珍、尼玛潘多、白拉、次央、白玛玉珍、格央、西绕拉姆、文心、亚伊、冯良、《向往拉萨》的作者次旦央吉、活跃在《西藏文学》的女作家德吉卓嘎、德乾旺姆、格桑玉珍、其美才宗、次吉拉姆、洛桑普珍、琼吉，以及文学评论家次央教授、普布仓觉教授等，她们的文学作品和对文学的挚爱，使藏族妇女在文学领域空前活跃，在藏族文学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瑰丽篇章。”[4]
如果说女作家已经给出了她们的努力，那么研究者也应该积极寻找解决困境的出路：第一，理论的探索。任何一部作品的分析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在当今言必西方的时候，其他的诗学理论似乎都成为了西方诗学的注脚。然而，应当知道，藏族古典文学从引入印度檀丁的《诗镜》后就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庄严论”的诗学思想，在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中就可以读到《诗镜》诗学理论所阐述的观点，同样，藏族诗学中著名的“年阿体”写作也正是得益于《诗镜》。今天我们看到藏族女作家的诗文写作运用汉语表述技巧，注重辞藻，讲究修辞，有一定的格律性特征，也都与这一诗学理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从女作家们汉语写作的主题、意象层面考察，苦、集、灭、道佛教“四谛”的现代话语表述也正暗合了《诗镜》中的欲、利、法、解脱的“四大事”，即“欲、财、法、解脱‘四大事’与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谛’两相呼应，表明藏文《诗镜》在诗歌的题材、主题思想内容方面受佛教人生哲理即‘四谛’的规范、引导，反过来又通过题材、主题思想即‘四大事’来演绎佛教主导的人生哲理，演绎比世俗真理更崇高、更神圣的普度众生脱离苦海的‘真谛’、‘圣谛’。”[5] 所以，在进行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时，我们需要深入到藏民族文化中去了解该民族的文学理论资源。第二，学科建设。以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为依托，结合“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的发展，同时，建立在“藏学”这一拥有全球影响力的显学基础之上，开展相关的研究。目前，在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等民族类院校，已经形成了藏族文学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学科，也涌现出了如佟锦华、马丽华、德吉草、丹珍草、朱霞、徐琴、胡沛萍等一批从事藏族女性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第三，研究单位的支持。甘南诗群、康巴作家群等作家群体的出现，“西藏文学丛书”（中国藏学出版社），“藏羚羊丛书”和“喜马拉雅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玛尼石藏地文丛”（四川文艺出版社），“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云南科技出版社），“聆听西藏丛书”（小说、散文、诗歌）（云南人民出版社）等系列丛书的相继出现，反映出从文联、作协等机构到出版媒体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藏族女作家们也在源源不断贡献着她们的才华。
总之，通过对当代中国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的研究，全面关注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发掘藏文化对于藏族女性创作的影响，解读藏族女作家汉语文本所呈现出的美学特征，探讨时代发展、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藏族女性在族裔认同与性别认同的复杂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藏族女性特有的性别意识，有关方面研究的推进是可以期待的。
参考文献：
[1]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N].中国文化报,2001-5-10(003).
[2]张晓红.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4.
[3]胡沛萍.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概述[J].西藏研究, 2013(3).
[4]白玛娜珍.让梦想飞翔[N].西藏日报,2010-3-9.
[5]徐其超.论藏文《诗镜》生命美学意蕴[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2).
注释：
1、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本文所涉及到的母语写作成果都是借助翻译作品了解到的。藏族女作家母语写作的实际成果应该远在翻译作品之上。
2、根据笔者所做的归纳整理初步得出的数据，还不包括一些在地方性刊物上从事业余写作的藏族女性。
项目来源：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项目名称：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研究，项目编号：TJZWQN17-002
原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徐寅，1986年生，汉族，安徽安庆人，文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女性文学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性别研究、当代藏族文学。现供职于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先后在《青海社会科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藏文学》等刊物发表文章十余篇，现承担天津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一项、天津市教委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