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往往有意识地坚守和放大自己的民族立场，把相对边缘的民族立场和女性立场带到更广阔的文化场域之中。她们与男性作家共同承担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传达与展现，向外界传递着自己独特的声音。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中心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他者之镜，如何选择和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谋求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这促使藏族作家的文化诉求有了更紧迫更深远的追求。

一、边缘的意义

        “对女性的历史剥夺首先是话语权的剥夺。在文学中，最先表现女性的是男性作家，女性被讲述、被阐释的被动命运是历史的，是男性中心社会主导文学中的女性的意义。在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中，女性的形象是虚幻的、美化的或扭曲的，是一种被动的、缺乏主体意识的客体。” ¹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出现是当代藏族文学和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现象，它打破了藏族历史上女性被忽视，被叙述、被言说和被塑造的失语状态，藏族女性以艺术创作主体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抒写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参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当代建构，从而拥有了历史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处于边缘位置的藏族女性作家的创作以其鲜明的族别意识与坚挺的女性意识和毫不媚俗的姿态显现出了与主流女性文学创作的不同特色。她们的汉语书写通过对女性个体命运和民族历史的关注，不仅展示了不逊于藏族男性作家的叙事能力，而且建构起了她们作为藏族女性这个边缘的边缘群体书写主体的权威性与独特性。她们以富有女性意识和民族特色的创作，将女性个体的命运与民族历史的发展紧密相扣，既呈现了女性世俗化的生活，也将女性的发展纳入民族发展的进程。

        考察当代藏族文学的创作状况，可以看到，男性作家的创作往往更多的是对个体生存状况的哲理性思考（如色波的创作），对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探寻与反思（如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创作），对宗教救赎与普世价值的思考（如次仁罗布的创作），而女性作家更多的是从个体生命感悟和女性情感出发，呈现女性的现实生存状况和历史境遇，将女性对民族和历史的思考融入女性的现实人生，从女性的角度去建构民族历史。她们的写作不仅意味着对长期被男性中心文化所遮蔽、规范的藏族女性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历史和现实及既定秩序以女性的眼光被重新阐释和创造的可能。她们天然地关注女性人生，在民族叙事和女性叙事之间，寻找和建构民族文化的家园，展现着女性独特的情感和精神诉求。

        女性作家在双重边缘化的现实处境中，以女性的视角关注到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女性的生存和情感体验作为她们创作的主要内容，以具有女性独特魅力的主动性书写建构和完善了女性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双重努力。她们的叙述话语直接聚焦于女性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困境，以女性的眼光来审视个体人生，把对藏族女性的书写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从而有别于男性占主导的叙述视角。在关于民族历史的处理方面，与藏族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出发审视民族历史的变迁，从而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在涉及民族命运和历史变迁时，她们往往通过选取对两性情感和个体命运的描述作为切入点，叙事文本因女性敏感细腻的表达而洋溢出女性叙事的独特魅力。她们的写作一方面为我们呈现了女性世俗化生活中的情感遭遇和不同时期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另一方面，她们的写作积极介入民族历史的挖掘与重构，将女性纳入民族历史的建构，展现女性在民族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女性作家在面对重大题材，处理民族历史进程的题材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拓展，同时，她们又有意识地将女性个人化叙事引向公共话语空间。“分析藏族女作家的个人化叙事会发现，她们的叙事除了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外，同时具有将这种个人化叙事向公共空间引导的倾向。”² 格央在其散文中，将历史和现实中女性沉重和备受压抑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既有深切的同情，又有对女性所处境遇的不平之鸣。央珍《无性别的神》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生活历程来呈现西藏近现代的历史变迁和风云面貌，与男性隐喻化、象征化的历史书写形成对比和补充。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有着对高原当代知识女性生存困境的探查，在两性的对抗中显现出女性倔强的生命力，同时，将女性的困境与社会和民族精神的困境相交织，显现出作家深沉的思考。梅卓的《太阳石》和《月亮营地》描写部落内部及部落与汉族政权之间的权力斗争，有意识地向外界展示民族的生存困境，并将女性的爱欲情仇与民族生死存亡搁置在一起。尼玛潘多的《紫青稞》以女性的命运转折来呈现了藏族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女性作家不仅关注女性个体生存状况，而且将对女性的思考和民族的发展相联系，将自我的写作融入民族历史的建构。

        对藏族女性作家而言，她们的女性意识往往与民族意识纠缠在一起，在对女性个体体验和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把个人的思考与民族的现实相联系，从女性叙事中去彰显民族历史和现状。与一些内地女性作家的创作相比较，藏族女作家的创作较少“小女人”或“私人化”、“隐私化”、“身体化”的写作，也不会哗众取宠，仅仅去关注身体、性以及一己的哀愁与幽怨，她们的写作更多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即使是抒写女性个体的苦闷和哀伤，也与整个民族行进的步伐紧密相连。她们将女性的生存、命运与民族历史的进程紧密相连，将女性置于民族发展的前台，显现了女性建构自我与民族历史的强劲势头。同时，她们对女性的书写不是基于男性欲望的展现，也不是基于庸俗的商业利益，而是聚焦于女性的命运与藏民族的发展，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

二、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视

        民族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藏族作家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虽然大多数作家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中采用汉语进行创作，但她们却不约而同地在创作中表现了对藏民族文化身份的皈依与认同。如亮炯.朗萨在《布隆德誓言》的序中这样写道：

        高原养育的藏族先辈们，创造出了浩瀚的民族文化，像珠宝一样闪着光芒，像绚烂的花海一样耀眼夺目。康巴藏族喜欢把自己心爱的东西用珠宝、丝穗装饰，在这书的每个章节前，我采撷了几片闪光的“花瓣”来点缀我的这个故事，它们与本作品章节无关连，只希望读了这书的读者同时也能更多地知道一些关于藏族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历史文化等书籍，也希望它们能给我的书添几道亮丽色彩……” ³

        梅卓在她的游历性的散文中，将藏民族物质、精神性的东西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显现着深沉的依恋之情：

        “我出生并生长在草原。群山之中，最美的莫过于万里长云蓝天，青翠苍茫草原，红墙金顶的寺院群落，曲尽通幽的静修之地，这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平和，时时刻刻警示并安慰着我，这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土地。” ⁴

        探究藏族作家文本中所凸显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身份认同，这一方面源于深藏于骨系中的对本族的热爱和守卫的天然之情，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多元文化氛围下作家彰显独特身份和民族性的一种积极回应。作家以炽热挚诚的民族归属感关注着民族的现实和未来，以捍卫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姿态，自觉地调用民族资源进行写作，彰显民族内涵，民族身份意识得以清晰地呈现。

        独特的民族内涵和文化底蕴是某一民族文化能否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作家凸显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表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交通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同民族或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已经不可能存在某种单一而封闭的纯粹的民族文化经验。面对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和文化多元交流，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依靠本民族内部的文化积累传承，而且包括跨民族间的多元文化的吸收和融汇。写作不仅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而且是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如何坚守和张扬民族性，把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优秀成分张扬出来，并将之传承下去，在与世界文化的对接交流中展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气质。这就要求作家对民族文化有自省精神，要对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行辨析和审视。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的发展不能故步自封，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是如此，在交流和学习中提高，在区别中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在交流中，一方面要警惕迎合主流文化猎奇口味的展演式的民族性展现，避免受主流文化期待视野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偏狭静止的民族守旧立场，对凡是民族的都不加理性批判和区分地一律赞美。在强大的现代性的时代洪流面前，需要警惕的是对现代化的简单的排斥和抵制的态度，因为那样只能使自己的族群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前缺乏竞争力，只能走向更加封闭和边缘的处境。因此，秉持本民族文化的保守立场而一味地抗拒外来文明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永恒不变的固定的文化，从而走出对民族性一厢情愿的歌颂和展现。对民族文化的理性反思，一方面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一面的肯定和发扬，但更应该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因袭中的负面因子进行理性的清算，以求廓清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前进的阻碍性所在，从而有效地延续和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开放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成果是一个民族持续发展的根基，真正强大的文化是开放性的文化，是既能坚守本民族文化特征，又能积极吸纳异质文化，并经受得起异质文化考验的民族文化。

        此外，在当前的藏族文学创作方面，特别是在面临宗教问题时，虽然作家体察到宗教在慰藉灵性和解决生死问题方面的精神性力量，但一些作家的创作尚缺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宗教的现代化的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在八十年代中期前，藏族作家以汉族文化来观照藏族文化，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弊端，在藏族作家的作品中，对宗教大多持批判的否定态度。如发表于1980年的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写奶奶一辈子特别虔信宗教，但命运却十分悲惨，儿子被领主打死，儿媳被藏兵枪击，自己支差摔伤病死，一辈子坎坷多难；孙子则是一个社会道路的探索者，他认为宗教迷信麻痹着人们的思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从奶奶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中，孙子认为幸福生活不在漫漫转经路上，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通过两种不同人生经历的对比，作者认为宗教思想不过是一种迷信，是与现代化进程相对立的落后思想。这样一种对待民族宗教文化的观点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很具代表性，由此反射出藏族作家在这一时期，对待宗教的相对粗暴和简单片面化的倾向，但作家的创作已经涉及到了被藏民族信奉了千百年的藏传佛教如何进行理性观照的问题。在九十年代，央珍的小说《无性别的神》中，通过央吉卓玛在寺院的经历，对宗教世界里的不平进行了揭露，作者对宗教的态度既有感性的热爱，又有理性的思辨和反省，这在藏族文学领域里是十分珍贵的一笔。然而在近些年的藏族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的一个倾向是，出于为了捍卫本民族文化、彰显民族身份的需要，或者为了迎合主流文化审美需要而对宗教内容和精神的无理性的宣扬，这是需要警惕的。对任何一种既有的文化传统，正确的态度是理性的批判和继承。作家过分宣扬和沉湎于宗教的外在方式，从而放弃了以文学方式介入民族发展的努力，也放弃了积极参与民族现代转型和精神重构的责任。因此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显现出民族立场和现代性的追求相断裂的弊端。藏族学者丹珠昂奔认为：“过分地对宗教的崇拜，抹煞了人自身和轻贱了人自身，若不彻底摆脱这种精神桎梏，我们就很难像众多的先进民族那样思考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本质的飞跃……思想的转变是根本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一往情深地呼唤马克思主义，呼唤科学，呼唤现代意识，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终不能实现。”⁵ 如何正确地处理宗教与世俗、宗教与精神、宗教与现代性的转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为了捍卫民族文化而表现宗教，或者是为了博得主流欣赏者的眼球而对宗教进行表面化的书写，这就要求写作者能够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以富有精神质地的创作展现独特的声音。

        “全球化现代化的战车隆隆驶过，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域能幸免于难，在这样的境遇中，毫无警惕和批判精神地迎合外来潮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缺少热爱的情感和保护的立场，自然是错误的。但固守自己的民族文化，拒绝学习、融合、发展，想以一种纯粹的民族性对抗人类文明的总体进程，这更是肤浅的，盲目的，从根本上说也是虚妄的……” ⁶作为藏族作家的严英秀对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同样的忧思，她的思考无疑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敲响了警钟。

三、坚守与超越

        身份的认同和归属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维持稳定和安全的潜在需求，没有身份的认同，作家及其创作将会处于无根的焦灼状态，“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文化认同，个体就会流散，一个民族就会失去作为共同体的精神基础或者精神纽带。” ⁷因此，保持对本民族身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坚持十分重要，这是民族文学存在的根基。

        当前的全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多元趋同的过程，这可能会给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冲击在文化意义上使得民族整体或个体在多元混杂的处境中陷入文化认同上的焦虑和危机。因此，在趋同的经济大力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出于维护和发展的焦虑又使得民族身份认同走向深化，藏族作家的身份意识实质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和加强的过程，这可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藏族作家作品与八十年代后作品的比较得出结论。一方面削平差异的全球化进程使得物质生活趋同，由此带来人们的行为观念和日常生活的趋同，但另一方面，出于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作家往往在精神领域里潜在地对这种趋同产生排斥和拒绝，因此文化认同危机加深。

        在这样的境遇中，藏族文学（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尴尬而严峻的处境，一方面要保持独特的文化诉求，就必须有独特的书写空间和文化内涵，展现独特的民族声音，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民族文学不仅对主流文学，而且对世界总体文化趋同倾向成为必然。如何选择，如何坚守本民族文化立场和谋求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空间，这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在作家的创作之中。藏族作家想要急切地彰显民族风貌，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并以此来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由此又带来两种可能，一种倾向是对本民族的一切都报以肯定和赞美，不容质疑的态度，而不是批判地看待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另一种倾向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当前的多元文化风貌，对之采用兼容并包、批判吸收和继承的姿态。

        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关纪新指出：“每一位作家都有其先天生就的民族位置,又有其后天经过能动选择而再度打造的族别写作身份。当多民族文化剧烈碰撞、相互折冲的社会氛围降临的时候，有人选择了族别写作的姿态,也有人选择了跨族别写作的姿态，还有人选择了超族别写作的姿态，想来均为形势使然,也分别从各自的角度给这个越来越显现出文化大交流征候的时代,做出相应的注解和呼应。” ⁸作家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将其写作推向了对“人”的思考，这种跨文化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藏族作家提供开放的心态、广阔的胸怀，从而规避狭隘、偏激和保守的文化态度。对于民族作家来说，在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超越本民族文化传统也是文学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更臻完整。” ⁹一个民族文学要获得发展，就不应该把民族性视为固化的概念，民族性也是在时代浪潮中流动变化的，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审美思潮，更新文学观念，创新语言、形式和技巧。在坚持民族性的基础上对民族性加以超越才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出路。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化身份与民族经验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互动关系，民族文化认同过程应该包含着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不断反思与批判因素。失去这种反思与批判也就失去了有批判价值的认同。同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必然又与同他者文化的依赖紧密相连，在竭力彰显本民族文化身份，摆脱他者文化的束缚的同时又有对他者文化的积极依赖。而且只有在交流和对话中，文化认同才会有价值。“主体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与他人的同一而形成的” 。¹⁰费孝通在谈到文化交流时曾提出了 “和而不同”的观点，“从总体上说，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各个文明得以‘不朽’的最可靠的保证。一种文明、文化，只有融入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世界文明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之路。” ¹¹他提倡在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应该彼此尊重，求同存异，要客观理性地对待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既不能以虚无主义态度看待本土文化，完全无视本土文化的优厚资源和丰富内蕴，又不能持唯本民族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对民族的优缺点都加以一味的赞美和歌颂。这显然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启示。

        在当今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 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等领域面临着各种挑战, 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面对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遇，面对反思民族传统文化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艰巨使命，它一方面必然受到多元文化语境下主体性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还要适应国际性的跨民族文化的挑战, 如何在这样的适应中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如何获取文学创作的新观念和技巧，突破自身的边缘状态，达成与世界先进文学共同繁荣的局面，这是藏族文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前语境下，藏族文学创作和发展不仅需要作家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现代化的清晰思辨, 更需要大胆地揭示历史绵亘中民族的创伤和痼疾、剖析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羁绊, 从而树立对民族文化批判自省的哲学与美学观照, 实现当代藏族文学的崭新飞跃。毋庸置疑，作家应该具有精英意识，他们需要直面时代，直面民族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在对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民族的整体思考中，去揭示普遍的人性和进行哲理的思考。这就要求作家从狭小的自我的天地中走出，去接通更广大的物质视野和灵魂视野，展示广阔的人生和高远的想象。此外，对艺术手法的无尽探索是文学永葆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但当代文学在叙事和虚构、语言和形式探索上的可能性并未穷尽，这是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也是藏族作家在创作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原刊于《西藏研究》2016年2期

参考文献：

1、黄晓娟.从边缘到中心——论中国女性小说中的性别叙事.江汉论坛.2004,12。

2、吕岩.藏族女性作家书写主体的构建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2012, 3。

3、亮炯.朗萨，布隆德誓言.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序。

4、梅卓.走马安多.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7页。

5、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第11页。

6、严英秀，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7、张永刚.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学表达.文艺理论研究.2011 . 5。

8、关纪新.20 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第6 页。

9、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10、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90页。

11、费孝通著.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第 3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