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藏族女性文学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步之后，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萌芽期、拓展期、活跃期三个阶段。萌芽期的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由于参与写作的作家人数少作品单薄而没有显示出应有的特色。拓展期的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在题材、主题、民族文化内涵、地域特色方面都有所扩充，为第三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活跃期的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完全突破了前两个阶段的种种局限，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展示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 萌芽期 拓展期 活跃期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藏族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主题内涵和艺术风貌由此发生了一些更本性的转变。在继承藏族传统文学固有的艺术精神和表现形式的同时，当代藏族文学也及时地模仿、学习，借鉴、吸收了来自其它地区，包括西方和中国内地的文化、文学经验和艺术资源，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古代藏族文学创作传统有着鲜明区别的新的艺术风貌。一些崭新的艺术因素和文学成分相继汇入了当代藏族文学之中。在这些新的艺术因素和文学成分中，最让人感到喜悦和兴奋，也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莫过于像格桑花一样突破厚重的高原地表，露出自己鲜亮娇嫩面容，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的藏族女性文学。
虽然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历史性地浮出了地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意味着它一开始就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在整个当代藏族文学这一地域范畴内，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男性文学相比是相对滞后的。当然，这种劣势并不能掩盖当代藏族女性文学自身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也不能遮蔽当代藏族女性文学自身探索、发展的光辉历程。为了全面廓清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揭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有必要从历史的源头处探究、追溯，以此来发掘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女性文学资源，梳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发展变化的大致轨迹，呈现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精神风貌。
一
从历时的角度看，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萌芽期，第二个阶段为拓展期，第三个阶段为活跃期。
第一阶段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此时段的藏族女性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其特点是，社会发展已经在制度和政策上为藏族女性提供了自由发展——包括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尽管限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藏族女性不可能普遍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但至少有一部分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可以进入社会，在不同的生产活动领域寻找、把握自我发展的机会，释放蕴藏在她们身上的无限能量。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正由于此，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一些女性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和兴趣爱好慢慢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从而揭开了藏族女性参与历史书写的历史性篇章。当然，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这一阶段出现的代表性女性作家并不多，就目前所收集的资料来看，最值得提及的是益希卓玛，她可以说是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开路人、先驱者。
益西卓玛能够成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开路之人，与她接受完整的文化教育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小学到大学，益西卓玛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各个层次的文化教育，这为她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也培养了一定的写作能力，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断文识字的语言能力对于作家文学创作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益西卓玛的文化知识教育为其日后的创作创造了必要条件，那么她丰富的革命经历和生活积累则为她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丰厚素材；与此同时，她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与事业，比如文联工作、杂志、报刊编辑工作等，则为她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机遇中，益西卓玛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拓荒性作用。她的断断续续的文学创作，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别样的天空，而她在女性文学世界里孤寂开垦的孑然身影，日后也显得越发耀眼。
这一时期，以益西卓玛为代表的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在创作上呈现出的总体特征与时代精神风貌是完全吻合的。在主题上以反映民族解放和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生产劳动为主导；在表现手法上，以现实主义艺术旨趣为其主要审美指向。益希卓玛在此一时期创作了一些报告文学、电影剧本和小说，其中儿童小说《小华旦》颇具代表性，是其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清晨》的雏形。《小华旦》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甘南藏区草原上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小说通过小华旦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揭示了残忍的农奴主阶级剥削压迫草原牧民的黑暗现实，表达了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渴望翻身做主、追求幸福生活的热切企盼。这部短篇小说虽然称不上优秀，但作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作品的开山之作，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正如前面所说，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一时期参与写作的女性作家并不多见，益希卓玛这样的作家几乎就是凤毛麟角。因此，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藏族女性作家在数量上还难以构成一个群体，女性创作还没有呈现出职业化特征，即使像益希卓玛这样坚持创作的女性作家，从事创作也仅仅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由于此，此时的藏族女性文学还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链条式发展态势。
二
第二阶段拓展期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左右。这一阶段的藏族女性文学创作在主题表现和艺术风格上与第一阶段大体一致，但又有所拓展和微变。具体而言是：一、题材选择和主题表达与社会现实粘贴的很紧密，作品的社会学色彩非常明显；二、作品大多反映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具有浪漫主义乐观情调。以上两类作品几乎占据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作品的大半江山。小说主要有《骏马飞奔》、《漫漫转经路》、《春涌军民渠》、《美与丑》等；散文主要有《旗帜》、《海思》、《草原在呼唤》、《青龙和它的子孙》、《绿色的乡思》、《我的心在雪乡》等；诗歌有《唱支赞美的歌吧》、《我为长征铺金砖》、《林芝春景》、《唱给老战士的歌》、《香浪节》等，均是具有这种艺术倾向的作品。比如散文《旗帜》，通过对现实的描绘、对过去的回忆和对现实的再描绘的对比方式展现了社会主义新西藏人民幸福、社会繁荣的崭新气象。作品以“旗帜”为具体的标志性意象，以浪漫主义的情调渲染了广大群众生产劳动的热烈场面和城镇建设一派生机的活跃景象；文章运用象征、比喻手法艺术化地揭示了西藏之所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的历史原因，抒发了歌颂社会主义、缅怀革命领袖的真挚情感，表达了展望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小说《飞奔的骏马》以农业学大寨和阶级斗争为主题，在反映群众高涨的生产热情的同时，不忘记揭示仍然隐藏着的阶级斗争。作品以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学生率领群众抗旱救灾，并成功识破、揭穿伪装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等一系列事件，展示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与未来前途的光明。诗歌《我为新长征铺金砖》则以一个工厂工人的热情洋溢、自信乐观的语调，表达了普通民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爱之情，颂扬了他们乐于奉献的高尚精神。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这一时期的小说在整体审美旨趣上还没摆脱以“阶级斗争”和“颂歌”为模式的宏大叙事的审美规范。当然，藏族女性文学在创作上所呈现出的这种审美特征其实也是整个藏族文坛的创作特征，同时，它也与整个中国文坛的审美风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尽管在许多方面依旧延续着旧有的创作倾向，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还是在既定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值得欣喜、认可的新因素。首先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尝试写作，女性作家的创作队伍逐渐壮大。这是这一时期藏族女性文学最为显著的一个新气象。除了前一时期已经开始创作的作家外，越来越多的文学新人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之中，如西绕拉姆、德吉措姆、德吉梅朵、益娜、格桑曲珍、索娜德吉、才让娜姆、娜姆、卓玛雍宗、格尔玛、华维列、完玛央金、央珍、梅卓等。尽管这只是作家数量上的一种增加，但这又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量的增加，其意义之大，不容小觑。因为对于还处于“幼年期”的当代藏族女性文学来说，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写作当中绝对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学事件”。它意味着当代藏族女性的文学审美意识已经由原来的萌芽状态进入到了某种高涨阶段。文学意识的高涨，则意味着文学创作可能会走向兴盛。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认为参与创作的作者数量的多寡，必然决定文学景象的兴盛与凋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参与创作的作者数量极为有限，作家队伍极其薄弱，就无法形成持续有力的创作态势，所谓的文学兴盛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萌芽时期藏族女性文学的创作状况看得十分清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藏族女性文学领域，参与创作的作家用屈指可数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在这种状况下，期盼出现优秀的作品几乎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当然，这不仅仅是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独特现象，而是古今中外整个人类文学史上固有的普遍性现象，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因为任何艺术创作都是需要积淀的。因此，藏族女性写作者数量上的增加，对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今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其次，题材疆域的扩充、主题内涵的拓展是这一时期藏族女性文学较之前一阶段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这一阶段的不少作品依然沉浸在社会普遍关注的、具有政治色彩的题材中难以脱身，但也有一些作品开始悄无声息地转移自己的关注焦点，把艺术的目光投放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叙写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日常生活琐事，描绘普通人身上并不光亮的性格特征、抒发个人内心隐秘情感等。如卓玛雍宗的小说《黄昏留下的故事》、《沟壑》，嘎玛维色的《梦幻启示录》，丁玉萍（完玛央金）的诗歌《卓尼风情》等。发展至1980年代中后期，此种文学创作倾向已经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审美趋势。小说有白玛娜珍的《太阳下的闲话》、《迷茫》，次仁央宗的《冬天的印象》，央珍的《阳光、小雨、月亮》等；散文有梅卓的《第一个冬日》、《听雪》、《无语夕阳》等；诗歌有完玛央金的《你那把龙头琴》，次央的《失望》、《回头的痛苦》，央珍的《我想对你说》等。这些作品或写个人情绪的细微波动，或写人物内心的瞬间感受，或描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情态，或展现个体生命的存在欲求等，无不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个人化”、“世俗化”倾向。
第三，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开始关注作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逐渐在创作中有意融入民族文化因素和地域色彩。这一审美倾向的出现，直接开启了后一阶段女性文学颇具地域个性和民族特色的艺术风貌。散文《我的心在雪乡》算得上是一篇开风气之先的作品。作者以身居他乡的游子眼光，采用回忆的叙述方式，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家乡的美丽与可爱。作者紧紧围绕“雪”展开行文，通过回忆童年时代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雪地里快活地游戏玩耍的欢乐情景，展现了家乡独特的雪域风情和迷人的冰雪魅力，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与迷恋。这篇散文最为亮丽、最值得肯定地方就是它对描写对象的“地域性”特征的凸现，这在此前的女性作品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尽管它所呈现的地域性特征还仅仅停留在对自然地理环境粗略而表面化的描绘上，但其在艺术审美特色上的突破性价值和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对其后女性创作在主题表达和题材选择上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些女性作品开始重视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尤其是对艺术文本民族文化背景的重视和民族题材的青睐、开拓，成了一部分女性作家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之后的1980年代中后期左右，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民族文化气息的作品，如央珍的《卐字的边缘》、《白经幡，在夕阳中》等。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此类作品则成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主流。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无论是短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地域风情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成了作家们自觉的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的觉醒显然与第二阶段部分女作家艺术视野的文化地域转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正是拓展期女性作家们的努力探索，为下一阶段女性文学的地域文化方向开辟了道路。
不管以何种面目显现于历史的舞台上，这一时期的藏族女性文学都已成了当代藏族文学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因素，并越来越受到文坛内外的关注。新时期最初的几年来，不少女性作者的作品在当代藏族文坛，甚至中国文坛获得了充分肯定，引起了不小反响，一些作品获得了不同级别的文学奖项，比如益希卓玛的《美与丑》分别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甘肃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二等奖等；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获1980年西藏短篇小说奖；益娜的散文《海思》获1982年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奖等；完玛央金分别获得甘肃省第二届文学作品优秀奖、甘肃省弟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奖等。这些女性作家的获奖，充分说明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已经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它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民族文学的当代构建。
这一时期的藏族女性文学在取得上述成就，为当代西藏文学增添新的艺术质素，并推动当代藏族文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最大的不足是作家队伍的不稳定，而作家队伍的不稳定，又深刻地影响了女性文学自身审美品格的丰蕴和提升。尽管我们认为此阶段的作家队伍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了，但这种增加却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换句话说，这些女性作家的创作极不稳定。除了为数不多的作家能够坚持不懈地在文学的道路上耕耘开拓外，不少作家往往创作出一两篇作品后就会很快“销声匿迹”，缺乏足够的持续性。在这群作家队伍中，真正能够坚持创作的作家不是很多。这种“文学票友”式的创作毫无疑问会影响整个女性文学创作的稳定性和艺术质量。
三
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第三阶段是活跃期，即1980年代后期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这一时期的藏族女性文学在延续上一时期女性文学的一些特点，如注重民族特色、地域色彩和关注日常生活等的同时，呈现出了许多与此前女性文学创作不同的艺术风貌和存在形态，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第三阶段的女性文学状况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风貌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家队伍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壮大，创作主体的文化背景更为阔大，从而直接决定了她们稳定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征的形成。1980年代后期至今，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藏族女性越来越多，藏族女性作家队伍呈现出了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这一时期，除了目前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梅卓、白玛娜珍、格央、完玛央金、德乾旺姆等知名作家之外，一直坚持创作和正在进入女性作家创作行列的作者还有赵敏、严英秀、次央、益西拉姆、益西草、曲吉卓玛、、次仁玉珍、白玛玉珍、阿桑、阿卓、桑丹、康若文琴、永基卓玛、央今拉姆、单增曲措、丹增曲珍、白玛央金等。这些作家虽然还没有创作出足以引起文坛关注的重量级作品，但她们的出现无疑对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作家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作家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无疑对当代藏族女性文学艺术风貌的变化产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在藏族文坛上的女性作家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们的高校经历使得她们比自己的前辈拥有了获得更为丰富阔大的文化“经验”的机会和可能。如此以来，她们在拥有自己民族文化背景的同时，也有机会获取其他民族、地域文化的养料，多种文化养料的汲取是对她们固有的文化“经验”的丰富和加强。这就意味着她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基因”要比此前的女性作家要庞杂、丰赡，艺术视野也更为开阔、高远。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她们，文化意识和思维逻辑中早已淡化了阶级斗争、左倾观念等这些与民族解放、社会革命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因素，这也是她们与之前的女性作家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意味着这批作家的创作受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微弱，而对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的思考和个人艺术旨趣的关注将成为她们创作的重中之重。由于此，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念和相应的表现手法与艺术技巧更具先锋意味，她们关注的问题也更具民间品性。可以说，文化背景的多元化和去政治化，是这一时期藏族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占主导性地位的创作语境和趋势。
第二、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和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女性作家的题材选择也呈先出了更为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政治化、革命化的题材选择相比，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把创作的触角探入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民族部落的传奇故事到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演绎，从城市爱情的酸甜苦辣到草原男女的情仇爱恨，从民族历史的现代转变到乡村世界的当代变迁，从民族传统意识的当代再现到民族现代生活的艺术展现，从文化认同的溯源倾向到文化反思的现代诉求……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藏族女性文学几乎涉及到了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当代藏族社会的生活画卷。
第三，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个性鲜明独特、艺术质量值得称颂的作家、作品，这可以说是当代藏族女性文文学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后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与前两个时期大有不同，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出现了职业化的倾向，不少作家开始把创作当作自己的人生职业，投入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这无疑对女性文学走向成熟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只有在创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女性作家才能精心自若地经营自己的艺术世界，从而创作出有分量的艺术作品。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品，均出自这些职业化的女性作家之手的文学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定律”。
第四、长篇小说不断出现，是这一时期藏族女性创作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经过多年的探索、磨练、积累，藏族女性文学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继八十年代初益希卓玛的长篇小说《清晨》之后，再次出现了长篇小说。自央珍的《无性别的神》问世以来，先后有梅卓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复活的度姆》，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尼玛潘多的《紫青稞》，丹增曲珍的《狼毒》、《格桑花》，赵敏的《康定情人》，亮炯朗萨的《寻找康巴汉子》、等长篇小说出版发行。尽管在数量不多，但这对长篇创作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藏族女性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它包含着几代女性作家集体努力的智慧和汗水，它标志着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五、这一时期藏族女性文学领域内优秀作家不断出现，她们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业界人士和众多媒体的关注和重视。此时期的藏族女性文学，已经俨然成了当代中国文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关于女性文学的这种气势和景象，我们可以从她们不断获得的各种奖项中得到印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不少藏族女性作家连续获得了更为广泛、更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比如央珍的短篇小说《卐字的边缘》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奖，仁增措姆的小说《饥饿山谷的变迁》，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奖；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创作奖；梅卓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除此之外梅卓还获得了全国第三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人奖、青海省第四届优秀作品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白丽小说奖等；格央分别获得西藏“新世纪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究新人奖，以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主办的第二届“春天文学奖”入围奖等；完玛央金的诗集《完玛央金诗选》获甘肃深少数民族文学“铜奔马奖”，散文《我的天空》获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三等奖；桑丹获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也获得了不同等级奖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些奖项既是对当代藏族女性作家艺术成就的认可与赞誉，也是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繁盛、活跃的有力佐证。从这些门类繁多、层次不一的奖项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全国不同地区的文坛和不同的文学创作领地，当代藏族女性作家都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她们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她们所在的地区范围内，而且辐射到了全国各地。
第六，这一时期藏族女性文学创作样式的多样化和作品文集的大量发行出版，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一时期的藏族女性作家大多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她们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也是小说家。梅卓、白玛娜珍既创作诗歌、散文，也创作小说，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除了前面提到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外，梅卓还先后出版诗歌散文集《梅卓散文诗集》、文化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中短篇小说集《麝香之爱》。白玛娜珍出版了诗歌集《在心灵的天际》、散文集《生命的颜色》、《西藏的月光》，以及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复活的度姆》等。格央则既是散文创作者，又是小说家，分别出版散文小说集《西藏的女儿》和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完玛央金既是优秀的诗人，也是颇具才气的散文家，先后出版诗集《日影•星星》、《完玛央金诗选》、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等。单增曲措出版诗集《香格里拉——一个雪域女子的诗意表达》、《雪》，永基卓玛出版小说集《雪线》，丹增曲珍出版了长篇小说《狼毒》和《格桑花》，央今拉姆出版了小说集《风之末端》。最近几年，已有更多的女性作家的文集出版发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阶段的这种创作、出版趋势与之前女性作家单一的创作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正在走向多元化，这无疑是藏族女性文学走向繁盛和活跃的一个重要表征。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藏族女性作家作品的发表、传播领地也越来越跨越地区界限，走向全国，这与萌芽期、探索期的藏族女性文学只是在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发表、传播的存在形态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在萌芽期和拓展期，除了个别几个女性作家的作品刊载于藏区之外的文学刊物上外，绝大多数女性作家的作品只能发表于地方性刊物上，这其中西藏的《西藏文学》，四川甘孜的《贡嘎山》，甘肃甘南的《格桑花》，四川阿坝的《草地》，青海的《青海湖》等刊物，是包括女性作家在内的藏族作家刊发作品的几个重要的地方性文学杂志。藏族女性作家的创作此时仅仅局限在这些“狭小”的地域内，还无法走出宏阔的高原大地，向更多的读者展示她们的艺术风采。与男性作家相比，藏族女性作家的影响力还非常微弱。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饶阶巴桑、伊丹才让、扎西达娃、色波、阿来为代表的藏族男性作家的创作早已跨越地域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时候，藏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仍然逡巡于地方性领域内，无法跨越出自己的“小天地”。对此我们只要稍作对比就可以有所了解。以《民族文学》为例，1981年到1985年这五年间，近二十位藏族男性作家在《民族文学》上发表了各类文学作品50篇；而同样是在这五年间，藏族女性作家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却没有超过10篇。这一不平衡现象说明，藏族女性文学创作和传播还局限在很小的地域范围之内，女性作家的创作至少在活动范围上远远不如男性作家更具活力。
这种限于地域的文学生产方式无疑很大地制约了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繁荣。当然这种状况也从侧面说明，藏族女性文学创作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登上更为阔大的艺术舞台，藏族女性文学短暂的历史还无法给女性作家们提供足够的艺术底蕴，让她们腾飞地更远更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种“封闭”性的创作状况开始有所改变，一些女作家在不断接触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信息、丰富自我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不断扩张自己的艺术领地。她们走出家乡，走出高原，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这方面，梅卓可算得上是藏族女性作家中的一个文学典型。梅卓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早期的创作阶段，即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梅卓的艺术阵地主要是《西藏文学》、《青海湖》以及一些地方性的报纸副刊。她的一些现在看来比较重要的作品都发表在这些很边缘化的地方性刊物上，但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以后，梅卓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艺术阵地。此时，她的作品除了继续在《西藏文学》、《青海湖》等这些后方“根据地”抛头露面外，已经开始不断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文学杂志上，比如《清明》、《民族文学》、《人民文学》、《红岩》、《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红豆》、《小说月报》等。除此之外，梅卓的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进入新世纪以来，像梅卓这样走出“狭小”的地域界限的藏族女性作家正在逐步增多，此种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藏族女性文学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些艺术特质，同时也表明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已经积累了足够雄厚的艺术经验和创作信心，也蕴含了更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以上我们大致探讨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产生、发展的三个阶段，集中分析、列举了这三个阶段藏族女性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和风貌，从而梳理、勾勒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与轮廓。需要指出的是，整体而言，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并不能被断然地分为三个阶段，所谓的三个阶段之间其实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汇织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确定时间标记时没有勘定明确的时间点，而只是运用粗略、模糊的时间段的原因。
原刊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胡沛萍，1973年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与当代藏族文学。现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迷乱的星空——中国当代文学片论》《边地歌吟：阿来与扎西达娃的文学世界》《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史论》等6部。
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当代文坛》杂志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