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经济、文化等领域全球化的进程，文化的同质化走向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世界各地不同民族文化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话语权利结构中，使民族文化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原质逐渐失语乃至失真，导致民族文化中的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危机。寻找民族或个体的文化身份，是许多当代族裔作家文学创作的集体意识，而文化认同的重建也成了民族作家不自觉的责任。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不仅要面对全球文化同质化问题，还要面对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之间的认同问题。
文化身份，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词源来自于英语“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 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1] “identity”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某个个体或群体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以此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用“身份”这个词来表述。二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体现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涵义。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中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的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2]也即，“文化身份”的显性层面反映了一种共有的文化之下稳定不变的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即“同一性”，而“文化认同”的隐形层面则反映了在塑造文化身份中既“存在”，又 “变化”，需要不断建构的意义，即“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导致文化身份被文化、文学等人文领域不断“追寻”，其原因就在于在实际生活层面，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可以“变化”、流动的？
因为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文化身份的稳定性和同一性特质随着人生的历程和历史的变迁会发生变化， 变化来自于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触、冲突、交融、互动、共生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关系框架中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就会凸显 “焦虑”和“追寻”的特点。比如华裔作家韩素音（自幼生长在在中国，现定居英国，其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在《凡花》中写道：“世界已分割成互不相联、互不渗透的密封舱室。难道我不能穿过所有这些舱室？哪一个舱室才是我真正的归宿？”[3]
这种文化身份的焦虑和追寻不仅在国籍间不同文化的碰撞中赫然显现，就是在同一国家内族群文化交汇时同样显豁。如族裔作家阿来。由于回藏混血血缘关系，阿来对族群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有深刻的认识：“血缘问题，在这些汉藏交界的地区，对许许多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文化上的认同感，远非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问题那么简单。当我们宏观上对此无法把握的时候，我想倒不如把这样的细节呈现给读者。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一个地区，对一个民族，对一种文化的衰变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4]他的《血脉》就呈现了“我是谁”的文化身份拷问。生活在藏区的汉族爷爷给我取名叫“亚伟”，藏族奶奶却叫我“多吉”。“两个名字不能把人身子分开，却叫灵魂倍感无所皈依的痛苦。”“我这一生，在一个一定要弄明白你属于一个什么民族的国度和文化里，只能属于一个民族。虽然我有两种血统，虽然我两种都是，两种都想是，却只能非此即彼，只选其一。”父亲对“我”说 “假藏民，给我酒喝！”又捧起“我的眼里溢满了泪水”[5]
如果说韩素音，阿来源于混血的身份而焦虑、追问的话，还有大部分族裔作者的焦虑来自于“大-小语言传统”的碰触之痛后的文化认同。这种写作被后现代话语称作“边界写作”，“通常是指具有多重族籍身份和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作家或诗人，用主流或强势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传达一种处于边缘或弱势的‘小’社会与‘小’传统的地方知识文化特质；同时又立足于‘边缘化’写作的优势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种种冲突中实现一种崭新的语言突破与变革。”[6] 本文以青海藏族作家阿顿•华多太及他的诗集《忧郁的雪》为例对此加以论证。毋庸置疑，韩素音、阿来们的创作也是一种“边界写作”。
二
阿顿•华多太（1971—）是青海文坛上最早反省族群文化的文学创作者之一。他的诗集《忧郁的雪》出版于2008年，但除了《诗人伊老》写作于2004年外，所收的大部分诗歌和几篇散文诗都写作于上世纪90年代。读华多太的诗，会有一种深深的痛感，以及痛感带来的深邃思考。华多太诗歌中的一部分内容来自于自我认知和由此生发的族群文化弱化的痛感体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与另一个意识的接触。
华多太的自我认知来自于离开从小生活的藏区到兰州上大学的经历。从一个稔熟的母语环境到一个陌生的汉语世界，从一个同质文化的中心疏离为异质者。正是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刺激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觉醒的还有民族自我意识。诗人在寻求确认自我和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原先单一固定的文化视角被多元化，甚至在“大-小”文化的碰撞中被弱化、被边缘化。在失衡的痛感中，自我认知和感伤的寻根就成为华多太诗歌的主题之一。
一方面是被城市文化边缘化和异化的痛苦：“阿秉达（同胞之意）我依然残留在这个贪婪的街头/决定不再作诗了 是谁把我挤出人类的边缘…… 汗透的双脚踩在钢筋和水泥的山水之间/我的感觉早已被异风咬噬得黯然失色/那鲜血在飞扬”，一方面是不能忘怀的族别归属感：“好多年决定不再作诗了 阿秉达/但在高原的声乐里我仍然撞到雪域的脉搏”。 （《感谢天葬》） 疏离或皈依，在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痛苦有着相同的质感。汉语写作在部分族人看来是 “招风惹草”，“从而被汉文和藏语夹为干瘪的苍蝇”； 运用双语在语言转换中也充满困境：“注定在汉文与藏语里撞得鼻青脸肿”；最为咬噬诗人灵魂的还有母语写作的缺失。他曾感慨他的诗歌“曾经不为母语所铸而感叹和惆怅，每每用母语构架的思绪情感，下笔却成为一摞摞他语……直到我发现一首内心的诗歌，尽管它来自相距辽远的他乡：原谅我吧/我的母语/你赐我以光芒/却所得甚少” [7]因此对族群文化的追寻成为诗人的自觉，但时常因失落的文明古国和渐趋弱化的民族文化而遗憾、哀号、落泪。 “历史的辉煌/像一堆被风吹走的灰烬/最终将掩埋雪的颜”（《图博（即吐蕃）史》）“壮大的图博啊 你们将何去何从/灵感回家时 我的哀号感动着地下的亡灵” （《柴达木随想曲》）
诗人在反思族群的文化失落于历史的岁月时，也在反思现代文明对族群文化的冲击。诗人敏锐地觉察到“时髦”以炫目的容颜和新生的力量动摇着族人对本民族语言、服饰、文化的皈依，疏离着族人对传统文化的信仰，诗人感到像皮鞭抽打般的痛苦。“一场彩色的雨 突如其来/从古老的部落上空 滂沱而下/雪域的家族 不会避雨/淋漓于时髦的雨水中/母亲的语言 父亲的服饰/像雨水里的泥尘/渗进树荫下的湿地”（《时髦的雨》）。
连外国人观察族人的视角也存在偏颇：“在我的家乡 外国人的镜头/总是死死地盯住最原始最破陋的东西/寻觅他们的族源在乡亲们的身上/在我的身上 在我年迈的祖母的身上”“为此我失落了一个世纪”（《孤独的地球》）
这么多种植于心的痛苦外化为忧郁。忧郁成为诗集的基本情感基调和主旋律。忧郁的根源是爱，因为热爱族人，热爱族群文化，深爱生存的家园，在自我认知觉醒后发现生存的生态恶化和族群文化生态的弱化，激发出诗人的深深担忧。诗人自己在《后记》中说：“时过境迁，雪的命运与沧桑始终贯穿着个人于这片土地的一切思绪和感念，这就是我将其命名为《忧郁的雪》的原因。也因为我所走的地方都应下着很厚的雪，雪花里才有万物赐予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之光亮。”正是这种对民族、对人类命运的审视和担忧，华多太的诗歌从最初就摆脱了“小我” 走向“大我”，诗歌的境界扩大，意境高远。
当然，面对族群文化的弱化，华多太不仅仅只是忧郁，哭泣，也有文化传承与重构的信心和欣喜。
“嘛呢石堆在风中沉思/在空中忏悔 忏悔变化中的存在/石头的回归 时间的回归/像寻根的叶落/重现于枝繁叶茂……从此 云也笑/阳光也欣喜若狂” （《回归》）
石头因刻上了文字而回归于意义，文字因传承了文化而回归了传统，嘛呢石堆让文化承续，让时间回归，这让诗人欣喜若狂。诗人看到文字的巨大力量，也相信因为文字，文化一定回归。在现实生活里，“我”也依然看见，“我的兄弟们 笑容灿烂/跨过一条条祖上的皱纹/孵化着羊皮袄传承的故事”。牧人们按季节换场的生活方式延续在阳光的心态里，“反复着亘古不变的历史” （《藏乡》）。而“我”也时常回忆部族的荣耀和辉煌给我的信念和力量。“神圣的主宰 命运非凡的雪域家族/满载着神母观世音所有的美丽和慈爱/ 使我注定在雪一样的光亮中/赴约于任何一汪迷人的大海”。为此“我”用诗歌颂部族的荣耀和历史，“延伸着笃信者的生命与旅途/哦 ！上马吧 慓悍的王子/我的王国会给你们铸造金字塔般的陵墓”（《十四行》）同样，部族的文化也在丰盈着“我”的诗歌，那些“走在高原之巅的朝拜者/用身体丈量着距离/走近我和诗歌的中央/给与我力量和时间”（《朝圣》）。
同时，华多太对族群文化中有些事项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反思。面对磕等身长头的信众的艰辛付出，“我感觉到他们一生的泪水/在释迦摩尼塑像前 潸然而下/”“我”由此深深感慨“啊 拉萨/尽管与我愈渐遥远而陌生/但是在一位朝圣者的心里/你还是那么庞大无边”，“我沿着那些朝拜者的心辉/不仅溺爱拉萨 也怨拉萨”。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年轻的图博特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用汉语写作的使命——播扬藏文化，“让布达拉在拥挤的汉字里高高擎起/于石碑的中央感受局外的温暖阳光”。（《我是藏人》）
忧郁、反思、建构族群文化使华多太的诗歌依托民族文化的根基，具有了全球眼光和人类意识。丹珍草在《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中说：“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心态和全球文化视野的世界公民。一个只对本民族文化感兴趣，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人，和一个对本民族文化一无所知，只会搬弄来自强势文化话语的人，同样都是无法适应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的。”[8]
三
通过以上分析，现在回应开头的问题，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可以“变化”、流动的？
从韩素音、阿来、华多太的作品中对文化身份的焦虑、追问，我们不难看出，文化身份是一种不断建构中的动态存在。首先有自我身份的意识，即“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这往往开始于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中同异质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和交往的产生是从同质文化的环境中“走出”，或求学、或求职、或生存，是生命中一个“动程”。其次是身份的焦虑和追问，这是“边界写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困惑、迷茫和痛苦的反思中，族裔写作者谱写出对族群心灵、身份命运的思考，对人的内心尊严的追寻和对生命意义的垂询。体验的细腻和情感的真挚是这些作品共同品质，也是触动受众心理的真情告白。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追寻和反思使这些“边界写作”者从不同的路径找到了共同的价值认同——为了“人类”而写作，而不再迷惑于身份的纠结。或者说在反思中走向更大的“自我”，以更大的视野超越血缘身份，走向了对文化身份的崭新认同。阿来在《尘埃落定》获奖后，身份问题一度被热炒，被反复追问。他在四川大学做演讲时，也被现场的大学生追问，他说：“我是藏族，阿来是我的名字。”而在用藏语写作的同胞中，德吉草则为他没能用本民族母语和文字“与自己民族的文化作面对面、真实赤诚的对视交流”而遗憾。阿来的看法是，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它们让情感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 [9]
用汉语写作的华多太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他在追寻中也走向了“大我”，关注到“人类”命运。《忧郁的雪》中大部分诗歌是因为生态的恶化而担心人类命运发出的呼号和警告，笔者的另一篇拙作（《雪域高原生态的忧郁与建构》）中有详细的分析，在次不做赘述。
正是源于这种“大我”的胸襟与眼光，华多太的诗歌在汉藏文化间游刃有余地“游走”，充当着一个对两种文化的创新者、包容者的角色。这在《我是藏人》一首诗里阐释得淋漓尽致。
我是一位在汉语里呼风唤雨的藏人
蹲坐在离骚的旁边给自己缝补皮袄
让布达拉在拥挤的汉字里高高擎起
于石碑的中央感受局外的温暖阳光
……
我是一位在汉语里悠闲自在的藏人
生长于贫血的雪地寻觅族人的足迹
牢记着伟大母语又借汉字飘撒风马
凭藏语祈祷一摞摞方方正正的诗歌
对汉语的轻驾就熟与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承续同属于诗人的价值追求，这种精神上的包容，使诗歌呈现出因混合而丰富的异质奇美。“离骚”和“缝补皮袄”，“布达拉”和“拥挤的汉字”，“母语”和“汉字”，“藏语祈祷”和“一摞摞方方正正的诗歌”……在一组组对举的充满藏汉文化符码的意象中，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汇、清晰可鉴，而语言的创新和相互丰盈使诗歌新颖、独特而意味悠远。
巴赫金说：“在两种文化发生对话和相遇的情况下，他们既不会彼此完全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他们却相互丰富起来。”[10]这种丰富，正是来源于对文化身份的焦虑与追寻，聂鲁达表述为：要对民族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必须有一段“出走”，然后再“回归”。而王国维总结了这种“出”与“入”对写作者的意义：“诗人对于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1]
在地球成为一个村，世界公民自由往来随意转换国籍与身份的今天，传统意义上泾渭分明的性别、种族、阶级等等被消解，文化身份成为一个符码，是“变化”、流动的，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族裔作家们的写作已然担当起“创作者和翻译者”的双重角色。阿来、华多太们的努力不仅使藏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被认知、被传播，同时，汉语的语汇、语言、思维、表达方式也因藏文化的融入而丰富起来。
【参考文献】
本文文选部分选自阿顿•华多太的诗集《忧郁的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 丹珍草.差异空间的叙事[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第130页.
[2]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陈永果译，见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韩素音.凡花[Z].杨光慈、钱梦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5页.
[4] 阿来.大地的阶梯[Z].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22-124.
[5] 阿来.阿来文集[Z]（中短篇小说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400、375页.
[6] [8]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第125页.
[7] 恩里克•斯耶维耶斯基. 原谅我吧 .转引自才旺瑙乳.《今夜，我想写尽这黑色的宁静》 忧郁的雪•序一[M].第2页.
[9] 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J]（增刊），1997（第二辑）.
[10]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65页.
[11]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3页.
孔占芳（1971—），女，藏族，青海兴海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阿顿•华多太（Palrdotar•Adong），藏族，译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9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民族文学》《诗选刊》《诗江南》《诗歌月刊》《先锋诗》《西部》等报刊。诗作入选《2014中国诗歌精选》《2015中国诗歌年选》。出版个人诗集《忧郁的雪》《雪落空声》，译著诗集《火焰与词语》《月亮之梦》，散文集《山那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