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神明”的抒写

——评康巴藏族女作家雍措的散文集《凹村》

黄恩鹏

        事实上，我对纪事文本的钟爱，胜过虚构文本。一是纪事文本有现实的亲历性，二是与现世生活无法分隔的，是地域文学链结的心灵记忆。这个记忆，其实是相通的。让我有着“在场”的感受。作家对生活的认知，对故土的态度，有悲天悯人的古典情怀。而文学的母题，是对世界的真实把握，从观察到记录，都应该是谦恭的、真实的。这个态度，是自身骨子里带来的，亦是故土本色。它的表述，立体、直观、认真，带有乡愁的滋味儿。而不是随意地编造、任意的虚构。正是这个因素，我体验到了能给读者带来精神慰藉的作家的卓荦不群。因此，在收到康巴藏族青年女作家雍措的《凹村》（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三辑，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后，我并没有快速阅读，而是细斟酌细品味。我从收到书开始，在长达三周的生病治疗中，断断续续读完了雍措的这部长篇。不能否认，这是一部少有的藏族女作家书写“本土”的佳作。主体感知、气质灌注、情感氤氲和伦理倾向，是内地女作家无法体验的。之前，我在京城与从康巴藏地来的雍措相遇，除了对她的矜持、纯净和少言寡语印象深刻外，再没有什么了。现在我细读她近三十余万字《凹村》，感到她是一位有内涵、情感丰富、为人低调的藏族青年女作家。我以非虚构文本来读《凹村》。感知她的内在，感知她的故里、她的亲人和村邻，体验她非凡的人生。我想，像雍措这样的藏族女作家，沉静于大渡河畔、贡嘎雪山下，静悟生活本质，抒写人性之美。且能精彩纷呈，确乎不易。

        《凹村》的语言灵动，文字叙事轻巧风趣。骨子里深埋的“本慧”，闪烁着诡奇的光芒。从朦胧到清晰，康巴藏地的神秘性，让文字生发出魅力。就像音乐对心灵的触动，曲式的精妙、织体的搭配，都能牵引思考。这种带有“剧场”效果，使文本具有独特画面感。雍措以故乡凹村为舞台布景，让熟稔的人物一个一个地“出场”。人与景相融，景与事相楔，事与情相携，使忆念更为真切、难以释怀。不管是风物还是人物，都那般的活灵活现。

        莫说远方好，故乡是天堂。对记忆的欣赏，对梦境的怀恋，让雍措的文本没有束缚。她以美好的主题，拆解或组装生活的七巧板。自由的心灵，是儿时神秘的追记。《风过凹村》“硬板子山是凹村离天空最近的山，活在高处，过着神仙的日子。”“凹村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没说到位的，你再去问问每天镶嵌在天上的云朵、星星、月亮、太阳，它们无事可做，观察得一定比我细微。”“小石不争气，蹦跳两下，就被杂草荆棘给逮住了。”“还有一些渗进骨子里的东西，抹不去，忘不了。”雍措的语言不滞重，不拖沓，有时候三言两语，就让风物的形骸悉落觳中。对神明天地的敬仰，书的主题明亮。这种明亮，体现在乡梓情愫、亲人故事和自身生活里。她对“风”的描写，不同写风的恣肆，也不同没有生命。而是完全赋予其“人性”的立体。风在大渡河，盘成了漩涡；风从贡嘎山尖漫过，成了风旗。风到达了凹村时，是有温度、有情感、有形状、有思想、有内涵的。风可以是动物——“风是有脚的，跑得比兔子还快，捎信的速度自然快。”（《吼声》）风可以像人一样，或者成为人的伙伴——“张溜子说，他这一辈子一直会走在风里，让凹村的风，养活他。”（《吼声》）风可以是村子里的神明——“风香了，凹村人开始张罗着镰刀、勒皮之类的家什。风越大，垂着头的麦穗，离壳就越快，麦秆子也干得越快。”“凹村，人们把牛当人养着，但是牛干不了的事，风却能干。风是不说话的人。”（《风的消息》）风，更可以是人的精神的裨补剂——“缺失的东西，让风补一补就好了。”（《离奇的事儿》）等等，这些个对自然神明的崇敬，必然带来人性的美好。那些个明明暗暗的事物，那些个大大小小的形象，那些个重重轻轻的灵魂，记忆的碎片和完整，被神性的光芒照亮了。“村寨”是作家坚守美德的地方，也是灵魂的必然归宿地。

        雍措的巧妙，还在于她能把故乡的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事物赋予人性之美。时间与空间的设置，具有“剧场”效果。对于人物的处理，没有主客体之别。重温往事，让往事滋养梦想，打捞其存在的价值，为文本所用。有时候又是以超越时空的回忆和想象，来对现实的逃避进行否定。与现实比对或不露声色进行悖反。在交叉和重叠中复归往昔的美好人性。中国西部乡村的人文密码，是由一个又一个穿越记忆的时空事件组成。坚持生活体验的作家是朴素的。雍措语言轻灵，气脉上下横贯。少年经历，每个物象，就是村寨的整体：一匹牛。一只麻雀。一个破损了玻璃的房屋。一滴从天空落下的雨。一棵在春天悄然醒来的枯草。一株被拔根的多拉花。一切喻象的存在，都是人性的存在。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心灵感应。时间是主体，人物、动物与自然天道，洵属同一个物类。像童话的超现实，又能从中挣脱，成为摸得着看得见的现实。有因，有果，有轮回。梦境与幻境，并不束缚于现实主义品格。只有慧心纨质的少女，能揭示秘密的存在。《房屋里的麻雀》中的凹村常见的乌鸦、喜鹊、麻雀。都有灵性。对鸟儿的描述，亦是和人一样，同样的充满了悲悯情怀。万物有灵，万物皆神。也因此，她将那只“脖子上带着项链的麻雀”看成是自己阿爸的灵魂转世。这是宗教给予心灵的慰藉。让俗世的生活，不再因为慵常而失望。《蛇》亦是如此。神性的蛇，阿爸的死，存在必然的因果。对蛇的恐惧，对蛇的牵挂，对蛇的担忧，对蛇的尊崇。是随着敬畏而改变的。死去的人与蛇的联系，活着的人与蛇的联系，自然与蛇的联系，童稚的心灵与蛇的联系，都注进了神性体验。她是对神的敬畏，每个神灵，都是“我”或亲人的存在有关。都与生命本体的存在与逝亡有关。《凹村记忆》也是如此，那山、那水、那路、那人，连缀成一个又一个故事整体。迷惘与悲悯，疑虑与虔诚，寂寞与孤独——“我在大渡河哗哗的流水声中诞生，确切地说，从阿妈孕育我的那一刻，我就开始熟悉河水的声响。”“阿妈常说，我是树林中的百灵鸟，听着大渡河柔软的声响渐渐羽翼丰满。”“风的味道，就是大渡河的味道。”雍措思考的是，一切生灵，皆是永生。因为它们是神明的。只有神明的，才是永生的。对物象敬崇，来自相信彼世存在的理由。没有什么能比对此探索，更令她乐此不倦的了。对于记忆而言，事物的映像不会消失，它们永生，它们永恒。一条隐秘的河流，从身体内部穿越而过。她听到了淙淙水声，流过了山的缝隙、流过了月亮照彻下的田野、流过了山尖上的一株老树。《童年散记》完全是一幅幅流动着的童话故事。那些故事里的形象是活灵的，语句是新鲜的。“之后，看见身旁有小朋友把水果子吞进肚子里，就幸灾乐祸地说：‘你把子吞进肚子里了？哈哈，明年我就在你的头上摘果子吃了。’”漫远的时光，并未模糊。雍措描绘的，完全是柏拉图般与世无争的理想世界。此种人类的乌托邦式的生活，隐藏在中国边远乡村里。我愿意成为那些灵现一瞬的存在者。喻象文本是神的存在，因为清晰的记忆，证明了神性的存在。《瓜瓜烟》《簸箕床》《偷鸡蛋》《打猪草》《四粒花生米》《短命的然虫子》《丢了自己》《小脑袋中的树》《怪物》《噩梦》《报名》等等，向我打开了一座记忆的通道。

        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书写的“邮票”故乡马孔多，雍措写她美轮美奂的“凹村”。在这个小村子里，所有的生命，都是有和人一样的灵性。与人成为伙伴，成为家庭里的一员。这种描写，当然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牛和牛的事儿》拟人化：“黑耕牛甩了甩头，眨巴了一下双眼，再看看我，突然面带笑容，张开大嘴，发出人的笑声：‘你这是干啥呀，刘家黛妹儿？’他竟然会说话，我惊呆了。‘看你这么辛苦，找我有事儿吗？’”“黑耕牛，依然每天从我的窗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走过去，我家的老黄牛一听见脚步声，就站在牛圈门口，一个劲儿地往外蹭。”完全是小说笔法。拉美文学家——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奥内蒂等作家们常用的手法，它让事物的存在有了弹性。也让本来平庸的故事，以新奇的视角进行讲述。最重要的，这种手法有了“联觉”的妙用，从而让神秘成为平凡并予以认知。是以“此在”来说话。雍措的这种写作能力、这种修炼，让我称奇。再看《鹅的来世》中的趣灵描写：“看见阿妈把鹅养得胖胖的，都来家里看稀奇。知道鹅已经下蛋，心里都盘算着买鹅蛋的事。阿妈不想卖，可耐不过刘家小妹，她硬生生地把双手捧在鹅屁胫股后面，接着鹅蛋就跑了。”“后来，阿妈告诉我，她把鹅埋在了一棵幼小的桃树下，鹅眼盖上了桃树叶，鹅的头朝着公社的方向。她说，她想让鹅下辈子投胎成一位公务员。”“鹅”与“人”的关系，写的如此到位。视角的随意转换、任意调动，使语言的调性，唯美、生动。《骗局》中的张拐子，虽说是作家不屑或讥讽的一个小人物，却也是有了诗性的存在。这种讥讽是不露声色的：“张拐子颤动的声音，时而被风吹断了，时而又被鸟声叫了回来。”《过年谣》里的结巴阿爷的描写，也是独到。结巴阿爷平时说话结巴，可是当他讲起故事来，却又很顺畅。文本完全是以孩子的视角，来对结巴阿爷认知的——“结巴阿爷坐在风中，风钻进他的嘴巴，半天没有吐出的话，又被风灌进了肚里。”“我们挤成一团，像开放的菊花瓣儿，拍结巴阿爷围在时面。”《夹米子树》从阿爷捡到核桃，到栽种核桃，精神培育，再到核桃长成了树。“阿爷的孙女们也长大了。”这其间的岁月流变，是悲悯的、伤感的。文本里出现了两处“拿在手里有坠感”的生命体验：一是作为种籽，二是收获后的种籽。是否喻示人的生命的份量？我想读者会读出其中的蕴藏。《凹村杨二》中的人物杨二，其实就是凹村的一个替代物。作者借着杨二的行为和与杨二的通联，来写凹村的改变。岁月变了，人的肉体变了，村子也变了。唯不变的，是心灵，是生者的存在和死者的灵魂。杨二作为村寨的符号，最终被流变了的岁月无情地抹去了。伤感、惆怅，充盈在短短的一篇中。另外还有《哑巴的杉山记忆》《唐抓子的伤心事》《一线村》《闻雨的哑巴》等，也是有小说一样的情节和语言，叙写了人物命运。而这些，都是以“凹村”为舞台，组构了全部的文本因素：情节、人物、动作、环境、叙事语气，等等。精巧的记忆术，融进了时间空间建构起来的特质。“凹村”适合安放心灵的向往和梦境。这个时候，我品咂诸多篇，不只是记忆里的东西，更多的，是加上了一些个清晰了的感性色调。这个地方也不再只是某种客观的外在，它被作家赋予了一种特性存在。

        《凹村》是一个人的乡愁，更是多个人的乡愁。藏族青年女作家雍措借这部作品写边地生活本态。生在农村的雍措，从小就在河水、大山和阳光中，与大地建立了一种“亲密性”联系。这种亲密性联系的建构，是诗性的“移情”。虽说肉体上从过去的我，超越为现在的另一个我。但心灵未变。它使其归于最纯朴的还原——永葆与故土的联系。人性的清澈，无疑让未来充满了美好。雍措从小到大没有离开故乡（即便因为工作到城市，也是没有中断与故土的联系）。如此，作家所生活的土地在内心深处是母性的存在，或者说是诗意的存在。这个存在不会被抹去。因为有梦、有希望。作家本身也因此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本诗学。而将质性的人生和自然融入灵动的语言成为神性的回忆，是写作者的使命。因为一个人心灵最丰润的地方，其实就是美丽的地方。凹村是一棵树，慢慢长大，慢慢抽芽、生叶、分蘖、开花，最后成为一枚掂在手里有“坠感”的果实。像寻找内心的巴别塔。故土的坚韧、故土的执着，神明一样照耀。虽然时世人非、岁月流年，但情感在上，会让人生继续惊奇。它有不竭的精神信息和闪电般的力量——旧故里，草木深；旧故里，仍有梦。因为人的善良和自然的圣美，以及村寨无所不包容的胸襟，让康巴青年女作家雍措的内心，永远丰盈、茂盛。

2016年4月12日 写于北京

        雍措，女，藏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四川康定《贡嘎山》杂志社。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星星》《散文海外版》《西藏文学》《雪莲》《四川文学》《贡嘎山》等。出版有散文集《凹村》。2015年，散文《滑落到地上的日子》获“孙犁文学奖”单篇二等奖 。2016年8月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