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知《废都》解禁再版，我着实有些诧异，也很是疑惑。这样一本书，为什么在查禁17年后竟又再版？是因为经过17年时间的检验，确实证明当年查禁它是错误的？还是如贾平凹当年说过的，《废都》是一部50年后才能读懂的书（50年还不到，现在再版是否说明“我们”聪明地提前读懂了）？抑或，仅仅是为了昭告世人我们时代的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具有包容性了？
批评家洪治纲曾说过：“一般而言，被现行体制所明令禁售的书，如果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会再版的，贾平凹应该非常清楚这一事实。”所以，他推测贾平凹“可能并不企盼此书能够获得再版的机会。”然而，吊诡的是，贾平凹不但“企盼”了，而且在“痛了17年”之后终于等来了“企盼”的结果：《废都》再版了，而且一字不删，而且舍不得丢掉那赚够了人们眼球的方框框，只是将方框框换成了省略号，方框框里的“此处删去××字”改成省略号后的“此处作者有删节”。
那么，是“政策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吗？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解禁再版呢？
贾平凹自己的回答是：“这些年来，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度提高了，对文学的评价也不仅仅是90年代初那样道德评价、政治评价占主流，而是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学本身”，这听上去是句多么漂亮的话，好像因为没回到文学本身才使《废都》忍辱含羞，一旦回到文学本身，《废都》就会身价倍增。
那么，《废都》这本书的“文学本身”是什么呢？其实，十多年间，无论是对它的“文学本身”还是“非本身”，评说都因太多太滥，已成了“过度阐释”，在此我本不想重温。但偏偏，作者最近把不住再版带来的胜利的喜悦，通过媒体说出了这样的话：“关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和对整个社会的记录才是该去梳理的，如果是追着性去看《废都》，那可真的把大事给误了。”
这是一句很吓人的话，谁敢把“大事”给误了呢？有贾先生如此语重心长的告诫，谁还再敢“追着性去看”呢？可问题是，在《废都》里，性是不需要追着去看的，性就横陈在那里，你想绕都绕不开，想避都避不及。
那么，“藏”在性后面一不小心就会让人给误了的“大事”又是什么呢？多年来，许多论者正如作者所期望的那样，确实掘地三尺地“梳理”了《废都》“关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和对整个社会的记录”，认为它提供了关于转型期社会价值迷茫和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思考，但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结论是立不住脚的。且不说这些思考是那么浅薄地停留在再现的层面上，根本没有达到深度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庄之蝶们显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是苟活在承平时代的某类趋时附势的帮闲、清客。所以，他们眼中的“废都”绝非现代之城的堕落，而只是鄙俚市井社会的解体。所以，从庄之蝶这样一个灵魂卑琐的平庸的“著名作家”身上，从庄之蝶和他身边那些不具备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又背离当代生活的腐旧文人身上，想要概括出现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不是太高估了《废都》，就是太低看了知识分子。
话说回来，《废都.》里就算有什么“深层”的“人文意图”，也已被“表层”破坏殆尽。它们一星半点地漂浮在性的汪洋大海中，再怎么“梳理”也虚弱得绝难从泥淖里发出思想的光。它满纸污秽，无力上升到“堕落的美”的高度上。作家阿城说得好：《废都》的“废”不是颓废的“废”，而是残废的“废”。它的文学本身的力量乏善可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它以“当代的《金瓶梅》”为噱头和卖点，今天，它卷土再来，难道又能提供给人们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吗？那些含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段子和谣谚，早已是过时的陈词滥调，因为它原本就是一次性消费品。其实就是在当年，它正面的批判价值也是颓萎无力的，因为它只是发泄了一种民间情绪，但无力对产生这种情绪的现实给出有力的解释，更无力提供改变现实的积极途径和动力，它的指向是盲目的。谁都不能否认，低俗、变态、放纵的性描写，和以那些由方框框演变而来的省略号，在今天依旧是它唯一的“力量”。当17年后的读者和17年前的读者一样，虽不想“追着性去看”但又确乎被这种颠覆了底线的性描写所招徕时，难道能说这才是社会的进步和“回到文学本身”？也许社会的“进步”使出版审查制度确实变得宽松，使作家批评家们学会了与时俱进地看风使舵，但它并不能使一部作品的“文学本身”发生变化。再过50年，再过100年，再查禁多少次，解禁多少次，《废都》还是《废都》，一本彻底绝缘于文学的真善美准则的小说。对它而言，根本无所谓 “回到文学本身”，因为它本身就是反文学的。究其根本，就是反人性的。
多年来，许多人反对批评的常见论调就是说别人是道德评价，这一招很灵，好像说谁是道德评价，谁就立马变成了外行，变成了艺术的敌人，就应该被剥夺评价权。什么是道德评价，其界定在许多时候本身就是模糊的，就算道德评价有简单、偏颇甚至粗暴的一面，但既然一部作品，它本身的“魅力”就在于反道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它进行道德评价？文学一定是凌驾在道德之上的吗？什么东西一旦成为“文学”，就天然地具有在道德评价面前的豁免权吗？难道我们的时代已经“现代”“后现代”到绝对不能再说“这是有害的艺术”之类的话的程度了吗？头疼治头，脚痛医脚，对症下药是个常识问题，一部作品的大病如果就出在道德上，那么，对它进行道德评价和诊治怕也不是太离谱的错误。况且，“回到文学本身”的评价也是形态各异的评价，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
《废都》当年问世后毁誉参半，但说到底它还是给作者带来巨大声名的一本书。就是从《废都》开始，贾平凹才真正成为“著名作家”的。但现在的文坛，鲜见有人领它的情。多年来，贾平凹并不感念这个“成就”了他的时代的好，也不感念让他在国外获奖又在国内获奖的文坛的好，他反而是一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委屈样，他说“吾一生是孤独悲苦”，他还说：“《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这是他的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庄之蝶的流氓算成了贾平凹的流氓，使他成了“最流氓的作家”，我知道的是，在《废都》之前，他也不是“最干净”的。《废都》的那种低俗、放纵、露骨的性描写其实在前一部长篇《浮躁》里就初露端倪：英英第一次和金狗发生“亲密接触”时说的那句话，其挑逗的色情程度使人难以置信是出自一个未出闺阁的“处女”之口。英英绝非一个具备艺术真实性的乡村少女形象，她不过是后来的唐宛儿们露出的“小荷尖尖角”罢了。
为了回应对《废都》的男权思想和对女性污蔑性的描写的批评，贾平凹好像说过“我把女人当菩萨敬”的话。当然，在生活里，被“著名作家”当菩萨敬的女人们自然是万分荣幸的，但“回到文学本身”，这样的女性观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其实在上面提到的《浮躁》的那个情节里，贾平凹就清楚地借金狗之口表达了他对女性的认识：“小水是菩萨，英英是小兽呀，人敬菩萨，人爱小兽。”就是这样，在贾平凹的笔下，女人不是坐在高高的莲花台上要男人膜拜的菩萨，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性欲望赤条条冲出来的兽，前者如莫名其妙的刘高兴莫名其妙地给自己找着的菩萨孟夷纯，后者如庄之蝶身边那一群毫无人的尊严和羞耻感的献身者。不是神，就是兽，为什么在一个著名作家的小说里读者“难见真的人”？一个从不会写女人，因为不会写女人终究也把男人写坏了的作家，能说他是“优秀的伟大的作家”吗？难怪他的小说里放眼望去，尽是虎、狼、蛇、牛和蛆虫的世界。
一个作家写出失败之作，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没有人会长久地拿一部作品的欠缺苛责一个作家。批评家李敬泽在解释自己“不骂人”时说：“就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罪过也不过是愚蠢和无能，不值得动用杀伤性武器。”但《废都》“最大的罪过”即使不是“愚蠢和无能”，也是与“愚蠢和无能”一样严重的问题，即面对“罪过”时它的制造者所表现出的那种盲目自许、刚愎自是的态度。贾平凹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在文学问题上应有的积极的反思精神。多年来，他漠视读者对《废都》的种种评价，仇视批评界发出的不同声音，对否定批判这部作品的批评家恶语相向，对查禁的官方裁定也以“感谢盗版，使这本书流传下来”，做了巧妙的抗议（按贾氏的说法，我们是否也应该感谢盗版？如没有盗版使这本书流传下来，17年间的中国社会兴许就会误了大事呢）。他只有“不服”，没有自省，只有回击，没有检讨，只有反批评，而没有自我批评。这个立场在17年中是进行到底的。他与另外一些勇于担当的作家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张承志在小说《黑骏马》获好评如潮的情况下，“一点不敢沾沾自喜”地说出“它与永远在我眼前栩栩如生的蒙古真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不同”的检讨之语，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因善意造成的严肃失真，比比见于我对蒙古及天山游牧世界的描写之中。”对长篇《金牧场》，他极其痛心地做出了“莫名其妙地追求了一个失败的结构”、“整个设计全错了”的自我判定。他说：“我真必须向我的读者道歉；同时老老实实地承认批评家们的批判。”为什么，同样是“著名作家”，张承志就能如此“老老实实”呢?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话里知道答案：“我对文学的严峻淘汰和考验深怀畏惧，我从许多志得意满者的身上看见了可悲哀的本质。我警告自己：肤浅和愚昧的陷阱埋在每个人前方的路上；要严格律己，两倍于人地投入热情，两倍于人地增长教养”。陈世旭在评价自己《小镇上的将军》之后的创作时做出了几近严酷的自我批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那么让自己更让人失望”，“使更多的人看到了我在写作上的平庸”，“写了于人没有多少益处”。
这样的比较简直太多了，所以，关于《废都》事件，读者和批评界的思考的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贾平凹为什么要写《废都》这样一本不但“于人没有多少益处”反而很有害的书，这本书的问题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应该更进一步地剖析贾平凹身上那种志得意满者的“可悲哀的本质”，进而剖析滋生、呵护这种“可悲哀的本质”的时代的“可悲哀的本质”。
陈思和教授说过“贾平凹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几乎每隔10年给文坛带来一轮震撼”。是否震撼，见仁见智。但要说贾平凹给文坛带来一轮一轮的热闹，倒是真的。从《废都》开始，这样的热闹就没消停过，不是十年一轮，而是两三年一个大热闹，一半年一个小热闹，其娱乐效应仅次于歌坛天后王菲和明星学者余秋雨。这样的热闹当然不是贾平凹一个人制造的，而是由他身处的文坛造成的。本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批评要建立在创作基础上，创作也不能无视更不能仇视批评的存在。这样的常识被古今中外吃文学饭的人约定俗成地接受了下来，所以作家的作品被批评家贬了褒了，批评家被作家骂了或被“奖”了，都是自然的事。但偏偏事情到了贾平凹这儿，就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当代著名的批评家们对贾平凹《废都》之后的作品，态度实在是耐人寻味的。青年作家赵月斌曾把批评家二分法分为“每见贾平凹必骂的和每见贾平凹必不骂的”，虽则戏言，实有真意。多年来，他们或“必骂”，或“必不骂”，尤其是对《秦腔》，简直就像集体商量好了似地分成两派，大有泾渭分明势不两立之势。这样严重的两极分化二元对立的批评态度，其恶果就是文学批评在公众视野和读者层面彻底失去了应有的威信。终于，“必不骂”的这一派拔河得了胜，《秦腔》荣摘“茅奖”，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确实是“神差鬼使”啊!
说到贾平凹和文学批评，就不得不提到批评家李建军。贾李之争，早已是文坛公案。我一介边远之地的教书人，只是因着教了当代文学这门课，业余又还写点小说和评论，所以才存了关注的兴趣。在我看来，李建军“三评《废都》”及《怀念狼》等的文章都是极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它们不是“酷评”，更不是“谩骂”，而是对作品细致的读解和严谨的学术性研究。对此，王彬彬教授说过：“诚实、敏锐而又富有学养的批评家还是有的，令人双目一亮的批评文章也还是偶尔能读到的。例如，李建军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诸如对贾平凹的批评，对池莉的批评，等等，就不无振聋发聩的意味。”我十分赞同王彬彬的观点。这是因为，“文德敬恕”固然是一种好的传统，但它并不意味着遇到问题便闭上眼睛，更不是颠倒黑白地说好听话。尤其是在今天，当太多的批评家以“文德敬恕”为遮挡和由头，向“著名作家”和“大师”们顶礼膜拜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勇气、质疑和挑战。当然，谁也不能说自己真理在握，毫无过错，可是，当一个人敢于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在当下不是显得十分可贵吗？
作家格非说：“实际上，对写作来说，最不公正的中伤也要远远好过曲意的逢迎和谀扬，因为后者是毁灭一个作家判断力的最有效的武器；而批评家若成心要跟一个作家过不去，最常见的办法就是一口咬定他是大师。”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为睿智、清醒的作家的言辞。遗憾的是，贾平凹显然不懂这个道理。他和那些尊他为“大师”的批评家们惺惺相惜，却对并不曾“不公正地中伤”过他的批评家李建军给予了恶毒的攻击和谩骂。他“高调回应”李建军批评《秦腔》的事件是尽人皆知的。从纸媒到网络，那次事件在许多人那里得出的结论就是：著名作家是惹不起的，他们的作品也是谈不得的啊！
其实，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除了贾平凹本人的高调回应，对李建军批评贾平凹的反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批评的批评”，也是一件极其正常又正当的事情。但问题是，许多批评不是批评，确乎是货真价实的谩骂。不但谩骂，而且还摆出一张“独独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假装公允地拉偏架，反诬真的批评为“谩骂”，把真的批评家妖魔化成“酷评家”、“伪道德家”和“自炒者”。这些远离了文学文本，只仗着“著名作家”的名字就出来叫阵的，这些借文学的名义损伤文学的“吵架家”，想来是应该得到众人同仇敌忾的唾骂的。但当代文坛的批评家们，偏偏对此“集体失语”，基本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可事情既然关乎到文学，又怎能与他们无关呢？分明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出了问题，看上去却好像是贾李二人隔着墙在吵墙上挂着的南瓜落到了谁家的院里。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其中的况味，真是“坛外人”参不透的啊。
现在，《废都》再版，李建军想必应该是愤然的。无论你怎样证明这是一部“反文化”、“反真实”、“反现代”的失败之作，都挡不住“前度刘郎今又来”，挡不住它被装扮成“重放的鲜花”。但李建军更应该是坦然的，超然的，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对文学对读者的责任，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是问心无愧的。和他一样问心无愧的应该还有那些“见贾平凹必不骂”的人。郜元宝教授曾说：“无论骂者，捧者，都真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真诚地坚守自己看问题的角度，真诚地捧其所当捧，骂其所该骂。只有这样，才当得起一个形容词：正常。”围绕着贾平凹的许多评论家，他们多年来“真诚地坚守”着“捧其所当捧”的“立场”，今天终于迎来了让《秦腔》获奖让《废都》再版的庆功日，他们说些“《废都》再版,肯定是一件文化大事”，“《废都》是中国20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等等之类的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也有一些不“正常”。且不说“立场”本身是有对错之分的，不是什么样的“立场”只要“真诚地坚守”都是值得称道的，但仅仅就“坚守”而言，却还有一些批评家终于不能将骂或捧进行到底。他们不能“真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真诚地坚守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譬如，有的学者当年曾“骂”《废都》“骂”得狗血喷头，但今天，他摇身一变，站到了“捧”的队伍中，他为再版喝彩，说“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没有读懂《废都》的丰富性,只是读到了那些敏感的有关于性的部分”，这样的“始终参差，苍黄反复”的高论，今是昨非耶？今非昨是耶？
总之，我很是不解。不解的倒不是前倨后恭的态度，那简直太常见了，常见得成了“普遍的人性”；我也并不认为一个批评家以前说一部作品不好，就永远要说不好，因为，随着阅历增加和思想的发展，一个人修正自己的观点，也是很正常的——我只是觉得，他今天的话说得太过于轻巧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也许浅薄，确实只从“丰富”的《废都》里只看到了性，但他自己呢？当年他批评《废都》的时候是因为只看到了性才大放厥词的呢，还是读懂了更深刻的东西后又“立场错误”地站到了“骂”的一派？如果是前者，作为一个批评家，他首先应该检讨自己当年在一部杰作面前的无知，而不是先忙着指责“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该对当年读懂后“骂”而今读懂后“捧”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文字是不灭的，一个人说过的话，写过的字，总不会被人那么容易地忘却。
话说回来，“很多作家和批评家”要想最终读懂“《废都》的丰富性”,都要经历这么“艰难的历程”，那么对普通读者来说，从17年前的《废都》和17年后的《废都》中，不管是不是追不追着看“性”，看到的怕还是只有“性”了——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说：“那简直是一定的”。这和贾平凹17年前“这是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和17年后在经历了这么多后依旧敝帚自珍得没有一字半句的反思的态度是一致的。如此说来，进步又如何谈起？“进步”的大概只是书价、版税和红包吧！
尽管，贾平凹夸奖现在的人们能“回到文学本身”了，但我还是想愚顽不化地站在文学外面，用很不文学的几句话来结束本文：我来自一个少数族裔，在我的家乡，人们信佛敬神，崇拜自然。在日常生活细节中，恪守着许多禁忌。比如，谈话中从不能提及性；怀孕、生孩子之类并非不雅之事，都有相应的替代词；上厕所之类的话，不仅不能在异性面前说，而且，即使同性别之间，如果辈份不同，也是不能直通通地说出来的。一些老人，到现在都坚持认为某些“汉人”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动辄骂娘说粗话，拿性事开玩笑，还不避人耳目地在人前放屁（这当然是误解，是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阻隔导致的笑话）。对于这些古老的风俗，年少时自以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我，很是鄙视，认为太落后，太教条，太古旧。但现在，当我越来越深地闻见了“外面的世界”的恣肆和粗豪，再回望那些刻板的形式时，却觉得那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渐渐懂得了：有了禁忌，才有约束和敬畏，才能自律尊人；真正懂得了：羞涩是人的美德，知羞才能远恶，才能求美，才能攀升清洁的高贵的精神。
我相信，在当今中国，虽然社会价值观在游移，在改变，但终有一些东西从根本上是不变的。所以，《废都》再版绝不会成为什么“重大的文化事件”，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娱乐剧，是那些想要凭着方框框变成的省略号再赚个盆满钵溢的出版商导演的，由一群凌空高蹈的批评家与一个离文学越来越远的著名作家同台表演的娱乐剧。
如此而已。《南方文坛》 2009年第6期
话说回来，《废都.》里就算有什么“深层”的“人文意图”，也已被“表层”破坏殆尽。它们一星半点地漂浮在性的汪洋大海中，再怎么“梳理”也虚弱得绝难从泥淖里发出思想的光。它满纸污秽，无力上升到“堕落的美”的高度上。作家阿城说得好：《废都》的“废”不是颓废的“废”，而是残废的“废”。它的文学本身的力量乏善可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它以“当代的《金瓶梅》”为噱头和卖点，今天，它卷土再来，难道又能提供给人们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吗？那些含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段子和谣谚，早已是过时的陈词滥调，因为它原本就是一次性消费品。其实就是在当年，它正面的批判价值也是颓萎无力的，因为它只是发泄了一种民间情绪，但无力对产生这种情绪的现实给出有力的解释，更无力提供改变现实的积极途径和动力，它的指向是盲目的。谁都不能否认，低俗、变态、放纵的性描写，和以那些由方框框演变而来的省略号，在今天依旧是它唯一的“力量”。当17年后的读者和17年前的读者一样，虽不想“追着性去看”但又确乎被这种颠覆了底线的性描写所招徕时，难道能说这才是社会的进步和“回到文学本身”？也许社会的“进步”使出版审查制度确实变得宽松，使作家批评家们学会了与时俱进地看风使舵，但它并不能使一部作品的“文学本身”发生变化。再过50年，再过100年，再查禁多少次，解禁多少次，《废都》还是《废都》，一本彻底绝缘于文学的真善美准则的小说。对它而言，根本无所谓 “回到文学本身”，因为它本身就是反文学的。究其根本，就是反人性的。
多年来，许多人反对批评的常见论调就是说别人是道德评价，这一招很灵，好像说谁是道德评价，谁就立马变成了外行，变成了艺术的敌人，就应该被剥夺评价权。什么是道德评价，其界定在许多时候本身就是模糊的，就算道德评价有简单、偏颇甚至粗暴的一面，但既然一部作品，它本身的“魅力”就在于反道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它进行道德评价？文学一定是凌驾在道德之上的吗？什么东西一旦成为“文学”，就天然地具有在道德评价面前的豁免权吗？难道我们的时代已经“现代”“后现代”到绝对不能再说“这是有害的艺术”之类的话的程度了吗？头疼治头，脚痛医脚，对症下药是个常识问题，一部作品的大病如果就出在道德上，那么，对它进行道德评价和诊治怕也不是太离谱的错误。况且，“回到文学本身”的评价也是形态各异的评价，并没有整齐划一的标准。
《废都》当年问世后毁誉参半，但说到底它还是给作者带来巨大声名的一本书。就是从《废都》开始，贾平凹才真正成为“著名作家”的。但现在的文坛，鲜见有人领它的情。多年来，贾平凹并不感念这个“成就”了他的时代的好，也不感念让他在国外获奖又在国内获奖的文坛的好，他反而是一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委屈样，他说“吾一生是孤独悲苦”，他还说：“《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这是他的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庄之蝶的流氓算成了贾平凹的流氓，使他成了“最流氓的作家”，我知道的是，在《废都》之前，他也不是“最干净”的。《废都》的那种低俗、放纵、露骨的性描写其实在前一部长篇《浮躁》里就初露端倪：英英第一次和金狗发生“亲密接触”时说的那句话，其挑逗的色情程度使人难以置信是出自一个未出闺阁的“处女”之口。英英绝非一个具备艺术真实性的乡村少女形象，她不过是后来的唐宛儿们露出的“小荷尖尖角”罢了。
为了回应对《废都》的男权思想和对女性污蔑性的描写的批评，贾平凹好像说过“我把女人当菩萨敬”的话。当然，在生活里，被“著名作家”当菩萨敬的女人们自然是万分荣幸的，但“回到文学本身”，这样的女性观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其实在上面提到的《浮躁》的那个情节里，贾平凹就清楚地借金狗之口表达了他对女性的认识：“小水是菩萨，英英是小兽呀，人敬菩萨，人爱小兽。”就是这样，在贾平凹的笔下，女人不是坐在高高的莲花台上要男人膜拜的菩萨，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性欲望赤条条冲出来的兽，前者如莫名其妙的刘高兴莫名其妙地给自己找着的菩萨孟夷纯，后者如庄之蝶身边那一群毫无人的尊严和羞耻感的献身者。不是神，就是兽，为什么在一个著名作家的小说里读者“难见真的人”？一个从不会写女人，因为不会写女人终究也把男人写坏了的作家，能说他是“优秀的伟大的作家”吗？难怪他的小说里放眼望去，尽是虎、狼、蛇、牛和蛆虫的世界。
总之，我很是不解。不解的倒不是前倨后恭的态度，那简直太常见了，常见得成了“普遍的人性”；我也并不认为一个批评家以前说一部作品不好，就永远要说不好，因为，随着阅历增加和思想的发展，一个人修正自己的观点，也是很正常的——我只是觉得，他今天的话说得太过于轻巧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也许浅薄，确实只从“丰富”的《废都》里只看到了性，但他自己呢？当年他批评《废都》的时候是因为只看到了性才大放厥词的呢，还是读懂了更深刻的东西后又“立场错误”地站到了“骂”的一派？如果是前者，作为一个批评家，他首先应该检讨自己当年在一部杰作面前的无知，而不是先忙着指责“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该对当年读懂后“骂”而今读懂后“捧”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文字是不灭的，一个人说过的话，写过的字，总不会被人那么容易地忘却。
话说回来，“很多作家和批评家”要想最终读懂“《废都》的丰富性”,都要经历这么“艰难的历程”，那么对普通读者来说，从17年前的《废都》和17年后的《废都》中，不管是不是追不追着看“性”，看到的怕还是只有“性”了——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说：“那简直是一定的”。这和贾平凹17年前“这是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和17年后在经历了这么多后依旧敝帚自珍得没有一字半句的反思的态度是一致的。如此说来，进步又如何谈起？“进步”的大概只是书价、版税和红包吧！
尽管，贾平凹夸奖现在的人们能“回到文学本身”了，但我还是想愚顽不化地站在文学外面，用很不文学的几句话来结束本文：我来自一个少数族裔，在我的家乡，人们信佛敬神，崇拜自然。在日常生活细节中，恪守着许多禁忌。比如，谈话中从不能提及性；怀孕、生孩子之类并非不雅之事，都有相应的替代词；上厕所之类的话，不仅不能在异性面前说，而且，即使同性别之间，如果辈份不同，也是不能直通通地说出来的。一些老人，到现在都坚持认为某些“汉人”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动辄骂娘说粗话，拿性事开玩笑，还不避人耳目地在人前放屁（这当然是误解，是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阻隔导致的笑话）。对于这些古老的风俗，年少时自以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我，很是鄙视，认为太落后，太教条，太古旧。但现在，当我越来越深地闻见了“外面的世界”的恣肆和粗豪，再回望那些刻板的形式时，却觉得那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渐渐懂得了：有了禁忌，才有约束和敬畏，才能自律尊人；真正懂得了：羞涩是人的美德，知羞才能远恶，才能求美，才能攀升清洁的高贵的精神。
我相信，在当今中国，虽然社会价值观在游移，在改变，但终有一些东西从根本上是不变的。所以，《废都》再版绝不会成为什么“重大的文化事件”，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娱乐剧，是那些想要凭着方框框变成的省略号再赚个盆满钵溢的出版商导演的，由一群凌空高蹈的批评家与一个离文学越来越远的著名作家同台表演的娱乐剧。
如此而已。《南方文坛》 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