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格萨尔》史诗搜集、整理、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格萨尔》研究逐渐走向规范化、学术化。新时期以来,《格萨尔》学逐渐受到中外研究者们的重视,成为一门显学。《格萨尔》学得以建立,是几代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因此,撰写《格萨尔》学史就显得尤为迫切。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藏族学者所著的《〈格萨尔〉学史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及时填补了这一学科空白,将《格萨尔》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深广的理性思维空间,再现了《格萨尔》学史的全貌。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场景壮阔、人物众多、卷帙浩繁、伟大而优美的英雄史诗。它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作为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文化研究的视角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二位学者深谙此道,举凡对《格萨尔》学研究有益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有审美价值的精神文化现象,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理性地审视着史诗及其研究成果,把多少年来对《格萨尔》的传唱、搜集整理、研究都视为藏族的精神文化现象,或精神文化现象的投影。沿着这一视角关照史诗,作者将《史稿》分为4编。第一编,搜集、整理与抢救。在这里,著者为我们勾勒出史诗的流布概况以及搜集、整理与抢救的历史原貌。土、撒拉、裕固等民族地区传唱的《格萨尔》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普米、纳西、白等民族地区关于《格萨尔》遗迹、遗物与风物传说的故事,得以进一步发掘。研究者们通过这部《史稿》,可以领略到史诗研究的最新动态,也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中去研究史诗中沉潜的精神文化现象,在更深层次上去理解史诗。第二编,译介与编纂、出版。著者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上对《格萨尔》的译介、编纂和出版为纬,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史学世界。第三编,多学科研究。著者之一的王兴先研究员是这一方面的身体力行者,他极力倡导并推进多学科研究。《史稿》以对史诗基本理论的研究情形的阐释为切入点,对史诗的文学研究、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艺术研究、宗教研究、民族学研究、民俗学研究、比较研究、艺人研究作了史学性形态分析。第四编,人物与成果。著者向我们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藏族、蒙古族和土族《格萨尔》优秀艺人及其说唱部本。同时,对国内外代表性研究者及其成果给以概述,为后辈研究者踩着"巨人的肩膀"拓进作好铺垫。值得一提的是,《史稿》的绪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为研究者全面地展示了"格学"学科"缘起与建立"、"体系与意义"以及"现状与前景",是"格学"学科建设的纲领。《史稿》以上述4编详尽地勾勒出《格萨尔》学研究的全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格萨尔》学史。
扎西东珠、王兴先二位学者不仅将《格萨尔》说唱文本,同时也将《格萨尔》研究的历史进程叠加在一起,构建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格萨尔》学史。作为藏族人民历史流程中最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格萨尔》研究,不仅在藏族文化史、学术史上,而且在世界史诗研究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者从标立"格学"学科入手,宏观上描述"格学"的发展史,又从学术的高度反思"格学"研究中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等等,但充盈全书的,始终离不开一个个研究者,一部部、一篇篇研究成果。对不同时段、不同背景、不同语境中的研究成果,作者都牢牢把握精神文化现象这一基点,不仅在原材料的取舍上丰俭有度,而且力戒主观随意性。可以这样说,一部《格萨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藏民族的精神承传史。《格萨尔》在传唱的过程中,不断融进藏族人民新的生活体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史诗的历史容量。"格学"研究者所探寻的问题折射出"格学"研究历史中几个层面的人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同格萨尔精神一脉相承,更丰富了史诗的精神文化现象。《史稿》以16世纪为时间切入点,开始对史诗的勘探和搜集整理进行评点;从曾任四世班禅经师的洛桑促辰(约16世纪时人)在《印度八大法王传》中对格萨尔王其人的考察入笔,开始对格萨尔王与佛教的亲缘关系进行疏证。显然,宗教与格萨尔王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格萨尔王在传承中其原型意象及其置换变形有着鲜明的神话色彩。但是,《史稿》并没有囿于这一层面,而是以科学审慎的态度,拨开《格萨尔》学研究的历史迷雾,充分肯定了以往对《格萨尔》具有某种科学意义的研究。例如:18世纪时,松巴·益西班觉尔(1704-1788年)在1779年之前2次回答了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1738-1780年)提出的有关《格萨尔》的问题。作者充分肯定其可贵的学理见识,认为松巴·益西班觉尔对《格萨尔》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参见《史稿》第237页)一部好的学术史少不了"史识"这个灵魂,"史识"鲜活与否、圆融与否、深刻与否、新颖与否,决定着一部学术史的生命与品级。史家面对的"史料"虽然是历史的客观遗存,但作为人的主体创作却表现出生命的活跃性和流动感,这也就是说,其中凝结着历史主客体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内涵。这就决定了学术史的写作,实质上是史家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对话。当然,史家要获得一种圆融独到的"史识",必须借助于主体思维的超越性和创造性、适应性与整合性。在这部《史稿》中,作者始终较好地贯穿着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种历史的、思想的逻辑统一性就体现为《史稿》生命的整体感和有机感。
二位学者的《史稿》以格萨尔研究中学理化的问题为核心,以学理精神的生发、初步建立、有效拓展、遭遇挫折、再次复兴和全面升华等构建起全书的骨架。构建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先要找到一个支撑点,才能获得整合力。藏族人民精神文化的巡礼就是《史稿》的支撑点和制高点。他们把《格萨尔》史诗看做是藏族人民的一道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文化奇迹之一。他们从心灵深处敬佩这些真诚的研究者,包括新时期以来《格萨尔》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二位学者抓住了研究者群体的精神脉搏,在取与舍、褒与贬,甚至在择取再研究的切入点上都用心良苦,既突出学理精神,又焕发出感情色彩。在新时期格学研究学理精神的重振、反思与升华中,作者有意突出多学科性。《史稿》第三编就辟为多学科研究,从多学科视野充分肯定了研究者的不朽成果,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不忘从精神文化现象的角度,指出他们的超越性。这也是这部《史稿》成功和独异的重要原因。
当然,一部50多万字的《〈格萨尔〉学史稿》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难免的。对20世纪上半叶的格学研究成果,可能由于历史沉潜太深,阐释和评价显得不够深入。二位学者试图以撒网式的打捞方法,把格学研究的"大海"尽收网中,结果一些有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整部《史稿》的学术脉络不够清晰。笔者期待着著者在以后的修订中能够弥补。
另外,《格萨尔》史诗作为一部广泛流布于民间的口传文学作品,它的真正的栖居之地是广阔的民间大地,民间才是它生命的源泉。其实,活的《格萨尔》更多地存在于民间,民间有很多优秀的说唱艺人。这些艺人对《格萨尔》有着切肤的领悟,对格萨尔形象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因此,他们对格萨尔感性的认识、粗浅的研究,事实上是一笔宝贵的研究资料。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藏族人民对格萨尔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著者如果能将这些问题收入《史稿》,也许会使《史稿》更趋完备。

作者:朝伟,兰州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彭钧,兰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