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忘记母语而写作的初心，让久美多杰的文学从开始就带上了璞玉的质感；不以写作为功名敲门砖的选择，让文学成为心灵、性灵的自由牧场。白天他牧放汉语（工作语言），夜晚或闲暇时在他牧放母语藏文。“我的文字，最初是想让它们伫立在圣湖之畔，想让他们仰卧在草丛中看云”。“我希望散文记录我的脚步，诗歌掩盖我的脆弱。”正是这种无功利目的、自由写作的精神状态，让久美多杰的散文和诗歌自然流淌出纯真质朴的真情实感，如青海湖畔夏季清晨盛开的格桑花，清新自然而脱俗。
但这不是说，他的写作就是随意的。久美多杰对写作抱有敬畏之心，他在创作谈中开笔就说：“我不是从小喜欢写作的那种人，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他觉得“写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只要真诚实在，不求名，不争功、不图利，我的写作过程中就不会有痛苦。”他的写作态度是虔诚的，“尊重写作，努力让作品对得起读者。”他甚至在写作时会真诚祈求藏族文艺女神央金玛：“殊胜的女神！请赐予我优美动人的词语，让这篇写给远方的文字清新自然，浸润人心。”他的创作与其说得到了文艺女神央金玛的加持，毋宁说是对经年不懈地朝着清新朴真的方向前行的褒奖，获得全国第二十四届“孙犁散文奖”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翻译奖，就是对这位藏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藏族作家最好的肯定。
作家谦卑地说：“我愿意提着用散文和诗歌编织的袋子，做一个拾荒者。”而我愿意从他的袋子里捡取那一块块用真情打磨成的美玉，分享遇见的欣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藏译汉翻译集《久美多杰散文集》（2014年）、汉语散文集《故乡与远方》（2016年）以及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汉双语诗歌集《一个步行者的梦语》，是我阅读分享的作品集。
真 情
“真”是久美多杰散文之魂，也是他作品最可贵的文学品质。内容上的“真”使他的散文成为记录中国安多地区社会生活的史料，具有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情感上的“真”使他的散文焕发出契合心灵的生命力量，浸润人心，具有文学价值。
捧读久美多杰的散文集《故乡和远方》，映入眼帘的是第一篇散文《在延安想起宗果》，我被作者的“真”所震撼。“我从小热爱红军，向往和怀念红军。红军过草地的故事曾经无数次感动过我，我一直纳闷的是红军部队走过了草地，却没有来到我们村庄。”这应是懵懂年少时才有的纯洁无暇的真心，历经半世风尘，作者竟保存的完好如初。再读，伴着《红星闪闪》的旋律，八角帽、红五星、红军服、毛主席语录、“敌我战争”的游戏以及对红军的崇敬和向往之情浸润心田，唤出那个纯情纯真的年代，这是每一个70后都曾经历的真情岁月。作者还记述了一位红军战士被马匪打散流落到家乡“宗果村”安居的经历。不仅如此，作者用自己最真诚的感激之情对红军及其长征做出了最纯洁的赞颂：“他们用超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拉着神奇之犁，用智慧开垦了一个古老而荒芜的土地，到处撒播了新鲜的种子。……它有力量点燃一个新的伟大长征的火种。”正是因为追求“真”的本心，在感知到事实真相时，真情油然而生，汩汩喷涌，让读者看到那颗用真情浇灌出来的纯洁朴素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世界。
久美多杰就是用真情打磨生活这块璞玉，他的爱、恨、乐、悲，他的喜、怒、哀、惧，在文字间不加掩饰地自由行走，语言亦步亦趋，或质朴到浅白、或优美到华丽、或幽默到捧腹、或噎语到窒息、或讽谕至讽刺、或睿智如哲理。
因为爱，他的散文里住满了“宗果”两个词，那是他的家乡，他的情感的发源地。故园也确实给了游子心灵的安稳和栖息，所以，对宗果，作者不吝溢美之词。在散文里，“初秋的宗果显得很闲适，夜幕降临后，我的周围一片寂静，远处的流水声像童话一样干净。”（《宗果散记》） 在诗歌里“高峰身披银装/传送着坚定的信念/黄河终年浩荡/缔造了绿色家园/白塔托举佛光/屹立在日月顶点/鲜花般的故乡/面向四方深情吐艳”。（《从宗果到拉萨》）
能让故乡像诗歌一样优美，像天堂一样吉祥的就是作家发自内心的真爱。“我太爱雪域的人们了，以梦为梭，织一道彩虹；以虹为线，编一条哈达。我要像所有善良的人和卑微的人敬献心中的祝福。”
因为爱，他不接受有人在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离别的留言：“终于离开这个乞丐居住的地方了。”是的，无论是谁，只要喝过那个地方的水，吃过那个地方的粮，就不该诋毁有养育之恩的家园，这是做人的本分。
“为了远方的鹿/箭在弦上跺脚”。爱情来临，诗句紧随。你我曾有的心跳，可曾与他的诗句契合？抑或，因为他的诗句，你的爱情重现眼前？《恰卜恰的故事》由10首爱情诗组成，作者以饱蘸爱意的情笔记录下了爱情来临时的情迷意乱、相思的炙烤、等待的焦躁、离别的凄凉，情感细腻而浓烈，最富文学特色和生命力。诗歌以四、六句式组成，每句六字，形成严正的格律诗的形成，有仓央嘉措情诗的韵律与表现手法的遗韵，语言上的口语化与形式上的整齐美、音律美相得益彰，既有民歌的脍炙人口，又有韵律上的工巧，富含藏文化底蕴，无论从情感还是语言都可堪称描写爱情的精品。
“一句真话会遭到嘲讽，满口谎言却有人恭听。不知除了面部表情，还有什么是假的。不是道除了呼吸，还有什么是真的。”当求真遇上世相呈假，愤怒就会从他胸腔喷射，文笔带上杂文的辛辣。
“来者不是太阳/走得却是至亲”，玉树地震，同胞遇难，悲从中来。“家园不见踪影/身边只有寒风”，“空气都在哽咽/让那琴声安静”，但诗人将悲情化为拯救的力量，“灯光不停移动/在向生命呼唤”“伸进废墟之手/在和死神较量”“只要有颗爱心/我们不靠神灵”。地震无情，人间有爱：“擦干脸上泪水/道路仍在眼前/玉树不要悲伤/你有我们陪伴//日月总会放光/只要雪山依旧/史诗千古传唱/只要五湖携手”。
“母语，是祖先惠赐我们的第一份厚礼”，“雪域儿女可以放弃糌粑和皮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祖先留下的语言和文字。”对母语和民族文化的挚爱，不仅使作家走上创作之路，而且成为母语文化自觉的思考者、践行者、批判者和传承者。他不仅自己在使用双语进行创作，经过夫妻商量，大女儿兼修藏语和民族舞蹈，小儿子从小在民族完小主修藏文，为藏文化的传承培养着新的接班人。
真情，让久美多杰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浸润人心的力量和人格品质，久美多杰也有足够自信的为人底气让文字间流淌出人性求真的光芒，涵养文学的品质。
藏 韵
久美多杰散文叙事的特点，就是用藏族民间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构思散文，在文体上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具有小说的耐读性和散文的真实性，富有藏族思维和安多地区地域特色。
白天满脸笑容地牵着黄昏怯生生的手，说要到村子东边的那片树林中去散步。”“进屋生火烧茶时，黄昏独自返回，我看不清他的脸，便问：白天呢？它怎么没有回来。黄昏低头不语，我吼道：“说话呀！你的嘴巴被谁堵死了吗？黄昏仍然站在窗外，好像一只偷吃了酸奶的猫。我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大人似的又问：你们是不是打架了？它为什么不和你一块儿回来呢？它现在到底在哪儿？……这时，我突然听见大门外面有人在说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放心地走出屋外，不再惧怕背叛和谋害白天的现在已经完全变黑的黄昏。”（《黄昏》）
这段文字完全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和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变成了一篇黄昏谋害白天的童话故事，而不像是一篇关于黄昏的散文。时空、物我，完全在主客观合一、物我不分的审美情景中，表达了十岁的“我”面对来临的黄昏的恐惧与孤独。
语言中含有民族思维和地域特色，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在修辞手法的使用上，尤其是比喻与拟人能充分体现民族性和地域性。
从雅砻河谷到雪域大地，母语是猕猴慈悲的微笑和岩女诱人的妩媚，母语是百灵鸟对草原的礼赞，是布谷鸟向田野的问候，是炊烟在黑色帐篷和碉楼、木屋、土房肩膀上幸福的舞蹈。（《母语》）
《母语》通篇采用比喻与拟人的修辞手法来阐释母语的重要性，充满了藏文化的底蕴和藏区文化事项与地域特色。这段诗化的语言，礼赞、问候、舞蹈；猕猴、岩女；黑色帐篷、碉楼、木屋、土房；无论地名、物名，还是本体、喻体都指向藏文化，渗透着藏族的思维，表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牧区还是农区，母语备受尊崇，广泛使用的事实。可见，比喻的方法是一样的，构成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是具有这二者特色的物象，拟人的手法也同此理。
阿咪扎嘎尔雪山除了冬天偶尔戴一下那顶不知戴过多少岁月的白色毡帽外，春夏秋三季基本上都是光着头的，河水自然比以前瘦了很多，从沟口流过的黄河，有时候像一名久病不起的老者，有气无力地挣扎着。东西两座绵延不绝的大山像是在比身上的肌肉似的全都脱光了衣服，实在是难看死了。（《在宗果河滩怀念森林》）
戴毡帽是雪域高原牧民冬季保暖御寒的日常行为，由此联想到 雪盖山头像人戴了“白色毡帽”，生发类比联想，有了以下“光着头”“比肌肉”“脱光了衣服”的拟人格的连续使用，来形象地说明家乡生态恶化的景象。
这样的例子在久美多杰的作品中俯首皆是，充分体现了藏族善用比喻与拟人的修辞手法来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说理的形象性的思维特征和文化特征。
宗果以前肯定有森林。也许，宗果的森林是因为无法忍受村里人的百般刁难和欺侮而逃到别处去了。或者，宗果的森林可能是一个喜欢到深山中修行的密宗信徒。”（《在宗果河滩怀念森林》）
拟人手法的使用，给予“物”充分的自主意识，时空被“物”掌控，形成“物自在”叙事，既形象贴切又亲切睿智，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炊烟像一个喝过假酒的小子，在帐篷外面有气无力地挣扎着，而炉灶前滚烫的奶茶正望着门外的客人激动不已，它从来不问你来自哪里，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到何处去，总会满足造访者的需求。 （《青海湖》）
在“物自在”叙事中，还带上藏族的民族性格，比如，热情好客的性格，男性爱喝酒的性格等等。
久美多杰掌握着许多藏族的谚语，用在适当的地方，不仅增强了说服力，而且增加了浓郁的藏文化气息与底蕴。比如，他说，在青海人们经常对家乡人开玩笑说：“赤嘎（贵德）是个好地方，但是人不怎么样。”，“我只好借用一句小时候在宗果学到的藏族谚语来应付说‘不弯曲的树，森林里找不到；没缺点的人，世界上不存在。”（《这儿离黄河不远》）吐伯特（藏）人有句谚语：“故土可以忘却，母语不能丢弃。”（《母语》）等等。
久美多杰还喜欢用数字形成有趣的数字修辞效果。数字作为确凿的数据理论，在议论文或说明文中作为支撑论点、说明事理的重要论据广泛使用，但久美多杰却将这种作用在自己的散文中自如运用，给数字一种修辞的效能，增加了散文的趣味性。久美多杰喜欢用数字表达数量的变化，有趣的是他会用非常准确的数字表示概数，形成数字表述思想情感的功能，带有鲜明的藏族思维和民间文化的特征，这是久美多杰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
比如，写新农村建设中形式主义的问题，作者要说明少数路边的农户维修了围墙，多数靠山根的没有维修，他就用数字来表达：少数=十二户二十户，多数=十八家八十家，（《邻村》）看前面的数字十二、十八，变化并不大，看后面的数字二十、八十，差距非常大了，这种表达不仅达到了用文字达不到的数字倍增的修辞效果，而且达到了对“面子工程”进行批判讽刺效果，也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
同样，在《远方在哪里》中，作者用数字表达了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反差。“一想起远方，我的睡眠就比远方更远。一只、两只、三只、一百只、一百零八只白鹤从头顶飞向远方；一百只、两百只、三百只、一万只、一万八千只乌鸦从远方飞抵眼前。”白鹤与乌鸦分别代表理想的状态与现实的情景，递增的数字形成了夸张的效果。
作者还用数字表现寂寞和惧怕孤独的心理情感。比如，《黄昏》写十岁的“我” 黄昏放学回到家里亲人尚未回来的家，心理非常落寞，眼光寻视到活动的物，看见“离家门口不远的那棵杏树上，一对喜鹊降落到枝丫，八只麻雀忽地飞走。”“我”独自“把马和骡子拴在马厩，把十二头不同颜色的牛赶进棚圈，按各自的位置拴在木桩上。这时，四只毛驴也自觉地回到原有的小天地，把头伸入食槽寻找饲料。”这些数字是确数，表达出“我”因孤单无聊而数叽叽喳喳的麻雀打发时光和用行动驱赶寂寞的心理。用数字描写心理活动细致而传神，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意味。
在诗歌《大海边的遐想》中，诗人用数字一百的分和，描画了在三亚海边看众鸟飞翔的眼中之景，赋予人生哲理：由于人的天资禀赋、社会阅历等等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只要有飞翔的愿力和积极进取的毅力，也能领略天空的阔大。
一百只鸟翔蓝天
六十三只如闪电
三十六只在云端
还有一只低而慢
假如能够飞得远
我愿跟在它后面
诗人还用数字赞颂着家乡各族人民共建和谐美好家园的幸福生活。 “一个牧人吟唱/歌声已渗入草甸/两名耕者繁忙/汗水不知道冷暖/三代志士梦想/启动未来的航船/鲜花般的故乡/面向四方深情吐艳。”（《从宗果到拉萨》）用数字一、二，表明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经济生产结构模式，用数字三表明有更多的有志之士用长远的发展眼观和胸襟在建设着幸福的家园，用数字四表达家乡敞开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他还以“一颗真诚的心、两句祝福的话、三碗醇香的酒。”介绍家乡热情好客的风土人情。
叙事、比喻、拟人、数字、谚语等等都带上了浓郁的藏族思维，散发着安多藏文化的底蕴和地域特色，表达着对故乡宗果的炽热的爱。
幽 默
幽默是藏族人与生俱来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三个藏族在一起，你就会听到笑声此起彼伏。但像久美多杰这样在作文学作品中将幽默表现的如此淋漓尽致的，在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中也为数不多。
等待公交汽车，是城市人最日常的生活，但能把等待公交汽车时人的无奈、焦虑、人被车（物）主宰，不能掌控自己行为而异化的心理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妙趣横生的，恐怕只有久美多杰了。散文《等待公交汽车》用小说般细致的叙事描写，写了等车耗时的焦虑，久等不来的焦虑，等来了同方向的多辆车后选择的焦虑，实在等不来，想打出租车而又举棋不定的焦虑，终于等来了，但“我又成了别人眼中不守时的人”而丢失了人品的焦虑，等等心理活动，鲜明形象地再现了人被物操控失去自我的焦虑和愤怒的心灵，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人类被物异化的真实心理过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想出以积极的行为掌握主动权和支配权，主动消解物对人的异化的精神层面。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等车的时候，在公交车站附近转悠，装作悠闲自在的样子，装作哪儿都不去的样子，装作什么车都不等的样子，装作从来不乘坐公交车的样子，露出对周围环境不屑一顾的、对时间没有一点感情的神色，当看到自己正在等的公交车刚进入站点，就以闪电般的速度跑过去上车、刷卡，让公交汽车感到意外和尴尬。
此文整篇都营造了这样幽默的语境，此段文字尤为思维独特，语言幽默，让人忍俊不禁。人与公交车玩起了藏猫猫，让庞大的物的世界对人的行为惊讶，真为作者的奇思妙想折服。
文中还写了公交车终于来了，但“我”已经迟到了！“我”难以“抚慰恼怒已久的心”，就采用语言泄愤，用青海话问候公交车祖宗，然后用“303路公交车可能在路上去世了”等语句化解愤怒和焦虑，让读者在感同身受的体验中幽默一笑“泯恩仇”。
而今，西宁早就开通了手机查询“西宁掌上公交”，在公交站点开通电子显示系统，久美多杰们的等公交车渐渐成为历史，但这篇散文因如此幽默地记述了等公交车的焦虑而终将成为讲述公交故事的一个侧面而铭记。
《果洛夏天的雪》中，他同样以幽默的笔调，人格化的手法刻画了“黄沙”对人类的侵袭。
过去，雪是一位诚实守信的花朵，它们讲团结比奉献，深受农村牧区田地和牛羊的欢迎。现在，比白雪来得更猛烈的是黄沙，沙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给雪域高原和世界人民留下恶劣的影响。它好吃懒做，只知道昼夜不停地吞噬草山耕地。它作风霸道，想起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顾别人的想法和要求，还把责任推卸给周围环境，认为自己完全是被风裹挟，身不由己，显得很憋屈。
给物以人格，将评价人品行的词语套用到物上，雪花“诚实守信”“讲团结比奉献”，黄沙“好吃懒做”“作风霸道”， 大词小用，庄词谐用而产生的张力，形成幽默。
构思的巧妙也增添了语言的风趣。“春天乍到，太阳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地上的雪被晒得大汗淋漓。”（《远方在哪里》）“仲秋的水龙头彻底坏了/没有人能修理/水洒满天空和大地/没日没夜白白地流淌着/农民恨不得把干渴的春季/拉进城里让它把水喝个够”（《斯朗的秋天》）。
幽默让久美多杰的作品有了审视和解脱生活困窘的双重优势，增加了作品的智趣和可读性。
讽 喻
在真性情的孕育下，说真话成为美多杰文学的高贵品质。“真话你不想听/谎言我无心编造/给舌头打个结/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真话是他的创作目的，他真话的基石建立在对民众的福祉上，他常常以学者的严谨考察历史与当下，将发现的真相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启示。久美多杰说理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以幽默大师的手法，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中与作家的心境共鸣，有时以严正的理论家的身份严密论证社会上流行的谬论，有时又以一位藏族智者的口吻训导迷途的众生，有时又以循循善诱者的语言引领读者了悟世间百态，有时又以雄辩辩手的姿态廓清事实的真相。或妙趣横生、或义正言辞、或娓娓道来、或声色俱厉，尽显作家真性情底色上的真知灼见和作为知识分子勇敢的责任担当，而讽喻是他说理语言的显著特色。摆事实、讲道理是他说理的最常用的思维逻辑，记叙、议论、抒情、描写等叙事手法和反问、对比、比喻、起兴等修辞手法皆用来做他讽喻的战士。这使他作品在浅显易懂中力透纸背，在讽喻智趣中真假自明，善恶自彰。
比如对藏族历史人物朗达玛，他的判断是“由于相信少数人的偏见和谎言/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冤枉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国王”，“国王并没有灭佛/他是在控制僧侣/倡导人们在家修行/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确保人口增长”。对刺杀国王的凶手诘问“是谁给了他刺杀国王的权利？”（《蚂蚁和国王》）他现以叙事语言陈述事实，再以强烈的反问语气形成诘问，达到震慑人心的作用。
再比如对佛教寺庙，他认为：
寺庙像黑暗中的一盏灯，往往会让很多人在困惑的时候眼前一亮。但是，我也遇见过不少受了高等教育的本民族知识分子和有一定宗教学识的僧人，他们看到一座寺庙就问这是哪个教派的寺庙。教派很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才会问一些类似的愚蠢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我执和偏见站了上风，仁爱、慈悲和宽容，仅仅是披在身上的一件外衣。在这一点上，我更加敬佩那些没有教派观念、虔诚诵经、宽容大度、慈悲善良，被很多人认为是愚昧无知的信徒们。（《从柴达木走过》）
反问，显出论辩的力量，对比，显出讽喻谴责的力量，而敢于对宗教中的假恶丑发声，则显示出他学者般的文化自信和批判本民族文化的力量。在这篇文章里，他还举例对比，释迦牟尼、莲花生、阿底侠等创始人和大师们放弃王位修行布道普度众生，世界屋脊上却因为宗教参与世俗权利而引发战争，教派争斗，生灵涂炭。“实在是藏民族政治史和宗教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令人汗颜，值得我们深思。”（《从柴达木走过》）
《邻村》写的是青海地区的农牧区进行新农村建设。“公路两边的人家，十二户二十户，新建的大门两旁挂满彩虹，土墙外包了红砖，或涂上颜料，还绘有统一的图案，原本邋遢的外表顿时光鲜了起来。可是，靠近山根的农户，十八家八十家，依旧是原来的模样，整个村庄，像一位只顾染黑前额与两鬓，露出后脑勺白发的倔强老者。”对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面子工程”和形式主义作风进行了讽刺。同时，因为“我”的故乡在山坳里“在属于自己的领地里过着从前的日子。每次回到老家，左看右看，怎么看都像一位不整理衣裙也非常可爱的姑娘；前看后看，怎么看都像一位不擦脂粉也分外美丽的少妇。”
这样的语言文字在久美多杰的文学作品中不胜枚举。在此就不一一举例。孔占伟在《朴拙率真的久美多杰》中说，久美多杰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来源于在大学读书期间对西方哲学家书籍的迷恋。“潜心研究的是尼采、叔本华、蒙田等西方伟大的哲学家的《悲剧的诞生》《欲望与幸福》等等著作，对那种跨语言领域和思维形式的探索，对他后来的创作和语言风格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当我们读到他的作品时就能切身感受到以小见大、满含哲理、富有才情的优美文字。” 正是这样的学理涵养，久美多杰的文学创作散发出理性批判的力量。
久美多杰的文学创作自由地穿行在散文与诗歌之间，一方面情感意切，构思巧妙，或用诗歌的语言表达情思，或用小说的语言构思散文，清新质朴，充满情趣。另一方面独具藏民族思维的理性思考，充满着理趣，散发着智慧的光焰，闪耀着学者性的理论功底和论辩力量，浸润人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 “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价值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文号：16xzw031】
原刊于《青海湖》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