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历史，出发抑或回归
寻迹、在珠穆朗玛峰脚下，这样的文字意象，配以古朴典雅的装帧设计风格，还有那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份量，这些信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旨趣，传达出一种淡淡的古意和悠远的艺术气息，似乎要把人引入历史深处，抵达天地自然的褶皱幽微之境，以品味被隐没于时光背面的真实意蕴。
开卷，仿佛与作者对面而坐，听他用平实质朴偶或透着生动风趣的话语，铺陈开一个个长长短短的故事，携带着丰富多彩的资料信息扑面而来，各色人物于此间渐次鲜活，言语间蕴含着朴素却足够真挚的情感，这些宝贵因素的标的或者说服务目标，明确指向一个地方——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作者的生命诞生地、他于彼处度过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而成为他的精神原乡的故乡。阅读这些颇具原生态气质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这一概念。
是的，那浓得化不开、痛得忘不掉，却又难以轻易回归，仿佛剪不断理还乱的悠悠情意、绵绵幽怀，怕只有乡愁了！正是这份由乡愁长年累月孕育而成的深切情怀，才衍生出强大的生命力量，支撑着一位已不年轻的作家、一位民俗文化学者，不畏旅途的劳顿辛苦，不惧事务的琐屑繁杂，耗费七年时间，日光灯影下翻阅一本又一本新旧书籍，寒来暑往间深入一个又一个幽隐之地，一步步探赜索引，一项项条分缕析，拨开历史烟云，掸清岁月尘埃，对被遗忘的史实力求还原，对被隐没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显微。作者的步履是孤单的，却也是坚定的；思维是审慎的，从而也是严谨的。三十多篇文章，既单篇成文，彼此又交叉融汇，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就出一部有内涵有态度的大文化散文。
从其情感角度来说，这本洋洋洒洒近四十万字的文化散文集，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故土家园的真情回望和真诚抒写，更是一个游子对故乡母亲的深情回馈。
知识性，可读性，兼以人为本
品读《寻迹》，仿佛跟随平措扎西老师的足迹，在珠穆朗玛峰脚下行走，深入一座座村寨，亲临一户户人家，亦步亦趋，频频驻足回眸，一再凝神遐思，靠近一个个生命，体味一颗颗心灵，不知不觉间，西藏日喀则大地上的山水地理、历史事件、民间人物、礼仪风情、行业发展脉络，乃至宗教文化、各地方和寺庙的历史沿革等丰富驳杂的信息，含藏于故事情节中在你面前徐徐展开，所涉事项的信息资料无不翔实而确切，文本就这样描摹出一幅多姿多彩而又生动鲜活的生活画卷，将当地丰富多样的人文风情和民俗习惯立体地呈现了出来，于是乎，久远的人、事、物由幽微而显在，朦胧的历史由缥缈神秘而至清晰可触。
从文章不难看出，作者是个知识渊博且做事严谨的人，对于笔下所写对象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人文自然等相关情形的熟稔程度尤其令人叹服。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景一事、一地一名，以及被民间广为传颂的历史事件、僧俗人物等，作者无不了然于胸。反观其路径，既有先期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掌握，又有必要的实地考察、考证和感受，二者相融相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明晰认识，进而将这些个个体经验交由理智来辨析检验，使其具备一定的理论高度，然后再用自己的语言将其付诸于文字，如此文字便有了力量，才可能成为为大众所接受的有效信息。
《寻迹》共有七个篇章，内容分别对应不同的文化版块，日喀则大地上的地理、历史、自然、人文和宗教等文化现象，在其作品中皆有体现，比如：一些村寨的地域文化特色、寺庙和宗派的历史沿革与演绎、著名民间艺人的生平和艺术特色、高僧大德的成长经历和修行成就、边贸口岸的地理和商业特征、著名印经院的历史沉浮与变迁等等。这些内容涉及藏医、藏药、藏香、藏戏、唐卡、壁画、藏传佛教等各行各业，以及民间歌舞、桥梁建筑、地方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等等地域内的经济、文化、生活、民俗等方方面面；时间跨度则从公元前沿至当代；地理范围包含岗巴拉山脉以西的日喀则区域内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所有有人物有故事的山水村落；人物则含括历史英雄、民间高人、著名僧侣、行业祖师、政界领袖以及有代表性的普通百姓等等。由此可知，该书是知识性强、信息量丰富的文化读本，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而凡此种种庞杂繁复的知识和信息，作者并不是干巴巴地罗列或生硬地堆砌，而是将其与历史人物或事件有机地融为一体，在交待事件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作者先搜寻到目标对象的蛛丝马迹，对其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归类，找出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人物，循其足迹进行实地考察和切近的探访，将相关的信息知识自然地融入人物的生平故事中，加上考察现场得来的切身感受，然后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将时间、空间和事件串连起来，从而还原出各自清晰的脉络和历史样貌。阅读中你会发现，作者是个特别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叙述从容、淡定，且不乏藏语表达方式中生动、形象与趣味性的特点应用，这使得蕴含着大量知识和信息的文章，读起来不仅不枯燥，而且显得意趣盎然，吸引读者不由自主地深入，有很强的可读性。
作者的创作思路是明晰的，驾驭这种庞杂题材的艺术手法也是高明的，其行文宗旨似乎应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文集第三章篇首有一段话：“一个地方的魅力，与这里的山川地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人。是人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文明，成为了群体精神的写照。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自然。在这片高寒之地，人类对生命的追问和精神的探索从未止步……”。的确，历史是人创造的，有了人的时空物事才是有生命的。抓住了“人”这一根本因素，循着其生命足迹追溯而去，远去的历史以及抽象的事物便都显得可感可触了。 ——大概作者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探访和书写，从而成功实现了他对一个地方的立体表现目标的。
以首篇文章《雕版上的岁月往事》为例，复杂的事物现象就是以故事主人公的生命足迹为线索展开的。从生活于十三世纪的青年僧人觉木旦日白热智与日喀则边远之地那塘寺的奇妙结缘切入，看着这位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僧人在那塘寺由求医救命到病愈留寺拜师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学修兼备的著名高僧后，发心整理缮写整套《大藏经》，觉木旦不仅自己废寝忘食、倾财倾力地亲自抄写整理，还感召和发动自己培养的有成就有能力的传承弟子等各方力量一起来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经过两代人无数个宵衣旰食的辛勤努力和种种艰辛曲折，终于于十四世纪初成功完成了一套完整的手抄本《甘珠尔》《丹珠尔》，并将其存放供奉于那塘寺里。这就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套完整意义上的《大藏经》。而这套珍贵的手抄本经卷的诞生，不仅成为长达两个多世纪里藏传佛教乃至藏文化学习、流通和传承的主要依据和范本，更是后来第一套雕刻版的可靠蓝本，其历史意义是非凡的，其于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卓著功德也是不可磨灭的。那么，因它的存在而改变一个边地小寺的历史地位，自然也就是捎带着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跟随文中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和故事节奏，我们大致知道了以下信息：佛教和藏文化的两部命脉性巨著《甘珠尔》《丹珠尔》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两部浩繁卷帙由取经到翻译到成书的艰辛历程；由最初的手工缮写，到第一套《甘珠尔》雕刻版明永乐版的诞生，乃至后来经由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普拉鼐、宗喀巴和他的弟子等无数僧俗各界人士不惜身命的不懈努力，才最终使得雕版印刷全套大藏经真正成为现实，即西藏的刊刻印刷的发展脉络；四大印经院之首那塘印经院连带着那塘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其变迁沉浮足迹；那个时代变幻无常的社会背景等等。之外，还顺带获知了一个有趣的民俗现象——“玛尼拉修”的来龙去脉。
在西藏常能见到一个劳动场景，即几人或十数人站成一排，传递石块、土坯等建筑材料，人们脚不离地，只用躯体和手臂的辗转腾挪来工作，合作间自然形成了和谐的节奏与韵律，大家说笑或者唱着专门的劳动歌，劳作显得轻松又热闹。从这篇文章才知道，它竟缘起于230多年前，从刊刻地定日协噶尔往存放处那塘寺运送第一套《大藏经》木刻经版时。两地相距220多公里，为了保护珍贵无比的经版不被磨损，采取了人手传递法——数万人排成长龙，遵循一定的节奏左右转动身体，人人态度恭敬，4839部典籍的巨量经版得以完好无损地送达安身之地。后来，这样的劳动形式在民间流传并沿袭下来，就形象地叫做“玛尼拉修”，藏语意为“手传经文”。想象一下其时其景，多么浪漫多么诗意多么震撼的劳动场面啊！
而综观全书，类似这样“捎带”着传递出的民俗文化常识，可以说俯拾皆是。
真情，真趣，以及精神家园
为文者，尤其是作文化散文，除了要具备相当广博的普遍性常识，尚须掌握比一般人所知多一点深一点更究竟一点的东西，文章才能有新意，从而吸引不同需要层次的读者。不仅要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方能以自己的十分昭昭，传递给读者几分明了。具备这几个要素，大概才能做出有价值的文章。《寻迹》的作者是基本做到了的。
每每打开书本随手翻阅，总会有所收获，或者发现了新的知识点，或者曾经云遮雾罩的模糊现象还原了真相，抑或印象中纠结缠绕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得以厘清，也可能于不经意间被文中一句趣语妙言逗乐了心情。可以说，作者的笔触始终游走在比读者的视线更高、更远、更深的地方，或者说，作者有意于用自己的文字引导读者抵达更深、更远、更高处。
比如，通过《万紫千红陈塘美》一文，号称定结县后花园的“陈塘镇”如同一幅立体画卷展现于我们面前，不仅它的地理自然特征清晰如画，当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婚丧嫁娶习俗、宗教信仰特征等民间风情文化现象，也都条理分明、历历在目。陈塘镇是夏尔巴人的主要聚居区，人口中藏族也占据一定的比例，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两个族群既各自坚守着自己的习俗特征，又相融相携、和睦共处，这种情形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陈塘属于深山密林峡谷地势，文末，陈塘人见面时打招呼的“哎，突然见到了！”和分别时的叮咛语“小心侦看哟！”，在外人看来颇有几分新鲜莫名，究其理方知，这样两句话，恰恰生动形象地体现出了自然环境对民风民俗以及族群心理文化特征的强大影响。《寺中飘来世俗风》表现出鲜为人知的扎什伦布寺院里的民俗文化现象——曾经兴盛一时的僧人演唱藏戏活动和风格独特的僧人打“阿嘎”劳动情景。文化水平高而又多才多艺的僧人们，藉由这种方式演绎出别样的文艺之美和人间温情。《一个人和一座城》描绘了江孜白居寺的独特魅力，该寺为三个教派并存，使得建筑风格和所供奉佛菩萨主尊及僧人的修行法门，都赫然迥异于藏传佛教的其他所有大小寺院。它的诞生自然是不易的，建造历史当然也是复杂艰辛的。作者透过追溯它的主要建造人热旦贡萨帕成长成就的非凡一生，来一步步梳理并还原出寺院诞生的历史印迹，在作者的合理布排下，时代背景、人物和事件各就各位，无言地验证着伟大事物的必然路径。
其他如对唐东杰布、米拉日巴、布东确列南杰等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生命足迹的探寻，往往带出了一个甚至多个行业的兴衰以及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对民间智者阿古顿巴等人的书写，也表现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民风民情。作者用一个篇章，对吉隆、亚东和樟木等三个边境地区进行了实地探访和立体描述，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新颖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边境口岸文化。而在作者之前，好像没有人系统地做过这项工作。其实无需一一举例评说，书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有内容、有真情并不乏真趣的，因此说该文集兼具文化价值、文学审美和一定的社会意义，是不为过的。
而最能体现作者对家乡的真切情义的，当属《日喀则断章》一文。这篇长达33页的文字，可以说凝聚着作者全部的才情、学识和情感，对生他养他的“上乘如意庄园”日喀则市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梳理和抒写，用地理和时间建立起一个坐标系，然后，这片土地上的宏观与微细、动与静、古至今、上上下下各色人物等，总之，由自然生态到精神意识，几乎无所不包！那些饱蘸浓情的笔墨，既有对优秀地域文化、杰出人士和优良族群特征的褒扬和激励，也有些许对族群不良习性的“爱之深责之切”的辛辣讽刺。回头看，他对日喀则人性格特质所做的总结，如勤劳肯干、诚实知礼、执着坚定等含义，又何尝不是他给自己的精神标签？也许，作家对故土家园的温习与回光返照，在回报悠悠乡情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一次重新审视和再建呢。
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1月6日（刊发时有删节）
平措扎西，藏族，西藏日喀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审，西藏文联编辑，《西藏民俗》杂志编辑、副主编、主编等。著有《世俗西藏》《寻迹——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等。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多种奖励。
子嫣，女，本名张琦（又名张逸君），古城咸阳人。西藏自治区作协会员。《西藏文学》编辑。2004年起先后在《西藏文学》《中国西藏》《上海文学》《诗选刊》等期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篇（首）。著有文化散文集《万世供养》《桑烟有径》等。诗集《在一朵雪莲中安放》和纪实文学作品集《岁月的彩虹》待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