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流》，严英秀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

        严英秀是在甘肃作家中有独到的题材领域和明确写作方向的作家之一，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狂流》，可以看作是一个书写九十年代的地方性经验的十分独特的文本。小说书写了西部边远省份70后一代人的成长片段，从个体经验、地方生活入手，尤其是以偏远的西部小城的生活叙事作为切入点，又与严英秀所擅长的女性成长叙事、故乡叙事、女性经验主题结合起来，考察了大时代的理想主义狂流对于外省边地的冲击，呈现了一部关于时代激情、理想与个体启蒙相碰撞的地方奏鸣曲。

        《狂流》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姐姐”何卫红一波三折的爱情遭遇。娓娓道来的简•奥斯汀式的叙事，有纯真年代的爱情故事特有的清丽气息，也笼罩着特定时代那晦暗而压抑的忧伤光晕。但作家用很长的篇幅精笔细描的这个故事，只是整部小说的序幕而已，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并不止于爱情、婚姻，它从个体情感史的角度切入了时代内核，以此展开关于八、九十年代文化变迁的观察，尤其是关于世纪之交从西部小城到省城的精神氛围的深描。不仅如此，小说也呼应着当下的文化情境：在一个越来越趋向物化、功利化的时代，当我们在谈论理想主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当一代人的背影与曾经迎面相撞或者擦肩而过的那些年代渐行渐远，其中的个体如何处理那些在人生中留下刻痕的时代记忆，并将其积淀为一份新的文化资源而负重前行？这些在当下看似已不可能形成有效言说的话题，都是严英秀在《狂流》里所严肃探讨的问题。

        与严英秀的其它小说一样，《狂流》重点表现的依然是女性成长的主题，因此何果儿、何卫红、李菲菲等女性人物形象在小说叙事中始终处于最醒目的位置。贯穿小说的主线是何卫红、何果儿、彭歆三个人的情感关系，其中的中心人物是何果儿，整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主人公何果儿的成长史。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打通了性别视角，不再只是突出性别冲突、对立中女性的单方面成长，而是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融合视角，既写女性的成长，也写男性的成长，写出了生于70年代的一代人的成长。不过女性的成长作为作家更为稔熟的题材，显然在小说中依然是最为深刻的部分。围绕以上主线和主要人物，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中，还塑造了顾一鸣、章蕙、苗尘、康楠、常翔东等众多人物，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打开了一个时代的横剖面。因此，考察小说中对于上述主要人物的塑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的意义。

一、80年代：理想的地方性抑郁与启蒙的个体性激情

        第一部分“姐姐的婚事和爱情”故事在整部小说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部分的主人公是何卫红，正如她的名字“卫红”的时代意味一样，她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时代特色。例如她的性格是单色调的，敢爱敢恨，始终遵循内心的召唤，果断地做出个人的选择。她的纯情、率真、坚定，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尤其是女性普遍的情感特质。具有特定时代的情感美学印记。但小说并没有把这个人物简单化、概念化，而是用丰富的细节呈现了生活的现场氛围和情感的人性质感，写出了爱情的复杂性甚至非理性的一面，使何卫红的爱情追求体现出超越那个时代的某种深刻性。 

        在众多的求婚者中何卫红所选择的顾一鸣是一个人品出众的好男人，有农村青年的质朴和善良，又有知识分子的聪慧和心灵手巧。但同时出现在她生活中的县城青年彭歆，不仅人长得帅，还会唱歌，会写诗。何卫红对顾一鸣是喜欢，但对彭歆是爱情。小说中顾一鸣自己动手“打家具”这个细节，具有象征意义，它成为何卫红不爱顾一鸣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这个行为意味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家庭生活，一种一眼可以看到头的婚姻远景。而这是不符合何卫红的爱情理想的，在她朦胧的憧憬中，爱情是一种无限的愿景，应该充满各种可能性，而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她爱情的十字路口的彭歆恰好是可以提供这种可能性的那个人，虽然他不会打家具，但他会写诗，歌也唱得很好，浑身上下具有某种说不清的魅力。这种魅力作为一种不确定性，打败了小说叙事营构的稳定的现实逻辑，引领着人物的命运走向了一种飘忽不定的情感逻辑。但八十年代初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小城青年何卫红们在追求个人情感独立的路上注定走不了多远，大多数人最终会无奈地折返现实。

        但小说通过在“楔子”和“尾声”部分出现的“红纱巾”意象的象征性，肯定了这种纯粹的人性之爱，隐隐地暗示了其超越时代、超越地方的价值和意义。

        在小说的后面部分，走不出现实的何卫红走进了婚姻，也真正走进了小城生活为她设定的种种角色：成为小县城的语文教师，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过上了稳定而平凡的生活。

        何卫红甚至成为了她自己当年极力反对过的人。在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中，何卫红作为果儿的姐姐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来了断她自己与彭歆的情债，维护果儿的爱情，第二次是来劝说果儿面对现实，接受彭歆为她安排的毕业分配机会。从后一个情节来看，姐姐已经完全变成和当年的母亲一样的人，在观念上已经完全和现实妥协。而果儿，则表现得更为纯真，更为决绝的不妥协。在这一点上来看，姐姐和果儿形象互为补充和完成，相得益彰，但果儿是姐姐形象的发展部分和超越者。

        如果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压抑、怅惘的小镇爱情故事的话，第二部分则塑造了同一个小城里的一个叛逆的灵魂。

        在小城江城，初三女生李菲菲是一个引领风气之先的女孩。“菲菲”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某种超前的时代意味。李菲菲有着晦暗的身世、惊人的美丽、不羁的个性，多才多艺而又孤傲不群，这些特征都足以使她成为西部偏远的小县城江城一中的一个“另类”。八十年代初，虽然时代发生某种松动，但极左年代的坚冰毕竟尚未完全消融，江城中学的氛围依旧是保守、蒙昧的，充满青春激情和活力的李菲菲，无疑是解冻前的一片灰白中一抹带有早春气息的“刺目”的亮丽风景。李菲菲每走一步都是禁区，都是越界，她身上的“另类”色彩又是从被作为“坏女孩”打入“另册”的处境中激发出来的。因为与“严打”对象张建军的交往，她在学校里饱受非议、敌意、歧视，被连续降级，经常遭到班主任和同学带有人格侮辱性质的惩罚或捉弄，甚至被勒令退学……但她依然无畏地走了下去。小说通过对李菲菲的刻画，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具有西北县城特色的关于“青春的残酷、成长的野蛮”的叙事主题。李菲菲的叛逆，并非来自于书本或者文艺的启蒙，也不是那种知识型、思想型的叛逆，而是来自于本能，来自于生命力的丰盈、饱满和人性的骄傲，来自于一系列压抑不住的青春的行动。尽管作家是从李菲菲走进果儿的视线、并逐渐走进她的内心的过程来侧面描写这个人物的，但出于对于一个美丽、叛逆、勇敢的灵魂的激赏，严英秀还是给了中学时代的少女李菲菲太多的特写镜头，尤其是李菲菲在万人注目下长发飘飘飞奔向被警察拘捕的张建军的场景，定格为关于呼啸而过的青春时光的一首抒情诗。

        从小城江城到省城玫城，李菲菲走过了一条从飞翔的精灵成为陨落的天使的路。初到“玫城”的李菲菲因其自身的美貌和气质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时装名模，虽然这也是引领时尚潮流的一种职业，但在90年代二元化的社会规则里，这依然是一种边缘职业，真正引领时代风气的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何果儿和她的大学同学们，是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诗人、音乐人、学者们。而到了20世纪初的社会舞台上，站在聚光灯下的更是职场精英、商界名流群体，李菲菲们则被推到更为边缘的“吃青春饭”的群体中去了。T型台上惊艳、耀眼的李菲菲，在生活中却极其孤独。除了商业化的成功，她别无人生目标。除了果儿、章蕙等一干朋友的友情之外，围绕在她身边的多是些逐香猎艳的男人。这使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对于爱情、婚姻和一种稳定的生活的追求上。李菲菲虽然叛逆、时尚，却很单纯、保守，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有着小地方的珍视和专一观念，这使她虽然无法接受情感上的瑕疵却不得不包容苗尘的精神污浊，无法接受大城市男女在两性行为上的混乱却不得不对于苗尘的出轨背叛委曲求全。生活信念逐渐湮灭的她不慎染上毒瘾，用自残自戕的方式，缓解着内心的痛苦。最终她把所有的痛苦酿成一杯毒鸩一饮而尽。李菲菲的人生悲剧在于明珠暗投，遇人不淑，看似偶然，却也有时代的必然性。个性独立特行的她总是被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所吸引，在那个汹涌逼近的商品社会里，在艺术家纷纷被金钱所异化的现实中，即使她遇到的不是苗尘，也会是别的什么尘，都是她的劫。作家给李菲菲安排的结局是因救援落水儿童而不幸溺水身亡，但又隐约暗示，李菲菲其实水性很好，她是救人之后放弃了自救。这一细节，一方面是李菲菲的人性之美和生命底色的最后一次曝光，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一个纯粹的生命对这冰冷的人世的决绝告别，让她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叛逆。

        李菲菲因救人事迹被作为“英雄”、“烈士”，享受了官方及其“盛大”、“隆重”的葬礼，最后一次被置于聚光灯下。但及其讽刺的是，站在台上致辞的人里，居然有初中时候极力孤立、歧视、打压她的班主任……作家在叙事中插入的这个反讽场景，体现出时代、命运的巨大错愕，更透出无限的悲凉意味。

        但小说的主线依然是何果儿的成长，对于何果儿来说，李菲菲是与姐姐何卫红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启蒙。这是一种自由人性的启蒙，在封闭的江城，在思想启蒙尚未到达的地方，它与地方观念的启蒙、现实生活的启蒙一起，共同构成何果儿青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奠定了她性格的底色，也激活了她成年以后性格中叛逆的因子。

        进而言之，少女李菲菲这个人物与“叛逆”、“人性”等关键词一起，构成作家严英秀观察时代变迁的另一个文化资源。小说中三个初中女生李菲菲、章蕙、何果儿的关系组合，构成一个“坏女孩”、好学生、以及摇摆于于二者之间的“观察者”的三角形叙事模式，这是一种对于产生于那个时代的《班主任》模式的有意识的模仿，是时隔三十多年后对于时代叙事的某种还原。中学生活这一部分，也呼应了当代文学中“青春的蛮荒”“成长的残酷”这一叙事主题。而玫城岁月里的时装模特李菲菲，作为女性“成长”的另一种经验，体现了作家对于她所置身其中的社会非主流一面的生活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小说并没有把李菲菲这个人物只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叛逆符号加以片段性的引用，而是放到大时代里来考察这一类型的人物的人生轨迹，去探索她们命运中的悲剧性因素，使之成为果儿们成长变奏曲的副歌部分。

二、世纪之交：“远行与归来”的女性个体成长意义

        对于果儿来说，姐姐何卫红的故事构成了童年时代关于故乡的混沌记忆，但这份伴随着伤痛的记忆又是无从割舍的。在她的人生探索历程中，由父母、何卫红、顾一鸣们共同构成的乡愁和亲情既是一个母体，又是她人生路上始终须臾不可离身的一个精神包裹。可以说何果儿的成长经历作为小说的主体部分，突出的叙事主题就是“探索”。

        与《纸飞机》等其它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严英秀适当克制了以往的女性主义立场和性别文化冲突叙事，而表现了更为宽广厚重的社会生活内容。因此，何果儿在小说的每个部分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在第一二部分，她是见证者兼叙事者的身份，在后三部分，她才成为真正的中心人物。而且，整部小说关于时代叙事的结论也是通过她才得以阐发的。

        小说第一部分用果儿的童年视角观察姐姐的爱情经历和家庭关系，使她成为一个目击者，也是潜在叙事者。在儿童的感受里，地方观念、伦理禁忌、时代风气等，都写得比较懵懂，但因而也是比较“透”的，因为童言无忌、童眼纯真。比如“保守秘密”作为成长的一种代价，小小年纪的果儿保守的不少“秘密”，使这一部分的叙事很自然的少了许多伦理的遮蔽，果儿对成年人“亲嘴”的目睹和强烈反应，这一细节在小说虽然着墨不多，但它以“闲笔”的存在方式若隐若现，成为叙事的某种潜在推动因素。果儿对初次见面的“彭哥哥”有一种天然的说不清楚的好感，当果儿因赌气而跑出姐姐宿舍又被彭哥哥追上抱回来的时候，伏在彭哥哥的肩上的那几分钟里，果儿内心的一系列活动，作为一个儿童潜意识的例子，为小说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一条朦胧的叙事线索。在那个瞬间，果儿已经对彭歆产生了某种类似爱情的东西，只是她自己心灵的纯真无邪使她处在情感的盲区，意识不到而已。严英秀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对于人性的非理性层面意识的探索，尽管她笔下的果儿始终是一个理性、透明、稳定的人，但这些描写中似乎部分地涉及到了人物的潜意识层面。这也许是作家在叙事中无意“带出来”的东西，却在客观上为理解小说人物的情感逻辑提供了某种参考，例如小说中果儿珍藏彭歆送给姐姐的红纱巾、笔记本十多年。尾声部分，姐姐的墓前，红纱巾飘向山谷的场景，不仅作为一个浪漫唯美的场景，而且作为果儿对姐姐情感的一种偿还或者解脱，具有丰富的心理意义。小说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总有红纱巾的出现，作为极致情感的某种象征。它鲜艳、纯粹、美好，却又轻又薄又朦胧，它飘忽不定的形态，正像小说中对卫红、果儿、彭歆爱情的某种定位。这些描写无形中增加了小说的厚度。

        在小说的第四部分何果儿的大学时代，关于女性成长的主题才真正展开。这一部分是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部分，但总是有泼墨写意的性质，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变化得太快，一切都来不及面对来不及沉淀。但这部分文字至少写出了一个激情年代、纯真年代在岁月中的余音回响，兼有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代氛围回眸一瞥的意味。这一部分叙事中突出了何果儿的精神探索和情感选择，在精神上，她的天性对时代氛围十分敏感，与当时作为文化主流的诗歌、流行音乐一拍即合，同时又有某种内在的疏离：有很好的文学天赋，却拒绝诗人的标签，热爱流行音乐，却不追求成为一个歌星。在情感上，面对不同的追求者，她无法确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爱情。

        与彭歆的爱情的终结，凸显了她性格中的一个特质：追求纯粹到极致，不向任何中间地带的观念和事物妥协。这一点是在以后的人生选择中果儿经常与时代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使这个人物有某种标出性。八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是个人的个性特征逐步向时代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包括个体向社会生活的各种规则的逐步妥协。但果儿的性格使她成为一个逆行者，一直在逆行。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在果儿身上的体现。

        第五、六部分写果儿大学毕业之后初涉职场、商场的生活体验。社会转型时期，体制内的生活就像是一面多棱镜，很显然，刚刚步入新环境的新人果儿对其中的种种规则与潜规则产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以至于她愤而辞职，去探索新的生活。90年代中后期是社会经济异常活跃的时期，它给无数人提供了在体制外实现人生价值的许多选择。果儿的“下海”虽然出于暂时寻找一个落脚点的权宜之计。但广州服装公司策划部紧张、刺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性质，激活了她的潜能，让她发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但在伴随着一路成功逐渐走向更大的竞技平台的时候，她却依然感到迷惘，认为财富方面的成功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于是又主动辞职，赴京北漂，去一家文学杂志社当了一名诗歌编辑。在这里，她获得了内心的充实和宁静，找到了朦胧的理想的实实在在的落脚点。

        在小说的尾声部分，家乡江城的地震导致的姐姐何卫红之死，让果儿内心震惊之余，引起了她的反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故乡情节和更大的人生责任感，在个人的理想与亲人、家乡的需要之间，她选择了返回江城，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这一回归故乡的行动，在现实层面上看似回归平凡，但在精神层面上指向更高的理想境界。

        何果儿是一个在理想不断沦落的时代，执着地追逐理想的人。这也是作家严英秀对于时代精神的一种心灵感应，通过这个人物，她写出了70后一代人在九十年代以及世纪之交的心路历程。

三、激情年代：文艺青年的沉浮与“男性品格”的离散

        不同于严英秀以往的小说中总是将男性置于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试验场”上进行拷问式的书写，《狂流》中对于笔下的男性显然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是肯定与期待。显示严英秀在性别冲突问题上的某种妥协或包容。

        小说通过对于诗人苗尘、歌手康楠、以及“大李”等一众男性文艺青年的描写，再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轰动效应和大学校园的文艺氛围。彼时流行音乐、诗歌、清谈、恋爱，成为校园生活的主流，文学的启蒙功用被无限放大，苗尘一类的校园诗人受到的追捧、崇拜，更是近乎夸张、荒诞。对此作家的叙述口吻带有明显的戏谑意味，也透露出某种反思意味。但在谈到音乐时，严英秀却有独到的理解，流露在笔端的往往是一些灵魂的震颤体验。她小说中的歌手一般都是深沉的，忧郁的，具有某种神秘气质或悲剧性经历。相比诗歌而言，在一个感性的时代，流行音乐更适合作为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催化剂，那种无处安放的憧憬和找不到出口的激情，在流行音乐里找到了最适当的载体。在后来的叙事中，果儿对音乐的精神感应大于诗歌，与康楠、大李等一些歌手的交往，都写得生动而深刻，大概也源于对于音乐的这种体认。其中对于康楠的描写，富有精神深度。

        果儿心目中的康楠，是一个音乐的精灵，一个纯粹的灵魂。但就是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因为走的是流行音乐的路子，屡次被音乐学院拒之门外。考不上艺术院校，他在体制内发展的路就被堵死了。虽然演艺市场又给他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但在音乐越来越被商业规则主宰的90年代，在浑浊的潮水中，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人生理想，坚持音乐的纯洁性，因此而处处碰壁，郁郁寡欢，最终在生存的挣扎中病死于南方某繁华都市。因为无法给予自己所爱的一个有物质保障的未来，自始至终，康楠把对于果儿的爱情深埋于自己的内心。而果儿对于康楠，既有音乐上的激赏，也有灵魂深处的互相吸引，更是因为康楠身上具有现实中稀有的文艺气质和情怀。但她与康楠的若即若离，也显示了现实因素的强大作用。康楠作为一个灵魂伴侣，始终成为果儿内心永远的痛。

        彭歆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从一个纯情、浪漫的小县城文艺青年成长为留学海归、大学教师的彭歆，是他那一代人的经历、精神、气质的缩影。

        在前半部分，他作为一个得风气之先的文艺青年，在何卫红的爱情故事中扮演了一个悲情角色。时隔多年以后与彭歆在大学课堂上不期而遇，此时的彭歆吸引果儿的，除了童年时懵懂的爱情记忆，更是其兄长般的成熟男人的气质。但这段因混合了江城往事、童年情愫、岁月沉淀而醇厚得像美酒一样的爱情，却因为彼此价值观的分歧戛然而止。彭歆为了果儿留校而将果儿的留校名额的竞争者、果儿室友的过失行为作为污点向学校告发，在他自己看来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但在果儿看来这是对他们爱情的亵渎，也是她对舍友友情的背叛。由此，果儿与彭歆之间产生了价值观的裂隙，也为他们的爱情划上了句号。从童年到青年的“彭哥哥”形象坍塌了，“彭哥哥”情结也终结了。从姐姐到果儿接续追逐的爱情神话也破灭了。

        彭歆的选择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从行事逻辑上来看，无论于公于私都无懈可击。但它不符合乡土的道义逻辑。也反映出这个人物的蜕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不乏适度的人文情怀和理想主义气质。在小说中，他是为数不多的成功人士之一。他总会适时的调整自己的人生坐标，找到最合适的位置。但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附加了过多的情感色彩，将他的青年时代与中年人生进行了某种“切割”，对他的浑浊一面缺乏批判。

        但是小说最终表示了对彭歆的理解和宽容。在“楔子”部分，在姐姐的墓前，写到了彭歆对姐姐的忏悔，写到了他的反思。“何果儿禁不住向彭歆看去，他的眼角有深深的褶皱，他的发间渗出了斑斑点点的灰白，但他的眼睛里的悲伤是清澈的、真切的。”¹这几句看似信手拈来的描写，却有很强的隐喻性：彭歆的悲伤里，有这一代人为了生存、奋斗而付出的人生代价，以及灵魂深处的忏悔。

        而果儿在职场遇到的常翔东，是既保留了时代的那份纯真而又能在新的生存规则里游刃有余的一位最后的浪漫主义“骑士”，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常卫东不乏艺术激情，不乏性格锋芒，又有很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难能可贵的有一种“坚定”的品质。最主要的，是这个人物没有男性英雄主义立场，不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具有一定的自我牺牲精神。随着情节的发展，常翔东身上还表现出一种深沉的爱、和将一切付诸于行动的责任感。这是在严英秀以往的小说里比较少见的一类新型的男性形象，寄托了作家对男性文化的一种新的理想。

结语

        在一个泥沙俱下的转型时代，理想是纯粹的，纯粹的东西又是脆弱的，人在做出选择时，不得不掺入一些杂质，以增强其韧性和坚固度。但理想因此而不再纯净。作家的无限同情在李菲菲、康楠这类人物身上，但又眼睁睁看着这些小人物被时代碾压、抛弃。由此小说提出了一个看似悲哀的、又是无解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纯粹、美好、有个性有才华的人，总是得不到好的命运？这是小说中存在的悖论之一，看似只是一种情绪，但自有其深刻意义。

        小说用感性的方式去表现90年代的氛围，写出了经受着被现实不断捶打、冲刷的天真、理想和依旧不可遏制的汹涌的激情，触及到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社会转型加剧的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伴随的人的际遇的悖论性、悲剧性。客观来看，这恰好是现代性体验的常态之一，悖论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活跃因素，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作者无疑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小说在情感上无限缅怀八、九十年代的青春岁月，在思想上却有一种基于文化自觉意识的从容超越，这也体现在小说的整体风格上，既有理想主义的激越，浪漫主义的感伤，更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冷峻。

注释：

1.《狂流》，严英秀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第2页。

原刊于《兰州文理学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3期

（转载时略去中英文摘要、关键词）

        安少龙（1967—），甘肃和政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评论散见于《民族文学》《诗刊》《文艺报》《阿来研究》《中国艺术报》《飞天》等报刊，著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域文本实践：新世纪甘南作家多元创作论》（民族出版社2020年），《甘南乡土文学导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第二、三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现任教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

        严英秀，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出版《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狂流》《走出巴颜喀拉》《照亮你的灵魂》等。获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大学教授，现居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