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藏族作家阿来创作了很多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学作品。从阿来所生活的藏地边缘社会环境、阿来在求学时代及创作初期所接触的各类书籍和知识,以及阿来作品中具体情节、物象的隐喻或象征分析,可以探寻到阿来的创作理念和自然生态观。

【关键词】阿来;生态文学;自然生态观


        阿来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作品有着深邃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批判意识,充满了对现代化进程中边地社会的隐忧,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有着浓厚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与西方传统生态文学有所不同。最早的“生态文学”源于欧美,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范围,在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领域还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而学界具有基本共识的是王诺给出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生态文学囊括的范围不单是自然界的文学表达,也不单是对大自然的写真描摹,而是涉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较为深层意义的文学。对于自己作品是否为纯粹的生态文学,阿来没有进行过多的阐释,但阿来在创作中有鲜明的自然生态观,这类自然生态观,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着万物皆有生命的思想,主张把人从作为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统治者变成大自然共同体中普通一员,甚而是谦卑的一员,强调地球并不是一个满足人欲望的自足体,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成的共同体,人和地球上其他的物种都是平等的,人类不仅要尊重生命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人和自然之间要和谐统一,协调发展,共存共荣。

        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阿来的大多数作品都有生态文学意味。有学者称阿来的“山珍三部曲”“其间的表达与反思彰显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整体观”。也有学者称生态问题已成为“藏族作家们着力探讨的重要命题”。阿来作品中所呈现的不仅是藏族地区的自然风情,更多则是阿来出于生态理念、生态意识及生态责任下的文化批判。阿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鲜明的自然生态意识表达,又是如何表现的?本文试图在生态文学的视域下进行分析和探寻。


一、早年的成长记忆


        阿来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的一个小村庄,村庄的汉语名字叫马塘,藏语名字叫卡尔谷。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藏语中被称为“嘉绒”,意思是靠近汉区的农耕山谷,这里也成为阿来最主要的创作源泉。“阿来”在古藏语中意为“刚出土的麦苗”,质朴而又充盈着蓬勃的生机。阿来的母亲是藏族,父亲是回族。杂糅的民族身份让阿来作品的民族性显得颇有特点,与众不同。阿来最早的创作立足于青藏高原,特别是四川西部嘉绒这片土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是以嘉绒的土司家族为历史背景写成的。阿来自小就在这里读书,十八岁考上了本州的一所师范学校——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小学、中学老师,一直都生活在这片区域。阿来最初创作的是诗歌,曾受到扎西达娃等人的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创作风潮影响,早期的创作“都是以草原、高原等特定地域标识为题目的诗歌,像《高原,遥遥地我对你歌唱》(一九八三)、《草原回旋曲》(一九八四)、《高原美学》(一九八五)等,大多发表在《西藏文学》上”。虽然后来阿来总强调他的创作和扎西达娃等作家的创作不同,但相同的民族地域所表现的共性特征是无法抹去的。

        尽管阿来是藏回融合的民族身份,但从小生长的环境使其拥有强烈的藏族身份认同感。藏族独有的生态伦理观念也影响着阿来的创作。藏族是一个善良、勇敢的民族,藏族本土的生态观念影响着广大的藏族人民,包括很多藏族作家,也包括阿来。在藏族传统文化中,藏传佛教推崇众生平等观念,万物皆有生命,所有事物都是生灵,不过分区分人、动物、植物的观念根植于藏族百姓的头脑当中;同时,藏族信仰中由于最早受原始苯教影响,对大自然有着神灵崇拜,对大自然神山圣湖等都有一种尊重和敬畏之情,这也是老百姓最为常见的信仰表达;而在藏族传统生产习俗中也有各种禁忌,如草场的放牧转场等都在不自觉地维护着生态平衡。藏族民间谚语“夏季放牧上高山,春秋折回山腰间,冬季赶畜去平川”就形象地描述了这种转场轮牧的放牧方式。藏族文学艺术中更有着先民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如史诗《格萨尔王传》当中有藏族先民追求理想生存状态,渴求安宁、富足,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因此,有学者指出“藏族生态文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价值理念,以构建青藏高原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藏族本土的自然生态理念,对于作家阿来的自然意识而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影响。

        阿来创作的大多数作品都围绕着生态这个话题展开。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为纪念汶川大地震十周年而写成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阿来没有像纪实文学那样,去描写和记述那场地震,而是塑造了一位颇有个性和特点的人物,即原始苯教中祭奠亡灵的祭师阿巴,用阿巴的视角来看待地震过后的云中村。这个故事描写的是灾难过后,不仅有些人消失了,村子也因为山体滑坡而面临消失。故事里的人物和自然充满了浓浓的生态文学意味。祭师阿巴虽然是一个悲情人物,他为很多亡魂祭祀,他把所有的事物都看成是有生命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当阿巴独自一人回到云中村,先去祭祀所有死去的亡灵,也为山里的小动物们准备了食物。因为在地震中死去的妹妹小时候很喜欢把蓝色的鸢尾花簪在头上,阿巴就对着路旁一种带着金边的蓝色鸢尾花说话,说起了已经长大的外甥仁钦的故事,说着说着,两朵花在阿巴娓娓道来时应声开放,阿巴更是相信了妹妹的鬼魂一定在通过花和他说话。阿巴为了祭祀带回云中村的还有两匹马,最后也让云丹把它们带离了云中村,因为他不忍心让马儿随他、随村子一起消失。小说背后显示的自然生态意味耐人寻味,这源自于阿来成长记忆中的自然生态观,认为万物皆平等。而面对一个处于地震带上、经历了大震之后无可避免要被吞噬的村子,村民们该何去何从?作者并没有给予太多评判,毕竟村中的年轻人还要生存,社会还要发展。这里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相处问题,是通过阿巴所面对的大自然的一切逐一展示出来,其自然生态观下的反思意味不言而喻。

        2015年,阿来完成了系列中篇小说《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2016年合称为“山珍三部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山珍三部曲”是围绕藏族地区近年来经济热点中的矛盾问题来讲述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写小男孩桑吉为了挖虫草而逃学,他的家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认可的,学校也是默许的。因为“虫草经济”而引起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变化,阿来在这部小说中做了相对客观的展示。《河上柏影》《蘑菇圈》中对于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河上柏影》讲的是刚刚改革开放之时,很多人因为伐木盗木而发财,而村子中的神树悄无声息地死去,让村民们唏嘘和哀叹。《蘑菇圈》中主人公阿妈斯炯因为靠森林中的蘑菇圈恩惠才得以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养活饥饿的孩子们,她的原始自然观念是不要涸泽而渔,因此自己采摘蘑菇后,还要给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留下一些食物。改革开放后,阿妈斯炯也不愿意让想借此发财的年轻人知道蘑菇圈的所在,但最终蘑菇圈还是被发现了,并且还成为干女儿大张旗鼓搞网络直播的地点。虽然在藏族传统观念里有着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不伤害任何动物植物的思想意识,但在现代社会,人类要生存,经济要发展,如何既尊重大自然这个共同体,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共存共荣?“山珍三部曲”既体现出生态批判,也体现出阿来的社会责任担当。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虽然主要描述20世纪40、50年代藏族土司制度的历史,其中也显示着阿来独特的自然生态观念。小说中人们为了追求金钱,不惜大面积种植罂粟,最初为了获取罂粟种子还大打出手,很多人丢了性命。到后来,有的土司家族居然放弃种植粮食,以至于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为了争夺粮食,土司们又一次次地发动战争。罂粟是鸦片的原料,土司们却想要靠这种无益于人类发展、危害人类健康的罂粟来生存,小说反映出人们生存中的矛盾性,情节带有强烈的荒诞感,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伦理的展示。

        回溯阿来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创作,早年的生活经验和身份特征决定了其作品中的自然生态观。“一个人早期经验的具体内容,总是和文学艺术表现的内涵有更密切的关系。”作家早年的个人成长记忆和童年经验往往对其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阿来从小生活在嘉绒地区,他的藏族身份和童年记忆,使得创作的大量作品都以青藏高原自然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其创作的大部分内容也都围绕着生态文学而展开,这是阿来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其关注的主要方面,表明了阿来鲜明的自然生态观。


二、多元的知识体系


        阿来经常用徒步的方式游走于川西、青海、西藏各地,用他的双脚丈量这片雪域高原,为此,他还写出了《大地的阶梯》等散文集。阿来广泛涉猎中外文学作品、历史典籍、档案等,主编《科幻文学》杂志时阅读了很多科学类著作,多元庞杂的知识体系,让阿来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生态观,并不是单纯的对自然界的记叙和描写,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小说《天火》中,阿来借巫师多吉之口说出来一句颇有深刻寓意的话:“山林的大火可以扑灭,人不去灭,天也要来灭,可人心里的火呢?”此话的寓意把单纯的自然生态问题纳入到伦理道德层面,这里既有对当森林遭遇天火时的灭火指挥者的批评,也有对当面对天火时失去理性、过于狂热的人心欲望的批判。

        阿来幼年时印象最深的是家人聚在火塘边,老人们讲一些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故事,有人还会高歌一曲,这些故事成为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阿来曾说过:“尽管这里许多老百姓不识字,但文盲也有自己的文学,我就是听着那些流传在他们口中的民间故事、民歌、史诗长大的。这些民间故事或者史诗在流传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人的智慧。我一直认为,我能成为一个作家,跟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有很大关系,民间文学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也成为我的创作资源。《尘埃落定》《空山》等作品,莫不如此。”有学者称:“追根溯源,作家、艺术家的这种心理素质源于包括儿童时代的早年生活经历。”这些来自民间的文学启蒙,无疑成为阿来自然生态观最早最基础的载体。

        在阿来接触过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惠特曼和聂鲁达的作品对其影响最大,阿来说:“这两个人的写作方式我也非常喜欢,一个在北美大地上,一个在南美大地上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作。”这种大地漫游式的写作方式,呈现于阿来后来的多部作品中,如《格萨尔王》《大地的阶梯》等都曾使用,那是游走于大自然的一种纯真的状态,一种寻访历史、寻访民族身份的状态,也是思考社会发展变迁的状态。阿来曾有一首诗歌这样写道:“我坐在山顶/感到迢遥的风起于生命的水流/大地在一派蔚蓝中狰狞地滑翔/回声起于四周/感到口中硝石味道来自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日子弯着腰,在浓重的山影里/写下这样的字眼:梦,青稞麦子,盐,歌谣,铜铁,以及四季的桥与风中树叶……”这是自然清新的文字,这是感悟大地的文字。一如作者所采用的方式和视角——在大自然的山顶,在游走中寻访生命的意义,感慨历史长河的流淌。

        阿来在创作路途上,用身体来丈量祖国大地,也用知识充实着自己,其创作的基点、创作的理想方式就是自然生态意味的创作方式。1989年阿来出版了诗集《梭磨河》,梭磨河是阿来家乡的一条河流,在这部诗集中有梭磨河流域广阔的大地、无边的草原、连绵的群山,尽管诗集在阿来读者群中影响不大,却最能表达作者内心,而这些有关故乡的作品,无疑最能表现作者站在一种最自然的视角下思索人与世界的关系。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阿来也曾一度开通微博,其微博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某种植物的“界门纲目科属种”。阿来对于植物的喜爱并非偶然,他写了太多有关植物、生态、自然的话题或者将其作为小说的地理背景。2012年阿来出版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他对植物的热爱到了一种痴狂的地步。因为一场病,让阿来偶然打算记叙生活了多年的成都的植物,一口气写了腊梅、梅、早樱、玉兰、李、梨等21类成都的植物,最后结集出版,这在当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其中蕴含的生态意味不言而喻。当终于要完成这部小书时,阿来在“自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隐忧:“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

        阿来的知识体系多元而庞杂,这让阿来作品有着鲜明的自然生态观,也呈现出浓郁的生态文学意蕴,而这种知识体系和结构让他的文本中更多地呈现出对大自然强烈的兴趣意味,这也是作者有意或者无意的表达。阿来的成长经历、学习和创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对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来常常以自然世界作为创作的切入点和表现的重心,其潜意识里有一种对大自然的执着与热爱,这也是阿来自然生态观的呈现。


三、作品中的生态隐喻


        阿来作品中所显示的自然生态观、所表现的生态文学意蕴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阿来作品中的自然生态意味和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似乎又有着不同,其中蕴含的民族民间意味大有深意,具有一定的生态隐喻意味。

        《空山》是阿来创作的一部有着关联意味的中短篇小说集,不仅结构独特,所叙述的每一篇小故事都颇有生态意味。这些故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机村虽然处在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带,这里有着原始森林、山脉村落,但也并不是不受外界干扰的世外桃源,尽管在饥馑的年代,古老的农耕、狩猎方式让人们有食物可寻,可人们既要承继古老的传统生存方式,也要在新的生活方式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寄托。机村要修水电站、要在集体指导下扑灭自然森林大火,有人想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发家致富……一篇篇小故事里不仅有这片地域的自然生态,也有人们的喜怒哀乐。

        而有关《空山》的命名,却颇有意味,试图让人寻求其背后的隐喻意义。有关《空山》名字的来历,阿来曾在一篇小文章中简单提及:一次酒席上,说起这部集子还没有一个名字,阿来随口说道就叫“空山”吧。名字起好之后,大部分人包括阿来自己,都会不自觉地想到王维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在《机村史诗》的“代后记”中阿来说:“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从这里似乎可以探寻到阿来的创作心理与西方的自然生态观有着明显的不同,阿来作为一个个体,其精神血脉融入到民族传统当中,“空山”的“空”对于藏民族而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佛教心性一类的表达,“空”自有它的隐喻含义,在表面“空”之下,有民的痛楚和艰辛。阿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家和记录者,他以民的生存艰辛而痛楚,而给予民的最大的安慰,则是大自然所赠予的。这就是《空山》命名的隐喻。

        “山珍三部曲”系列中,小说命名最后都归结到植物,而且是当地有着较高经济效益的珍稀植物,也颇有隐喻意味。《三只虫草》是以小主人公桑吉逃学去挖虫草为线索,却表现出对当下生活变化的思考;蘑菇圈》以阿妈斯炯在机村六十年经历的风雨人生为中心,多亏她的蘑菇圈让一家人艰难且顽强地生存下来;《河上柏影》则是关于“树和人”如何和谐相处发展的问题。这几篇小说,都是从高原上的物产入手来写,这些物产也是地地道道大自然的馈赠:虫草、松茸、岷江柏,尽管是植物,却是有着较高经济价值的植物,无疑这些植物是跟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几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桑吉、阿妈斯炯等,他们是最底层最民间的老百姓,有时貌似不合时宜地说一些话、做一些事,但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本真。阿来的几部中篇小说颇受评论界关注,他究竟想在小说中表达什么,为什么又都会以植物来命名,是大家探讨的话题,而同时,阿来似乎又为他的自然生态观做了补充和佐证。这几部作品颇耐人寻味的是,大自然的一切本是一种天然的赠予,却因为产出地域偏僻和物种的稀缺,被现代社会以高昂的消费让很多人趋之若鹜。阿来小说所隐含的寓意,让人深思。

        《云中村》最后的结局是主人公阿巴随着云中村垮塌一起坠入大江。阿来对于大自然的这场地震感触很深,因为在2008年前后,阿来曾深入到地震中心。但时隔十年之后,阿来却不想单纯地展现地震中人们英勇抗震的故事,而是展示出传统社会的瓦解,这不仅是地理层面的,也是经济发展层面的。小说的中心地点叫“云中村”,初听颇为浪漫,但看到云中村的结局,也颇为惋惜。小说隐喻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关于现代社会如何发展的思考。如政府所主导的移民搬迁、祭师阿巴被推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位热爱舞蹈的断腿女孩在即将消失的云中村跳舞航拍直播等,都有着阿来对于传统村落和人民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适应问题的思考。

        阿来对自然生态的感悟和反思极为深刻,其隐喻色彩也是极为浓烈的,在其创作中既描绘书写了美好的自然生态状态,也描写了现代性对自然生态本真面貌的破坏,充满了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美好共同发展的向往之情。生态学近年来已成为一个颇有热度的研究话题。“甚至有人断言,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学的世纪,现代社会之后的这个时代——即所谓‘后现代’,将是一个生态学的时代。”而与自然生态观密切相关的生态文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也颇有热度。阿来的作品之所以有鲜明而深邃的自然生态意味,并不是阿来有意地去蹭某些热度,阿来固守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是沉寂了多年、辗转了多家出版社才得以发表;而后阿来诸多的代表作品都不是凭着一时热度及热点创作的。阿来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生态观,与阿来作为一位藏族作家的创作意识、创作心理是分不开的。阿来关注家乡的生态,关注人类发展,见闻广博,思考深刻,从阿来早年成长的生活环境、阿来在创作的各个阶段所接触的各类书籍和用徒步行走接触社会的方式,以及阿来作品中情节、物象的隐喻等,都能探寻到阿来创作中的自然生态观。

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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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军,女,满族,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西藏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藏族民间文学传承研究等。2016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一项。在《民族文学研究》《西藏民族大学学报》《西藏研究》《阿来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