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高原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孕育了以牧风、扎西才让、王小忠、花盛、瘦水和陈拓为代表的一批藏族诗人群。他们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绘就了一幅幅壮丽的家园景观，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文学风景。
一、自然物象中的家园景观
书写自然是作家内心渴望与大自然交流以获得审美愉悦与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代文学家笔下，自然都是他们情感与理想的寄托。战国时期的屈原，魏晋时期的阮籍和陶渊明， 南北朝的谢灵运， 唐代诗人李白和王维等都是书写自然的高手。甘南诗人群深处甘南髙原的沃土，在自然美景的养育中形成了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那里的山水与一草一木，都已定格为他们心中的胜境。在他们的散文诗中，“雪”“鹰”“马”等自然物象就是草原文化的象征。这些物象在甘南髙原随季节变化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景象，形成物候，触发了他们创作的灵感。
“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在许多时候是由物候的变化所触发的。文学家由相关的物候变化感知大自然的声音、色彩和节律， 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自然界生命的律动直接牵发了作家们的心事，人与物候在和谐的共鸣中激荡，组构出宇宙间奇妙的意蕴。这既是对物候的回应，又是对故乡的想象与回归，呈现出浓郁的家园意识。细读甘南藏族诗人的散文诗作品， 我们发现，“雪”作为高原上常有的物候，已经成为心灵的预言。花盛的《雪地之下》正是这样的作品。由雪地下的“心跳”联想到生命的多彩：“像一棵小草，在雪地之下，梦见春天，梦见与春天赴约的狂欢。”这种与大地的亲近，不亚于当年郭沫若创作《地球，我的母亲！》时赤身聆听大地母亲的呼吸那样的炽热。不过，与郭沫若不同的是， 他不是以动制动，而是以相对安静的方式，抵达故乡的神圣。“小草”虽小，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小草”的梦想呼唤春天的灿烂，凸显朴实与真诚。
扎西才让善于思辨，在事物的两极中表现张力， 这使得他能够游刃有余地穿行在词语之间，表现出智性的思考。他的《雪猎》在茫茫大雪中让读者领略着“虚无”的存在，《此时》酝酿的却是彼岸的情愫：“雪山下的那条河流肯定是血性的，但却很阴性地流远了；那五月的雪崩是轰轰烈烈的，但却酝酿着静寂。”在大起大落的情绪中凸显出哲思，从灾难中看到希望。河流因雪山而存在， 雪崩在制造死亡的同时，也孕育了新的生命。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看来：“水会使人想到自然的裸露，那种能保持纯真无邪的裸露。在想象的天地里，真正裸体的生灵，具有无毛发的外形，总是出自海洋。从水中出来的生灵是一种逐渐变得物质化的倒影：这种倒影在成为生灵之前首先是一种形象，在成为形象之前它又是一种欲望。”扎西才让散文诗中的河流是母性的象征，它袒露的是故乡的无限生机。冷酷与热情， 灾难与重生， 时刻在演绎着生命不息的意义。
王小忠的《雪地》书写独自行走的感觉，自我的孤独感被放大。万籁俱寂的旷野让诗人顿悟自我的渺小：“渐行渐远的事物已将我彻底遗忘。” 时间无情，诗人的感伤油然而生。雪在牧风眼中是另外一种景致：“透过三月的雨雪，残破的蝶把身躯张贴在荒野上，固执地选择落寞。”以蝶的姿态侧写残雪的苍白无力，暗示了当时诗人的心境。这是诗人90年代末的作品，昭示了呼唤新生的吁求。而他在新世纪创作的《甘南的雪》《產立在雪塬上》则显露出豪放、洒脱之气。《甘南的雪》一开始就写意出甘南的灵气。“几滴雪水就苏醒了甘南， 数声鸟鸣就唤醒了甘南。”“雪水”与“鸟鸣” 刻画出甘南的纯洁与冷艳。接着，由自然美景转向故乡的人文之美。与友人在当周山下畅谈，神秘的祈祷仪式和快乐的锅庄舞，诠释着生命的激情。《矗立在雪塬上》类似心灵的独白。“矗立在雪源上，我的周身被狂雪和苍凉覆盖。置身荒野深处，大雪封道的嘎玛梁，只有鹰隼和死神在叫嚣。”面对空旷的原野诗人没有丝毫的恐惧， 他昂首挺人生命的禁区，大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略。这里的“荒原”，没有Ｔ·Ｓ·艾略特笔下的悲观与失望，而是呈现出一代人寻求超越的浪漫主义情怀。
雪落无声，大雪无痕，大自然的造化留给人类无限的遐思。花盛在《北风呼啸》中这样感叹道：“雪地斑驳的痕迹，一如岁月在额头留下的皱纹，清晰可见。村庄里，那个老人安静地睡去。在离开与存在的夹缝，我们呼吸、做梦，并写下内心的喟叹和感受。生活依旧离梦越来越远，时间依旧在加速奔跑。如果雪花不是寒冷的花瓣或泪滴，我将再一次为你能够活着而深感幸福。如果北风不是最严肃的哭泣或呼唤， 我再将为你写下温暖的诗行。”岁月无情，老人在寒风中安然入睡，诗人追赶着梦想，为雪花之美而心潮澎湃。这令人想起现代诗人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如果说， 徐志摩咏叹的是心中那片爱、自由和美的天地的话，那么，花盛则痛感时间的流逝，由自然景象反观自身的缺陷，体现出存在主义的哲思。由恐惧到孤独，继而荒诞的存在，随着诗人的思绪飞扬，成为生命的魔咒。而在《内心的缺失》中，诗人则敏感地感受到“雪落”的生命之力。“那一刻，我听见雪飘零的声音，那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和高度。那一刻，雪花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淋漓尽致的表达和歌唱。” 这暗示了当时诗人希望改变现状的心理状况。王小忠的《雪地》抒写独行雪地的感觉， 自我被放大，马车和矮小的房屋成为虚无的存在。这些散文诗中的“ 雪”在浪漫的想象中呈现出生命的本质与诗人自我的追求。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较之动物，人在文明进程中面临的诱惑甚多，钱、权欲望日益膨胀，导致人类社会陷人普遍的精神危机。事实上，动物世界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可以说，尊重动物就是尊重差异性，而差异性的存在就是人类社会得以丰富多彩的源泉。诗人是自然之子，对自然界动物的敏感成就了他们的想象力与诗之思。“马”因其忍辱负重的品质受到人类的青睐，在历代文人的笔下，成为坚韧和浪漫精神的象征。
从韩愈的《马说》、李贺的《马诗》、臧克家的《老马》到周涛的《巩乃斯的马》，马在不同的审美视域中转换和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风范。历代王公贵族都以获得“汗血宝马”而骄傲。甘南藏族诗人从小同马打交道，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牧风的《打马走过草原》写万马奔腾的景象：“马蹄声急。成群的马匹昂首环顾，成群的牛羊走若飞石。”生命的悸动裹挟着牧人的希望，带给读者灵魂的震撼。古寺的钟声和诵经声更是把读者引人藏传佛教的神秘氛围之中。在这里， 诗人由马联想到高原上的其他景观，勾勒出一幅高原文化生态图景。花盛的《雪域之上》将雪域的宽广无垠与马的坚韧融会在一起， 写出了诗人自我的精神境界：“雪域之上，那匹奔跑的马忍受着生活的阻力和内心的疼痛，点亮远行的道路。”雪域的神圣赋予马无穷的力量， 而马的奔腾不休则增添了雪域的活力与希望。在诗人的眼里，雪域有多大，马的奔跑就有多远，这是真实的想象与情感的结合。空间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存在，导致诗人把世俗的阻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马成为一种自由驰骋的精神象征，释放了诗人的梦想。陈拓的《羚羊》和瘦水的《雪豹》追寻两种特殊的髙原动物的生命轨迹。羚羊随沼泽的消失而远去，奇特的美就这样离人远去，诗人感到痛苦但又无能为力。
一只孤独的雪豹立在乔格日山峰，面临饥饿的危险。它们曾经的温驯或勇猛赋予世界柔美或壮美的诗篇，但人类的频繁活动与无休止的掠夺已经迫使它们远去。道家主张人与物均等， 承认了自然万物存在的合理性。诗人以散文诗的方式传达出同样的诉求，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令人欣慰。日本学者小尾郊一曾经这样感叹：“中国人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美。”这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牧业为主的国家的传统。藏族人对太阳、神山和湖泊的信仰，体现出他们的自然崇拜意识。在他们的眼里，自然就是主宰自己命运的神灵的象征。甘南藏族诗人书写的自然，既有青藏高原固有的景色，也融人了诗人自我的选择，还有时代变迁中的些许无奈。其散文诗中的自然景观， 是青藏高原顽强而充满韧性的生命的象征，是他们童心回归的标志，显现出生态主义的理想家园范式。
二、人文意象中的家园景观
生活在甘南高原的许多民众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深，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不可忽略的人文景观。这些景观经过诗人情感的过滤与升华，成为藏族人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牧风的《塔尔寺》从佛教音乐中感受到机缘：“一棵巨大的菩提树， 使宗喀巴与遥远的西藏、青海的湟中有了神秘的默契。敬仰超越时空，在空蒙中让心灵与十万佛对话。”菩提树是象征大慈大悲和大彻大悟的神树，信佛之人无不对它顶礼膜拜。
在这里暗合了藏民的原始思维特性，具有原型的意义。“人类和诸神都生于树而又葬于树；人可以变成植物：这两界是如此亲密无间，以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互并和。”时至今日，这样朴实的民间信仰依然在广大藏民中广为流传。诗人在默默的敬仰中追溯民族的文化之根，把凡尘的困扰化为宁静的冥思，实现了人与神的对话。王小忠的《佛阁》写草原小镇合作镇的来历，其因羚羊的出没而得名，又因寺院的九层佛阁显得高贵与神圣。“金顶深处，红墙内外，时间在一片红色里游走。”时间本无情，但有了佛的光顾，时间也会徜徉其中，成为忠实的聆听者。佛教的深人人心，可见一斑。
陈拓的《曲哈尔湖》把湖比作“清泪”和“酒杯”，借湖写史诗《格萨尔》中的人魔大战的曲折动人和英雄的豪情。“河曲宝马驮载的格萨尔，被持续的风暴举起沉醉了一个民族。” “宝马”风驰电掣，是英雄气势的象征，“风暴” 象征战乱年代。一个民族的骄傲得以流传，成为根深蒂固的信仰。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谱写了诗壮美的旋律。他的《果洛》把一个高原牧区比作一位藏族女子，活脱出它水源丰沛、柔情四溢的地理特征。“掬起你微启的小口，饮尽九曲回肠的相思。果洛啊，我就是你期盼了一千年的那个丈夫，我就是那个一出生，只知有你不知有我的孩子的父亲；我就是那个会唱仓央嘉措情歌的扎西！”诗人化身于美妙的传说中，动情吟唱神女的伟岸。这暗合了道家的“齐物论” 思想。在道家眼里，“不只是人类，所有生物物种都有作为评价主体的合法权利，因为所有的生物物种都可以从自己的生存目出发，选择有利于自身存在的适用。”可见，诗人心中的果洛不再是一块土地，只生长牧草与牛羊，更是某种精神的化身，自己已然化作其生命的一部分。
瘦水的《青史》从藏族学者的著作《青史》中领悟着“情”“梦”“劫”“灭”“美”的文化意义，意味深长。“时间开始的时候他不在，空间开始的时候他不在。怪不得世间的人都爱你。我糊涂着，需要你的拯救。”真正的情，不受时空的限制，真正的爱可以拯救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佛教主张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突出了众生平等的普泛之爱。诗人以文学的审美情感拥抱佛教，愈发让人感到“情” 的珍贵。诗人用“梦”“劫”“灭”“美”写佛教传人西藏的过程， 具有史诗之美。“比拳头更有力量的是文化。一个沿街乞讨的人，对着亚洲喃喃自语。”足见佛教文化对整个亚洲的广泛影响。他的《公元》写青藏高原上弟、吐谷浑、党项、吐蕃、汉等各民族的交融， 寻找着民族文化之根。他这样认为：“水在寻找埋在水下的祖先，一只鱼在水波中，发现了鲍的存在。”血脉相承的传统正如水的渗透一样无形， 有着它转换与生成的道理，这也是藏传佛教得以深人人心的必然结果。信仰使不同民族的民众在青藏高原上和睦相处，世代友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脉象呈现出勃勃生机。
瘦水的《甘丹》写寺院，突出了黑石的魅力。“黑黑的石头，是甘丹睁开的眼睛。白天歇过脚，黑夜睡过觉，马客又把它当做抛石，扔在了河流的对岸。就是这黑黑的眼睛，使黑暗跑到了光明的前面。让我具备了某种本质的温暖。”简单而朴实的石头，代表了一种开阔的胸襟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这里以石头的小而用途多，道出了寺庙的包容性。
此外，陈拓的《河源断章》写反盗猎英雄索南道吉的故事、阿米欧拉山口的葬礼及大喇嘛关于岭地的预言，委婉地道出了家园的神圣。在插箭祭山的节日里，诗人从如豆的篝火中也看见了自我的感伤。“某个黄昏，走过一个从蛮荒崛起的小镇，一条艳目的红纱巾，一夜成为别人床上的风景。我不知道那个似马如龙的少年，许久地等待着什么。”历史的辉煌掩饰不了个人情感的伤痛，历史与现实的反差，定格为情感的巨大落差，家园的诗意空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 并不是客观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简单机械式再现，其中渗透着人们对于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理解。因此，无论运用表现还是再现的方式， 文学用文化表征实践方式所生产的空间总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表征性空间。” 甘南藏族散文诗中的人文景观融会了甘南的历史文化，是其家园意识的灵魂所在。如果说，自然的美景是由特殊的高原环境决定的话，那么，人文景观则是由长期以来藏族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习俗等决定的，经由诗人们的想象，寄托了他们关于文化的幽思。这样的幽思不再是平面的景观展示，而是文化传统、时代与诗人情感的立体交融，为我们认识藏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坐标。
三、乡愁书写
基于对故土的关爱，甘南藏族诗人群不可避免地要以成长的姿态关注那片热土，在过去与现在的对照中，反观故土的人和事，产生浓浓的乡愁。尤其是在新世纪，在他们的散文诗中， 对故乡的贫穷落后的担忧与日俱增。花盛的《守望》这样写道：“在这个贫瘠的村庄，我感受着提前抵达的冬天。草木在经历了兴荣枯衰之后，显得那么苍老，那么沉重。”心情的沉重可想而知。唯一可以寄托的是一盏温暖的灯。同时，长期在城市漂泊的诗人也感到了故乡只是一抹遥远的记忆，他的《怀念叶子》和《一片叶子的苦难》就是这样的佳作。前者写绿色故乡的消失之苦：“我看见被风卷起的叶子一一落下，被响鞭击痛的马匹不断向前跑去， 只留下我和桑科草原一样空旷的心野。我构想着在这空旷的心野之上，存活着两个人：你和我—燃一株桑烟，和你一起流浪；点一盏酥油灯，和你相依为命；喝一碗青稞酒，和你长醉不醒。”把“叶子” 当做一个相依相守的人，诗人主体对故乡的情感在叶子中得到升华。后者从古希腊的神话中感悟一片叶子的苦难，对故土的一草一木的珍惜之情，在大悲大美中凸显出来。他的散文诗更有对家园的呼唤：“家园是一堆火，燃烧着村庄的烈火。尽管去时忧伤、留恋，来时清贫、寂寞。回归家园，血液生动，泥土虔诚。回归家园，回归火焰，在泥土的根系上开花结果。”坚守泥土就能点燃希望，拥有脚踏实地的归属感。
牧风的《秋歌》抒写丰收的景象。“乡村像停泊在记忆里的一只船。秋歌喧响的早晨，农人们的思绪化作起舞的花蝶，整个秋季都翱翔在村庄的天空。一双岁月的残手留不住冬天的沉重，泪眼蒙蒙之时，还有谁钟情于往日的忧伤？”秋歌承载着农人的欢乐与期盼，而冬天的残酷往往令人忧伤，因此，把秋歌留在心里，就成为诗人的向往。
作品在大起大落中引发出关于收获的思辨。由此可见，“乡愁”作为六位身处城市的藏族诗人的一种心理补偿，表现了都市人孤独乃至荒诞的心境，映射出童年和青春记忆中乡土风物随时代巨变而渐渐消逝的轨迹及个人的感受。这使得他们的散文诗既保留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遗存，也附着了个人心史的流露，二者的叠加，不仅体现出甘南散文诗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而且标记着诗人成长的足迹。笔者认为，乡愁作为一种特殊的景观，包含了多重意义的空间：地理的空间、情感的空间和审美的空间。地理的空间是起点，是诗人创作的基因。情感的空间是个人化的空间，是维系着乡愁的纽带。审美的空间则是艺术的空间，因充满想象力而更为开阔，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甘南藏族诗人的散文诗正是在这多维空间的交互作用下，让民族的记忆得以传播。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化带给我们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是21 世纪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世俗化的进程。“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组织，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原本清新、自然的家园，被涂抹了一层灰蒙蒙的阴影。这不得不促使人们反思现代性，重返自然。散文诗作为诗与散文的有机结合体，能够把诗歌的神韵通过散文的形式上的散漫表现出来，较为通俗地进入读者的审美视域，引发共鸣。通过对六位甘南藏族诗人的散文诗创作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以敏锐的直觉观察青藏高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把内心的向往与诉求表现得酣畅淋濟。那种对于高原生命的悲悯情怀， 对于故乡风俗人情的由衷赞美，及对故土的眷念， 都交织着诗人对藏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他们通过丰富的想象，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超越和对理想精神家园的终极追求。而这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 正是滋养心灵的鸡汤。
原刊于《阿来研究》2015年第3辑
王泉，1967年生，湖北洪湖人，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南城市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人选、湖南城市学院学科带头人，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在《光明日报》《民族文学研究》《当代文坛》等核心报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近70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经国内同行专家鉴定为优秀等级。此外，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厅项目2项，获市级优秀社科成果奖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