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阈去分析甘肃甘南作家扎西才让的小说创作实践路径时会发现，正是因为理论自觉意识（文学地理学理论导引下的“多民族融合小镇生活画卷”书写）、文体意识（文体意识规约下的“诗化思维”引领的精美汉语写作）、文学体制机制意识（文学体制机制与作家“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的综合加持，才使得扎西才让的小说获得了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也将助力他的小说在独特的审美空间中继续攀援和提升。这一文学个案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甘肃多民族文学在新时代的创作前景。

关键词： 扎西才让小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融合；诗化思维；文学体制

甘肃作家扎西才让是西部乃至全国少数民族作家中很有特色的优秀作家，他用多年的勤奋努力执着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独特文学王国。从时间纵向去看，从90年代初“大学校园诗人”身份的作家起步，扎西才让已经在文学的道路上走过了30年，笔耕不辍，自律甚严，可谓与时俱进；从文体综合去看，扎西才让诗歌、散文、小说各体兼长，创作成果丰硕，可谓多栖多能。种种事实表明，扎西才让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个案。

近年来，扎西才让主要的创作精力投放到了短篇小说方面，他的小说创作数量多，质量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也引起了文坛和学界不同角度的关注。有学者把扎西才让的小说创作个案作为“甘南藏区小镇”书写的代表，与其他地区的“广袤中国小镇书写”并置论述，认为其充实了“文学中国”的整体形象：“小镇书写在乡村文学、城市文学之外，建构出一种独特的文学空间，使得文学中国的形象变得完整而充实。王十月的《白斑马》中的东莞木头镇，塞壬《在镇里飞》中的常平、寮步、厚街，林森《小镇》《关关雎鸠》里的海南岛小镇，扎西才让《桑多镇故事集》中的甘南藏区小镇……构成了广袤中国小镇书写的多样性，既有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也有葆有传统与多元文化的南海与西北边疆，不平衡与差异化的空间，复写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丰富性。”这样的论述有宏观评判价值，高屋建瓴地肯定了扎西才让小说的文化意义。我们还是有必要继续在知人论事、文本细读的微观基础上对扎西才让小说做出更为具体的分析，以便于更有历史具体性、更符合地方文化逻辑性地呈现扎西才让静坐甘南一隅进行的小说创作实践活动究竟为当代文坛贡献了哪些审美经验，还有哪些可以上升的空间。

出生于甘肃甘南州临潭县、求学于省会金城兰州市、工作于甘南州政府所在地合作市、长期扎根藏区面向全国文坛坚持写作的扎西才让的社会身份有着丰富的多面性：公职人员；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后精通汉语写作的多文体（诗歌、散文、小说）作家；较为熟悉藏族民俗文化、对甘南民族地区的革命史及文化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研究的地方文化学者……通过对这一“作家脸谱”的简单勾勒，我们发现，扎西才让小说中以“五个认同”为内核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根主要金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在扎西才让的小说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既有现实基础，也有理论来源，是作家个体社会政治实践与多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自然结合之后的思想产物，与一些缺乏艺术表达技巧的简单、粗糙的作品不同，扎西才让小说创作实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一种智慧婉曲的表达方式得到呈现，具体从以下三种路径得到了呈现。

一、文学地理学理论导引下的“多民族融合小镇生活画卷”书写

作为一个受过汉语言文学专业系统理论训练的作家，扎西才让有较强的文学理论自觉意识，在大多数时候能够自觉运用理论知识去指导创作实践，正是在对文学地理学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践行的路径中，扎西才让在小说中自觉构建了以甘肃甘南为核心的名为“桑多镇”“杨庄”的文学地理空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固然是作家向中外文学名家“文学故乡”写作模式学习的结果，也与甘南相对封闭又充满文化意蕴的区域地理特点有关系。于是，在作家笔下，“桑多镇”“杨庄”等空间名称诞生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没有把他笔下的小镇标签化、概念化、脸谱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代表“诗和远方”的“藏区小镇”，而是在田野调查与史料查阅的基础上进行了真实描摹，展示出甘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小镇丰富多元的文化属性，不是标签式死板印象，而是动态火热的“多民族融合小镇生活画卷”，但在其中依然有作家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诸种曲折思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作家喜欢让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穿着婚恋小说的外衣，通过对一个个承载丰富地域文化内涵的多民族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让头绪繁多的“小镇故事”逐渐演绎开来，深层次多角度地辐射到了小镇上因为经济发展、文化转型、价值观变化而产生的诸种社会问题，毫不留情地批判着小镇上因为各种原因而依然在局部残存的非理性行为的蛛丝马迹，也见缝插针地歌颂着小镇上多民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约下的善良、仁义、互助、平等的精神。如《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头人的外戚》《三个采蘑菇的人》《游说》《菩萨保寻妻记》等小说中都有类似的叙事。另一方面，作家喜欢在小说中设置一个精通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旁观者形象（这使得小说有了某种“自叙传小说”“身边小说”的意味），通过他的目光去冷静地谛视多元化的“小镇人生”，他们以“念书人”“懂艺术的人”等身份与个别随波逐流甚至麻木不仁的民众拉开了距离，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往往代表了热爱知识、尊重法律、追求和谐、保护生态等理性和科学精神，是力图冲破小镇局限的现代性意识的集中体现，其基石仍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苏奴三题》《青石山的命运》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总之，扎西才让没有回避小镇生活中局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假恶丑的现象，而是用很接地气的方式撕开了复杂的小镇生活，在各种“爱与哀愁”的描写中指明了现代文明生活的正确方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遵纪守法、勤劳自律、团结合作才能过上真正幸福自由的生活，文本深处的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追求也由此得以彰显。但是，也必须指出，个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被扎西才让程度不等地注入了善变、空虚、追逐金钱、爱慕虚荣等负面性格，这种笔法如果出现的次数过多，在一定程度上会让读者猜测作家多少存在一些男性中心主义立场。

扎西才让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清晰且始终在与时俱进。近年来，他更是有了比较明确的“共同体”意识，集中笔力在小说中表现甘南多民族人民自新世纪以来至新时代的富足安定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元的精神生活。这样的理论构想在扎西才让近几年发表的新小说中得到了持续表达，如在2020年发表的《青山石的命运》中对多民族地区生态话题的关注；在2023年发表的《敬礼》中对疫情后小镇经济生活的关注。作家一如既往在关注小镇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如《敬礼》讲述了一个因出租车载客而引起矛盾冲突的“小镇故事”，迂回曲折终至皆大欢喜，结局温暖感人也意味深长。小说告诉读者，甘南这片土地上分属于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多民族人群有互补也有融合、有共识也有纠葛，它和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在现代性进程中被裹挟前进，从没有一刻被抛下。那些善良容易满足的人们带着缺点在不停地向前奔跑，党的各项好政策为他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幸福，而理念、观念、信念的精神层面的复杂问题又让他们的心灵世界复杂多元、曲径通幽，是农耕、游牧、商业、手工业等文化的冲突与互补；是金钱、欲望、传统、信仰的交织与挣扎，但团结稳定发展是甘南不变的红色主旋律，古老落后的各种精神痼疾正在接受新时代的荡涤，一切都在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综上所述，扎西才让自觉以文学地理学为理论导引，力图为读者全方位呈现西北 “多民族融合小镇”火热的生活画卷，作家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立场上，让这些有情有义也有小毛病小缺点的多民族人物形象真实地生活在“桑多镇”“杨庄”等地，冷静展现着小镇波澜不断但持续向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这样的语意氛围，正如作家笔下所书写的多民族人民所共同喜好的“秦声多铿锵”的秦腔艺术，豪迈而温暖：“桑多镇濒临内地，历史较为古老，文化积淀也多。这里的汉民藏民，都喜欢听秦腔、看秦腔、唱秦腔，所以总能出现一些秦腔把式。这种文化的渗透与传承，估计是地域上靠近秦腔大省陕西省的缘故，再加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原因，陕西人在甘肃落户较多，秦腔文化自然而然也就落地生根……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五，桑多附近的秦腔艺人就会穿红着绿，敲鼓鸣锣，把《三滴血》《火焰驹》《五典坡》《铡美案》等剧目搬上舞台。这时候，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梗着脖子观看。”可以肯定的是，“桑多镇”“杨庄”在本质上是西北多民族人民和谐共生的小镇，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享的精神生活把多民族人民紧紧联在了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人民和谐相处、团结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在日渐成熟的文学道路中，扎西才让对此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借用他小说的题目，这将成为他心目中的一条“理想的河流”：“村落之间互有往来，情深意浓，祖辈之间极少争斗，以和睦相处为首要生存原则；流域内的村落发展史，既是民族交融史，也是文化传承史……这条河流，才能称之为理想的河流。”相信未来在作家笔下会有主题更为深刻、意蕴更为丰厚的理想文本不断出现。

二、文体意识规约下的“诗化思维”引领的精美汉语写作

扎西才让有较成熟的文体意识，能在诗歌写作和小说写作之间自如切换，文体互哺，诗歌、小说都在各自的文体属性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与完善。从1995年在《西藏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被记载的故事，或者被讲述的故事》 开始，扎西才让就有着积极主动担负作家社会责任的务实态度，小说始终比较关注复杂的社会问题，这其实也间接体现出作家越来越清晰的小说文体意识。的确，相比于诗歌，很多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更为主动选择了承担记录社会发展过程的文化使命，坚守着“文以载道”的初心。但是，我们又发现，在“载道”理念的统摄下，扎西才让的小说依然在形式上追求着“诗化”的特征，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作家是在用鲜明的“诗化”思维去创作小说，这当然与他首先是一个优秀诗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西才让小说的“诗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描写笔墨疏淡，追求意境韵味，淡化写实效果。扎西才让描写环境时喜用多种修辞手法巧妙表现意境，如实描写少写意象征多，这无疑和他的诗人思维有直接关系。如在《我的爱情与婚姻》中，有这样类似于模仿鲁迅《风波》笔法的环境描写：“下午的余晖落在水面上，那波光，真的有‘粼粼’的味道。这时候，媳妇和姑娘们会担着桶来到河边，轻声说笑，慢慢地把水舀进松木做成的木桶里，就像收回了悄悄丢失的青春时光。这情形若被落魄的书生看到，也许会诗兴大发，吟出几句高雅的平仄来。若被满面风尘的画家看到，一幅人间的风俗画就会像彩虹一样诞生……这声音陪伴了村民好几个世纪，一经发出，就决定了它高声喧哗或低声絮语的命运，也决定了老人的淡漠，孩子的妄想，男子的勇气，和女人的相思。”作家对意境的有意追求，常常让小说中“在想象中生活”的人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两难抉择，增加了小说的哲学意味：“时光老人挥舞着他的长鞭，把万物赶往岁月深处。两个太爷已经老了，同他俩一样坚守在庄园门口的那些老人，早就化为了灰尘。那些手执沙棘条的小孩，也长成了大人，他们早就不想等了，都悄悄离开了那个小镇。但那扇在落日光辉里更显沧桑的庄园大门，一直不曾被人打开。”二是作家常常将多民族诗歌经典直接移植进入小说，使其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利器，在客观上增强了文本含蓄蕴籍、空灵飘逸的诗性效果，淡化了世俗气息。如在《阴山上的残雪》中，“杨桑骥、杨慈善、杨扎西、杨才让、杨元旦”等多个人物形象姓名的设计已体现了作家让汉藏文化在诗意平台交融交流的初衷，而在人物对话时又常常将整饬工巧的诗歌直接移植在小说中间，有时会借用翻译成汉语的藏族诗歌：“我给你们背一首诗歌，仔细听着啊！低垂的树上果实累累，温驯的孔雀羽翎丰美。//只有贤者才具备美德，唯有骏马能行走如飞。”有时会借人物之口将作家自己创作的汉语诗词直接嵌入小说之中，如在《回归文学的老人》中，扎西才让塑造了一位名叫丹珠的藏族老人形象，他精通汉语文学，喜欢仿照旧体诗、近体诗创作诗词，小说中出现了多首自创诗词，其中不乏精品：“几度奔波几闲暇，几个诋毁几个夸。//五湖四海觅古迹，天南地北观落花。//迎朝阳，送晚霞，而今两鬓霜染发。//一身傲骨忆青春，人生不过一壶茶。”移植诗歌的方式让本应以叙事见长的小说所实写的一个个世俗的悲喜剧故事带上了含蓄的诗意，具有了蕴籍空灵的意味。

如前所述，扎西才让早期成名于诗歌创作，他在认真研读古今中外诗歌经典的基础上写下了许多语言精美、结构精致、意蕴深长的诗歌，因此，诗歌凝练、含蓄、抒情、释理、追求意境的文体特征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思维，所以，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上述的“诗化”特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的“诗化”思维使得扎西才让小说呈现出语言精美，语意场内涵丰富的特点，在总体上达到了较高的汉语写作水平。当我们从“共同体”视阈去考量这一问题时，会发现，扎西才让小说的“诗化”特征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热爱与认真研习，在长期的学习汉语与相关思考中，扎西才让在小说字、词、句、段、篇、集的选择、组织、编排等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悟性和很巧的匠心。这也充分说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民族地区优秀作家自觉主动的选择，也是良好文化生态环境潜移默化的结果。

三、文学体制机制与作家“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实践与文学体制机制之间始终有着密切的辩证关系，从1949年茅盾为《人民文学》撰写发刊词之时就提出了相关的指导性意见：“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相互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此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体制机制之间就逐渐形成了良性互动，从“十七年”时期、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文学一路走来，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与成熟离不开文学制度的相关话题：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各个方面。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特点：“中国当代文学传承了现代新文学以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经验，落实为新中国文学的制度建设和道路实践，直至开创和进入了21世纪和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扎西才让90年代写作之始就在其中奋斗前行，其个案经历体现了文学体制机制与少数民族作家“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具有某种代表性，这一辩证过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从作家主体性去看，作家自身有着将文本置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机制之中去检验、磨砺、成长、成熟的自觉意识，作品因此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五个认同意识，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也具有了与其他地区优秀作家作品主动沟通切磋的开放心态与开阔眼界。这种主体性的积极努力使得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精美汉语作品，既具有家国情怀，也兼具地域文化特色，这一良好结果又使得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体制机制层面屡获成功，因为作家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立场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西北少数民族独特的审美经验，水到渠成流入了体制机制内的审美大河之中，这一过程可谓是双向同构，互为支撑。作家金光闪闪的文学履历就生动鲜活地记载了这一主动修为的、勤奋充实的社会性成长过程：扎西才让在《诗刊》《民族文学》《十月》《星星》《飞天》《西藏文学》《青海湖》《山花》《芳草》《红豆》《散文》《草堂》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70万字。获《飞天》十年文学奖、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海子诗歌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奖项。荣膺“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201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荣誉称号。2019年，扎西才让以基层作者的身份参加了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2021年，当选为政协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在小说领域用力甚勤的扎西才让，时有小说被《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也屡获各类小说奖项。另一方面，客观地看，体制机制提供的良性文化土壤及其所构建的文化生态保障体系对作家的主体性也产生了理论模塑作用。正是因为这种不断产生作用的力量，敏锐善思的作家扎西才让整体的创作状态才能够与时俱进，作家从时代需要、前沿动态、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都能够及时得到新的引导和鼓励，所以，作家的小说质量就能够持续不断地获得理性跃升，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文本愈来愈吻合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要求。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从体制机制层面探讨过中华多民族文学一体化的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把各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几十年来，不同民族地区的交往频繁，这种交往的方式，一是通过文学刊物、传媒、文学出版物交流不同地区的创作的成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文学团体也经常组织各族作家到本民族以外地区参观学习，组织各种笔会、研讨会、评论会、评奖会，从而大大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交流……”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多民族文学也将以新的方式表达阐释这一话题，扎西才让的小说创作实践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表现。

四、小结

综上所述，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阈去分析甘肃甘南作家扎西才让的小说创作实践路径时会发现，正是因为理论自觉意识、文体意识、文学体制机制意识的综合加持，才使得扎西才让的小说获得了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家的“诗化”追求，部分小说的叙事过程存在过于疏朗近乎于粗线条一带而过的弊病，很多有价值的地域文化细节未及充分展开，饱满度不够，也间接影响了人物形象的丰盈度，这或许是作家未来创作中可以继续提升的空间。总之，扎西才让小说创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有着在独特的审美空间中继续攀援和提升的可能性。他的创作个案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新时代甘肃多民族文学创作前景：甘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地处亚洲腹部，是我国‘亦南亦北，亦东亦西’的省份。”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团结发展的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政治、军事、贸易、文化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遗存，其中很多都有中华文化符号的深长意味，是多民族人民共建、共享、共有的文化事项；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印发，这一切都与甘肃经济文化的新发展息息相关。多民族人民正是在上述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新时代的新发展语境中真实火热、团结一致地不断前行，机遇和挑战并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交织，这些都是甘肃多民族文学的素材宝库和前行动力，是新时代甘肃多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焕发生机的重要条件，而时代也在呼唤着更多的作家用智慧理性的方式去同步表现已经发生了巨变的多民族地区的丰富多彩的新生活，让我们一起期待并祝福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新发展。

（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白晓霞，女，甘肃天祝人，兰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社会兼职：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