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说说我的父亲。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凹村有几类手艺人最吃香：石匠、铁匠、砌匠、木匠。别看这几类人平日里穿着朴素，灰头土脸，头发永远跟鸡窝似的，但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得到村里人的尊重，好酒让给他们先喝，好烟让给他们先抽，好路让给他们先走。村里人跟这些有手艺的人说话，总是讨好着说，生怕哪里没说对得罪他们，以后自己家遇见事情，得不到他们的帮衬，活儿撂在那里硌得自己心里不好受，白白让旁人取笑。
我父亲不是手艺人，但我好面子，只要有陌生人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都会把父亲往手艺人上面靠。我会自豪地说：“我阿爸是泥巴匠！”什么是泥巴匠呢？其实就是一个背泥巴的人。这种人服务于砌匠，话说得透点，就是给砌匠打下手的。在那个年代，凹村这样的人不少，但老老实实、忠忠诚诚地干了一辈子的人，却只有我的父亲。
也许是沾了砌匠的光，也许是父亲像牛一样的埋头苦干得到了认可，全村老老小小的人都尊称父亲为“四爸”。从此“四爸”的名字覆盖了父亲真正的名字。就是在如今，有人再提到父亲，很多人都会说，四爸是个好人，四爸以前给我们家帮了大忙，你看我家这座泥巴房都是四爸帮背的泥巴……
在那个交通不方便的年代，凹村很多家修的泥巴房，都有父亲付出的劳力与汗水，它们屹立在凹村的大地上，就像父亲的另一个躯体一样，站立在那里，历经时代的风雨。
父亲的生命很短暂，40多岁就离开了我们，那年我11岁。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深刻地面对亲人的“消失”。对于父亲的突然离开，我心里最多的情绪是怨恨。我恨父亲费尽心血地去救人而丢了自己的性命，我恨父亲为什么一辈子都想努力活在别人的夸赞中而忘记自己，我恨父亲最后离开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给我们，就在这广袤的人世间彻底消失……
至此，那条父亲摔下悬崖的狭窄小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从那时起，我常常做一个重复的梦，梦到那条狭窄小路。梦境中，有时我梦见自己快走到那条狭窄小路时，突然出现一只怪物而把自己吓醒；有时我梦见很多人在那条小路上自由地行走，唯独我一走上去，小路就在我的脚下垮塌；有时我梦见自己好不容易在那条小路上走了两步，却一个不小心坠下了悬崖；有时我梦见自己悬挂在那条小路下方惊呼救命……
无论怎样，在梦境中我从来没有顺利地通过那条父亲摔下悬崖的小路，而这个令我沮丧、惊恐、绝望的梦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从最先害怕做这个梦，到慢慢适应这个梦，再到最后如果有段时间不做这个梦，就觉得生活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这个梦无微不至地陪伴着我从童年到中年，从懵懂到成熟，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许梦就是父亲，父亲无法在现实中陪伴我成长，就换了一种方式在我生命里留下印记。当明白这一切的那一天，我泪眼滂沱，跑到父亲在西坡的坟前，向他哭诉，向他道歉。那天西坡的风很大，呜呜地鸣叫，父亲坟头的枯草被凛冽的寒风刮断了几根，我在风中对父亲说：“谢谢你阿爸，谢谢你默默地陪我长大成人，你已经尽到了一位父亲该有的责任，以后你就别操心我了，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
自那以后，我就很少做那个梦了。最近几年，那个梦彻底在我的生命里消失。偶尔我会很想念那个梦，但随即又在心里数落自己：“你这家伙，就不能让阿爸省省心吗？”
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了，消失不一定是消失，消失或许是另外一种生长。
《消失的故事》这本散文集，我写了30多个有关消失的故事，在树洞里消失，在石头房里消失，在地底下消失，在说着的话里消失，在阿妈的眼神里消失……这些消失是真的消失吗？在创作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分明感觉到了这些人和事物在我笔下的蓬勃生命力。他们牢固、坚定、不屈不挠，他们粗糙、内向、温柔可爱，偶尔我和他们离得很近的时候，我甚至仿佛能听见他们的心跳声。
这本散文集是我对凹村的深情表达，当然，我写作的目的不止于凹村，还包括对整个藏地以及所有生长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的农村的描写与呈现。
最后我还想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存在，而消失或许是生命存在的另外一种方式。
雍措，藏族，四川康定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散文、小说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期刊，出版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四川文学奖“特别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花城》文学奖散文奖、《收获》无界漫游计划入画散文奖等奖项。作品翻译成朝鲜文、蒙古文、藏文等。有文字收入各种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