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师院三十年校庆,嘱我这个老校友写一篇回忆性文章。我感觉颇为恍惚。三十年,对我的母校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大好事,她终以令人瞩目的成长宣告了三十而立。而对于我,数字昭现的却是另一种真相:这么快,我就到了回首往事的年纪了?时光,是多么地不经挥霍。

        那一年的某一天,记不清是几号星期几了,我来到H师院报到。H市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迎面而来的风,依然使刚刚离开温润的南部家乡小城的我,感到了凛冽的意味。空旷的校园里,远远近近地开着些高原之花,虽挂着明艳的颜色,却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颓萎之势。它们之前并未经历太多的好日子。六月,草才泛青,九月,风霜已至。事实上,这听上去令人颇感遗憾的物候,使那片土地上的太多事物,在接近坚硬和寒冷的同时,更接近美,更接近美的本质:汹涌而来,惊鸿而逝。当然,我要走过许多时间,才能越来越懂得这个道理。在二十七年前,那些早凋的花事,还未呈现出应有的意义,它们似乎仅仅是以一种修辞学的存在,衬托了我怅寥的心情。

        新生注册早就结束了,所以我的手续办得不够顺畅,总之无非是敲开了一扇一扇部门之门,盖上了一些这样那样的章子之类。终于在晚自习时间,来到了我所在的班级教室。那里,灯光下,四十多个同学已赫然表现出熟稔且和睦的气象——没错,我迟到整整一周了。一周时间,足以使一群年轻的心靠拢,碰撞,生发出热切的友情,二人结伴,三五成群,构划重新出发的梦想。而缺席的这一周对我则意味着一次考验,从失败的高考衍生而来的一道单选题:要么上H师院,要么高三复读。家长亲友希望我选后者,他们坚持认为那样的高考成绩反映的不是我的实力,而是确证了我自高二第二学期以来的误入歧途:我广读闲书,荒废课业,我常常捧着日记本,莫名忧伤,我沉湎于听歌唱歌,倒腾磁带。在备考的最后阶段,我竟然一集不落地看完了被称之为“经典八七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并且,由此开始,不合时宜地提前踏进追星时代。我是那么地迷恋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为了得到一张她的剧照卡片,我背着书包从小城的东头游荡到最西头。以上种种,都使曾对我寄予厚望的人们在愤怒之余重生期待,如果我能悬崖勒马,如果我能卧薪尝胆,那么,在下一年,我肯定会收获到一张不一样的录取通知书。但任何来自他者的一厢情愿的假设都是危险的,他们深谙此道,于是,选择权最终还是被掷回到我自己手中。我几乎没花完三天时间,便交出了背负众望的答案。前来报到的路上,我意绪灰黯,但一点也不后悔。我当然向往更显赫的大学,但一想到为此还要重复与数学题纠缠的恶梦,便宁愿壮士断腕,自绝于一切可能的灿烂前程——二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十八岁的我就那样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重大抉择。就是这样,从一开始,每一步细小的足迹,都在证明我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缺乏远大目标和拼搏精神的人。我随遇而安,从不预设有难度的人生。但我又固执于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如果说,我曾貌似主动地有效地参与到了自己的命运中,那么,一切便只是为了那点东西。我可以忍受生活,但我不能放弃仅有。

        入学一个多月后,我参加了学校的现场作文比赛。感谢文学社在多年后编辑的纪念册,让我在今天还能重温自己二十七年前青涩的造句:“应该说,这不是中学时代玫瑰色的梦的所在。一排低低的涂着淡绿色的房子,称之为图书馆。两排简陋的二层楼,是你的教室,你要在这里学《诗经》,还要听康德,读艾略特。可梦中那高高矗立的富丽堂皇的教学楼呢?那关于学术讨论、专题讲座的五颜六色的海报呢?那激烈的思辨,热情的呼唤呢?哈姆雷特的忧郁,堂吉诃德的疯狂……你曾想过许多,许多,而如今只有淡淡的回味……”

        我表达了自己浅尝辄止的人生失意,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几乎也是H师院建校之初最早的几届学生普遍的一种校园情绪。时至今日,那简单的文字或许已具备了某种“校史”的价值,因为,如今的H师院,教学楼自然是恢宏的,图书馆是博雅的,体育场是阔达的,再不会有哪个孩子像二十七年前的我们纠结于校园环境的鄙陋。年轻的心习惯于让目光投向理想之地,但脚步却被现实的泥淖重重地绊住。对自己失望,也对外界失望,这双重的失望使我与母校最初的遇合成为一种疑似创伤性体验。尽管如此,出发是必须的。我的作文在一个悒郁的开头之后,还是有了很励志的“正能量”叙述:“那么一片静静的杨树林,你总是随意走走,就会发现许多和你佩戴着同样校徽的人。捧着高等数学冥思苦想的,拿着外语单词比比划划的,吟着唐诗宋词摇头晃脑的,背着藏文神采飘逸的……”

        是的,太多的远行都是从那里启程的。怎样的荒寂,终究敌不过青春的热望,同样势不可挡的,是从本能而渐趋自觉的热爱,朦胧但却热切的追求。通往教室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极为简陋的土桥。常常,桥是冷的,桥下的小河是结着冰的,但冰层下总有水的流动。坏天气都无法冻结那凄凉的激情。走过了最初失重般的挫败感,我又一天天快乐起来,眼前似乎有一个方向越来越清晰起来——慢慢地,我觉得理想这个词,又是我可以说出口的了。其实,我所想望的,是怎样的卑微啊!走过急功近利的高中阶段,我要的不过是安静地自由地读一切我愿意读的书,在文字的缝隙中与更辽远的“别处”,与更广大的人生相遇。而我的母校,创业时代的H师院,是那样地适宜于安放我的心愿。她静静地坐落在离H市区五六里远的马莲滩上,四面除了连绵的山,便是刮过山头的风。通往市区的路上,只有路,没有车。一辆辛苦借来的自行车总载着三个以上的男同学,而一些女同学曾不止一次地横在马路上,勇敢地拦下呼啸而来的大卡车,央求司机把她们捎到汽车站。多年以后,在H市全面进入公共交通的时代考到母校的学弟学妹们,大概永远也想象不到我们曾拥有的另类浪漫:一辆藏族牧民的马车,或者牦牛车路过校门口,然后,载上一群欢天喜地的大学生,浩浩荡荡地开往大街。

        就是这样,这样的硬件条件保障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读书,而免受外部世界的诱惑。事实上,那时候的H市大街上,可以构成诱惑的事物屈指可数,它们分别是:坐落于前后两街的两个百货商店,政府招待所斜对面的电影院,和大大小小的清真饭馆。当然,也包括羚羊塑像旁十字路口的新华书店。那里的书总是少得可怜,售货员织毛线的姿势三年间没有变过。尽管如此,必须上街的理由还是层出不穷。既然千辛万苦地到达目的地了,那就得高效率地使用。通常是先逛商店,然后去更远的军区或地质队洗澡,那是全H市仅有的两家对外营业的澡堂。虽然天气冷,但女孩子们暗中攀比着讲卫生的好习惯。澡堂里当然不可能有吹风机,如果是冬天,出得门来每个人的头上肩上便立即挂上了无数根硬邦邦的冰溜子。我起初被那种怪异的美打动过,很快便见怪不怪了。电影是晚上才有的,但我们除了星期六,另外六个晚上必须要上晚自习,所以,电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邂逅。每次上街保证可以完成的只有吃饭这一项。一碗清汤牛肉面,我们吃得和过节一样热闹。当然,真正过节时,我们也吃炒肉面。那年夏天,我收到了一篇散文的稿费。如果不算高中时登载在《少年文史报》的作文,那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于是,周围的同学纷纷要求请客。已经是下午了,没能遇到进城的牧民马车,大家一路步行到盘旋路一家叫“桥头饭馆”的清真店。吃牛肉面吗?掌柜问。我豪迈地摇头,吃炒肉面。炒肉面加工啦?掌柜又问。这下子,同学们的脸都瞅向了我,我心一横:加工。

        “天气很晴朗,然而很坏”,这仍然是我那篇竞赛作文中的话。我总是关注一场突降的太阳雨,一份迟来的花信,学校宣传栏前的松树总是要死不活地暧昧着,以及学校马路对面那大片油菜和青稞的长势,等等诸如此类的身外之事。我的心里,每一天都充盈着来自细小事物的悲喜。是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从来都做不到。早上去上课,天干净得如剔透的碧玉,十二点走出教室时,却被大雪浓雾遮住了回宿舍去食堂的路。雪总是说下就下,就像在六月,雨还没说来就来了。H市的天,姑娘的心,说变就变,一些男生摇着头叹息,那沧桑的样子,好像他们真的有幸经历过姑娘的变心似的。雪总是下了一场又一场,雪总是静静地从中午落到晚上。下雪的时候,我们的校园像一座天籁之城,散发着迷幻的气息。我们欢笑着撞进白茫茫的雪雾,脚下的皮靴在厚厚的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隔着毛线手套,我们牵在一起的手感受着对方指尖的冰凉。然后,我们门窗紧闭。下雪天,睡觉天,我们说。但到头来,用于睡觉的时间总是很少。我们说话,我们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说话上。我们也探求话题的意义,以及谈论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说话本身。我们从一场又一场雪,说到它们在春的节气里化为汩汩溪流,我们终于说到了夏天。高原之夏,H师院的校园之夏,在走过了许多的地方,见过了许多的好风景之后,在今天,我依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夏天。

        但一贯精于姗姗来迟的它,在那一年的降临确是猝然的。夏天来了,我们肆意挥洒的夏日快乐,却不复再来。我们不是不知道毕业是必来的一场考验,我们不是对别离缺乏准备,但尽管如此,那个最后之夏还是有着令人心碎的颜色。

        我们,是女生楼303室六个相亲相爱的女孩。亲爱的303,亲爱的她们。后来,我在小说散文里一次次地写到它和她们。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当年,在那些遍地开花的说话中,我们有过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规格不同的重逢计划,我们甚至讨论了从宏观调控到细节安排的全过程。但整整二十四年过去了。二十四年里,我们从未实现过哪怕一次的六人齐聚。她们中的两个,自打毕业后我再没见过。这样地不能相濡以沫,是二十四年前我们终于松开彼此的手时,绝然想象不到的。但我依然相信着,我们从来不曾相忘于江湖。

        “那些美丽的雪花/曾被我们握在掌心/现在伸开双手/满把都是泪水”,不知为什么,二十四年里,当我想起303,想起那些永远年轻美好的脸,我便想起那一场又一场无边无际的白雪,想起阿信的这首诗。

        桑子、阿信是两个诗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诗人。阿信桑子,桑子阿信,所有人都这么说,这么叫,好像这两个名字天生是二位一体的。他们是政法系两个年轻的老师。我入学伊始,便听到了他们的名字。为什么,诗人在政法系而不在中文系?这使我长久地耿耿于怀。但校园那么空,我总能远远地逢着他们。阿信疏朗而儒雅,桑子清冽且忧郁。阿信桑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他们以诗人的典型姿势走过校园时,身后便倏地踏出来一条前赴后继的道路。没有人可以拒绝诗歌,在那样的年纪,那样的年代,并且,在那样的地方。诗歌使我们庸常的日常熠熠生辉,使我们寒冷而边缘的校园不再孤陋寡闻,我们举办征文,搞篝火朗诵会,我们与别的大学文学社团通讯交流,我们一点点地凑钱,油印一份几十页的小册子。我们先有了一个文学社,后又创办了另一个,我受命写了发刊词,因资料流失,所以我再看不到自己在那篇发刊词中的豪言壮语了,大致无非是自己的书包自己的饭盒自己的青春之类的话吧?它们肯定是无以复加的稚嫩,浅薄,修藻,印证着一个初学写作者全部的笔力不逮。但今天,如果我与它们相遇,我定然不会感到脸红。就是因为它们,因为与它们有关的遭遇,我二十多年后的凝眸回望才如此地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从来不会有被浪费的才华,而所有的孤独和寒冷,都是值得经历的。

        就是这样,诗歌,文学,肯定是我大学生活的核心内容,它与以下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我在H师院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曾长久或短暂地影响到我在当时或之后的成长:我们年轻的才刚新婚的写作老师的车祸身亡;在外地实习途中,一个男同学以失踪的极端形式表达的青春叛逆;社会实践去四川,在峨眉山,我因过分执著于一树杜鹃花而掉队,其实只几百米山路之隔,但同学们焦急的呼喊使群山回荡着我的名字;我参加的某次校园歌手大赛,和最终夭亡的舞蹈《高原迪斯科》;以及,1989年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

        课堂的收益总是很多。老师们很年轻,甚至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们还没来得及成为副教授、教授,而硕士、博士在我们时代的H师院简直是天外的名词。但单薄的学术阅历并不妨碍这些年轻人成为好的老师。教文学概论的全老师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教哲学课的杨老师有着极严谨通透的表达,她在课堂上从来不苟言笑。二十多年后的北京,在中国作协为我和另外几个作家举办的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我与杨老师不期而遇。当我们惊喜地认出彼此,我发现她原来活泼而率性;教外国文学的安老师说“爱神阿芙洛狄忒”这几个字时,脸上总划过少年般的羞涩。他正在成为后来人们眼中那个有思想有情怀的人;教现代文学的赛老师,是一个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藏人,他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都是学院风范。他也是诗人,中文系有许多爱诗的同学围绕在他身边,他与他们亦师亦友,谈诗论文,翩然同行。我知道那样的校园风景,在今天的大学,已是很难看到的了。

        此刻,当我的笔写下有关赛老师的片段时,我的心是沉痛的。但回忆中,他的表情一如往常的投入,好像他还站在讲台上,动情地讲述着鲁迅的《秋夜》;他的笑容一如往常的温煦,仿若他还坐在他那张办公桌前,抑扬顿挫地朗诵着新写的古体诗;他的目光一如往常的沉静,似乎那样的生死诀别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乎这十余年的阴阳之隔原本虚设,似乎他还好好地走在老地方——你看,这就是一个英年早逝的老师,一个纯净赤诚的人,留给我们的永远。在怀念的人群中,没有谁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去。

        “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是的,当我不能忘记,当我又一次忆起暮色苍茫的草原,我忍不住把目光投向浩渺的远处。但我知道我无力穿透时光,就算一遍遍沉陷于深重的怀旧,我也只能以停留复远行的方式,重新抵达或不断告别那些匆忙逝去的故事,也只能以这篇薄薄的文字表达对母校H师院三十年庆典的热诚祝福。事实上,毕业后的二十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走进她。事实上,十二年前,我才最后一次离开她。但她发展的迅猛和壮阔,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性预期。在2012年,2013年,我曾连续两次随全国作家采风团路过她,我还曾在H市参加活动逗留多次,我的母校,她其实一直伫立在我的视野中。虽然我已不能从林立的高楼大厦中找到我们的303,但我不怕我认不出她今天的模样,在她的校园里,依然有我怀想的面容。若我归去,他们一定会安然地牵起我的手,说,喏,这是我们当年走过的路。

        以上追忆,是H师院的萍给我布置的命题作业。为了她再三的催约,惯于偷懒的我终于写成了二十四年来第一篇献给母校的文字。多么巧,二十四年前,毕业离校的前夜,我在母校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写给她的。我们303最小的女孩,写诗的跳劲舞的萍。我在自己的彩照背面题字:“我走了,我把为离别流过那么多泪水的你,留在这里了。”萍,她还保存着那张绿衣长裙的年轻的我吗?今天的她会为那样煽情的赠言哑然失笑吗?那时候,青春氤氲,出发的路明明暗暗,似乎通向无穷远,我们不曾预料到,其实有些人,有些事,是没法留在那里的。也许就在下一个街角,所有珍重道别的,都会翩然复来,微笑相拥。就算不能在现时态中实现重逢,就算重逢已是白首,那些镌刻在心里的,也一直是我们经历着的人生。

        那么,来,让我们一起走向那条旧路。没有什么比今天的我们携手走到那条旧路上,更安慰人心。


原刊于《飞天》2021年第1期

严英秀202010.jpg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省高校名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甘肃省首届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小说八骏”之一,201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出版《纸飞机》(中、英译本)《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等。获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