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内容提要：1253年，受命管理西藏的忽必烈与吐蕃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进行了会晤。这一会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谈判对话形式进行的直接谈判，因忽必烈的苛刻条件以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是以萨迦派喜金刚灌顶法会为名进行的间接政治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并促成了二人结盟。这为后来元朝处理宗教、民族关系确定了方向，对于藏传佛教传播、蒙古族与藏族民族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宗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八思巴 忽必烈 蒙藏关系 喜金刚灌顶法会 萨迦派
蒙古汗国与吐蕃政权的政教关系是研究西藏区域史、蒙藏民族史、元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八思巴为忽必烈所举行的喜金刚灌顶法会为核心，重点讨论忽必烈和八思巴如何以宗教这一特殊纽带来协调政教关系，强化民族认同，进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1251年：蒙藏政教关系的转折点
1244年，蒙古汗国的阔端王邀请吐蕃萨迦派法王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议定了乌思藏归附蒙古的条款。萨迦班智达发表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斯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宣布了两个要点：一是确立了蒙古汗国对于西藏地区的统治，二是确立了萨迦派在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统治。此后，蒙藏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发展时期。这一短暂的和平仅维持了数年，1251年，蒙哥汗继位，开始调整治藏政策，在西藏实行分封制——“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忽必烈与蔡巴噶举派结成施主与福田，阿里不哥与噶玛派结为施主与福田，旭烈兀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之后，蒙藏关系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蒙古方面来看，蒙哥的继位直接导致了蒙古上层王公的分裂。窝阔台系和拖雷系很多王公开始争夺汗位。在“施主—福田”的治藏政策下，他们希望能够和西藏地区最有权势的教派结成同盟。这样既可以利用西藏地区丰富的政治、军事、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借助藏传佛教提高自己获胜的概率。
从西藏方面看，萨迦派一家独大的地位被打破，虽然蒙哥汗依然任用八思巴负责清点户口等大事。八思巴也多次强调“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僧众”，“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但是，在分封治藏的政策下，各个教派都拥有了和宗主国直接联系的权利。这样一来，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也都表现出对政治权力的兴趣，开始挑战萨迦派政教合一的政治地位。
这样一来，蒙古上层王公和西藏高级僧侣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双向选择”，先后结成了很多“施主—福田”的政治联盟。在这些联盟之中，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联盟最有代表意义。1252年到1253年，忽必烈奉命南征大理，在路过六盘山之时，忽必烈召见了萨迦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上举行会晤。并通过两次不同形式的政治谈判，最终确立了联盟的条件。
二、忽必烈与八思巴直接政治谈判的失败
1252年，八思巴到达六盘山之后，忽必烈与其进行了一场直接的政治谈判。在这场谈判中，二人所积累或者说所代表的政治资本是“势均力敌”的：从二人的政治身份来看，忽必烈是蒙古汗国任命的吐蕃地方管理者，而八思巴则是吐蕃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他们此次会晤，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央政权与地方的关系。因为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之时就已经确定了蒙古汗国管理吐蕃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也被蒙哥汗所继承。所以这次会面只是例行会晤，不会有重大的变革性议题。二人处于一种互相合作、彼此依赖的平等局面。
但是，如果我们从忽必烈与八思巴个人的政治处境来看，二人则都是有求于对方的。
先看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奉诏南征大理，当时四川、云南一带为南宋军队牢牢控制，想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借道吐蕃，这样一来吐蕃的支持与补给就显得至关重要。虽然其他教派也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作为西藏实际负责人的八思巴，刚刚奉命完成吐蕃人口、田地的调查与清点，是忽必烈合作征伐大理的最佳人选，这一点忽必烈可谓是有求于八思巴的。
再看八思巴，萨迦派最主要的政治资本就来自于萨迦班智达与窝阔台系的阔端王的凉州会盟。但是1251年之后，政治权力开始转移到拖雷系的蒙哥汗、阿里不哥、忽必烈身上来。尤其是忽必烈，成为了中央政权治理吐蕃的代表。如果忽必烈选择支持自己的“福田”蔡巴噶举派，那么毫无疑问八思巴及整个萨迦派的政教合一地位都将会丧失。所以，在这一点上，八思巴是十分依赖忽必烈的。
谈判的双方对于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合作条件都有着清晰的认识。所以忽必烈与八思巴二人会谈时，就通过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字斟句酌的话语进行了一轮直接的政治谈判。
《萨迦世系史》详细记载了这一会见的始末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分析出二人政治谈判的现场：
（一）八思巴的“期许”与“要求”
首先，八思巴表达了自己对于忽必烈的期许。八思巴希望忽必烈像“吐蕃三法王”一样，积极地护持佛法。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谈话，是从吐蕃人的历史开始的。当忽必烈问“你们吐蕃地方曾出过哪些伟人？”八思巴认为吐蕃地方的伟人是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
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赤松德赞是文殊菩萨之化身，赤热巴巾是金刚手菩萨之化身，所以是伟人。
这三位吐蕃帝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位期间都大力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翻译佛经；赤松德赞颁诏崇佛，并迎请菩提萨埵和白玛桑菩瓦来西藏建立桑耶寺，并大量翻译佛经；赤热巴巾建立译场，统一译名，规定译例，并将所校译的经典编出目录。八思巴借助这三位吐蕃伟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忽必烈的政治期许——希望他能够像“祖孙三法王”一样，尊崇藏传佛教。
其次，八思巴表明了自己可以为忽必烈提供的政治和宗教支持。如果忽必烈像松赞干布一样护持佛法，那么自己必定会效仿萨迦班智达一样，帮助其稳定西藏各个教派。继续延续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所议定的会盟条件：
又问“：你们吐蕃地方学识功德何人为胜？
”答“：学识功德以我的上师法主萨迦巴等人为胜。
”又问“：上师法主的学识功德如何？你从彼处学得多少？
”答“：上师法主的学识功德犹如大海，我所学到的只不过是一掬之水。”
众所周知，“凉州会盟”以后，萨迦班智达成为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明确领袖。八思巴在这里无限推崇萨迦班智达的功德和智慧，意在表明自己可以效仿前辈，成为忽必烈治理吐蕃、管理藏传佛教的“合伙人”。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八思巴给出的合作底线是非常明显的。只要忽必烈尊崇和支持自己和萨迦派在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那么八思巴就可以代表藏传佛教支持忽必烈成为像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一样强有力的统治者。这种意图在后来的对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汗王说“：你为何如此倨傲，你的祖先有何功业？”
八思巴对此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威势，但我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印度、门地、吐蕃的帝王供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
毫无疑问，八思巴给忽必烈开出的合作条件就是要求自己被供奉为上师——也就是保留自己在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而他能够给忽必烈带来的好处，就是代表藏传佛教，支持其成为松赞干布一样的领导者。
（二）忽必烈的“条件”与“命令”
在八思巴表达完自己的期许之后，忽必烈也表明了自己对于结盟的“条件”，也就是要求吐蕃为蒙古汗国的军队提供人力和财力的补给。这遭到了八思巴的拒绝：
此后，汗王下令，派人前往吐蕃地方摊派兵差、收取珍宝。八思巴仁波且再三向汗王陈述“：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
汗王不予接受。
这里的拒绝，可以视为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一种互相试探。前文已经分析过，在这次合作中，八思巴希望以自己的宗教神圣性换取忽必烈的政治支持。忽必烈对于这一合作条件以及该条件带来的现实利益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作为可选择的一方，忽必烈还是希望能够在这场合作谈判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他提出了进一步的条件。谈判的另一方八思巴也知道此举并非是简单的争取一时的利益，而是谈判的筹码之一，所以果断拒绝。
（三）直接政策谈判的失败
八思巴表示，如果依然这样，自己将会返回西藏：
八思巴因这一请求未得允准，心中不悦，向汗王奏请：“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
汗王说“：那么，可以前去。”
可以确定的是，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政治谈判到此宣告结束。二人都不满对方提出的合作条件，想要结成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八思巴准备回到西藏继续寻找蒙古上层王公作为自己下一任合作对象，而忽必烈则立即会见了另外一个潜在合作对象噶玛拔希。在召见八思巴之后，忽必烈和噶玛拔希于川西北绒波域色都会晤。《红史》中关于这一次会见的记载比较明确：
忽必烈带兵在绒波域色都地方会见了噶玛拔希，他使忽必烈发菩提心，见到诺桑和龙树等很多菩萨。忽必烈听到噶玛拔希当时的名声以及看到将来能成为大成就者的各种征兆，又有金字使者前来迎请噶玛拔希，当噶玛拔希为是否前往而犹豫不决之时，龙王和密主显现，说：“为利益众生，还是前去为妥。”因此决定前往……他在皇子住地住了很长时间，施主和福田关系不顺遂。虽然出现了许多违碍和不利之征兆，但在观世音的劝请下，又有上师本尊空行的再三授记，请他到北方宫殿中，所以他未同意忽必烈的挽留而离去。
这段史料的记载是值得仔细分析的。第一，噶玛拔希在决定是否要去见忽必烈之时，就是犹豫不决的。其实，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双方都清楚此次会见的真正目的，噶玛拔希之所以犹豫，就表明其对于这份结盟的动摇。第二，“施主和福田关系不顺遂。虽然出现了许多违碍和不利之征兆”，很明显是谈判破裂的委婉之词，根据前情推测，忽必烈应该明确表示出要与噶玛拔希结盟，并希望他以宗教谋士身份留在自己身边，这遭到了噶玛拔希的拒绝。第三，“请他到北方宫殿中”，从表面上看，是其到灵州（宁夏灵武）和甘州（甘肃张掖）一带传教，并于宁夏、内蒙古交界处建立吹囊朱必拉康寺。但实际上，则是北上与蒙哥汗结盟。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256年，噶玛拔希到达昔刺儿鲁朵的诸王会聚之所时，蒙哥汗表示了强烈的欢迎。《红史》记载，噶玛拔希使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等皈依了藏传佛教，每月守护分别解脱三时成律，发菩提心，并下令在每月的四个吉日中任何人不准欺凌别人，不准杀生食肉，不准危害僧众，使其护持各自的教法。
与噶玛拔希谈判的破裂，以及噶玛拔希的离开，使忽必烈不得不重新思考、调整自己的政治政策以获得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的认可和支持。忽必烈认识到，自己以前所提出的合作条件过于苛刻。在蒙古上层王公和西藏高级僧侣所建立的“施主—福田”关系中，其本质就是让渡一部分政治权力以换取藏传佛教界对其争夺汗位的支持。所以，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尤其是在宗教面前，作为世俗的政治领袖，想要获得其支持，必须要让渡一部分尊严和权力。所以，忽必烈决定再次和八思巴举行谈判。
三、忽必烈与八思巴谈判的重建：以察必王妃为核心
但是，此时忽必烈面临着两个尴尬：
第一，在第一次谈判中，作为西藏直接管理者的忽必烈非常具有主动性，他拥有在噶玛拔希和八思巴之间二选一的权利。但是，随着与噶玛拔希谈判的破裂以及噶玛拔希的离开，这种主动性已经丧失。这样的情况，八思巴也是心知肚明。如果此时再回头和八思巴谈判，就会使自己在谈判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第二，在第一次谈判中，就是因为八思巴不满意其“摊派兵差、收取珍宝”的合作条件，因而破裂。想要再次合作，必须要废除这条政令，但是作为“君无戏言”的蒙古上层王公，同时也是西藏地区的直接管理者，在表面上不可能轻易改革自己的政令。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忽必烈迫切需要一个缓冲的地带重新回到谈判中去。此时虔诚信奉藏传佛教的察必王妃在这场政治谈判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察必王妃其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元史》对其评价曰：“后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兴有力焉。”在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政治谈判中，察必王妃利用自己的身份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
根据《萨迦世系史》等史料记载，察必王妃实际上就是这场政治谈判的协调者和主持者。根据上文梳理可以得知，此次谈判，忽必烈和八思巴结盟的概率极大。关于结盟的条件就需要在谈判中确定。但是，如果双方直接表达接受或者拒绝的意见，会有损于政治威信与友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察必王妃就成了主持和斡旋这场谈判的不二人选。一方面察必王妃熟悉、了解忽必烈合作的底线，另一方面她对藏传佛教的虔诚接近八思巴，有利于她取得八思巴的信任。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察必王妃的调解过程，就是八思巴和忽必烈谈判的现场：
首先，由察必王妃出面留住了想要返回西藏的八思巴，并且明确表示要进一步进行谈判、磋商，以建立施主—福田的结盟关系：
这样的僧人实为稀有，先前的蔡巴等老僧们不如此僧的知识功德数分之一，亦不如他善于讲论，请不要让这些僧人回吐蕃，还请你们施主与福田再行问法讲论。
史料记载这段话是察必王妃向忽必烈的进言，其实，这段话更大的意义是忽必烈通过察必王妃向八思巴表明自己的合作态度——他希望八思巴留在六盘山继续谈判。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种政治意图又不能够明言，所以察必王妃表示，自己希望接受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喜金刚灌顶是萨迦派独有的秘法，察必王妃接受这一灌顶，这是向八思巴释放出最大的善意，表明忽必烈可以接受作为法王的宗教地位：
王妃察必对汗王说：“还是没有让八思巴返回萨迦为好，萨迦有一种甚深密法灌顶，为其他教派所没有的，应向他请求传授之。”
汗王说“：你可先请求授之，如果真有功效，我也求之。”
察必王妃期望能够接受喜金刚灌顶，固然是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但是更多的原因则是为了促进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政治联盟。八思巴当然明白察必王妃这份“虔诚”的政治动机，所以八思巴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了传授灌顶的资格，之后为察必王妃传授了喜金刚灌顶。
在灌顶法会的过程中，八思巴通过灌顶法会的仪轨，向察必王妃再次声明了自己的结盟条件：
此时，王妃请问道“：为接受灌顶应献什么礼物？”
八思巴说“：己身所有之享用、财物产业等，皆可奉献。尤其应该奉献自己所珍爱的物品。”
王妃说：“我最珍爱之物品是我出嫁时父母所陪送的这对耳饰。”从耳环上取下一粒大珍珠奉献给八思巴。这粒珍珠卖给一个蒙古人，得黄金一大锭、白银四锭。据说后来八思巴返回乌思藏时，用这项金银作曲弥大法会和兴建萨迦大金顶的资金。
察必王妃将自己最为珍贵的耳饰作为礼物贡献给八思巴，代表忽必烈表明合作的意图：为了获得八思巴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的支持（喜金刚灌顶法会），忽必烈愿意贡献出最为珍贵的财宝（耳饰）。察必王妃喜金刚灌顶法会的成功举行，意味着忽必烈和八思巴之前的不愉快一笔勾销，二人重新坐在谈判桌前来商讨结成政治联盟的条件。与第一次会谈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谈判是围绕着举办“喜金刚灌顶法会”来进行的。双方通过举办法会相关仪轨的谈判，确立了进一步政治合作的条件，展开了一场谈判——最终确立了“王权”与“神权”合作的原则与方法。
四、喜金刚灌顶法会：忽必烈与八思巴间接政治谈判的成功
1253年，在察必王妃接受过喜金刚灌顶法会之后，忽必烈也前后三次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法会。举办这次法会，其实就是忽必烈与八思巴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讨论结盟的条件。
八思巴此次提出的条件是：忽必烈要将八思巴视为上师，在喜金刚灌顶法会后，必须听从自己的言语，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
八思巴说：“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这里的“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就包括处理一切政治、宗教事务。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八思巴也心知肚明，之所以开出这样的条件，就是为了给自己留足谈判的空间。这样的条件，肯定会遭到忽必烈的拒绝，这是作为谈判中间人的察必王妃，对八思巴提出的条件进行了调解：
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违上师之心愿。
察必王妃的调解，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修改：一是在宗教权利上，虽然尊崇八思巴的上师地位，但是也要保证忽必烈在王子、驸马、官员、臣民前的尊严，所以想出了这个办法；二是在政治权利上，只能保证八思巴在西藏地区的权利，不可能保证其作为上师指导忽必烈的所有政治、军事等事务。这样的条件依然遭到了忽必烈的拒绝，忽必烈最终将条件修改为：
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与阔端和萨迦班智达所讨论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肯定了八思巴崇高的法王地位，同时也保证了他治理西藏地区的权利和地位；另一方面，忽必烈借此与八思巴结为“施主—福田”关系，取得了萨迦派乃至整个藏传佛教的支持，对其政治生涯发展，尤其是争夺汗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喜金刚灌顶法会如期举行，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三次灌顶法会，并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赐：
据说汗王为第一次灌顶所献的供养是十三万户。每一万户有拉德四千户、米德六千户。汗王为第二次灌顶奉献了以大白法螺为首的（法器）以及吐蕃三区之僧众及属民。并赐给刻有“萨”字镶嵌珍宝的羊脂玉印章。此外，还赐给黄金、珍珠镶嵌的袈裟、法衣、大氅、僧帽、靴子、坐垫、金座、伞盖、全套碗盏杯盘、骆驼及乘骡、全套金鞍具，特别是赐给上述的各万户及法螺等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
这三次灌顶法会，是忽必烈与八思巴经过反复的政治谈判，最终确定了政治—宗教联盟的仪式。忽必烈尊崇八思巴为自己的上师，并且任凭其处理西藏地区事务，八思巴则带领藏传佛教对忽必烈表示支持。这一联盟的形成，表明二人正式扭转了1251年来结盟的被动局面，标志着蒙藏民族关系上升了一个台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
五、结论与讨论
1251年蒙哥继位以后变革了治藏政策，这一政策并未解决反而严重激化了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的矛盾，这就推动了蒙古上层王公和西藏高级僧侣进一步合作，以维护地方稳定、宗教和谐、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在众多联盟中，忽必烈与八思巴的结盟最有意义。1252—1253年，二人在六盘山上进行了两次谈判：第一次是二人的直接政治谈判，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在察必王妃的调解下，以藏传佛教为媒介的间接政治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最终，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喜金刚灌顶”这一萨迦派独有的仪轨，这是二人“施主—福田”联盟形成的基础，也为后来元朝中央政权处理宗教、民族关系确立了方向。
从忽必烈与八思巴六盘山会晤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察必王妃对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信仰，在重建忽必烈与八思巴政治谈判场、斡旋政治谈判条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藏传佛教，忽必烈和八思巴成功结成联盟。这一联盟对元朝处理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蒙藏民族关系都起到了“更具亲和力”的作用，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王帅（1989—），男（满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宗教文学和宗教艺术研究。
原刊于《西部蒙古论坛》2023年第2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