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张子选最新诗集《人间有我用坏的时光》出版之际
在当代诗歌版图中，张子选以四十年藏地行吟为底色创作的“藏地诗篇”，如同一股来自雪域的清流，既打破了传统地域书写的局限，又为当代诗歌的精神维度拓展了新的空间。他的作品不仅在读者中引发广泛共鸣，更以独特的美学范式、题材选择与精神内核，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多维度的深远影响，成为连接地域文化与普遍人性、传统诗学与现代表达的重要参考文本。
地域书写的革新：解构“藏地神秘”，重建真实的地域诗学
长期以来，藏地在文学创作中常被符号化、神秘化，成为“远方”“神性”的抽象载体。此类书写既偏离了地域的真实面貌，也消解了其文化深度。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则率先打破这一桎梏，以“去神秘化”的自觉，重建了藏地书写的真实维度，为当代地域诗歌创作提供了全新范式。
在其前著《藏地诗篇》序中言及，张子选明确提出“当我们提及西藏时，首先应去神秘化”，这一主张贯穿其创作始终。在《哭》中，他写下“多年来我放牧诵经，睹物思人/而扎西在宴客，卓玛在摇铃/正当青海湖抱住青海/西藏抱住喜马拉雅/我手掌上正驰过一头秋天的/丧失一切的精壮牡鹿”，诗中没有刻意渲染的神性光环，而是将藏地的自然景观（青海湖、喜马拉雅）与普通人的日常（宴客、摇铃）、个体的情感（睹物思人）融为一体。这种书写让藏地摆脱了“异域奇观”的标签，回归为“可感的生活场域”——既有天地的壮阔，也有人间的烟火；既有信仰的庄重，也有生命的脆弱。正如诗评家阿苏越尔在《一百辆汽车，也比不上一匹马》中评价的，张子选的藏地书写“是崭新层级的‘看山是山’，消除了预设的神秘，藏地才袒露出无比鲜活的力量”。
这种“去神秘化”的地域书写，对当代诗歌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为其他地域题材的创作者提供了启示——地域书写不应停留在表面的意象堆砌（如草原、雪山、经幡的简单叠加），而应深入地域的文化肌理与生活细节，挖掘其中的人性共通性。例如，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的诗歌创作中，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借鉴这种“日常化地域书写”，将牧场劳作、市集喧闹、家庭琐碎融入诗中，让地域特色与生命体验自然交融；另一方面，它矫正了读者对“远方”的浪漫化想象，推动当代诗歌从“猎奇式书写”转向“沉浸式体验”，使地域不再是诗人宣泄个人情怀的工具，而是与诗人平等对话的“精神伙伴”。
此外，张子选对藏地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意象体系。他笔下的 “腰”意象便是典型代表——在《春天记事》中，“春好酷似小蛮腰/鲜花的腰，青草的腰/甚至于一脉粼粼逝水之腰”，将“腰”赋予自然景物，既展现了藏地春天的柔美律动，又暗合藏族文化中“腰”通过腰带、腰裙象征身份与情感的文化内涵。此种将地域文化符号与自然、情感相融合的手法，让传统意象获得了现代生命力，也为当代诗人如何“活化地域文化”提供了范例——不再是生硬地植入文化名词，而是让文化基因自然融入诗意表达。
自然书写的突破：从“风景投射”到“生命共生”
当代诗歌的自然书写常面临两种困境：要么陷入“纯客观描摹”的刻板，要么沦为“自我情感投射”的附庸，难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精神对话。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则以“生命共生”的视角，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当代自然书写开辟了新路径。
在他的诗中，自然不是被动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类平等的“生命主体”——鹰、马、羊、草、雪山，都拥有自己的意志与情感，与人共同构成藏地的生命网络。《若尔盖湿地》中，“路朝北走，水往南聚/而偌大的天空/喜欢沉浸于花湖，潋滟地裸泳/上午，束苇溯溪/下午，游禽打鱼/偶见有鹰悬停，执着于迎风送云”，这里的天空、束苇、游禽、鹰，都不是静态的景物，而是充满“生命律动”的存在：天空“裸泳”显其自在，鹰“执着”见其性情。诗人没有将自己的情感强加于自然，而是以“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记录人与自然的“互动瞬间”——正如《苍天在上》中，安多红马“忽闪着一双长睫美目/与人类之一，面面相觑”，如此这般跨越物种的对视，消解了人与自然的界限，展现出“物我两忘”的高古境界。
此种“生命共生”的自然观，无疑对当代诗歌的自然书写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它推动诗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不再将自然视为“人类情感的载体”，而是尊重自然的“自主性”。例如，王家新在《在西昌邛海湖畔听到鸟鸣》中，将鸟鸣视为“比诗歌研讨会更重要的存在”，黑陶在《请求朝霞》中“用第一缕火温暖逝去的父亲，用第一道光唤醒沉睡的家乡”，类似诗句都能看到张子选“自然有灵”观念的影子——自然不再是“被歌颂的对象”，而是“参与人类生命的伙伴”；另一方面，它为自然书写提供了“细节化”的表达路径。张子选善于捕捉自然中微小的“生命细节”：《年楚河上游》中“小马探足蹚水，行至今生”，《无人区》中“一只红尾沙蜥，仍在坚持自己/业已承传六千五百万年的/涉险与进化”，这些细节让自然不再是抽象的“宏大概念”，而是可触可感的“生命个体”。类似写法影响了后续诗人对自然的观察方式——从关注“壮阔景观”转向捕捉“微观生命”，让自然书写更具温度与真实感。
值得注意的是，张子选的自然书写始终蕴含着“悲悯情怀”。《藏北入冬帖》中，“少数未被及早劝归山穴/乖乖蜷身冬眠的大小棕熊/如若踏冰寻鱼不得，或将登门造访/那曲县油恰乡嘎登寺/意在觅食，捎带听经”，诗人没有将棕熊的困境浪漫化，而是以平实的笔触写出生命的挣扎，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生灵的理解与心疼。这类“悲悯式自然书写”，矫正了当代诗歌中“猎奇式自然描写”的弊端，让自然书写不再是“炫耀对自然的占有”，而是“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且已成为当代自然诗歌的重要精神特质之一。
情感与哲思的融合：为当代诗歌注入“轻而不浮”的精神质地
当代诗歌的情感书写常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过于“私人化”而晦涩难懂，要么过于“大众化”而流于浅白；哲思表达则常因“概念化”而显得生硬。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则以“轻而不浮”的笔触，实现了情感与哲思的完美融合，为当代诗歌的精神传达提供了平衡范式。
他的情感书写兼具“私人温度”与“公共共鸣”。《在人间》中，“你承诺过的月亮/还是没有出现/而我无眠，或者/我只是衣单天寒地/替你多爱了一夜人间”，诗句源于个人的情感失落（“月亮未出现”），却没有局限于私人的哀怨，而是将失落升华为对人间的 “额外温柔”——“替你多爱一夜人间”，这一情感的升华，让个人体验转化为普遍的人性善意，每个经历过遗憾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又如《供花・说渡》中，童僧递来的白月季“天上人间，竟真没个人堪寄/就将它供于佛前如何”，个人的孤独与对信仰的敬畏交织，情感既细腻又开阔，避免了私人情感的狭隘。此种“从私人到公共”的情感转化，为当代诗人如何“处理私人情感”提供了启示——私人情感不应是封闭的“内心独白”，而应是连接他人的“精神纽带”，通过对私人体验的提炼，抵达人类共通的情感内核。
在哲思表达上，张子选摒弃了“说教式”的议论，而是将哲思融入“场景与细节”之中，实现了“哲思的诗化”。《悯生帖》中，“虫草下山/大鱼登岸/绕道秋天/与君一见/筷子共碗/相顾无言/眼含人间/泪流满面”，没有一句直接谈论“生命意义”，却通过虫草、大鱼的相遇、筷子共碗的沉默，道出了生命中“相遇的珍贵”与“无言的悲悯”，哲思如流水般自然融入诗意，不留痕迹。又如《与时间有关》中，“几匹黄叶满地霜。爱人，是你吗？心似寒秋独自凉。佛啊，你在吗？”将对爱人的思念与对信仰的叩问并置，在孤独的场景中暗含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这种“以场景代哲思”的写法，避免了当代诗歌哲思表达的“概念化”弊端，让哲思既有深度，又有温度。
此类“情感与哲思融合”的特质，为当代诗歌注入了独特的“精神质地”——轻而不浮，深而不重。正如有文章评价其诗歌“轻盈、瑰丽，极富韵律美，意境苍茫深远；悲悯中蕴藏深情，荒凉中透着微光”。这一质地既区别于朦胧诗的“沉重哲思”，也不同于口语诗的“轻浅直白”，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平衡的精神选项”。许多年轻诗人开始借鉴这种“轻哲思”的写法，如在处理“时光流逝”“生命孤独”等主题时，不再依赖抽象议论，而是通过自然场景、日常细节传递哲思，以期能让诗歌既“好读”又“耐读”。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激活古典诗学，丰富当代诗歌语言
作为深谙古典文学的诗人，张子选善于从中国古典诗学中汲取养分，并将其与现代语言、藏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独特语言风格，从而为当代诗歌的语言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对古典诗学的借鉴，首先体现在“意象的传承与转化”上。《请月照人》中，“近来什么事情都能令我伤心/光是看见弦月东升/就感觉有什么在心底下沉/并发出很大的扑通一声”，“月亮”是古典诗歌中“思乡、怀人”的经典意象，张子选却赋予其现代情感——月亮不再是“引发乡愁的符号”，而是触发个体“内心震动”的媒介，古典意象与现代情感的结合，让“月亮”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又如《六滴雨》中，“第三滴雨，随风入井/像藏刀归鞘，闺女入梦”，“雨入井”的意象脱胎于古典诗歌的“雨打芭蕉”“雨入寒窗”，但诗人以“藏刀归鞘”“闺女入梦”的现代比喻，让古典意象焕发出藏地特色与现代气息，实现了“古典意象的在地化与现代化”。
其次，在语言形式上，他融合了古典诗词的“韵律美”与现代诗歌的“自由性”。他的“藏地诗篇”多采用短句，节奏明快，却暗含古典诗词的“平仄与对仗”——《甘南骑行》中“骑马向南，不时北看/好久没见，有点想念/生灵盈野，菩萨投闲/桥之彼端，新雪下山”，前两句“向南”与“北看”、“没见”与“想念”形成隐性对仗，后两句“生灵盈野”与“菩萨投闲”、“桥之彼端”与“新雪下山”句式对称，读来朗朗上口，兼具古典诗词的韵律与现代诗歌的灵动。此种“韵律自由”的语言风格，矫正了当代诗歌要么“过于追求格律而僵化”、要么“完全放弃韵律而散乱”的弊端，为当代诗歌语言提供了“兼顾韵律与自由”的范例。
此外，他对“民间语言”的吸收，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语言生态。张子选善于从西北与藏地民间歌谣、日常对话中提炼诗意，如《大意如此》中“妹妹生得好/落花的身材流水的腰/妹妹长得妙/裁两声鸟叫做胸罩”，语言直白鲜活，带有民间歌谣的“俏皮与质朴”；《他们说》中“他们说，藏区旅游，你不能随便踹狗/你所嫌弃的狗，没准是你前世的舅舅”，则直接引用民间俗语，让诗歌充满生活气息。诸如此类“民间语言的诗化”，打破了当代诗歌“精英化”的语言壁垒，让诗歌更贴近普通读者，也推动更多诗人关注“民间语言中的诗意”，为当代诗歌语言注入了更多“在地性”与“烟火气”。
创作姿态的启示：“行吟者”身份与“真诚写作”的坚守
在当代诗歌“多元化”却也“碎片化”的语境中，张子选四十年如一日的“藏地行吟” 与“真诚写作”，为当代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姿态启示——诗歌不应是“书房里的文字游戏”，而应是“生命与土地的对话”；诗人不应是“闭门造车的精英”，而应是“扎根生活的行者”。
他的“行吟者”身份，不仅是地理上的“行走”，更是精神上的“扎根”。从1983年在甘肃阿克塞县中学任教，到此后四十年游走于藏区各地，张子选的诗歌不是“想象中的藏地”，而是“亲历的生命体验”——《病中，记起最后的驮盐队伍远去》中，他记录下“最后一支驮盐队伍的最后一次远行”，既是对藏地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也是对“消失的生命场景”的珍视；《转场途中，报友人书》中，“跟着罗布一行人吆牛赶羊，搬家转场/春天下过的大雪，到了冬天，为把/山地沟谷重新填满，照例又得猛下几番”，细腻的转场细节，若非亲历者，绝难写出。这种“扎根生活的写作”，让他的诗歌拥有了“不可复制的真实性”，也提醒当代诗人：真正的诗歌创作，需要“深入生活的勇气”与“长期观察的耐心”，而非“凭空想象的灵感”。
更重要的是，他的“真诚写作”坚守，在“诗歌娱乐化”“语言游戏化”的当代语境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张子选的“藏地诗篇”从不追求“晦涩的技巧”或“标新立异的观念”，而是以“平实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情感与思考”——《抱歉帖》中，“抱歉，这路走着走着，便渐入了秋天/抱歉，这马骑着骑着，就错过了永远”，语言简单直白，却道尽了人生的怅憾与无奈；《也好》中，“雪仍在山顶真好/水还在湖面真好/大地上的一石一鸟/似乎都还未曾被放乱/草绿今世真好/花忆前身真好”，没有复杂的意象，却以“真好”的复沓咏叹，表达出对生活的珍惜与热爱。这种“真诚”，让他的诗歌跨越了地域、年龄、文化的界限，被柳岩、大鹏、刘欢等演员朗诵，在B站、“为你读诗”等平台广泛传播，成为“大众与诗歌对话的桥梁”。
张子选的“藏地诗篇”之所以能引发普遍共鸣，核心便在于“真诚”——对藏地的真诚热爱，对生命的真诚尊重，对情感的真诚表达。此种“真诚写作”的姿态，也影响了一批年轻诗人。他们开始摒弃“为技巧而技巧”的创作误区，转向“以情感为核心”的真实表达，关注身边的小事、普通人的命运、生活的细节，让诗歌重新成为“连接人与人”的精神纽带。
从地域书写到精神重构：作为“精神坐标”的“藏地诗篇”写作
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地域书写”的范畴，成为一个“多维度的精神坐标”：在地域书写上，他解构了神秘化的地域想象，重建了真实的地域诗学；在自然书写上，他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生”，突破了传统自然描写的局限；在情感与哲思上，他融合了私人体验与公共共鸣，注入了“轻而不浮”的精神质地；在语言上，他激活了古典诗学，吸收了民间语言，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表达；在创作姿态上，他以“行吟者”的身份与“真诚写作”的坚守，为当代诗人提供了重要示范。
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张子选的“藏地诗篇”不仅是“藏地的深情告白”，更是“对人间的温柔慰藉”。他让当代诗歌看到：地域可以是“真实的生活场域”，自然可以是“平等的生命伙伴”，情感可以是“连接他人的纽带”，语言可以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写作可以是“生命与土地的共鸣”。正如大冰在推荐语中所说：“人间再不值得，他的诗也值得爱！”
综上所述，张子选“藏地诗篇”从地域书写到精神重构形成的影响，或许不会立刻改变当代诗歌的整体格局，却会如藏地的雪水般，慢慢渗透到当代诗歌的肌理之中，滋养出更具温度、更有深度、更贴近生命本质的诗歌作品。
张子选，诗人、编剧。著有《执命向西》《藏地诗篇》等诗文集。中央电视台《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三季、《中国成语大会》第二季首席编剧，腾讯视频、黑龙江卫视《见字如面》第一至第五季总编剧。独立电影长片《老虎的斑纹》主演之一。其最新诗集《人间有我用坏的时光》，于2026年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