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被公认为欧洲藏学的奠基人，他是编纂古藏文词典，撰写古藏文文法书的第一位欧洲人。1834年1月，孟加拉亚洲协会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他的两部著作。除此之外，他还就各种各样的西藏问题撰写了几篇论文和研究成果报告，它们刊载于协会周刊及著名的《亚洲研究》汇编上。
众所周知，乔玛于1842年4月在大吉岭去世。人们在该地可以见到他的墓碑。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情况呢？人们似乎对其继承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乔玛?德克勒希早在1835年就放弃了藏学研究。他认为他必须回到其最初的计划上来。他来到亚洲是为了完成寻找匈牙利民族的先祖之地的计划。因此，1835年以后，他对西藏问题兴趣渐淡，也再没有撰写有关西藏文明的文章。这一时期后期发表的文章都是他以前所著的。1839年年底，当亚洲协会的秘书动身前往英国时，乔玛将自己收集的木刻本及手稿送给了他。这清楚地表明他不打算继续进行藏文研究。1842年，当他怀着前住拉萨的目的离开加尔各答时，他并未随身携带着藏文书籍。这证明他无意在西藏逗留，但他认为穿越西藏到蒙古去是完全可能的。蒙古是他想象中的匈牙利人的最早家园。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肯定，除了神学家S·C·马伦外，他没有任何学生。当乔玛在加尔各答居住时，他给马伦上藏文课达两年之久。但是，由于神学家马伦首先是一名教士，因此，他从未写过有关西藏的任何东西，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运用自己相当精通藏学这一优势。他从乔玛?德克勒希那里学到的知识并末得到运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位匈牙利学者根本就设有弟子。
然而，藏学并末随乔玛而逝去。幸运的是，就在乔玛去世的关键时刻，一名法国学者继承了他的事业，他就是菲利普·爱德华·富科斯。
一、在法国西部的昂热诞生
乔玛的继承人是一名法国人，这是相当今人惊异的。由于藏学是在英属印度创建的，因此倘若其继承人是一名英国人，特别是一名生活在印度的英国人似乎更顺理成章一些。但情况并非如此，当乔玛?德克勒希放弃这一开拓性的工作时，没有人愿意继续这一项工作。甚至在塞兰普尔浸礼宗传教团中也无法找到候选人。这个宗教团是以编纂多种印度语的文法书及词典而著称。竭尽全力深入理解藏传佛教的布赖恩·霍奇森本人也无法阐述藏文经文。因此，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藏学成了一个公开宣布不想再继续进行研究之人的专利。
乔玛·德克勒希是能够培养出众多弟子的，但他没有竭力培养出一、二个弟子，很可能他会因此受到责难。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从乔玛的观点来看，对西藏的研究只不过是他一生中的辅助研究。他来到印度的唯一目的是要对匈牙利人神秘起源做出解释。他从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语言学家。他是一位爱国者，他要追寻二千多年前他的祖先是从何处迁移到欧洲的。他试图追溯到汉民族，他认为汉民族是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他认为有必要到蒙古去的原因。追寻最初的家园是他固有的思想，是萦绕于心的感情。英国权威人士与他达成的协议束缚了他。在完成这一协议，即出版了两本关于藏语的重要的不朽著作之后，他感到他摆脱了责任的束缚。他开始对其他事情产生兴趣。这些事情均与他最初的使命有关。因此，他没有认真考虑过继承人的问题。
菲利普·爱德华·富科斯于1813年9月15日出生在法国西部的昂热。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商人家庭的儿子，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从书本中学习的天赋。他具有语言天才，特别对死的语言尤为如此。他十分顺利地学会了拉丁语、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及德语。而另一方面，他做生意平庸无奇。1838年，年仅27岁的菲利普抛弃了在父母羽冀下的平静生活，动身前往巴黎要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决心学会梵文，献身印度学。
在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欧仁·比尔努夫的指导下，他的研究取得了飞速的进展，他精通了梵文。此时，亚历山大·德克勒希·乔玛的藏文词典及藏文文法书传人了法国。作为亚洲协会秘书的比尔努夫愉快地并以极大的兴趣接受了这两本著作，但他无法进行阅读，他知道富科斯非凡的语言天才，因此，他建议富科斯借助这些重要书籍设法学会藏文，或许他能够成为第一位法国的藏学家。
富科斯十分喜欢哲学，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他开始进行扎实的工作，把他的全部身心投人到这个无人知晓之语言的学习上。这是几年前匈牙利学者乔玛在喜马拉雅山区时发现的一种语言。
他不顾孤独寂寞，经过三年艰辛的努力之后，在没有老师帮助，仅仅依靠乔玛著作的情况下，他成功地掌握了古藏文。当然，他能读和写，但他不能讲，藏语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死的语言。比尔努夫看到富科斯的成绩之后，又给他提出了一条新的建议：让富科斯致信教育部长，恳请他在巴黎东方研究院设立藏语文学硕士学位。富科斯马上写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件，他深信这一奢望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与种种猜测相反，他有幸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部长埃布尔·维尔曼也是一名东方学家，亚洲协会的成员之一。
1841年12月14日，维尔曼任命富科斯为法国第一位藏语教师。事实上，富科斯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第一位藏语老师、也是唯一的一位藏语老师。因此，在当时，无论在英国、德国还是在俄国都没有人教授这种语言。
二、巴黎的藏语教学
1842年1月31日，富科斯在皇家图书馆的一间房间里进行了公开演讲。在当时，皇家图书馆为东方研究提供了场所。首次的演讲稿保留至今。读到这篇演讲稿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作者已经将它公布于众。我们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一部诗选。欧洲对于西藏及西藏文明一无所知。富科斯是一名极有天赋的语言学家，但他从未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生活或旅行过。他对西藏生活的概念含混不清，他从乔玛的书中了解一切。但在这些书中，乔玛既没有描述西藏也没有谈及西藏的风土人情。一本字典和一本文法书不足以使人了解一个民族及其文化。
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富科斯在乔玛即将离开加尔各答之际在欧洲开设了藏语教学课。在富科斯第一次演讲一周之后，乔玛?德克勒希致信亨利·托伦斯通过他转告孟加拉亚洲协会秘书，他已决定重新开始探查匈牙利民族起源的旅行，并“进行一次在中亚的旅行”。由于意识到他将面临的危险，而这一危险并不是因为他的年龄，（当时他已58岁了）他在同一封信中，为其在返回印度之前可能遭遇不测做出了安排。
两星期之后，他开始了命运多舛的旅程。他一直向北行，在3月底抵达了大吉岭。在那里他得到了阿奇博尔德·坎贝尔神学家的支持。坎贝尔是车站的监督和创建人。乔玛在大吉岭染病，于1842年4月11日去世。这位可怜的匈牙利朝圣者并未能成功地接近他认为的自己民族诞生之地的那个神秘国度，他至死也未能找出谜语的答案。正是为了找到这一谜底，他在20年前开始了无止境的朝圣活动。
与此同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学者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并自认为是乔玛的弟子。当然，这是乔玛从未听到过的事实。出于通讯长期受阻，因而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在如此暂短的时间里是无法传到印度的。除此之外，让我们不要忘记，乔玛命令托伦斯不要将来自欧洲的消息及邮件转送给他。直到最后，他也绝不会想到他会有一个追随者，并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巴黎教授藏语。
无论怎么说，如果因乔玛的著作及研究使印度目睹了藏学的产生是事实的话，那么，在乔玛去世前的1842年1月在巴黎开始的藏语教学也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持续性是不成问题的。
三、巴黎出版的第一批藏文著作
为了证实对古藏文的渊博知识，富科斯在公开演讲后不久于1842年出版了《普曜经》，这是第七章的一部分，讲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是一部附有法文译文、注释，及评论的藏文经文。这本仅有60页的小册子本身就异乎寻常，它是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藏文经文。由于在国家印刷厂的排字间里还没有藏文的字体，因此这篇著作是作者本人根据原文手稿书写而成的。不用说，这是敬献给欧仁·比尔努夫的，由于他，这位年轻的印度学家成为第一个法国藏学家。
同一年，富科斯出版了另一部著作《贤愚因缘传》，选录于《甘珠尔》。书中附有前言及词汇表。这也是一部手抄著作，其优美的书法可以与藏文木版经文及手稿相媲美。
1843年7月16日，他赠给教育部长一部《<甘珠尔>和<丹珠尔>研究报告》。在书中，他提出了西方对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经典的认识问题。这是第一次一位法国学者接触到这一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报告一直未能出版，在法国国家档案室的档案和公文箱里保存了150年。我在那里没有发现有人动过它，我敢肯定，它的收件人从未阅读过它，因为他似乎从未承认收到过这本书。
1844年1月14日，富科斯在教授藏语两年之后，他认为有责任对形势提出看法，对其活动情况进行解释，他向部长递交了另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首先向乔玛表示哀悼，他回忆了这位匈牙利学者所进行的开拓性的工作，他强调了他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说："由于乔玛的去世，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印度都再没有人教授藏语或潜心致力于藏语教学。"只有在圣彼得堡，德国出生的俄国院士艾萨克?雅各布?施密持还在与藏语打交道，但他是一名蒙语专家。无论怎么说，在俄国也没有藏语的一席之地。所以，富科斯是授予藏学教授职务的唯一的西方人。他为自己是西方世界唯一的藏语教师感到自豪，但是，他没有得到固定、长期的任命，对此他一直忧心忡忡。他的教授职位是不固定的，每年的11月都要重新选聘。他的任命仅仅是临时性的，他愿意他的职位得到正式的明确的确认，这意味着他可以获得高薪。虽然他一点儿也不贪财，但他得供养他的家庭。自他父亲去世以来，在翁热的私人财产正在逐年减少。
在同一份报告中，他强调出于缺乏书籍及经文在藏学教学上的困难。这是1844年学期开始时他决定使用施密特的著作，特别是《超凡的智慧》一书的原因。这位德国学者于1837年将这部著作译成德文。此外，富科斯认为施密特的藏文词典及文法书要优于乔玛的著作。

1847年，新任教育部长在收到富科斯递交的另一份活动情况报告之后，决定不再发给他薪金，因为他认为藏语教授这一职务毫无用处而且付出的代价太高。不过，如果富科斯愿意继续他的教学工作的话，他也允许他继续进行。富科斯没有丧失信心。11月，他开始授课，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不顾生活的需要，他没有放弃学生，勇敢地担负起他的重任。
1848年，情况变得异常复杂。此时巴黎暴发了革命，但他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授课，拒绝放弃。他出版了《普曜经》的新版本。这是“根据《甘珠尔》藏文版翻译，根据梵文原文进行校正”的。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与可靠的藏文经文完全一样。国家印刷厂根据富科斯手体刻制的新字体进行排版印刷。对于富科斯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成功。因为这是在法国印制的而不是手抄的第一部藏文著作。他期望这次十分顺利的发行对共和国政府能造成积极的影响。但他的希望落了空。
尽管有这种阻力，但他既没将减少其热情也没有减少他的努力。1851年，他出版了《<甘珠尔>藏文经文》并附有专有词汇表。1852年，他出版了《藏族文学作品》。1854年，又出版了附有藏文、梵文经文的《妙法莲华经》第四章的译本。
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特别是罗马天主教教士们对西藏的兴趣与日俱增。准备到印度或中国，然后到喜玛拉雅诸国的天主教传教协会请成员们来听他的课。他们中间的一位神父路易斯·诺埃尔·贝尔纳于1849年12月23日首先离开巴黎。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去西藏的途中将去参观位于萨特莱杰河上游峡谷加姆的乔玛的故居。另外两名教士朱理安·拉宾和尼古拉斯·克里克在动身前往加尔各答以前也上了藏文课。她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特·德格汀斯神父。他于1855年7月15日离开巴黎，后来成了一名藏学家，成了藏语口语语法书及藏、法、拉丁词典的作者。在前往扎布让的途中，他也参观了乔玛在加姆的故居。
但是，他所有的学生都没能成为传教士，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中的孟加拉学者让·奥古斯特·斯持克成了根特大学的教授。芬兰学者亚伯拉罕·H·A·谢尔格伦成了《摩珂婆罗多》译本的作者。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未能继续从事藏学研究。因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没有进行教学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没有研究的机会。
1853年11月30日机遇终于来临，此时，教育部长通知富科斯，他又获准领取薪金，这是正式承认他对科学进行的不懈努力及对教学工作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他个人的情况并不稳定，因为他的课程是临时性的。
四、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高的教育机构。这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学到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专业知识。因为其他晋升的机会渺茫，聘任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是东方研究学院每一位教师梦寐以求的。在巴黎的索邦大学里无人教授东方学的专业知识。
1852年，年仅51岁的欧仁·比尔努夫去世了。他始终是富科斯的导师，也是那个时代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人们蜂涌而来听他的课，他们不仅仅来自法国各地，也来自许多国家。他的猝死给法国学术界留下了极大的空白。谁愿意承担起他的事业之重任呢？知识渊博的梵文学者寥寥无几，其中之一就是学风严谨的富科斯，他一直是欧仁·比尔努夫十分勤勉的学生，但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藏学家。尽管他以一名西藏专家而不是印度学专家闻名，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梵文的研究。
他再次充满希望，为什么他不能接替其导师的教授职位呢？他精通梵文，他已经撰写了几部著作及论文，它们证实了他无可否认的能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和蔼可亲的谢世之人还有另一个弟子，他是印度学家泰奥多尔·帕维（他曾在1840年在加尔各答工作时，在亚洲协会的大楼内见过乔玛），权威人士们先于富科斯选中了此人。
美梦来得快去得也快。富科斯尽管十分悲观失望，但他依然生活在某种希望当中，他希望总有一天，他的努力能得到应有的报偿。
1857年1l月，保皇党人帕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向帝国政府提交了辞呈。1l月23日，富科斯接替了他的职务，他终于成了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不是名义上的教授，而是真正的教授。但五年之后，即1862年12月8日，他才得到教授职务的正式确认。这是在欧洲，在整个西方世界中第一次，一个研究西藏文化的专家被授予如此高的职位。富科斯享有这一职务长达32年之久，直到去世。
五、献身藏学
富科斯在法兰西学院的身份正式称为梵文语言及文学主席。这意味着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马上放弃藏文教学和研究，但他是一个十分审慎的人，他继续在东方研究院无报酬地授课，他期待他最优秀的弟子莱昂·菲尔能够接替他的工作，他不想使他的学生失望。除此之外，他对藏文课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这门课程是20年前由他设置的，是独一无二的，他并不急于放弃教学，他为自己在恶劣环境中坚持藏语教学倍感自豪。
1858年，他出版了用法文写的《藏语文法》。这本263页的文法书附录了32页的前言。与乔玛用英文，施密德用德文写的文法书相比有了无可否认的改进，当然其差别不会很大。富科斯竭力对藏语语言学的特性做出更为明确的解释：例如，对后置词及它们应起的作用，他与乔玛的看法各异。毫无疑问，富科斯的文法书给不需要想象力的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有趣的变革。
同年，他出版了书名为《妙言之源》的法文译本，这是著名的藏族博学多才的道德家萨迦班智达（萨班·贡噶坚赞）的134句格言的译本。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最初是用梵文出版的。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在加尔各答时已用英文将一部分格言译出，但出于不详的原因，他的著作只是在去世后很久才在孟加拉亚洲协会周刊上分别于1855年2月和1856年4月刊载。
1863年，富科斯发表了《欧洲及亚洲出版的佛教著作之调查报告》。1864年又发表了《佛教涅磐教义》和《藏传佛教》。1867年发表了《问答选粹》，这是一本藏经的法文译本．同时，他还撰写了关于印度题材的许多著作论文，例如，《摩珂婆罗多十一章节》（1862年）及迦梨陀娑的一个剧本《胜鬘和火天友》。
六、与玛丽·萨默的婚姻
现在，他不仅仅是藏学的化身，而且也是一名著名的东方学家，是巴黎亚洲协会的领导人。他还是几个外国有名协会的通信会员，其中包括孟加拉的亚洲协会，他成了声名显赫的教授，法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此时他已51岁了，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因此，他娶了比他年轻21岁的路易斯·夏格持·菲隆为妻，她是索邦一名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教授的女儿，也是欧仁妮公主之侍女及两名历史学家的妹妹。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是皇太子的老师。整个菲隆家族都献身于历史文学及政治学。
看起来这对性格不合夫妇的婚姻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然而相反的是，这次婚姻是成功的，路易斯·夏洛特以玛丽·萨默的笔名著书立传，成了著名的女作家。她写了许多受人喜爱的传记、小说和历史著作，在她丈夫的影响下，她也写了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著作。例如，她于1874年出版了《印度神话和传说》；1873年发表了《从释迦牟尼时代至今的佛教尼众》；1874年又发表了《迦梨陀娑与莎士比亚之女主角对比研究》；1893年出版了《悉达多王子的经历》等。每一次富科斯都为她书写序言。
富科斯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期间，尽管他只负责印度学，但他没有忘记西藏。他专门开设了有关大乘佛教的讲座，他以讲解已译成藏文的梵文手稿为由，研究了这些译文，强调藏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还写了一些有关藏传佛教及西藏文明的论文，投稿于几份评论杂志上。
自1842年乔玛去世之前，他开设藏语课以来几年已经过去了。他的杰作，即附有全部藏文原文的全套《日曜经》，分两卷由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1884和1892年）的吉梅博物馆出版。他在东方研究院的继承人莱昂·菲尔不仅仅教授藏文，也教授蒙古文，这使得欧洲对西藏的了解得到更大的进展。由于有像施拉金韦特兄弟，加布里埃尔·邦瓦洛，朱尔斯·迪持维尔·德莱因及尼古拉·普烈热瓦尔斯基这样的探险家，使得西藏在亚洲地图上不再是一片空白。由于阿古斯持·德格汀斯这样的传教士，西藏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情况被描述得淋漓尽致。更由于有了像H·A·耶施克尔·萨拉持·钱得拉·达斯这样的学问高深的人，藏语才开始更为人所知。除此之外，富科斯的一些学生在西藏研究方面声名大振。例如，美国的威廉姆·伍德维尔·柔克义及法国的探险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
所有这一切使这位老人深感满意，他毫不后悔走了一条充满艰辛的科学研究之路，这种研究在当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藏学已不再是他的专利。他于1894年5月19日在巴黎溘然长逝，享年83岁。

1847年，新任教育部长在收到富科斯递交的另一份活动情况报告之后，决定不再发给他薪金，因为他认为藏语教授这一职务毫无用处而且付出的代价太高。不过，如果富科斯愿意继续他的教学工作的话，他也允许他继续进行。富科斯没有丧失信心。11月，他开始授课，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不顾生活的需要，他没有放弃学生，勇敢地担负起他的重任。
1848年，情况变得异常复杂。此时巴黎暴发了革命，但他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授课，拒绝放弃。他出版了《普曜经》的新版本。这是“根据《甘珠尔》藏文版翻译，根据梵文原文进行校正”的。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与可靠的藏文经文完全一样。国家印刷厂根据富科斯手体刻制的新字体进行排版印刷。对于富科斯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成功。因为这是在法国印制的而不是手抄的第一部藏文著作。他期望这次十分顺利的发行对共和国政府能造成积极的影响。但他的希望落了空。
尽管有这种阻力，但他既没将减少其热情也没有减少他的努力。1851年，他出版了《<甘珠尔>藏文经文》并附有专有词汇表。1852年，他出版了《藏族文学作品》。1854年，又出版了附有藏文、梵文经文的《妙法莲华经》第四章的译本。
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特别是罗马天主教教士们对西藏的兴趣与日俱增。准备到印度或中国，然后到喜玛拉雅诸国的天主教传教协会请成员们来听他的课。他们中间的一位神父路易斯·诺埃尔·贝尔纳于1849年12月23日首先离开巴黎。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去西藏的途中将去参观位于萨特莱杰河上游峡谷加姆的乔玛的故居。另外两名教士朱理安·拉宾和尼古拉斯·克里克在动身前往加尔各答以前也上了藏文课。她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特·德格汀斯神父。他于1855年7月15日离开巴黎，后来成了一名藏学家，成了藏语口语语法书及藏、法、拉丁词典的作者。在前往扎布让的途中，他也参观了乔玛在加姆的故居。
但是，他所有的学生都没能成为传教士，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中的孟加拉学者让·奥古斯特·斯持克成了根特大学的教授。芬兰学者亚伯拉罕·H·A·谢尔格伦成了《摩珂婆罗多》译本的作者。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未能继续从事藏学研究。因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没有进行教学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没有研究的机会。
1853年11月30日机遇终于来临，此时，教育部长通知富科斯，他又获准领取薪金，这是正式承认他对科学进行的不懈努力及对教学工作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他个人的情况并不稳定，因为他的课程是临时性的。
四、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高的教育机构。这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学到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专业知识。因为其他晋升的机会渺茫，聘任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是东方研究学院每一位教师梦寐以求的。在巴黎的索邦大学里无人教授东方学的专业知识。
1852年，年仅51岁的欧仁·比尔努夫去世了。他始终是富科斯的导师，也是那个时代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人们蜂涌而来听他的课，他们不仅仅来自法国各地，也来自许多国家。他的猝死给法国学术界留下了极大的空白。谁愿意承担起他的事业之重任呢？知识渊博的梵文学者寥寥无几，其中之一就是学风严谨的富科斯，他一直是欧仁·比尔努夫十分勤勉的学生，但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藏学家。尽管他以一名西藏专家而不是印度学专家闻名，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梵文的研究。
他再次充满希望，为什么他不能接替其导师的教授职位呢？他精通梵文，他已经撰写了几部著作及论文，它们证实了他无可否认的能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和蔼可亲的谢世之人还有另一个弟子，他是印度学家泰奥多尔·帕维（他曾在1840年在加尔各答工作时，在亚洲协会的大楼内见过乔玛），权威人士们先于富科斯选中了此人。
美梦来得快去得也快。富科斯尽管十分悲观失望，但他依然生活在某种希望当中，他希望总有一天，他的努力能得到应有的报偿。
1857年1l月，保皇党人帕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向帝国政府提交了辞呈。1l月23日，富科斯接替了他的职务，他终于成了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不是名义上的教授，而是真正的教授。但五年之后，即1862年12月8日，他才得到教授职务的正式确认。这是在欧洲，在整个西方世界中第一次，一个研究西藏文化的专家被授予如此高的职位。富科斯享有这一职务长达32年之久，直到去世。
五、献身藏学
富科斯在法兰西学院的身份正式称为梵文语言及文学主席。这意味着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马上放弃藏文教学和研究，但他是一个十分审慎的人，他继续在东方研究院无报酬地授课，他期待他最优秀的弟子莱昂·菲尔能够接替他的工作，他不想使他的学生失望。除此之外，他对藏文课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这门课程是20年前由他设置的，是独一无二的，他并不急于放弃教学，他为自己在恶劣环境中坚持藏语教学倍感自豪。
1858年，他出版了用法文写的《藏语文法》。这本263页的文法书附录了32页的前言。与乔玛用英文，施密德用德文写的文法书相比有了无可否认的改进，当然其差别不会很大。富科斯竭力对藏语语言学的特性做出更为明确的解释：例如，对后置词及它们应起的作用，他与乔玛的看法各异。毫无疑问，富科斯的文法书给不需要想象力的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有趣的变革。
同年，他出版了书名为《妙言之源》的法文译本，这是著名的藏族博学多才的道德家萨迦班智达（萨班·贡噶坚赞）的134句格言的译本。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最初是用梵文出版的。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在加尔各答时已用英文将一部分格言译出，但出于不详的原因，他的著作只是在去世后很久才在孟加拉亚洲协会周刊上分别于1855年2月和1856年4月刊载。
1863年，富科斯发表了《欧洲及亚洲出版的佛教著作之调查报告》。1864年又发表了《佛教涅磐教义》和《藏传佛教》。1867年发表了《问答选粹》，这是一本藏经的法文译本．同时，他还撰写了关于印度题材的许多著作论文，例如，《摩珂婆罗多十一章节》（1862年）及迦梨陀娑的一个剧本《胜鬘和火天友》。
六、与玛丽·萨默的婚姻
现在，他不仅仅是藏学的化身，而且也是一名著名的东方学家，是巴黎亚洲协会的领导人。他还是几个外国有名协会的通信会员，其中包括孟加拉的亚洲协会，他成了声名显赫的教授，法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此时他已51岁了，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因此，他娶了比他年轻21岁的路易斯·夏格持·菲隆为妻，她是索邦一名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教授的女儿，也是欧仁妮公主之侍女及两名历史学家的妹妹。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是皇太子的老师。整个菲隆家族都献身于历史文学及政治学。
看起来这对性格不合夫妇的婚姻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然而相反的是，这次婚姻是成功的，路易斯·夏洛特以玛丽·萨默的笔名著书立传，成了著名的女作家。她写了许多受人喜爱的传记、小说和历史著作，在她丈夫的影响下，她也写了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著作。例如，她于1874年出版了《印度神话和传说》；1873年发表了《从释迦牟尼时代至今的佛教尼众》；1874年又发表了《迦梨陀娑与莎士比亚之女主角对比研究》；1893年出版了《悉达多王子的经历》等。每一次富科斯都为她书写序言。
富科斯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期间，尽管他只负责印度学，但他没有忘记西藏。他专门开设了有关大乘佛教的讲座，他以讲解已译成藏文的梵文手稿为由，研究了这些译文，强调藏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还写了一些有关藏传佛教及西藏文明的论文，投稿于几份评论杂志上。
自1842年乔玛去世之前，他开设藏语课以来几年已经过去了。他的杰作，即附有全部藏文原文的全套《日曜经》，分两卷由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1884和1892年）的吉梅博物馆出版。他在东方研究院的继承人莱昂·菲尔不仅仅教授藏文，也教授蒙古文，这使得欧洲对西藏的了解得到更大的进展。由于有像施拉金韦特兄弟，加布里埃尔·邦瓦洛，朱尔斯·迪持维尔·德莱因及尼古拉·普烈热瓦尔斯基这样的探险家，使得西藏在亚洲地图上不再是一片空白。由于阿古斯持·德格汀斯这样的传教士，西藏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情况被描述得淋漓尽致。更由于有了像H·A·耶施克尔·萨拉持·钱得拉·达斯这样的学问高深的人，藏语才开始更为人所知。除此之外，富科斯的一些学生在西藏研究方面声名大振。例如，美国的威廉姆·伍德维尔·柔克义及法国的探险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
所有这一切使这位老人深感满意，他毫不后悔走了一条充满艰辛的科学研究之路，这种研究在当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藏学已不再是他的专利。他于1894年5月19日在巴黎溘然长逝，享年83岁。

1847年，新任教育部长在收到富科斯递交的另一份活动情况报告之后，决定不再发给他薪金，因为他认为藏语教授这一职务毫无用处而且付出的代价太高。不过，如果富科斯愿意继续他的教学工作的话，他也允许他继续进行。富科斯没有丧失信心。11月，他开始授课，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不顾生活的需要，他没有放弃学生，勇敢地担负起他的重任。
1848年，情况变得异常复杂。此时巴黎暴发了革命，但他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授课，拒绝放弃。他出版了《普曜经》的新版本。这是“根据《甘珠尔》藏文版翻译，根据梵文原文进行校正”的。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与可靠的藏文经文完全一样。国家印刷厂根据富科斯手体刻制的新字体进行排版印刷。对于富科斯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成功。因为这是在法国印制的而不是手抄的第一部藏文著作。他期望这次十分顺利的发行对共和国政府能造成积极的影响。但他的希望落了空。
尽管有这种阻力，但他既没将减少其热情也没有减少他的努力。1851年，他出版了《<甘珠尔>藏文经文》并附有专有词汇表。1852年，他出版了《藏族文学作品》。1854年，又出版了附有藏文、梵文经文的《妙法莲华经》第四章的译本。
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特别是罗马天主教教士们对西藏的兴趣与日俱增。准备到印度或中国，然后到喜玛拉雅诸国的天主教传教协会请成员们来听他的课。他们中间的一位神父路易斯·诺埃尔·贝尔纳于1849年12月23日首先离开巴黎。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去西藏的途中将去参观位于萨特莱杰河上游峡谷加姆的乔玛的故居。另外两名教士朱理安·拉宾和尼古拉斯·克里克在动身前往加尔各答以前也上了藏文课。她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特·德格汀斯神父。他于1855年7月15日离开巴黎，后来成了一名藏学家，成了藏语口语语法书及藏、法、拉丁词典的作者。在前往扎布让的途中，他也参观了乔玛在加姆的故居。
但是，他所有的学生都没能成为传教士，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中的孟加拉学者让·奥古斯特·斯持克成了根特大学的教授。芬兰学者亚伯拉罕·H·A·谢尔格伦成了《摩珂婆罗多》译本的作者。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未能继续从事藏学研究。因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没有进行教学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没有研究的机会。
1853年11月30日机遇终于来临，此时，教育部长通知富科斯，他又获准领取薪金，这是正式承认他对科学进行的不懈努力及对教学工作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他个人的情况并不稳定，因为他的课程是临时性的。
四、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高的教育机构。这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学到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专业知识。因为其他晋升的机会渺茫，聘任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是东方研究学院每一位教师梦寐以求的。在巴黎的索邦大学里无人教授东方学的专业知识。
1852年，年仅51岁的欧仁·比尔努夫去世了。他始终是富科斯的导师，也是那个时代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人们蜂涌而来听他的课，他们不仅仅来自法国各地，也来自许多国家。他的猝死给法国学术界留下了极大的空白。谁愿意承担起他的事业之重任呢？知识渊博的梵文学者寥寥无几，其中之一就是学风严谨的富科斯，他一直是欧仁·比尔努夫十分勤勉的学生，但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藏学家。尽管他以一名西藏专家而不是印度学专家闻名，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梵文的研究。
他再次充满希望，为什么他不能接替其导师的教授职位呢？他精通梵文，他已经撰写了几部著作及论文，它们证实了他无可否认的能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和蔼可亲的谢世之人还有另一个弟子，他是印度学家泰奥多尔·帕维（他曾在1840年在加尔各答工作时，在亚洲协会的大楼内见过乔玛），权威人士们先于富科斯选中了此人。
美梦来得快去得也快。富科斯尽管十分悲观失望，但他依然生活在某种希望当中，他希望总有一天，他的努力能得到应有的报偿。
1857年1l月，保皇党人帕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向帝国政府提交了辞呈。1l月23日，富科斯接替了他的职务，他终于成了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不是名义上的教授，而是真正的教授。但五年之后，即1862年12月8日，他才得到教授职务的正式确认。这是在欧洲，在整个西方世界中第一次，一个研究西藏文化的专家被授予如此高的职位。富科斯享有这一职务长达32年之久，直到去世。
五、献身藏学
富科斯在法兰西学院的身份正式称为梵文语言及文学主席。这意味着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马上放弃藏文教学和研究，但他是一个十分审慎的人，他继续在东方研究院无报酬地授课，他期待他最优秀的弟子莱昂·菲尔能够接替他的工作，他不想使他的学生失望。除此之外，他对藏文课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这门课程是20年前由他设置的，是独一无二的，他并不急于放弃教学，他为自己在恶劣环境中坚持藏语教学倍感自豪。
1858年，他出版了用法文写的《藏语文法》。这本263页的文法书附录了32页的前言。与乔玛用英文，施密德用德文写的文法书相比有了无可否认的改进，当然其差别不会很大。富科斯竭力对藏语语言学的特性做出更为明确的解释：例如，对后置词及它们应起的作用，他与乔玛的看法各异。毫无疑问，富科斯的文法书给不需要想象力的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有趣的变革。
同年，他出版了书名为《妙言之源》的法文译本，这是著名的藏族博学多才的道德家萨迦班智达（萨班·贡噶坚赞）的134句格言的译本。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最初是用梵文出版的。亚历山大·乔玛·德克勒希在加尔各答时已用英文将一部分格言译出，但出于不详的原因，他的著作只是在去世后很久才在孟加拉亚洲协会周刊上分别于1855年2月和1856年4月刊载。
1863年，富科斯发表了《欧洲及亚洲出版的佛教著作之调查报告》。1864年又发表了《佛教涅磐教义》和《藏传佛教》。1867年发表了《问答选粹》，这是一本藏经的法文译本．同时，他还撰写了关于印度题材的许多著作论文，例如，《摩珂婆罗多十一章节》（1862年）及迦梨陀娑的一个剧本《胜鬘和火天友》。
六、与玛丽·萨默的婚姻
现在，他不仅仅是藏学的化身，而且也是一名著名的东方学家，是巴黎亚洲协会的领导人。他还是几个外国有名协会的通信会员，其中包括孟加拉的亚洲协会，他成了声名显赫的教授，法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此时他已51岁了，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因此，他娶了比他年轻21岁的路易斯·夏格持·菲隆为妻，她是索邦一名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教授的女儿，也是欧仁妮公主之侍女及两名历史学家的妹妹。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是皇太子的老师。整个菲隆家族都献身于历史文学及政治学。
看起来这对性格不合夫妇的婚姻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然而相反的是，这次婚姻是成功的，路易斯·夏洛特以玛丽·萨默的笔名著书立传，成了著名的女作家。她写了许多受人喜爱的传记、小说和历史著作，在她丈夫的影响下，她也写了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著作。例如，她于1874年出版了《印度神话和传说》；1873年发表了《从释迦牟尼时代至今的佛教尼众》；1874年又发表了《迦梨陀娑与莎士比亚之女主角对比研究》；1893年出版了《悉达多王子的经历》等。每一次富科斯都为她书写序言。
富科斯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期间，尽管他只负责印度学，但他没有忘记西藏。他专门开设了有关大乘佛教的讲座，他以讲解已译成藏文的梵文手稿为由，研究了这些译文，强调藏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还写了一些有关藏传佛教及西藏文明的论文，投稿于几份评论杂志上。
自1842年乔玛去世之前，他开设藏语课以来几年已经过去了。他的杰作，即附有全部藏文原文的全套《日曜经》，分两卷由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1884和1892年）的吉梅博物馆出版。他在东方研究院的继承人莱昂·菲尔不仅仅教授藏文，也教授蒙古文，这使得欧洲对西藏的了解得到更大的进展。由于有像施拉金韦特兄弟，加布里埃尔·邦瓦洛，朱尔斯·迪持维尔·德莱因及尼古拉·普烈热瓦尔斯基这样的探险家，使得西藏在亚洲地图上不再是一片空白。由于阿古斯持·德格汀斯这样的传教士，西藏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情况被描述得淋漓尽致。更由于有了像H·A·耶施克尔·萨拉持·钱得拉·达斯这样的学问高深的人，藏语才开始更为人所知。除此之外，富科斯的一些学生在西藏研究方面声名大振。例如，美国的威廉姆·伍德维尔·柔克义及法国的探险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
所有这一切使这位老人深感满意，他毫不后悔走了一条充满艰辛的科学研究之路，这种研究在当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藏学已不再是他的专利。他于1894年5月19日在巴黎溘然长逝，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