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国臣主编的《历代甘丹赤巴传》汉文版，近日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历代甘丹赤巴传》由三部分合编而成：
第一部分以中国佛学院原院长法尊法师(1902-1980)编著的《宗喀巴大师传》为底本，记述第一任甘丹赤巴事迹。
第二部分节选自藏学家索南才让(许德存)翻译的藏文典籍《黄琉璃宝鉴》，收录第二至第四十七任甘丹赤巴传记。
第三部分涵盖第四十七任至七十一任甘丹赤巴传记，由藏学家久美多吉，仁增才郎，官却三智依据藏文古籍翻译(藏文原著藏于塔尔寺却西活佛院)，原藏文作者不详，传记多为卸任甘丹赤巴的弟子所记。说明：原藏文传记中，第七十任，第七十二及九十六任仅存人名，无具体事迹，本书亦照此译出。此外，因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翻译者不同，时间跨度较大，行文风格与词汇选用存在差异，特此说明。愿一切吉祥。
甘丹赤巴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教职之一，其选拔制度、宗教权威与文化影响力，体现了藏传佛教体系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层互动。甘丹赤巴制度不仅承载着藏传佛教的宗教思想，在政治认同、文化交融和学术传承层面与中华文明形成有机联系。甘丹赤巴制度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践，其历史演变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与延续性。
首先，甘丹赤巴度体现着“以德为先、以学为基”的传承理念，与中华文化中“选贤与能”的治理智慧不谋而合。
其次，甘丹赤巴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更是藏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者。他们主持编撰经典、建立学修体系、培养僧才，使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医学历算、艺术建筑等得以系统保存和发展。这种对知识体系的系统化整理与传承，与中原文化“修史立典”传统遥相呼应。
其次，甘丹赤巴制度所体现的文化传承模式，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哲学土壤。中原地区的书院制度与雪域的经院教育、辩经选拔，虽形式各异，却共享着“尊师重道”、“知行合一”的文化内核。这种跨越地域与民族的精神共鸣，正是中华文化强大包容性的体现。
再次，历史上多位甘丹赤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明清时期，朝廷对甘丹赤巴予以册封认可，形成“政教相辅”的治理格局。这是不同文化体系在保持各自特质基础上的相互尊重与借鉴。甘丹赤巴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互动中，既保持了藏传佛教的特色，又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
“甘丹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于西藏拉萨东，为格鲁派祖庭。“赤巴”意为住持，拥有这个头衔者，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务领袖。该职位不依赖转世传承，完全凭个人佛学修为与经地方政府考试选拔而定，任期一般为七年。
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佛学大师宗喀巴洛桑扎巴(1357-1419)在拉萨主持召开规模盛大的祈愿法会，声名远播；同年，他主持建成甘丹寺。这两件大事，被视作格鲁派正式创立的标志，甘丹寺也由此成为格鲁派祖庭。寺院建成后，宗喀巴亲任住持，成为首位"甘丹赤巴"，此后，甘丹赤巴便被誉为为格鲁派教主，这一规制延续至今。
甘丹赤巴的选任制度独具特色，与其他寺院寺主的传承方式截然不同：它重佛学造诣而轻出身，通过层层严苛考试选拔贤能，历任者多为一代佛学宗师。1419年，第一任甘丹赤巴宗喀巴大师圆寂前，将衣钵传予大弟子贾曹杰，贾曹杰由此成为第二位甘丹赤巴。至清末，这一职位已传承至第九十六任。值得一提的是，历任甘丹赤巴圆寂后均可转世，由此开启活佛转世系统，且有资格成为地方政府摄政的侯选人。
在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史上，历任甘丹赤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公认为宗喀巴上乘教法的代言人。他们在宏扬教派教义，建寺弘法，著书立说，培育人才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