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

        通读老街的历史,需待眼睛里青春的火焰燃尽。从时光的甬道溯洄泅出,方知,它是我们不能不思量的海角天涯。
——题记




 

        拂晓。随着一声吆喝:“起来打扫卫生了!”老街便从暗夜里苏醒过来,东边的“喇嘛多吉”神山照亮了一双双眼睛。每家每户“吱呀”一声儿打开红藏房的木门,拿着扫帚、木桶,把生养自己的这条街冲洗得干干净净,吃饭,上学,上班,做农活,新的一天就在忙碌中开始了。此时,太阳在地平线下6度以上。老人们拿着念珠和转经筒,幽清的水舒展了他们的筋骨。卖菜的人家把小白菜、香葱、元荽随意地放在门口,便去忙活自家的事儿。买菜的都是没有自留地的,把钱放在地上,压块石头,拿一把菜就走。劳动收工回来后,数钱、收拾没卖完的菜。有人会站在街上打招呼:“今天买了两把小白菜,一角钱就不找了,明天少放一角就是了!”“呀呀!”(藏语“好”的意思。)
        又一个黄昏。老街的水在苍烟落照间潺潺流淌,到街头分成两支,一支流向奔腾的巴楚河,一支流向城外的田园。溪水两边铺着整齐的青石板,鳞次栉比的红藏房,一家挨着一家,门锁了等于没锁,这家到那家,从“砸口楼”一步跨过,就是一脚之间的事儿。老街人爱水,上游放着冷藏的牛奶,人们一面淘米洗菜,一面聊着家长里短。洗衣服的人怕污染了水,都去下游洗。灶门里烧着旺旺的火,锅里的水开得滚滚的,擀好的面片等着下锅。灶火像母亲一样,让人心生温暖,老街暂时安静下来。晚饭后,只要中山广场没有放电影,老街又会再度沸腾起来,干部、农民、工人、商人一起跳弦子,像一家人一样,城外数里,都能听见悠扬的弦胡声。
        ……
        这是常常浮现在记忆里的老街,我们的老街。


        巴塘旧名巴安。民国初年,为抵御外侵,官方在巴安古城四周筑起了三米高的土围墙,四角设岗哨,六个城门围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四方形,城门的名字由“巴安三杰”之一、民国时期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泽仁所取,和他主建的仿南京式“中山台”一样,打上了民国烙印:中山门、中正门、建国门、天祥门、复兴门、定远门。古镇里有关帝庙、基督教堂、城隍庙、孔圣庙、大园、中山台、古桑抱石、县立小学和国民党党部,是川滇藏三省区结合部重镇,也就是今天的夏邛镇。
        老街东起中山门,西到中正门,为巴安古镇的正街,旧时叫中山路。老人们回忆,当时的老街开有二十多家商铺,贩卖酱醋、绸缎、皮革、肉菜、酥油、各种副食品,十分繁华。雪山上缓缓流下的一条清溪穿街而过,因此又名“清水过街”,以它为中心,延伸出多条支路和巷子,形成了巴塘弦子般婉曲清欢的胡同风貌。
        老街多少岁了,没有定数。它是巴塘藏汉与中西文化交融的腹地,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川陕晋滇各路客商曾汇聚于此,又从这里出发,它默默地记载着千百年历史沧桑。
        这个不规则的四方形,圈住了地,圈不住人的心和脚。圈住了城,圈不了巴塘人的智慧和血性。无数人走进这条街,丽江木氏土司、清(代)粮务辛文彬、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钦差大臣赵尔丰、民国藏地“女钦差”刘曼卿、国民党官兵、美国传教士、盐茶客商、红军、解放军,留下了统治、异化、杀戮、改土归流、舞文弄墨、商业交易和尘埃落定的痕迹。许多人走出这条街,历史卷轴和文学艺术史上写进了“巴安三杰”(即格桑泽仁、刘家驹、江安西)、平措旺杰、降边嘉措、彭涛、邓珠拉姆、扎西达娃、白登朗吉、德西美朵的名字,延安新闻史上留下了乔迁(即刘自俭)撰写的文章。
        在自然灾害中,老街两次受创,无奈地改变了颜貌。一九八九年巴塘发生地震,两年后重建家园,穿街而过的清溪被柏油路淹没,变成了下水道。一九九八年洪灾,建国门下的岳公桥和青石梯修成水泥桥与滨河路,从此失去了一道最独特的风景。但旧年的风起云涌,仍然被时间镌刻在每一块石头、每一捧红泥里。
        老街就是大半部巴塘史,所有的大事都在发生这条街上。

        老街人逛老街,不喜欢直走,穿过曲曲折折的巷子,看看古老的红木门,花窗上的海棠花,最有味道。礼拜堂、城隍庙、清真寺、孔圣庙、大园这些景点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始建于1748年(乾隆初年)的省级文物关帝庙在文革中遭到损坏,独留断檐残垣供人凭吊,只有从努力辨认方依稀可见的“心存大学明新内,志在春秋笔削中”楹联、尚存的七踩斗拱和褪色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当年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旺盛的香火。
        藏区关帝庙达数十座,巴塘关帝庙兴建时间较早。这与汉商为代表的汉族移民陆续迁入有关,他们围绕巴塘老街形成相对集中的汉人社区,巴塘亦随之成为汉藏互动与文化碰撞交汇的特殊区域。康熙年间的《藏程纪略》记载:“至巴塘,气候温暖,地辟人稠,花木繁茂可观,且集市之所,内地汉人亦寓此贸易。”基于汉藏贸易的丰厚利润与商机,川、滇、晋、陕等省商贾接踵而至,通过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财神诞辰日举办敬神、演戏、聚餐活动,以强化汉商之间的联系与内部凝聚力,遂形成“财神会”。
        关羽象征财神和信义。财神会是兴建关帝庙的倡导者,故而巴塘关帝庙为典型的清汉式建筑,庙内塑神像栩栩如生,壁画精湛,建筑宏伟。1870年(同治九年)3月10日,巴塘发生大地震,关帝庙与全城房屋一起坍塌。其后,汉商公会联络驻巴官兵、会员捐助,对外募捐,重修关帝庙,到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建成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关帝庙、钟鼓楼、戏台和院坝。庙内塑有财神、关羽、关平、周仓、轩辕、鲁班、嫘祖、孙膑神像,钟鼓楼上有一口铜铸的大钟和一面大型皮鼓,每月正月初一、十五的白天、中午、午夜十二点正时,鸣钟击鼓,以示这两天为敬神的日子。当时出力修建的83名会员和官兵的名字,均铸在铜钟上以示纪念。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重建完毕,关帝庙正式定名为“川陕滇三省会馆”。
        父亲回忆,他童年时代的关帝庙已是藏汉结合,这和巴塘正、副土司与藏传佛教寺庙高僧的介入有关。关帝庙内既有关公的塑像,又设有煨桑炉、嘛呢杆、大殿背后的观音阁内设有藏式二十一度母像和阎王像;既有洁白的哈达,也悬挂着清代和民国各级政府官员题写的匾额,如驻藏帮办大臣希凯于同治十三年题写的“神圣文武”、民国十五年巴安县事雷振华题写的“浩气长存志在麟经光汉室,圣恩默佑愿将鹤俸荐巴山”等。关帝庙能在藏区的文化氛围里保持内地传统,表现出巴塘极其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巴塘“老幼男女概信佛教,于神道多崇拜武圣”,把关帝认同于格萨尔的化身,关帝庙被称为“格萨尔拉康”。家中有大事时,老百姓常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卜卦工具却与汉地相同。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后,财神会成员都要外出经商,会长便要组织一次聚餐,可能基于重男轻女的原因,成员的亲属里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参加。财神会于1943年改为“协进会”,藏族各界人士也被吸纳进来,包括民间手工艺者。爷爷是皮匠,因此父亲也能跟着去看戏吃酒席。三月正值农闲,所谓“青黄不接”,正是肚里没油水,眼冒金星的时候。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成了父亲小时候除了过年外最最期盼的日子。会长用基金和募集到的钱资,杀猪买菜置办汉式酒席。正式开席的前一天,大家把阎王爷像抬起来,请到南面的坟山上祭祀,这天中午可以吃到一顿馒头。第二日正式开席时,则肃然敬献猪头于关公,再开宴,唱京戏和川戏。巴塘老百姓看不懂,笑曰“汉人跳京戏,藏人颈项痛”,揶揄归揶揄,看戏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如今,不聚餐了,也不敬猪头了,曾经蕃昌郁勃的关帝庙仅存衰破的大殿、观音阁和断壁残瓦。当年的人声鼎沸消然褪去,只留下了萧瑟与静寂。但大门右边两个神灶的香火依然旺盛,“煨桑”从未断绝。松柏枝焚起的霭蔼烟雾,是藏民族祭天地诸神的庄严仪式,在巴塘人的心目中,关帝庙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均闪耀着神性的光芒。人们无时不在期盼着,有一天政府的财力好起来了,能把它修葺完善。

        从关帝庙直行把老街走通,往右便是鹦哥嘴石刻群。对面的山崖下,是震惊清政府的“凤全被戕事件”遗址,最大的一副石刻“凤都护殉节处”,对整个事件唯浅浅几句叙述,镌写在石碑上,提醒后人不要忘记这件事。
        但事件本身远非石碑上写的那么简单。1905年发生在巴塘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戕事件,是康藏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事件,直接导致了赵尔丰“改土归流”。赵于次年驰抵巴塘,将戕杀凤全的首恶全部剜心沥血投入金沙江,以祭凤都护。其后,即刻颁布《巴塘改土归流章程》,在巴塘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土司制度宣告永远结束,改设巴安县,分五路保正管理,对寺庙、土地、赋税、乌拉差役、社会风俗均作了详细规定,细到结婚必须扯《婚书》,也就是现在的《结婚证》。他兴办教育,在1904年创办的巴安官话学堂的基础上,成立学务局,严令学龄儿童不入学者,罚其家长,巴安官话学堂遂成为百年老校人民小学的前身。从此,巴塘“所属全境百姓不足五千户,学生竟有千数人,书声不断,成为一文化之区,故巴安风俗与内地相同,一赖教育之力,而百姓好读甲于全康,化夷为夏,一模范县也。”2013年,我下乡去巴塘最偏远的甲英、普达两村,一个骑马走路最少需要十五个小时的地方,早在解放前就实现了人畜分住,可见赵尔丰的改革力度之大,巴塘和巴塘人在阵痛中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对凤全这个人一直很好奇,但资料和网络上,只有寥寥几笔。
        凤全字弗堂,满洲镶黄旗人。举人出身,同治十二年捐官入川。先后署理过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光绪二十二年,川督鹿传霖疏奏:“凤全性情劲直,办事勤能,治盗安民,立志向上”,光绪三十年四月,清廷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赏其副都统衔。我注意到史料上对他的评价,性格定人生,可能就是他毙命巴塘的原因之一:
        “凤全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忭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故终及难云。”
        这样一个人,在改土归流前的巴塘,势必混不下去。
        事实也是如此。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后,清政府令他将打箭炉(今康定)阜和协的续备新军右营归其统帅,作为行辕本标之兵,批准他另募土勇一千名,训练后入察木多(今西藏昌都)驻防。
        凤全带着经过警察学堂培训的100名警察兵,于光绪三十年八月由成都起程。在打箭炉停留约一个多月,只募到兵勇200名,这些兵素质很低,短期内难胜军事。在清廷的催促下,凤全只好将随行的50名警察兵留在打箭炉做教练,自己带50名做为护卫,经雅江、理塘、巴塘一路向昌都赴任。1904年11月18日,凤全抵达巴塘,见“此地气候良好,土地广沃,为川边垦务首创之地”,便不再前行,在巴塘住了下来。并向清廷提出“勘办巴塘屯垦,远驻察台,恐难兼顾,变通留驻巴塘半年,炉厅半年,以期办事应手”的申请。清廷不准,仍命他前往察木多。但他还是在巴塘住了三个多月,驻藏帮办大臣滞留巴塘久久不走,难免引起当地人的猜疑,而凤全在巴塘期间所推行的新政,更直接影响到寺庙、土司及驻瞻藏官的利益。
        他推行的新政,受到了重重阻力。
        凤全见巴塘土地膏腴,想广泛开垦土地。丁林寺感到利益被侵,便说这些地是“神山不可动”,煽惑民众请求凤全停止开垦,凤全不听,强行开垦。他又招募了100名兵勇,日日带领训练,准备半年后与打箭炉正在训练的新兵汇合。巴塘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对这么多兵丁驻扎在此,不能不心存疑虑,担心威胁到自己对地方的统治力。他又限制喇嘛寺的僧人数目,命令丁林寺将超编喇嘛清理出寺。光绪皇帝对这些建议尚在“妥议”之时,他迫不及待地“严饬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声言要限定巴塘丁林寺喇嘛人数,直接打压宗教势力,激起了寺庙喇嘛的强烈反对。
        史料记载,凤全倨傲无礼,坐着绿呢大轿路过理塘时,顺手用烟杆敲土司的脑袋:“你们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巴塘正土司罗中保、副土司郭宗扎保率手下前去叩头觐见时,凤全让土司头人长跪不起:“蛮狗头也配戴红领花翎?凤老子看你这个酥油顶子戴不久了。”正土司十分羞愧愤懑,副土司也非常气愤。两个土司本来效忠清王朝,受到侮辱后,也参与了戕害凤全的事件。
        拿今天的话说,凤全就是不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味只知弹压,且急功近利,必然会遭到激反。11月28日,一些群众冲入法国天主教堂,赶杀教民,焚烧教堂,骚乱群众聚集巴安城内达三四千人,并断驻军水源、柴薪。傍晚,时任巴安粮务吴锡珍来到凤全行辕,禀告:“情形吃紧,早为筹备”。凤全这时才感到惊恐失措,于次日凌晨将钦差行辕转移到正土司罗进宝的官寨中。巴塘正副两个土司趁机力劝并恐吓凤全:“应亟返炉关,兴兵重来剿逆定乱。若不亟出巴塘,番众喇嘛必至扼险守隘,焚烧汉民,延及土寨,我辈受殃,大臣愈危矣! ”凤全惊惧无奈,只得听从两个土司的意见,决定于3月1日动身返回打箭炉。吴锡珍此时住在头人阿登之家,闻讯急忙赶来劝阻,请求凤全留下来坚守,以待援兵。但凤全不听,执意要走。当凤全一行50余人骑马疾驰,经老街行至鹦哥嘴一带(史称红亭子)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僧俗冲出袭击,凤全脑后中弹,随行人员全部被杀。
        “凤全被戕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以凤全“死事惨烈,深堪悯恻”,于成都北郊建“昭忠祠”以祀,并赐谥“威愍”。
        凤全被清廷任命为驻藏要员后,自然亟思要有所建树,清廷对驻藏帮办大臣权限的提升,也使凤全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倚重。然而,凤全川边藏区的实际了解甚少,对藏族社会文化宗教十分陌生。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一进巴塘地界,就想立即对巴塘进行激进式改革,只能与理想南辕北辙,造成破坏民族团结,阻碍筹边援藏以固国防大局的恶果。他暴毙后,继室李佳氏投水自尽。刚直、忭急、粗暴、少权变的个性决定了凤全的思维方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多年以后,农业学大寨。农民们在鹦哥嘴山崖下挖出了几十具尸首,长手长脚,他们叹道:“古代的人比我们高大!”不知道凤全的尸首是哪具。《凤都护殉难士兵碑记》上书:为国捐躯八十六人姓名从略”,不过他们还是留下了名字,包括家丁张福、王火夫、杨裁缝、李厨子。
        114年前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那个落叶缤纷的秋天来到了巴塘。他的行辕驻扎在今天的中山广场上,他看到了生活在巴安古镇的四百多家百姓,喝了老街清溪里的水。走在老街的青石板上,坐在街西的老槐树下,拾起一片落叶用手拈着仔细端详,思功名,想改革,怀念故土和亲人。如果巴塘不是个好地方,他可能一天也不想多呆。在巴塘全军覆没,其实也是他和这方山水的缘份。
        今天,抚摸山岩上“凤都护殉节处”的石碑,早已物非人非,不过是路还在,水也在,一百多年前的风和今天的风扬起的尘土差不多而已。想起志书上记载的“凤全一行登至半山小道时,突然滚石如岩崩而坠,兵士无处躲避,唯有待毙。凤全知难免一死,下轿后北向朝廷,三跪九叩,感谢皇恩浩荡,坐以待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凤全当时的心情,定是百感交集吧?

        鲁迅骂“十景病”:“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读后不禁莞尔,巴塘也有八景。
        凡到巴塘做官的清代和民国的人,不是在石碑上刻字,就是在史书上留文。鹦哥嘴石刻群上的“孔道大通”“易简师超”,无一不为其所遗。《巴塘县志》收录有多首咏景怀古绝句,好几种版本,通称为“巴安八景诗”,为后人平添了一份念想。其中署名为“懒兵”的,写了很多旧体诗,如《桃园赏花》:“南山柳绿几番新,惹得芳菲无限颦。桃李千株齐待舞,散香不让武陵春。”据后人考证,“懒兵”就是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驻巴塘粮务辛文彬。百度上说,“同知分掌各州、府巡捕、粮务、屯田、水利、江海防务等”,在县一级,同知是知府的副职,辛文彬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大农业口的副县长。(此为笔者之臆断,不一定正确。)
        关于辛文彬,除了留下的诗文,史料记载很少。辛姓源流有五,其中一说是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另据记载,《江西万载辛氏族谱二卷》由辛文彬等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纂修。看年份,恰是辛文彬在巴安任粮务的时候。辛文彬究竟是满清八旗子弟,还是江西万载的,是朝廷派来的,还是发配来的,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在藏地巴安真实地生活过。在掌管粮务,主事“三农”之余,以一个慵懒士卒的姿态,苦中作乐做个文艺范儿,留下了儒学与汉字的结晶。
        不过,从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推测到他的情绪碎片。《桃园赏花》为我们勾勒了一幅200多年前的巴塘春景:阳春三月,杂花生树,桃红柳绿,芳菲含烟。“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隔世之美令粮务大人流连忘返。不过,再是“桃李千株齐待舞”,与内地“鱼米之乡”相比,巴安终属边远苦寒贫瘠之地,一个“颦”字,流露出几许忧郁,“武陵春”则暗含思乡之意。诗中的“南山”,应该就是今天的桃园子村。
        辛文彬在巴安古城工作、生活,尽管颇费脚力地去了城外的桃园子村赏桃花,得闲时主要还是在老街上游玩。某日,他穿过正街小巷,来到北面的定远门一带,在一棵被后人称为“古桑抱石”的树上刻下了“蟾影”二字,字体方正遒劲,喻月上蟾蜍下凡,化为巨石扶桑,两个字成就了一段神话,为这道景观注入了一缕文气与仙气。关于这棵神树,《巴塘县志》如此记载:“北门外一石高三尺许,上生一桑,其根盘石入地,枝杆密茂,土人敬为神树,香烟不断,一古桑也。”1985年,地质学家来考证,说它是“沧海桑田”的见证。经过流年洗涤,辛文彬的“蟾影”依然与桑叶之茂相映成辉,成为当下众“驴友”争相拍摄之处。

        辛文彬们留下了文字。一批又一批外国传教士则远渡重洋,来到巴塘。第一位到巴塘的宣教士是美国的贝克牧师,在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方携眷开荒布道、传讲福音,必然地遭到了巴塘群众的诋毁,但他们竟然顽强地呆了下来。1911年,美国牧师浩格登和医疗宣教士史德文也来到巴塘,在宣教的同时,带来了医疗的帮助,政府官员开始批准他们租用30亩荒地。在今天的城南的架炮顶村,他们兴建了华西医院、华西学校、孤儿院,修造了运动场、池塘、畜禽养殖场,引进水果、核桃、蔬菜和美国小麦,仅苹果的品种就达80多种,巴塘随之被称为“苹果之乡”。外国人开凿了一条灌溉水渠,今天人们仍称之为“洋嘎”(嘎:藏语沟渠的意思),将干旱贫瘠的荒土变成了肥沃的田园,藏族人信仰基督教的多了起来,很多人既有藏名,又有外国名字。
        他们踏上巴塘的土地,进入巴安古镇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老街。
        无论外国人到巴塘来的初衷如何,基督教会给巴塘带来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开阔了巴塘人的视野,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地方看病了,恐怕是老街人最感到高兴的事儿。1926年,教会孤儿院收养了83名孤儿,孤儿们有了地方去。在孤儿院,女孩学习织毛衣、缝纫、烹饪,男孩则学习印刷、医术、制革、果树嫁接,“巴安三杰”之一的江安西及妻子黄玉兰、著名医师肖品锟等知名人士,都是教会孤儿院培养的,外国传教士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互汇,影响深远。
        记得母亲生前谈到过,小时候没有糖吃,就到城外的华西医院去,佯装咳嗽:“医生,我感冒了。”一天反复去几次,医生明知是装,还是要给几粒甘草片让她解馋。
        史德文医生在巴塘最终受到了藏族群众的爱戴和尊敬。在一次去西藏芒康宣教的途中,遭到当地人伏击遇难。时任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评价:“史德文医生在巴塘度过的年月中,与当地军民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他高超的医术使许多病人得以治愈,他平易近人的品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西藏芒康遇难,不清楚有没有墓。当人们提到县人民医院时,会说:“它的前身是史德文先生创办的华西医院,与人民小学并称为‘两个百年’。”
        父亲说,他退休时,人民医院还留用着几张华西医院的钢丝病床。

        老街还是那条老街,映衬的却是历史进程。

        1936年5月14日,贺龙元帅率领的红二军团前卫四师从得荣进入巴塘。红军到巴塘,得到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喇嘛拉波的支持,拉波用藏文写了一封信给仁波寺,告诉他们红军的宗教政策。仁波寺打开大门,将粮食和牲畜卖给了红军,仁波寺至今保存着一具红军长征时换粮食留下的马鞍。
        红军翻过藏巴拉山,到达巴塘城郊东北方的东隆山,贺龙元帅举起望远镜察看巴塘地形,认为攻下巴塘城不是目的,决定从城外的东隆山绕城而过,经党巴乡随大部队北进。喇嘛拉波跟随红军到达甘孜,但任贺龙元帅的翻译,返回巴塘的途中,在理塘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十六军工兵营杀害。

        闲暇时读阿坝金川的红色故事,徐向前元帅率军在金川的老街呆了整整一年。很遗憾红军没有进巴安古城,来喝一口老街的水。但他们一路走来,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42年抗战方殷,响应巴安人中骐骥格桑泽仁的提议,巴塘男人投工投劳,妇女捐赠首饰,建造了藏区唯一一座抗战纪念塔,呼唤民众驱逐倭寇,抗战到底,收复失地,还我河山。还组建了藏区唯一的棒球队,旨在不做“东亚病夫”。
        全国解放前夕,巴塘地下党及外围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1950年,严厉惩罚了驻巴塘的西方殖民主义分子,迫使其逃往印度;收缴了巴安、理化(今理塘)的国民党枪支弹药,接管了巴塘境内的国民党党政机构,遣散了国民党部队;老百姓家里纷纷悬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共同迎接全国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巴塘、进军西藏铺平了道路。
        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南路先遣支队抵达巴塘。巴塘人打开六个城门,亮亮堂堂地跳起了欢乐的弦子,欢天喜地迎接亲人“金珠玛米”(藏语:意为解放军)。老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解放军搞运输、建营房、供柴草全力支援,父亲告诉我,奶奶家楼下就住满了解放军。
        妇女们用老街的水揉面擀皮,里面放排骨、土豆、玉米粉、香料,包成圆形大包子为18军将士洗尘接风,一个班送一个,“蒸肉”从此更名为“团结包子”,成为巴塘的特色饮食。
        213名男青年踊跃参军,最小的仅13岁。为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新中国立下了功劳,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专家、学者、将军或政界要员。从老街走出去的藏学家降边嘉措,就是当年参加十八军的战士之一。在《记忆的碎片》一文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
        “我12岁参加解放军,跟随亲人金珠玛米,从偏僻的山村走到圣地拉萨,经历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60年间,我从积雪皑皑的青藏高原,来到心驰神往的祖国内地;从遥远的日光城拉萨,来到金色的北京城;从生我养我的藏族人民身边,来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党中央所在地。因此,我不是历史的旁观者,我是历史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见证人。”
        1956年,平叛剿匪。在“大营官保卫战”中牺牲的解放军3644部队的战士和巴塘儿女,被青松翠拍护佑,静静地长眠于烈士陵园。这场战斗,使百年人民医院搬了七次家,百年人民小学在废墟上重建。
        城墙毁了,碉堡撤了,尘埃落定。
        1964年,巴塘人用手捧起老街的水,洗涤尘垢,拉起二胡,把弦子跳到了北京,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历次政治运动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
        至此,老街有了更加厚重的底蕴。

        透过历史的烟尘触摸老街。此刻,万家灯火明明灭灭,路灯散射出的光芒吞噬了白昼。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小桥流水,溪声潺潺,骡马的铃音、驴子的鸣叫,挤奶的“沙沙”声、父亲面带微笑讲故事、母亲唤儿的声音,汇聚成一首交响乐,淹没在牲畜房半干不湿的麦草与牛粪的清香中。多年以后,我内心深处的童年,依然保存着如斯的幻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反复蹉跎,日渐清晰,一场从前慢,竟比海誓山盟还美。
        夜色如水,将一场盛宴后的热泪悉数收纳,化为绵绵细雨。生动着的,是千家万户鲜活的呼吸声,从一个人的细微到一万个人的洪流,终成海洋。
        要通读老街的历史,需待眼睛里青春的火焰燃尽。从时光的甬道溯洄泅出,方知,它是我们不能不思量的海角天涯。
        家住苍烟落照间,我是喝老街的溪水长大的孩子。
        在街头的百年老槐下驻足。这样的槐树巴塘有八棵,它是最健壮的一棵。它盘曲的根扎在泥土深处,吸纳着大地的养分。树皮沟壑纵横,内里记载着几百个年轮。它把阳光切割成无数斑驳的暗影,又把月色舒展成巴山的轻烟。槐花开了又谢了,那些环抱过它的人,靠着它念经的人,对着它思忖的人,希望受它护佑的人,来了,走了,又来了。这棵街西的洋槐看尽百年风霜,经历了血色浪漫,辗转了江湖烟云。
        始终觉得老街没有老。旧的溪流不在了,新的行人在交织,新的故事在重构。许多温暖的红藏房被钢筋水泥所替代,颜色混杂又生机勃勃。没有了往日的静谧,却丛生着车马喧嚣与新的守望。
        这是发展与变迁。
        “旧与新,往昔与现在,并不是敌对状态,它们在时光行程中互相辨认,以美为最后依归。”
        我们伤怀的,是再也回不去的精神原乡。
原刊于《贡嘎山》2019年第3期


参考资料:
1、《巴塘县志》(1993年2月第一版)
2、《格桑泽仁传奇》黄德权 著
3、《川西高原古镇巴塘往事》肖雅敏 编著
        罗凌,女,藏族,又名泽仁卓嘎, 70后,四川巴塘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6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著有诗歌和散文随笔集《青藏高原的81座冰川》《远岸的光》《拾花酿春》《家住苍烟落照间》。作品收入多种卷本,多次获得省州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