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
我已经老了。杜拉斯说。有一天，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说我认得你。那时候，人人都说你美。可我特地来告诉你，与你年轻的美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倍受摧残饱经风霜的面容。
我常常想象着那个男人。在遥远的艺术之都法国，那向杜拉斯的晚年之美脱帽致敬的男人。杜拉斯站在他面前，触目惊心的孤独和沧桑分明像闪电击伤了她自己。这是时间之笔精心雕刻的面容，年轻的美貌怎能与此匹敌？它美得如此尖锐，彻底，如此失败，经历了这样的面容的女人，将永不能被人群淹没。我常常这样想起她，那个酗酒失度、狼狈不堪的小个子女人，那个在语言的阴影里深深沉溺，在表述的翅羽下恣意穿梭的写作女人杜拉斯。有几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在垂暮之年，还能让容颜之光照亮别人？能在漫漫一生中坚持让欲望和伤害永不褪色？让爱和美老而弥坚，老而弥久？
太多的写作女人，都无法追随这样的贯穿一生的激情脚步。虽一样地手握锦绣诗笔，写着璀璨文章，但却永不能言说那一份心头之痛。杜拉斯说：没有爱，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她哪里懂得，一天一天的尘埃向生活走来，日子里堆积着无法安顿的情节时，太多的心灵已失去了哭泣之声，有几个人还能顽强地发问：所有的“留下”，真的是为了爱吗？在“留下”的最后，还坚如磐石地停驻着那最初的“留下”的理由吗？人常说，逝者如斯夫，时间如流水，其实，时间要是水就好了，水总能见证那两岸的四季晨昏曾有过何等的绽放和谢幕；人常说，时间如刀，刀刀催人老，其实，时间要是刀就好了，刀至少让人记着那看似弥合的伤口下，曾经新鲜的疼痛浇灌过怎样的花朵。可是，时间，它只是风，大多数人漫长的生命，只是吹过他们的风，不知来处，亦无去处，只是一转身，那风就没了。
1941年8月31日，诗人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这个“等待刀尖已经太久”的女人，终于走进了她必然的归宿。她死于来自祖国的无理迫害和放逐，“没有保护没有同情”的巨大孤独，死于“我们简直像牲口一样在慢慢饿死”的穷困，死于和家人儿女的疏离冲突。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那最后的死亡之绳索，致命的一击来自时间。时间是风，桀骜不驯的茨维塔耶娃一直以来在风中奔跑着，想要跑到风的前面去。然而，她终于不得不伤痕累累地败下阵来。那个清晨，她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白发。她眼睁睁地看着最宝贵的东西一点点地从她的鬓边流逝，而她竟然无力挽留。就从那一刻，她丧失了在一切困难中都不曾低头的内心的力量。这个曾与帕斯捷尔纳克激情相恋，曾给病入膏肓的里尔克以“复活”的生命动力的女人，终于被自己的时间之风所击倒。“我原来是那样的习惯于馈赠！”是的，当一个女人，一个诗人，再也不能馈赠无力馈赠，那么她只有馈赠给自己最后的绝望和尊严，那么她只能让一辈子颠沛流离的生命结束于一缕时间馈赠给她的白发。
50后，在中国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同样的方式自绝于人世。只是一条丝袜，却比世间所有的生之诱惑更强硬，更专断，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勒断了一个女人风华绝代的一生。说不完道不尽的“三毛之死”，在当年成就了厚厚几大本探秘之书。至今二十年话题未息，各种聒噪犹声声在耳：三毛为什么死？可是，三毛又为什么不死？早已“万水千山走遍”，“哭泣的骆驼”已随撒哈拉沙漠的长风成了“背影”，“温柔的夜里”也不愿再去细数“梦里花落知多少”。那个公众视野中的“三毛”，教书、演讲、座谈、开专栏、通信的“大家的三毛”，虽然在“朝阳为谁升起”的感动中，找到了“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归于了我们”的归属感，然而，这终究支撑不了一个孤独女人最深的内里，抵抗不了“滚滚红尘”中时间对一个写作女人的侵袭。摄影家肖全的镜头里，最后的三毛，不再彩裙飞扬、丽若春花，她瘦骨铮铮，皱纹深刻，全部的魂魄只在那对眼睛里，强大和脆弱，坚定和迷茫，深情和决绝。这样的三毛，是浴火的凤凰，是一生只歌唱一次的荆棘鸟。她说出“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是孤独的生，孤独的死”又有什么奇怪呢？当她认定“我的生命，走到这里，已经接近尽头。不知道日后还有什么权力要求更多”时，又有什么力量能挽留她绝尘而去的脚步？
茨维塔耶娃和三毛，一样的死法，一样的死因，“无力馈赠”和“无力要求”，它们的名字其实都叫“时间”。时间的利刃戳穿了所有的真相，也挑破了一切虚幻的光华。它让生命褪去了一切的外在和伪饰，让时间中的女人赤裸裸地面对了从来处来往去处去的自己，让她们死于年华。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但她终究没有直面这极美的过程。太多的写作女人都不能坦然面对这极美的过程，笑傲于时间的尽头。被河流裹挟而去的伍尔夫，美丽的普拉斯，还有艾米莉•狄金森，她说：我不能片刻消停，我必须努力完成这些文字，要不然我就会一点一点消失。有谁不会被这样痛彻心扉的话语击中？是的，就是她们，这些写下不朽诗文的女子，她们像海子的诗句所说“不能长久地生活，就迅速地生活”。她们迅速地焚心似火地投入到爱情，投入到写作，投入到值得经历的一切美好和痛苦中。她们透支了一生的燃烧。所以，当生命中的萧瑟和寒冷命定地到来时，她们比别人更早地放弃了抵抗。或者说，她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将要到来的被剥夺的自我被遗忘的时间的反抗。生命就是生命，但有时它或呈现为诗，或呈现为画，或呈现为世间仅有的一种绝对的爱情——写作的女人需要这些。她们曾经活着正在活着的证据。但老去的时光不能赐予她们恒定的安然和自信，它总是把她们丢弃在一个人的路上。一个人在路上，繁花似锦的此岸已成记忆，百炼成钢的收成之彼岸还在前方，中间是风，吹刮着越来越逼近的荒败。写作女人在这样的路上，到了最后，才知道掌握多么难，安慰多么少。
所以，能走下去，能走出来，能在旷远的时间的荒风中持久地有力量地写下去的，必是一些有着更强大的心智，更高远的眼光的女人。时间走过她们，不再是利刃刺中了命脉，而是钝刀割磨着日常中的卑琐、散淡和麻木。是的，时间的炙烤对这一类写作女人永远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她们不能被时间击倒，更不甘被时间迷醉，她们大睁着眼看流年易逝，青春成昨，她们一定要看清楚那最致命的美和打击藏在什么样的最后，她们一定要让这所有的日子殊途同归在她们文字的结晶中。她们知道怎样壮烈的谢幕也只是谢幕，所以她们选择走下去，面对衰老，面对无情，面对不可抗拒的一切残酷；她们懂得怎样漫长的一生最终也只是白驹过隙，灰飞烟灭，所以她们更加珍爱每一缕走过她们的时间之风，她们比俗尘中的人更懂得，更慈悲，更热爱，更疼痛。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写下这首诗时，诗人薛涛虽才20妙龄，却已饱经人世沧桑了。12年屈辱的乐伎生涯中，她曾被罚往荒蛮边关，也曾拥有过节度府校书郎的尊贵地位。公元789年，在终于恢复自由身后，她一身素淡的女冠服，在浣花溪畔开始了新生活。和很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女子一样，薛涛有着出众的容貌，但她的声名不是因为美丽，也不依附于和那些薄情才子的爱情故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庞大而眩目的诗歌唐朝，挤身于那些光焰万丈的繁星中，薛涛以绝世才华灼灼地发出了自己的光芒，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少著名诗人曾与她诗词唱和，她的“吟诗楼”，至今耸立在距杜甫草堂不远的浣花溪畔，与“少陵茅屋，诸葛祠堂，并此鼎足而三”。王建诗《寄蜀中薛涛校书》写了薛涛在当时卓然的诗人风采：“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然而，有过曾经的热闹又能怎样，有了身后的光华又能怎样？薛涛鄙弃世俗功名，梦想的只是把自己的爱安妥在一个忠诚而又热忱的男子身上。但一个苦寒出身的贫家女，一个曾经是乐伎的女子，又怎么可能真正拥有自由？怎么可能收获到与她的美貌、才情、人品真正相配的美好爱情？她一次次付出，一次次让“结同心”的美梦幻灭。凄风苦雨的日子就像锦江的水绵延不尽，比这样的日子还要多的是心灵的风刀霜剑。年华易逝，知音难求，无法把握爱情又无力留驻青春，薛涛看着枝头的花朵，数着指尖流走的时光，就像看着自己的美丽在徒劳地开放，兀然地凋零。
就是这样，一代才女薛涛在她自己的时间里，只是一个在春天里空结着刻骨愁怨的女子。她只是让泪洒落在花瓣上，发出“芙蓉空老蜀江花”的悲叹。她是不幸的，在那么多接踵而至的日子里，她注定了只能是不系之舟，无根之萍。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倾泻在诗歌里，形成了她“万里桥头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的独特诗风。孤独之感，失恋之悲，薛涛以自己的身世之感表达了一代又一代人心口永远的痛。但薛涛的意义又绝不止于此，她最终完成了从一个让人痛惜的薄命女子到一个使后人无限敬仰的优秀诗人的根本质变。之后四十多年的孤苦生活，她保持着人格挺拔精神高雅，个人遭际并未使她把视野局限在寂寞的小天地里，她依然关怀国事，写下了著名的《筹边楼》。她建了吟诗楼，自制“薛涛笺”，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她的生命依然纯粹而完整。“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薛涛的题竹诗恰似对她自己人格的写照。
一个以柔韧的生命抗争了流年无情的精神女人，一个以心灵的强大留住了时间之无限的写作女人。这样的女人，时间的风只能磨砺她们的美丽，却永远无法掠夺她们内心的热力。它只能以破坏之力完善她们，成全她们。那个娇慵甜美的少女为赋新词强说愁吟诵“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时，她不会懂得只有时间的风才能将她推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境地，让她在国仇家恨中以杜鹃啼血的绝唱成就了大痛大美的最后的李清照。
1986年，丁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驾鹤西去时，她对身边的老伴说：你亲亲我吧，我是爱你的。这个82岁的女人终于为她刻骨浪漫的坎坷一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政治女人丁玲，风头浪尖上的丁玲，我相信一切的因缘际会，一切的荣耀苦难，都只是因为她无法从根本上逃脱她是一个写作的女人。她终究只是一个在时间的风中经受了一切的文学女人。想起丁玲，就不由得想起阿赫玛托娃，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女神。当古稀之年的丁玲在强制劳动中手上肩上磨出了厚茧，她决心“要在心头上也磨出厚厚的茧子”以抵御精神痛苦时，她其实应该知道，这样的感受在所有的专制社会从来都不是新鲜的体验。早在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阿赫玛托娃就留下了一个文学女人在恐怖年月所能发出的低沉的最强音：“我要连根拔除记忆/我要让心儿变成石头/我要重新学习生活”。只有“让心儿变成石头”，只有“在心头上磨出厚厚的茧子”，才能不被时间击倒，不被时间中的一切不洁之物击伤。才能“重新学习生活”，才能让文字“作为世间一切的见证”，永远地留下来。阿赫玛托娃，这个美丽高贵的诗歌女人，她做到了这一切。多舛苦难的一生，“爱情像烙铁和烈火”折磨着她，“诽谤到处追随着”她，她以女性的柔软之躯一次次地承受来自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石头一样的判决词”，然而，她以最强韧的心灵之力抵抗住了“命中注定要下地狱”的运命，她没有重蹈好朋友茨维塔耶娃的悲剧，她在时间的尽头，等到了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尊贵晚年和“迟来的荣誉”。然而，就像在过去面对苦难一样，面对荣誉和桂冠，她依旧是平静的，清醒的，她说：“不可能给诗人添加什么东西，同时也不可能剥夺诗人什么东西。”
这样的写作女人，又怎能被时间的风裹挟而去，当她用一生的苦难对世界吟唱：“如果你不能给我和睦与爱情，那就给我苦涩的名声”。
总是为这些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写作的女人感动着，震撼着。那些早夭的死于华年的花一般星一般的女子，她们在时间的暗夜中划过的闪闪寒光；那些走过春的繁华夏的躁动秋的丰盈冬的严酷的山一般河一般的女子，她们在时间中定格下来的顽强和庄严。当我默念着她们的名字，就像诵读着一部部时间的大书，就像预览着一个个写作的女人未完成的人生。多么快啊，衰老多皱的面容，臃肿病痛的身体，枯黯烦乱的心绪，一切都好像只是抽象的概念，但已真实地兵临城下，四面楚歌。在我的年龄，青春年少只是昨天的事，却分明看到黑惨惨的最后之门半开半闭，在狞笑着生命的脆弱和虚无。这样的时候，阅读和写作都呈现出了之前不曾领略到的意义，那些欲露还藏的暗示和契机。对时间心生恐惧的人，在自身面临松弛、坠落和凋零时，疼痛使之无师自通地进入哲学，进入语言。然而，述说就能获得救赎的力量吗？谁能逃离时间的深渊？才情与智慧，光荣与梦想，在最后风歇雨住场光地净的时间里，能给写作的女人一角坚实的庇护，使之完成最后的美好的造型吗？也许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人肉体的失败其实就是真正的失败，那样的坠落和沉沦就像秋风中的黄叶跌进绝望的山谷，怎样的精神之力能使之再次清飏向上？然而，即便这样，写作的女人也只能祈望于时间，只能在对时间的恐惧和信仰中走过时间。是的，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感知着时间的凛冽和遽促，时间总是最先去欺凌那最优美最敏感的灵魂，但也没有什么人比写作的女人更贴近着时间的温暖和公正，时间总是在最后去恩泽那最柔软也最坚定的精神。
曾经喜欢轻盈灵动的泼洒恣肆的飞一般的女人的语言，慢慢开始更关注沉潜的蕴藉的清明的表达。那些不再年轻的已面对时间之拷问的女人们的表达。那些朴素的简单的文字。然而这样的朴素和简单，是历尽繁华的简约，是千帆过后的水天一色，是万弦俱寂中唯一的清音。是语言的至境。曾为蒋韵的小说潸然落泪深深沉溺，并情不自禁地写下阅读心得。知道那是正走在时间途中的女人才能讲出的故事，是已承受了时间的馈赠的女人才能写下的文字，澄澈、深邃、沉静、悲悯，不再是蝉鸣乱心中的炎阳高照，而是冬日上午一院子的好太阳。喜欢赵玫的散文随笔，深刻犀利，明白通透，那样的文字后面该是一个因智慧而笃定自信的女子吧？但她却说：“我知道，真正的本质是：我的日渐衰退的记忆；我身体中越来越多的不适；我的，有时力不从心的感觉；有时候，仿佛每分每秒都在黑色深渊的边缘；几近疯狂的绝望……”
最初看到这些话时，心里是难过的。它使人们看到了在写作女人的文字中通常被遮掩起来的那一面，关于她自己在写作中的焦虑，无助，所有的负重，以及在生活中的走下坡路。但这确实是一个写作的女人在时间中的真实。赵玫说：“但是我坚持着。”让人敬重让人心酸的坚持。这才知道，其实，一个写作的女人，光有强大的心智、高远的目光也还是不够的，当再无多少好时辰供自己大把挥霍时，她还得有对日常凡俗的整合能力，尤其必须得拥有健朗的身体，她需要能支撑思想将写作进行到底的体力。多么傻啊，年轻时，不懂得这个，以为有缤纷葱茏的才思，有漫天飞舞的灵感就够了。若只是这样，波伏娃怎么能成为笑到最后独领风骚的神话，而热烈博爱的桑夫人又怎么会是写作女人中绝无仅有的传奇？若只是这样，勃朗台姐妹该有怎样的另一番盛大气象？聪慧的萧红又怎能把那半部红楼留于别人写？
无法不想到萧红。想她一路的坏日子，那些呕心沥血的成长，那些前赴后继的被放逐。而1942年的病魔，该是最后的那把盐吧，重重地燃烧起所有的伤口。还能怎样呢，仅有的相濡以沫已相忘于江湖，一切的憧憬追寻也零落成泥。千山万水处，一个早已无家可归的女人泪眼回首，却发现她的故乡并没有消遁，也许能慰籍她残破心灵的，只有留在那遥远的北国小城里的依稀的儿时记忆。于是，她奋力紧攥着这一根泰山压顶的稻草，她在烽火连天的病榻上完成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然而，注定了这也只是一场幻灭之旅，当呼兰河从幽深的岁月奔涌而来，30年的时光像不可抗拒的浩荡的河流，流进萧红的生命时，她再次懂得，家园永在她无法渡过去的彼岸，她31岁的生命最后的停泊点，依然是“别人的故乡”。这个字字泣血的女人，当她终于松开手中的笔，脸上该是冷月葬诗魂的凄绝吧？命运何以如此多舛，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
许多年后，在萧红客死的他乡香港，又一个写作的女人在喧嚣万丈的都市抒写着生命的繁华和枯败。李碧华不喜煽情，伤心的男女故事里她只淡淡地说：她对他的绝望，是鱼对水的绝望。这渗冷入骨的句子，就像拿着一把刀片细细地慢慢地割过人的心。我无端地觉得这该是当年萧红一次次重复的切肤之痛。可为什么，她是鱼，她也是鱼？为什么，她们只能是鱼？既为鱼，怎可摆脱水的控制？水要鱼死，鱼怎能不死？既为鱼，又怎能不依附水的需要，不顺应水的欲望？鱼也叛逆，鱼也抗争，但除了在水中折腾出几许无谓的浪花，或将自己抛尸在干涸之地，鱼能奈水何？
但幸亏，这一生遭遇的不只是男人和水，不只是做一条鱼的命运。幸亏，除了这一切，更有文学。有了文学的缘故，她确曾在低的天空，以稀薄的羽翼美丽地飞过。时间最终成就她，以鱼之身，完成了飞鸟的抵达。
“我梦想像个女人那样写作。”这是德里达的惊人之语。这个狂傲的哲学男人，如此地高看女人的写作，是因为他自认为懂得了写作最深层的奥秘，窥见了女人和写作之间的那条幽秘通道。但他是否懂得写作的女人所承受的别一种压迫，以及来自时间的那仁慈无比而又严酷之极的启示？当写作的女人回顾来时路上所有的悲壮和凄美，坚持和陨落时，她们是否会说，离开吧写作，我只梦想像个男人那样生存？在浩荡而来呜咽而去的时间中，写作也许一开始是女人的，但最终还会是吗？它也许是福地，也许只能是深渊。谁能收获到那持久的永不枯竭的写作的力量，让它的光芒照亮一生？谁能立于时间的不败之地？
所以，翟永明说：“完成之后，又能怎样？”
然而，没有选择。杜拉斯说，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是的，当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写作的女人只能迎着它走去。除了走向写作，在无底无痕的时间中，她们还能怎样地走向自己？
2012岁末再改于兰州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舟曲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17届高研班学员，甘肃省首届四个一批人才。发表散文随笔、文学评论60万字，出版《纸飞机》（中、英译本）《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等3部中短篇小说集，获“第七届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第四届甘肃黄河文学奖”等奖项。2011年入选“甘肃小说八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