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地域写作”不过是外界为了方便于辨识而贴在一个诗人身上的标签，或者就是诗人为了凸显自己的辨识度而主动出示的一个标签。因此就出现了诗人们或者自觉抵制这种被“归类”、或者主动捍卫这个标签的不同现象。但无论如何，“地域性”似乎是一个大多数诗人回避不了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和某个地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选择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机缘”。如果我们不是把“地域”仅仅理解为是在空间上与整体相对应的“小地方”、在文化上与中心相对应的“边地”的话，那么可以说所有的诗人都是地域诗人。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诗人，他身处其中的那座城市，他的活动范围，甚至他所居住的社区、街道、楼盘，以及所有这些空间里的日常生活，都可以说是他的“地域”。当然这只是一个关于“地域”的泛化的说法。我想着重谈的是在前者意义上，即作为“小地方”“边地”的地域，谈谈像“甘南”这样的“地域”对我这样的诗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的“地域写作”包含着一种怎样的可能性。

        这或许需要从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谈起。不可否认，百年新诗是对中国汉语诗歌传统的再造，无论从对新诗“革命（创造）”的赞同角度，还是从对诗歌传统“断裂”的批判角度，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百年新诗的成就有目共睹，此处暂且不论。但是，我们在言及新诗传统“再造”的时候，往往把传统的“断裂”作为一个预设的背景或者前提，这就无形中导致了言说本身的某种“断裂”。问题是，新诗与古典之间真的“断裂”了吗？

        在我看来，无论诗的形式、语言、意象系统、感悟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基本的文化基因链条却从来没有被割裂过，比如家国情怀，比如诗人与大地的联系，比如对于空间、时间的观照方式以及从中生发的生命意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断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发生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古典诗歌中生生不息的东方式的时间感、空间感和生命意识，在后世不断变化翻新、不断陌生化的“世界图景”中，以更为强烈的压迫感作用于后来者尤其是当代诗人。而经验表达范式的“断裂”迫使当代诗人在“峡谷”的此岸进行着各种个人化的艰难探索。但无论新诗在形式革新、理论主张上探索得有多激烈，走得有多远，但最终，当代诗还是要回到诗歌中人类最基本的命题上来，而这也正是古典诗人和当代诗人所共同面对的。

        所不同的是，在农耕时代的自然节律中，古典诗人们那种平阔的空间感、悠长的时间感以及纵深的生命意识，是基于前现代的时代氛围的。古典诗人们在一个完整性的“世界（或天下）”的想象中，所要处理的个人化诗歌经验，往往是指向人类整体的。而当代诗人很难拥有古典诗人们那样的时空的整体感和生命意识的完整性。当然不可否认当代诗在处理局部经验和复杂的生活细节方面，比古典诗更为精密、细微、准确，但这只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地球村”的概念在无限放大了可知的地理、物理空间边界的同时，却极大地压缩了诗人关于“世界”的心灵图景和想象空间，当代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不是几何形对称的，而是布满了许多细密的褶皱，每一道褶皱都是一个文化上的“地域”，诗人们在其中面对的是许多碎片化的经验和各种冲突性的因素。

        从甘肃诗坛的情形来看，作为一个在内陆欠发达省份生活和写作的群体，甘肃诗人们所感受到的现代性的张力所带来的压迫感要更为强烈一些，他们的诗歌想象力所面对的“世界图景”也更为复杂一些。例如，在甘肃狭长的版图上纵横分布着多民族的、色彩斑斓的“城市/乡村”“工业/农业/牧业”“现代/前现代”等多元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相对来说，甘肃诗人更多要处理的是粗线条的、或块状的生活经验，因而他们的诗中矛盾和冲突的元素更多一些，他们的诗歌质地也因此更为厚重一些。

        全球化的加速度推进，迫使总是处在生成时态中的当代诗歌的文化结构和意象系统不断发生着变异、更新与升级，变动不居的时间与空间使当代诗人们再也不可能从容地去获得一个陈子昂的幽州台、李白的凤凰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但是作为一个汉语诗人，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陈子昂、李白、张若虚这样的古典时空感和生命意识的内在压迫。这样的压迫，迫使当代诗人去为自己寻找那样一个“立足点”，那样一种空间感和时间节律。

        而具体来说，诗歌作为一种美学，发生于诗人的审美意识中，有它自己的节律，它不可能总是随着外部物质世界的节奏“与时俱进”。当代诗歌的一个突出症结，就是世界的“快”与诗人的“慢”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也因此，当代诗的张力大多来自于这种冲突导致的紧张感。因此，一个好的诗人，除了具备充分消化外部世界经验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是否同时具备了调节“快”“慢”的能力，是否在局部与整体、词与物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律。

        幸运的是，我个人似乎是获得了一个几乎是“天赐”的写作空间，也似乎找到了这样一个“立足点”，可以让我按照自己的节律几十年如一日的去体验、书写。

        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甘南藏区的一所高校工作。这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一座小城，处在广袤的甘南草原腹地。这里生活单调、节奏缓慢，生活宁静而简朴。30多年一晃过去了，我至今还生活、工作在这里。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片土地对我的重要性。为此，当有人称我的写作为“地域性写作”时，我欣然认领了这一“万金油”一样的标签，同时也再一次校对了自己内心的写作目标，尽管我深知“地域性”并不是我的标的。

        我写作的起步阶段，恰逢一个诗歌的井喷时代，我也受益于当代诗歌激烈探索、创新的成果。但是命运让我远离诗歌运动活跃的文化中心，在一片僻静的高原上从事相对孤寂的写作，这既是一个诗人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我的创作状态，有人称之为隐居式写作，有人称之为“慢”写作，也有人称我的诗歌具有“安静”的品质。我想，不同的人只是看到了我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尽管地处偏远，但并没有与这个时代脱节。相反，我所有的作品里都有对这个时代作出的反应，哪怕是温和的、淡淡的。与身处繁华生活中心的诗人们不同的是，生活空间造成的这种与时代的一定距离感，反而使我能够保持足够的冷静，透过万花筒般的现实表象，看到背后更开阔的东西，获得某种整体感、深邃感和某种浑然的生命意识。我自己早年的诗作《小草》《安详》和近年的《在尘世》《河曲马场》等都是这样的作品，是与时代氛围遥相呼应的产物。而甘南草原上厚重的藏文化氛围，使我在那些由于现代性的作用力而行将消失的事物和不可避免地要完全转型的生活方式之中，看到了一种生存的卑微的尊严，感受到一种富有“存在感”的自在、从容，感悟到一种生命意识的安详，并将它们移植到我的诗歌中。它们也影响到我的诗歌的视点、意象、语言风格等方面的调节和生成。由此我也相信，在当代诗歌语境中，一种“个体诗学”的理念应当是成立的。

        更重要的是，甘南生活使我深信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神性”的东西，这是非宗教意义之上的一种信念，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是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尺度，也是“词”与“物”之间的一种深邃的、无穷无尽的吸引、召唤、探寻和抵达的关系。而我是幸运的，在相对封闭、孤寂、单调的生活环境中，在“慢”而“笨拙”的写作中，感应到了这种“神性”。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向着它的靠拢。

        当然，我并不因自己偏安一隅的写作空间而孤芳自赏。我深知自己的局限，因而对当代诗坛上处在话语中心或诗歌活跃现场的诗人们充满敬意。我坚持一种朝向“神性”的写作，除了我个人生活和写作环境的原因之外，并不是主张诗人对于物质生活的疏离，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当代社会是一个物质符号丰盈而过剩的时代，诗人们应防止由于过度聚焦于“生活”多彩的纹理，而被细节淹没，变成对物质符号的“把玩”，并由此失去对时代的整体感的把握。

        归根结底，朝向“神性”的写作，是一种对宇宙万物、对我们的时代、对当下生活保持足够敬畏之心的写作，也是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写作。

原刊于《文艺报》2021年3月29日

        阿信(1964一)，甘肃临洮人，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长期在甘南藏区工作、生活。著有《阿信的诗》《草地诗篇》《那些年，在桑多河边》《惊喜记》等多部诗集。曾获徐志摩诗歌奖、西部文学奖、昌耀诗歌奖、《诗刊》陈子昂年度诗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