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上长了根,拔不出来了。母亲说这话时,既有抱怨,也有无奈。

        老家党家磨迁移后的那年春天,洮水淹没了土地。我们兄弟三人中,哥哥很早就在县城郊区安了家;弟弟一家也迁到了哥哥家临近的地方,母亲帮弟弟带孩子,也去了县城;我在离老家二十里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住学校的单身宿舍。

        我们劝父亲也去县城,父亲不愿离开。他说,城里住不习惯,陌生、嘈杂、花费高,不如乡下亲切、安静、花费小,还方便照顾姑姑。姑姑50多岁了,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后来,父亲买下了淹没区外的一处旧土坯房,也为我们留住了一份乡愁。

        父亲出生于1951年,到现在,几乎没有离开过党家磨。用父亲的话说,他的根就在党家磨。我们也始终觉得父亲就是一棵树,一旦扎下了根,就风雨难撼。

        父亲兄妹8个,在家排行老二,念完初小就辍学务农挣工分。分家时,分到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用煤油铁桶底做成的火盆,一个能装一担水的瓷缸,一顶双耳小铁锅,一个1958年修建引洮工程时装过炸药的旧木箱,一个被柴火熏黑的茶壶。父亲年轻时,肯吃苦,肯卖力,1974年,24岁的他就盖起了一座11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土地下放后,生产队给父亲分了一头牛和两只羊。1980年初,父亲借钱从生产队买下一盘水磨,日子渐有好转,能吃饱饭。从我记事起,每年秋季,磨面、榨油的人很多,水磨昼夜不停地转动,父亲也跟着转,一会儿看看水渠是否漏水、磨轮是否损坏;一会儿告诉磨面人该换粗箩还是细箩,大箩还是小箩;一会儿教他们如何拨磨、如何换磨,如何掌握磨的快慢。当一家磨完面时,父亲就开磨坝,帮磨面的人扫磨坊、装面、绑驮子,送走后又帮下一家人搭磨、封磨坝,周而复始。不少人轮不上磨,就只能排队等磨,天黑了,就在磨坊里凑合着挤一挤;渴了,从河里提一茶壶水,三块石头一顶,生火烧水;饿了,掰半块青稞面锅巴,蘸着蜂蜜吃。那时我们时常去磨坊蹭蜂蜜吃,磨面人带的蜂蜜极其有限,但也会毫不吝啬地分给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吃。那种甜,顺着舌尖直往五脏六腑钻,吃完了又不停地舔粘在手指和嘴唇上的蜜,直舔得手指和嘴唇发红,方才满意离开。现在想来,窘迫年月的那种甜,胜过如今无数所谓的山珍海味和锦衣玉食。

        没有蜂蜜吃了,我们就专找土墙上的蜜蜂窝或者马蜂窝。很多时候,被蜜蜂追着蛰,蛰得满脸是包,但大家并不在意,痛并快乐着、甜蜜着。记得那时,每到中秋节,母亲就会取出一点除了过年才能吃到的白面,烙半盆薄到透明的白面饼给我们吃。父亲总会变戏法似的,趁我们不注意,拿出一罐土蜂蜜,倒在碟子里。一家人围着一小碟蜜,硬是把生活的苦吃出了沁心的甜。在老家,中秋节吃蜂蜜,是传统习俗,不仅仅是团圆的象征,更包含着对甜蜜生活的憧憬。

        父亲习惯了忙碌,始终闲不下来。移居后,洮水很快淹没了田地,无地可种的父亲,就在房前墙角下辟出一块小花园,撒上各种花籽;又在花园前铲出一条两米宽的土路,路边栽上一排柳树。再往前,是一片低洼的荒地,全是碎石和杂草。父亲看中了这块荒地,整天埋头在碎石和杂草丛中挖来挖去,没几日,就挖出了近200平方米的平整土地。父亲将菜园划分为多个方块,种上了白菜、芹菜、洋芋、芫荽、蒜苗、葱……又在菜园周边的荒地里撒了许多菊花、八瓣梅花籽。

        菜园不远处就是洮河形成的堰塞湖:党家磨湖。因水源充足,菜园里很快就钻出了新绿。我周末没事时,就回家。每次回去,都发现那些菜长高一节。到暑假时,屋前已是绿树成荫、花香四溢、蜂飞蝶舞,一派乡村田园景象,这些似乎冲淡了迁移后的那份创伤感和孤独感。父亲又开始养起土蜜蜂,花园里放几个蜂箱,蜜蜂出出进进,忙个不停。蜂箱是父亲用迁移时拆迁下来的旧木板改做的,依然留有烟熏的黝黑颜色。蜜蜂则是父亲从邻村买的,起初只有一个蜂箱,见蜜蜂出得多了,就分出一箱来。那年,父亲共分了四箱蜜蜂。寂静的院子,也因蜜蜂而热闹起来。

        四年后,我因工作变动,也去了县城,暂住在弟弟家。老家只有父亲和姑姑,他的孤独可想而知。只要一到节假日,我们就会抽空回老家。尤其是清明节,回老家上完坟,就帮父亲在门前的园子里种洋芋、苞谷和向日葵,也在房屋周围栽几颗果树,树下撒各种花籽。老家的气候相对热一点,院里院外的桃花和杏花也已经开了,蜜蜂嗡嗡地飞舞着。父亲找出一些旧木板,让我们帮他做蜂箱。父亲说,养蜂,是个轻松活,还能赚钱,每箱能卖六七百呢!

        我们知道,其实养蜂并不轻松。从巢脾到蜂箱,每半个月就得收割一次蜂蜜,收完一个,工蜂就继续筑巢,父亲就得高举着绑有蜂笼的木杆,收新出巢的工蜂及其家族,收住后放回事先备好的新蜂箱。工蜂及其家族出巢后,往往涌向树上或更远的地方,父亲举着蜂笼,踉踉跄跄地跟着蜂群跑。很多时候,父亲追不上蜂群,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飞走。收不住蜂群,父亲想出了新办法,那就是每天守着满院子的蜂箱,一旦工蜂出巢,随即用蜂笼收住。有一次,父亲在屋外收了一群体型较大的新蜂,结果导致其他蜂箱的蜜蜂死了一大半,父亲难过了好一阵。父亲不知其因,找养蜂年份久的人询问和现场观察,才得知自己收的蜂群是外地引进的,为争夺蜜源植物,对土蜂群造成了极大威胁。父亲将那巢蜂送给了外地养蜂人,一段时间后,院子里才恢复了土蜂往日繁忙而热闹的场景。

        除了守着蜂箱外,父亲一有空闲,就去山上专门收集一些花籽,回来晒干,趁下雨时撒在房屋周围,为蜜蜂种植更多蜜源。到了夏日,从远处看,老家俨然一座大花园。父亲是花园的主人,而在五彩斑斓的花丛中飞舞的蜜蜂,则是他的儿女和不曾言语的爱。

        父亲年纪大了,我们劝他别养蜂了,父亲满脸不悦,说,不养蜂能干啥?又没地可种,太闲,人一旦闲了就容易生病,浑身疼,吃饭也不香。再说,人总不能吃闲饭,总得劳动吧。

        父亲的话,像一条鞭子,抽得我们脸上火辣辣地疼。我们一时语塞,只能默默按照父亲要求的大小做蜂箱,做好一个就先码在屋檐下,继续做下一个。那一年,父亲一共养了十五箱蜜蜂。天晴时,整个院子都成了蜜蜂的天下。

        每次带孩子回老家,他们总怕被蛰。有时躲在屋外,不敢进来;有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父亲见状,说,蜜蜂认人,你不惹它,它就不会蛰你。孩子们听后,才拽着大人的衣襟,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偶尔,会有蜜蜂落在他们头上、肩膀上,吓得他们不敢动。时间一长,他们便不再怕蜜蜂了,表现出天真的一面,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蜜蜂,在院子里飞来飞去。蜜蜂对人的信任,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也有例外:如果你吃了或者身上粘有糖一类的甜性食物,它就会蛰你,蜇人后不久就会死去。于蜜蜂而言,蛰人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这种以生命来抵抗入侵者的方式,可谓是一种非人能所及的壮举。

        有一年,父亲呼吸有些困难,我们劝了好久,父亲才同意跟我们进城检查身体。医生说无大碍,建议父亲少抽烟,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刚从医院出来,父亲执意要回去,说,蜜蜂和姑姑都无人照顾,不放心。我们想留父亲在城里多住几天,但无论我们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我们只能送父亲回老家,但父亲又不让我们送,说,送来送去太麻烦,坐班车回去就行,省钱。望着班车远去的身影,我突然有些心酸,泪眼中似乎看到,班车像一个运动的蜂箱,载着一只只蜜蜂,奔赴在故乡的山川,其中有一只,是我的父亲。或许,只有乡下的山川才是蜜蜂的家,也是父亲的家。

        中秋节前后,是铲蜂蜜的最佳时间。父亲铲了蜂蜜,打电话叫我们回去吃。有时我们脱不开身,父亲就灌几瓶蜂蜜,托进城的人捎给我们。剩下的,除了送一些给亲戚朋友外,留着卖点零花钱。一年下来,父亲靠卖蜂蜜能挣好几千,但他舍不得花,悄悄地攒着,等过年时,都当压岁钱给了5个孙子。一次,父亲喝醉了酒,我们才从他的话里知道,他养蜜蜂不是为了挣钱,有养老金就够花了,他只是从小过惯了苦日子,作为一个老农民,不能整天无所事事,不能好吃懒做……那一刻,我们才发现,父亲愈加苍老,黝黑的脸上,皱纹更深了。

        我们担心父亲的生活,每次去看父亲,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安心工作,别老是回来看我,我好着呢!党家磨就是我的根,就是我的蜜,生活甜着呢,不用担心。

        而父亲,何尝不是我们的根呢!

        老屋就是我们的蜂箱,我们都是父亲的蜜蜂。


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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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盛,藏族,甘肃甘南人。甘肃作协会员、第四届甘肃诗歌八骏之一。出版诗集《转身》、散文诗集《缓慢老去的冬天》、散文集《党家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