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想，开始于那个青涩单纯又充满幻想的青年岁月。

        《青海湖》编辑部来电邀约“本期推荐”之后，从来没有写过创作感想的我，对于其中的个人“创作谈”纳闷了几天，终不知从何起笔。在我的创作意识里，任何一个非自由流露的任务性或命令性的写作都是那么的寸步难行。越是想谈出个所以然，思想却越僵化而空无一物。于是我开始回忆自己与文学之间的缘起——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我的作文《我和小狗》的场景浮现在眼前。自那以后，我对汉字产生了莫名的亲近感，尤其到了初中阶段，文言文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越发让我心存敬仰。这对于一个7岁之前还不会说一句完整汉语的少年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把汉语文课本作为读本的状况上了高中之后才改变。那时我常常能读到《青海日报》文艺副刊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那些直抒胸臆的优秀篇章最终诱发了我创作的冲动。我把日常的所思所感用文字的方式写在方格纸上，过一段时间把自认为够格的“作品”一一投入邮箱寄给青海日报社编辑部。

        大学时光是美好的，我常常在课堂上偷偷练写诗歌，到了晚上又在借来的半截蜡烛下悄然执笔。因为自己尚未发表过任何作品，担心被周围的人发现而见笑。大一下学期，正当自己心情低落、不自信的时候，刊发处女作的《西藏文学》样刊“从天而降”，写给初恋的三首短诗跃然纸上。一度如死水一般的心情终于激起了一阵波澜——像自我解救了的感觉，空荡的内心顿时塞满了实物。这种重量感可谓掷地有声，久违的自信油然而生。

        后来又有一些诗陆续发表，其中最为难忘的是《青海日报》文艺副刊主任、知名评论家马钧老师为看好的一首诗专门寄信于我。信中表达出的认可与鼓励对于生活在偏僻边远地区埋头写作的我鼓动颇大，我在一种无法向他人诉说而又不得不倾诉的性情写作当中重新树起了信心。但是由于阅读量极少，又远离文学潮流，当时的大多作品只是在孤芳自赏。1998年，在集结所有诗文整理成册之后，漠然放弃了诗歌的创作与梦想。回头复出再续的时候，已经是十年之后的2008年了。

        或许是与海西无边的沙漠戈壁有关，一段时间里，我曾把“雪”作为先置意象，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雪”的诗歌创作。我认为“雪”能给予我理解生命、认知万物变迁的方法：一、“雪”的产生、存在、消失以及再生能力，最能代表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二、“雪”作为一个具象，从本质上讲，它不仅是水，更是水源。雪以水的方式滋润大地，哺育万物生长，可以说是所有生命的物质主宰；三、全球温室气体效应下，“雪”所面临的挑战最能隐喻出自我传统文化的流失这一普遍现象，也可以说它直接表现着这种恶化的悲剧。诚然，我让“雪”在诗歌中承担重要的功能和意义，但这种创作方式的局限性也一直困扰着我。自我重复和灵感匮乏， “雪”被写尽的感觉始终让我几陷绝境，倍感焦虑。而两本有关“雪”的诗集也远未完成当初设想的对“雪的精神谱系”的建构。

        “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标签，对一个写作者至关重要。“身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写作。只有“身份”才能让你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纷繁世界找到自己的归宿，从而坚持自己的属性。在藏族哲学命题里，具有“共”与“不共”的属性分类法。有了“共”才会产生“不共”，反之亦然。同样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这种“不共性”是“共性”的身份的延伸，而“共性”又是“不共性”身份的土壤和环境。每个人的写作之路就像刻在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无法与其他任何人如出一辙。这就告诉了我们诗歌不可能拥有一个统一标准或共同纲领。诗歌不允许我们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而是需要自己的天性去超越自己，寻找自己的生命体验，揭示自己与这片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真相，才具有永恒的价值。

        其实每位写作者都具有自己潜在的“根脉”意识，只是对这种意识的态度不同罢了。有些人随波逐流，有些人中流砥柱，前者冷漠无情而后者热情奔放。前者像落叶随风飘散，而后者如鹅卵石紧卧在母性的河床。我认为具有世界性的写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根脉”意识的提倡者，好比一个爱自己母亲的人，才有可能“爱及他人”，才可能胸怀整个人类，乃至芸芸众生。换句话来说就是要坚守个人的“本真”，使得个人意志免遭其他事物的影响和侵蚀。就我个人而言，几乎是在母语文化的反哺下选择了汉语写作，我只有秉持“本真”——族群意识和地方性，才能做到不跟风，不被那些气候和流派所左右，从而更好地完成自我。在确立自我属性的前提下，才能真诚地书写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生活。

        我也曾思考过诗歌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在我的写作经验里，自己满意的诗歌作品只是在内心彻底平静的状态中完成，但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因缘，也就是说与诗歌的“缘分”。至于怎么写、写什么，从来都不是我提前预设的命题，因为在牵出第一句的时候难以预料第二、第三句的走势。有时候甚至无法预料最终会表达怎样一种主题。人的很多情绪在潜意识当中，就像我，时不时用语言的触角“冒犯”人类文明的阴暗面，质问文明的悖谬带给人类和大地的苦难。可我在平常生活中少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在平静状态中写作，似乎是另一个灵性的自我在引导你、暗示你完成自己的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生命个体似乎由他本人和本神构成。人们常常感觉“身不由己”“魂不守舍”“行尸走肉”的始作俑者非本神莫属。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本神对本我的“协助”显得尤为重要。

        每个人的创作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如今的我时常被什么东西堵塞，这种感觉极为奇特——就像一堵透明的墙壁，无形地堵住了写诗的动机。眼巴巴看着诸多诗思被墙那边的风磨蚀、消散。这种原因可能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志得意满，也可能源于心猿意马的纷繁思绪。如古人所言：“诗者，志之所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有的诗没有落笔之前应该是个人意志的居所，它潜藏在内心某一角落。我不想规避自己的现状，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想在浩瀚的汉语诗歌中觅居一席之地是难以想象的。但我相信自己还会继续携带藏族文化的审美体温，在汉藏文化语境的交汇中尝试打开诗意的门扉。

        我认为与其无病呻吟、故弄玄虚地创作，倒不如静候时间的赐予。

原刊于《青海湖》2018年第5期

        阿顿•华多太，藏族，生于安多道帏乡。译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诗选刊》《诗江南》《诗歌月刊》《诗林》《先锋诗》《西部》《民族文学》等刊物。著有诗集《忧郁的雪》《雪落空声》。翻译有诗集《火焰与词语》、散文集《山那边》、诗歌集《月亮之梦》。作品入选近年历届《中国诗歌精选》以及《2017年度十大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