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还有许多多民族小家庭。家庭成员中有汉族、回族和藏族等。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这是为探寻道吉才让帮扶多民族家庭的故事，我走进临潭后最真切的感受。
团结的多民族大家庭让人骄傲，和睦的多民族小家庭更是让人羡慕
团结的多民族大家庭让人骄傲，和睦的多民族小家庭更是让人羡慕。临潭的多民族家庭，遍布全县的16个乡镇。在见到道吉才让之前，我先了解了不少各民族团结进步的事例。
马富春家是我走进的第一个多民族小家庭。“好之啦，好之啦(你好，你好)!”看马富春忙得放不下手里的电话，扎西就连忙把我们往屋子里迎。马富春是回族，妻子扎西是藏族，已故的父亲是回族，而健在的母亲是汉族，马富春还有3个兄弟姐妹，所以这是一个拥有回、藏和汉3个民族两代人的多民族之家。喜结连理的回、汉父母，是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开始。我与马富春和扎西聊天时，马富春的母亲何以代一直站在窗子外面听着，我就起身把老人请了进来，问她怎么和马富春父亲认识的。她笑了笑，说了一句标准的汉语“就那样嘛”。之后就不再言语，只是坐在一旁认真地听着我们说话。不过，我们从她儿子的婚姻不难想象她们那代人的婚姻轨迹，大致不外乎采挖虫草、贩牛羊皮甚至“走牛帮”这样一些往返青藏线或川藏线的艰辛经历，只不过是时间更为久远罢了。
马富春当年跟着父亲马永祯在西藏江达县做生意时认识了扎西，父亲和扎西家是生意上的合伙人。马家在江达县城开了一个兼顾虫草买卖的小卖部，而扎西家给他家提供货源。马富春说，忙活的时候，扎西经常给他家看铺子哩。一来二去，在两家的生意往来中，马富春和扎西就有了感情，后来经大人一撮合，两个人就成了一对子。
我先问扎西，为什么要嫁给马富春，扎西说，“他对我好。”马富春的这一点，只有扎西知道，外人很难看出来。我又问马富春，喜欢扎西什么，马富春说，扎西善良、诚实，对哪个人都好。扎西的这一点，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扎西待人热情而又得体，与我交谈时一直面带着和善的笑容。
一个和睦的家庭让马富春一家渡过了难关。二人结婚后，凡事都是商量着来，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们家成为低保户是因为父亲得了白血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马富春说，父亲最后走时，家里只剩下1000元钱。于是，在3万元扶贫资金的支持下，他和扎西又从头再来。这几年，扎西每年回西藏挖虫草，而马富春则贷款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在川藏线上跑客运。
在一个深度贫困的地方扶贫，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高度
有多民族贫困家庭，就有“多民族扶贫干部”。采访中，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位集多个民族村庄扶贫经历于一身的扶贫干部，他就是先后在一个汉族聚居村、一个藏族聚居村和一个回族聚居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达6年之久的藏族干部道吉才让。这位只有34岁的年轻人，2012年起在舟曲县坪定乡柳坪村扶贫，2015年起在合作市佐盖曼玛乡克莫村扶贫，2018年10月起到了临潭县古战乡甘尼村扶贫。
临潭县的扶贫干部都知道，道吉才让到古战乡甘尼村扶贫是前来救火的。在道吉才让之前，他的前任因帮扶不力被甘肃省委组织部通报之后召回去了，之所以派他来，是因为他在以前的汉族村和藏族村扶贫成绩显著，带领整村群众麻利地脱贫了。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深得信任;另一方面，他是临危受命。
古战乡，在藏语里叫“古尔占”，意为“大帐篷”。一种“字思维”习惯，再一次支持了我的“望文生义”，让我没有考证就接近了它的含义——这个乡与驻守边关的部队安营扎寨有关。在从县城到甘尼村十几分钟的路上，沿途我见到了不少的古城墙和烽燧。所以，经过在史册里求证之后，证实这里就是一个古战场，而甘尼村曾经是那些城墙和烽燧之下一个大帐篷遍地的营地。古老的时光还是存在的，我们似乎穿越了一段交错重叠的历史光阴。
如今的古尔占又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那天一大早，我在甘尼村见到了“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及村里的几个扶贫干部。因为受一路短暂的“时光穿越”感觉的影响，道吉才让给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一个古时的赳赳武士，一身虎气，血气方刚。看来，这的确是一员攻坚克难的扶贫猛将。但是，在接下来我们一起与一些村民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不只是外刚，还有难能可贵的内柔——内宇宙丰富着呢。其实，道吉才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模样的确像一个干部，但他的姿态却不像一个“干部”，因为他的两只手不是插在衣兜里或者背在身后，他的脚步也不是“浪走(转悠)”“浪去(逛逛)”那样慢慢腾腾，而是嘴巴和手脚都在为工作忙活着，言行始终保持着一致。
道吉才让接手的甘尼村的扶贫工作，在全县乃至在甘南州都是一个位居第一的烂摊子，贫困面高达29.7%。他刚来时，村委会连会都开不起来，一开会就是争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道吉才让抬起脚，挨家挨户走访、摸底、宣传。通过深入的调研，他终于发现甘尼村贫困的症结在哪里。从客观方面看，原因和临潭的其他乡村都是一样，诸如自然条件差、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没有脱贫产业和思想观念落后等;从主观方面看，却是干部没有把扶贫政策讲透彻、落实不到位，群众对扶贫政策“艾莱百来(糊里糊涂)”的，而一些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的群众，由此与享受扶贫政策的人产生矛盾，甚至对扶贫政策有消极对抗心理。
在一个深度贫困的地方扶贫，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高度。从几个正在慢慢爬起来的贫困户身上，我们不难看出甘尼村扶贫工作的艰难和“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的扶贫力度。
发展产业是脱贫的长久之计。这些年，甘尼村唯一的产业优势就是种青稞，一亩产300多斤呢。甘尼村的青稞似乎就是在等待道吉才让的到来。道吉才让从青稞的产业链看到了甘尼村的希望。他先找到了村里日子过得最“捏涨(可怜)”而又急需帮助的张永忠，鼓励其带头搞一个商贸综合体。这当然是张永忠做梦都在想的事，但是张永忠没有一分钱呀。为了扶持这个穷人，道吉才让先从单位争取了5万元，然后帮忙给贷了5万元，然后争取了天津东丽援建资金8000元，然后又争取到“五小产业资助”资金5000元，最后看还是不够，他个人又给掏了8000元，共计12.1万元。有了这笔钱，他又把张永忠与另外4个贫困户组合在一起，成立“云间沃野”合作社，选地址，建厂房，购设备，进行青稞深加工，生产杂粮制品“麦素”。产品有了第一个订单之后，他又在临潭县城租赁了一个铺面，动用自己原来在藏族村的扶贫资源，将合作市的“南锣牧场畜特产店”3个店铺与其连成一个销售链;与此同时，他还与临潭县杨家桥的“蚂蚁电商”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其平台促销甘尼村的杂粮产品。这些破烦事，一路的手续都是道吉才让亲自跑下来的，其中点点滴滴的辛苦，张永忠他们当然也知道。
道吉才让之所以这样死心塌地帮扶张永忠，是因为张永忠已经穷得到了“吃不住”(坚持不住)的地步，可谓山穷水尽。张永忠是一个“穷二代”，父母在世时给兄弟几人分家，他只分到5亩地和一辆旧自行车。张永忠家里有6口人，除了他们两口子，还有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张永忠家竟遭遇过5次车祸。10年前，他儿子张尔沙利用5000元的扶贫资金，去学开车并考取了驾驶证。但是，车似乎是张尔沙的死对头，从2008年到2016年的8年间，他先后遭遇了4次车祸：第一次，18岁的他开着一辆货车到四川雷达山拉马，路上车被撞了，车翻下山坡后，他的盆骨被车上的马撞成了粉碎性骨折;第二次是2011年，他骑的摩托车与另一辆摩托车相撞，他被撞成脑震荡;第三次是2013年，他在街道边“冈趟”(徒步走)的时候，被一辆从后面驶来的轿车给撞了;第四次是2016年，26岁的他乘车出了事故，司机当场被撞死，而他则是耳膜出血，侥幸活了下来。大难不死的张尔沙，浑身都是伤疤，却从此与车有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临潭县一所驾校的教练。第5次车祸发生在张永忠的妻子身上，时间是2016年，也就是张尔沙遭遇第4次车祸的那一年，一年之中一个家里遇到了两次车祸，真是祸不单行呀。如今，张永忠似乎已经从绝望中走了出来，讲述自己的这些灾难时竟然面带笑容。
否极泰来，平安就是福。现如今，因祸致贫的张永忠一家遇上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遇上了“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好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
甘尼村的马马力克是道吉才让另一个帮扶对象。2017年7月18日，因为多种罪行被判入狱多年的马马力克刑满释放，并回到了故乡甘尼村。他把这一天称作自己的重生日。
了解了马马力克的故事，我内心已经没有憎恶。童年时代的马马力克是一个命比黄连还要苦的孩子。他出生刚刚4个月的时候，父母离异，又聋又哑的奶奶抚养了他。7岁时，奶奶去世后，他就开始到处流浪，以讨饭为生，经常睡在街道边的水泥地上，吃的是别人吃剩下的饭菜。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刑满释放后，甘尼村的人没有把他拒之门外。
马马力克当然也遇上了道吉才让。2019年，在一个特殊的日子——7月1日，道吉才让去慰问了马马力克，还送给他几身衣服。村上领导的这一举动，让马马力克感动得一夜未眠。知道政府并没有嫌弃自己之后，马马力克更是有了重新生活的信心。马马力克的这一认识，正是道吉才让希望看到的。在道吉才让眼里，马马力克是一个回头浪子，作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他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道吉才让希望给马马力克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况且，马马力克还有一技之长呢。服刑期间，马马力克熟练地掌握了制作“教习头”的技术。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一直想给马马力克找一个事干的道吉才让，就办起了一个扶贫车间，把村里上了年纪不能外出的妇女组织起来，让马马力克负责技术指导，进行规模化的“教习头”生产。去年，他们的“教习头”不仅有了销路，扶贫车间还获得了甘肃省商贸厅颁发的“外贸新兴企业”证书。
此前不知“教习头”为何物，走进甘尼村“教习头”扶贫车间，我才开了眼界，探明了究竟。原来，所谓的“教习头”，就是美发教学中用来练习的假人头。在一个整洁的车间里，只见七八个妇女都正在认真地给那些“教习头”栽植假发呢。至此，我不但知道了什么是“教习头”，还知道了甘尼村“教习头”的来历——道吉才让的发现和马马力克的贡献。
42岁的马马力克至今没有孩子。他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但自从他走上邪路之后，媳妇就走了。回到甘尼村后，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婚姻。马马力克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几个侄子虽然与他有一些往来，但他自己尚无一子一女。我鼓励马马力克赶紧生一个孩子，但他神色暗淡而又决绝地说，他已经不想这个事情了，一方面是妻子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另一方面是害怕孩子出生后知道父亲不光彩的过去。
曾经黑白不分的马马力克有了荣辱观。现实中的他，既在纠结过去，又在纠结未来，而他想在现实之中给过去和未来都划上一个句号。毫无疑问，马马力克是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代价就是如此巨大。
马马力克和道吉才让是有缘分的，是道吉才让温暖了他的生活，更改变了他的人生。分手时，我使劲地握了握已经很“萨卡”(出息)的马马力克的手。从马马力克的背影，我也更为清楚地看见了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的精神世界。
从汉族聚居村到藏族聚居村，再到回族聚居村，道吉才让认为自己其实做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离开临潭时，我与道吉才让互加了微信。一天，他在微信里说：“有些事，对于干部来说很简单，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但对于群众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只有把这些简单的事办好了，才能得民心。”比如在柳坪村，他给群众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买东西难的问题。柳坪村本身就很偏僻，村庄又坐落在半山腰，群众购买生活用品非常困难，只有等“赶营”(赶集)的时候才去县城采购。他来了以后，动员有心愿的贫困户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便民超市，同时发动信誉好的企业给超市送货，而商品的价格与县城超市的商品一模一样。开业之前，几家人需要的营业证啦、烟草证等手续，全都是他帮忙去跑下来的。经过这件事，在村民眼里，道吉才让是一个啥事都“哇尼(能行)”的人。
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作为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经过在3个村6年扶贫，“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对这几个村的农牧民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他在和我的一次微信聊天时说：“在汉族村，觉得群众的文化程度较高，大家把握和理解政策的能力比较强，诉求总是能一语中的、符合实际，这样我们在具体帮扶中有针对性，便于操作;在藏族村，觉得民风耿直，一诺千金，只要是群众答应的事情，哪怕是涉及个人利益，大家都会信守承诺，所以只要工作做到位，就会事半功倍;在回族村，觉得群众思想活跃，或多或少都在村内发展自身适宜的产业，只要在政策上引导好动员好或者说发挥好‘推波助澜’的作用，就会达成所愿、落地见效。”
道吉才让的这些心得，无疑是一个“多民族扶贫干部”富有智慧的经验之谈。作为一个藏族自治州，“九色甘南”因其文化的多样性而更富有兼容性，民族特色在其中则尽得风流。这一点，道吉才让已经给我们展示了出来。
在那次走访的路上，我们几个人吃了养鸡户李永贵的一只土鸡。不吃不行呀，走村串户到了李永贵家，说着说着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一盘香喷喷的爆炒土鸡就端上来了，不吃伤人家面子哩，而且回到镇子上吃饭也不现实。李永贵以前就办了一个养鸡场，因为缺资金难以维系，后来就自行放弃了。道吉才让来了以后，激励了他一下，又把他扶了一把，通过单位给了他3万元。这样，李永贵自己又投了23万元，搭建了一个400多平方米的鸡棚，又养了1000只鸡。拉电的两根电线杆，都是道吉才让个人给掏的钱呢。从去年到今年，道吉才让到他家里跑了不下100次。
这只土鸡应该吃。这是我们一路上在贫困户家里吃的唯一的一顿饭。为吃饭的事，一路上我们都很为难，一些人的饭不能吃，一些人的饭不好意思吃，一些人的饭不吃不行。李永贵这只鸡是必须要吃的，因为我们吃了就等于吃了道吉才让的一只鸡。村民们的温饱问题早解决了，扶贫干部扶贫扶出了感情，吃一顿饭是人之常情，而且扶贫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分享这样的好日子吗?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但我们也不会丢弃群众的一心一意。再穷的人都知道，吃饭是个啥子事呀，一顿饭是吃不穷的。其实，从吃饭问题上就能看出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干群关系呢。
一只土鸡，外加一盘花卷和一人一碗酸菜面，是李永贵妻子的手艺，味道不错，把我们几个人都吃香了。
从临潭多民族小家庭的和睦生活，再到“多民族扶贫干部”道吉才让的扶贫实践，不难发现一个铁的事实：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拔河兮》，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刊于《中国民族报》2020年4月11日
高凯，1963年生于合水，当代实力诗人。现任政协甘肃省委文史委员、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八骏文艺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甘肃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和甘肃省诗歌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优秀专家和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8部，编著40余部。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甘肃省文艺突出贡献奖、首届闻一多诗歌大奖、《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作品》杂志第十二届“作品奖”等奖项和荣誉。曾为《光明日报》“新闻人物”专栏新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