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基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建构
内容摘要：梳理前人相关研究并做大量基层人文社会田野观察，基于青藏高原独具生存环境特性，以“天文”与“人文”二意对举、交叉观察理路，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切入解构青藏高原区域性人文环境及其特色人文精神要素。认为青藏高原文化圈赋存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人文精神，与中原内地文化具有共同的人文思想文化“底本”，又具鲜明地域性特点、民族文化特质和多彩表达样态。汉藏两地文化在根本人文精神上的原生关联与共通一体，从更深层面证成青藏高原传统文化和中原内地文化同属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阐释青藏高原人文环境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根本人文精神要素和特色表达，及与内地文化的共同性、共通性和同质性、一体性，构成中国民族学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文理论建构一个界面。解析区域性民族文化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原生关系和特定人文环境之中华传统人文精神要素在场，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安全，阐释社会公共意识文化领域最大人文“公约数”之所在，助力青藏高原基层社会一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实践。共同基因生成共有传统，中华文化之根本人文精神要素，是辨识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一脉传承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胎记”。
关键词：青藏高原人文环境；人文精神要素传承；同质性与一体性；原生关联；人文理论；最大人文“公约数”
一、研究命题之提出
青藏高原在中华民族版图上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应当重视其社会意识领域赋存和传承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区域性人文环境之中华传统文化根本人文精神要素在场，以及在村落（寺庙）“底层”社会界面国家文化主权安全等相关重大问题研究，助力青藏高原地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国家战略大局。
我国民族学人类学源于欧美及苏联各主要学派，奠基于民国时期近代意义“文化”概念探析。蔡元培首倡“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人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皆属文化的具体事项。”梁启超提出“文化是人类心智所能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包含如种族、政治、法律、教育、饮食、服饰、住宅、交通乃至考工、农事等。胡适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吴文藻等“魁阁”学者引入近代西方社会人类学但未盲从，致力乡村社会文化土壤考释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特质。费孝通解构“乡土中国”人文社会、考察中华多民族历史演进，提出“差序结构”说和“多元一体”论；顾颉刚、傅斯年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1962年夏鼐首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概念；谷苞指出中华民族之“共同性”；杨建新阐释“各民族共创中华”和“同质性”“一体性”等。其中的梁启超不仅是“中华民族”一词表达第一人，还专论“中华民族精神”，从“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与团结”“重德”“重爱国”和“重人文，向往人类大同”五个方面概括核心内涵；梁氏之“重人文，向往人类大同”就是中国伦理强调的正身、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国自古内部各民族能融合相安的重要原因所在。先贤学者有关中华“文化”概念定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探讨，存在一条“隐性”人文研究理路。
改革开放以降，我国人文社科界特别是民族学藏学对青藏高原人文社会探讨，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文献、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医药、科技、建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围绕“铸牢”主题，学界聚焦共同体意识之基本内涵、理论渊源、价值意蕴和铸牢路径等方面，以“文化路径铸牢”探究者居多。但基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理路切入，考察中华各民族共有共享之传统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强调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人文积淀和现状关照等，包括对梁启超已经明确提出的“重人文，向往人类大同”之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拓宽研究不够；针对青藏高原特定文化区的人文思想文化、区域性人文环境状态及其中赋存和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人文精神要素等，藏学界的直接讨论也比较少。
2019年底笔者在一份内部专题研究文本中首用“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提法；2022年7月第六次中国藏学工作协调会上提出开展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郑堆研究员作会议总结时首肯；2024年8月成都第四次中国藏学珠峰论坛做大会主旨报告，界定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等引起藏学界关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官网”和“中国西藏网”等予以重点报道，并写入论坛会议纪要；2024年12月，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五所高校在江苏无锡联合召开“大国学与中国古典学学术讨论会”上再做主旨发言，宣读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获同行认同好评。万果教授提出“藏学由其哲学思想、生态理念、人文精神等主要内涵支撑起来，具有独特的学术性、理论性，是一个庞大知识体系，能够与其他文明和学科体系相衔接”。早在21世纪初，沈卫荣、史金波和日本学者中尾正一组织国内外学者研究西夏黑水城地区人文与环境、汉藏佛教融汇等，具有开拓性。我国地理学界也吁请关注青藏高原人文考察。“青藏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科学界的关注”。“把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变化引起人文环境变化的历史演化搞清楚，对现实状态、未来展望等也都梳理清楚，这将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对青藏高原不仅要进行地理考察，还应该进行人文考察”等。
格尔茨说，“并非每一次研究都要全新地创制理论概念”；“理论观念是从其他相关研究那里吸取来的，在吸取过程中又得到订正，而后运用于解释新问题的”。“人文环境”一词并非新造，相关话语体系中已经存在，近年学界使用范围扩大客观上迎合着人们追求从整体上认知和把握人类文明进步趋势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视域和人文思想文化研究理路，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引下，挖掘青藏高原文化圈中赋存和传承的中华传统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底本”，发现汉藏两地人文交往交流交融之原生关联，及其人文环境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心人文思想文化要素，丰富拓展与中原内地文明的共同、共通和同质、一体研究。
二、研究假设
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就是要探寻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和核心要素——促动汉藏等各民族人文思想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在协同进化、彼此成就、走向一体中存在的“不可观察的文化准则”和“起作用的极少数原则”，揭示共同性、共通性和同质性、一体性，及所以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数千年不离不散的人文“密码”，穿越历史和地域之限在青藏高原地域文化中延续传承的中华文化根本人文精神要素之所在。
（一）人文环境一般认知
元概念角度，“人文环境”由“人文”与“环境”两个词组成。在“青藏高原人文环境”这一复合词中，“青藏高原”是限定语，大致括定区域范围；“人文环境”是中心语，赋予这一概念以核心要义。
“人文”不是外来语，始见于中国古籍《周易·贲卦·彖辞》。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天文”对举，“天文”指自然界一般运行规则，“人文”则是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传统上意在以“礼乐”“仁爱”为教化天下之本，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人伦有序理想社会。
“人文”的原意是修饰、修化，修饰以美、修化以文。《辞海》，“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现代人理解的“人文”，多为人类文化中相对先进的、核心的部分，即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理念和价值观及其规范；“环境”指“人群周围的境况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人文”与“环境”合一而为“人文环境”，更多指向一个社会的环境文化现象，作整体合一理解较为合适。
作为文化或文明特质的“人文”，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诸族文化的典型特征——世界上惟中华文明有着成体系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传承。华夏文明中的“文化”本意在“以文化人”“文明教化”“人文化成”，把人文意义置于首位，语义场景更多作动词解。张岂之说，“研究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周代开始叙述，不但有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选用，而且这个时候的人文精神才具有了足以影响后代的完整理论体系和实践价值”；“当时对于‘人文’的范围限定，既有制度方面，又有文化方面；既有形之于外的，也有藏之以内的；既有物质含义，也有精神内容。这样才能达到‘化成天下’，为天下创造文明的结果。”
“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文化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最核心、最具特点的精神要素之一，开启中华人文思想文化和传统人文精神之思维源头与先河。人文化成，意味着文明或文化之创造是一个漫长的、动态的、拓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动力源泉的人文化成及文明教化之精神力量，其最简单也是最强大的“化成天下”之功效，就是强调通过文化或文明来改变人性、养育道德、形塑社会，形成与自然环境整体上协和，社会自身也更加畅顺和美的人文社会环境。
“人文”自身既是文化，又是诸多具象文化的“共性映射”；人文与文化彼此渗透，相互塑造，二者既有区别，又难以分得开；若称人文就是文化、文化亦即人文，也没有问题。“人文”本身就是一个可做多向度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元概念。本研究对二者的关系定位是，具象文化是抽象人文的实体底座，抽象人文是具象文化的精神本体或总体外相，主要指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整体的观念文化现象。一定场域的文化及其内生关系，构成人文社会逻辑底座，其核心精神要素抽提、外化所形成的环境性人文世界即为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抽象于因而高于具象文化，但又赋存和渗透于所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现象之中，与诸具象文化须臾不可分离、一体两面甚或多面。因而，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型态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文环境样态，以及体现于其中之被核心人文精神要素所左右的社会思想观念体系。在正常社会状态中人文环境所凝聚和展现的核心人文精神，往往构成制度、准则、规范、信仰、习俗、禁忌等制度文化的一般公共意识形态观念基础。
由此，人文环境主要指社会意识领域之普遍和一般的思想观念体系，存在于大众群体的精神理念之中，反映一个民族的长期历史积淀和一个社会健康优秀文化传统，是该文明自身进化发展的“创造物”，其正向教化和规范作用体现在促进人们整体素质提升和社会环境优化。因而，抽象意义上人文环境又可以表达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包括共同体的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等，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属性和稳定性特质。作为隐藏于社会文化实体和现象背后的“无形环境”，即有的人文环境本身对每个个体、家庭和社会单元具有约束力，致力社会公共思想观念体系传承、持守、维护，对日常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现实影响力，构成国家民族之身份认同和文化特性之标识。研究人文环境的切入点，就是基于具象文化及其展演的人文场景，发现各类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生样态，从中抽象、聚意出体现核心人文精神的价值理念和涵摄表达。
（二）特殊自然环境生成独特人文环境
宏大理论叙事必须有长期、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基础，民族学藏学特别强调典型而深入的村落（寺庙）层面田野观察，并推崇朴实精细的学术风格；“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近6年来笔者与兰州大学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团队，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地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拉萨等市（地）和四省涉藏10多个州县做了24次人文环境状况实地调查；又选取喜马拉雅山中段西藏自治区山南和林芝两市12县19个村落和9个不同教派藏传佛教寺庙样本，2023-2024年间历时6个多月集中开展人文环境考察，获取田野点乡村社会、宗教寺庙多样本文化实体和传统地方知识一手人文环境原始数据，多模态影像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及多主题类型的僧俗民间访谈实录，研究西藏村落（寺庙）传统人文社会界面民众思想和本土文化状况。基于青藏高原独具生存环境特性，把自然环境因素纳入考量，以“天文”与“人文”交叉对举观察理路，探究高原文明重要发源地——雅隆河谷流域的地域性人文世界，确认西藏“底层”村落（寺庙）人文社会中大量赋存、普遍传承本土化了的中华传统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现象。
理论上，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会形成不同特征的人文环境。斯图尔德进化论文化生态学揭示文化与生态环境不可分离，世界上存在多种多样生态环境，也就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文化形态和进化路径；如果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那么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就会随着生态的差异而走上不同的道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人们相对一致的生产生计与行为范式，不仅客观上存在活动范围自然限制和可利用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影响，更在于历时性跨度上长期的文化传统累积不同，以及其他多种不可控差异因素共同作用。由于特定区域主流的历史文化传承自成一体，直接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感应、行为习惯、意识理念等适应性文化功能生成，会在公共社会层面表现出鲜明族群性人文特点和地域性文化差别。因而，自然环境差异性越大，社会历史传承越长，人文环境的相对异质特点与具象差别形态可能愈加明显。
青藏高原北起西昆仑山—祁连山脉北麓，南抵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自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西缘，东抵横断山等山脉东缘，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和甘肃、四川、云南、新疆一部，占青藏高原总面积60.6%。其中，西藏高原的特点是海拔极高、空气稀薄，气候干燥、植被稀疏，山体破碎、裸露面大，土地贫瘠、物产量少，泥石流、垮塌、滑坡、地震、洪涝、雪灾、干寒等灾害多发。《新唐书·吐蕃传》载“其国多霆、电、风、雹、积雪，盛夏如中国春时，山谷常冰。”高海拔之大体量山脉与陡峻沟壑蜿蜒起伏动辄数百乃至上千公里，河谷地带与山体主脉多在3 500~5 500米间，不同海拔高差的立地条件、生态物象、温度湿度等区别很大；一个个深藏于高山深涧之中的“沟”使域内部族间社会交际困难、方言习性差别大，廊道、谷地、河川地带间或发育低效率的农牧产业文明，底线上满足着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艰难支撑地域文化创造，使西藏成为世界公认人类生计环境和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之一。环境特征影响文化特点进而形塑人文心性，蕴育出独具特色的高原文明型态。“极高原地理枢纽文明”定然对自然环境深度依赖和高度敬畏，诱发对于生物生命体之极尽关怀与珍爱，形成精神意识特别是在信仰文化方面的神性人文基质。“地球第三极”人文地理单元中生存能力强悍的藏民族等诸人类族群，创造出罕有社会历史和独特人文景致。在社会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间风俗、规范禁忌、思维方式等精神和实体文化方面，秉承样式和意义隐喻必定有别于青藏高原周边及于中原内地，而具地域性文化特色和族群性人文个性。青藏高原文明首先适合于青藏高原地理单元，对其人文环境状态最好保持独特高原文明类型观察视角。
从地域文化特性考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对藏传佛教情愫独有，信仰生活是底层人文世界显著特点，在文化功能适应性流动历史长河中，与所处环境条件和人生诉求暗生密切关联。自8世纪后期赞普赤松德赞兴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桑耶寺，依中原堪舆风水之说选址和按须弥山四大部洲八小洲之佛教宇宙观布局主配殿及佛塔建筑群，本土化的西藏堪舆风水人文与藏传佛教菩萨崇拜及苯教神灵信仰结合，留下各教派祖庭等标志性寺庙选址和殿堂佛塔位向之“藏式”堪天舆地镇魔传统，后世广泛影响到西藏王宫、神殿、昭庙、官邸、宗城、谿卡、庄园、民居等的落地与格局选向，形成一套与所处独特山水风物人格化、神格化、佛教化寓意构建密切关联的“人文化成”界说。虔诚信仰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各族民众受潜移默化长期影响，也将自身安危和家庭兴衰等诸多人生诉求，寄托祈愿于佛菩萨保佑和神山圣水圣物之祭祀与调伏，从而在意识深处和文化特征上普遍生成和持守“天人感应”“善恶报应”“感恩回向”“敬天法祖”等天文与人文对举思维意识特征和文化建构理路。至今底层社会普遍的菩萨信仰、教戒仪轨、祷告祈念与民众日常生计活动融在一起，遵循着信仰文化、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等方面的本土文化逻辑；又通过想象、神化和一系列象征符号，将地理上的高原解释为“神圣家园”，把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致建构为一个理想中的有机整体，宗教寺庙离不开村落实体，民众信仰不能没有藏传佛教，神佛尊奉与山水人文联系在一起。正如才让指出的，“佛教对藏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心理素质、思维模式等诸多方面无不给予深厚而持久的影响”，现如今，虽然宗教寺院体系已不再主导信教群众在社会面上的活动和世俗文化发展，但历史“遗传”的藏传佛教和苯教神性信仰迎合信众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生存本能和心理祈求，引导出世间佛菩萨尊奉与现世界慈悲情怀结合，形成完备的地方文化表达系统，尤以本土苯教天地宇宙观影响为甚。印度外来佛教与青藏高原本土苯教和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碰撞糅合，汇聚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藏传佛教、民间信仰、世俗文化等交互呈现全景式人文“镜像”。其中，对具象文化样态产生关键影响的是特定自然环境氛围因素。
由境内青藏高原及于环喜马拉雅山地，既是世界多种文明碰撞交汇之地，也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区域，且为世界上生物生态与社会人文原生状况保存较为完整的区域。青藏高原地区独具文化现象，将普通民众之生计活动、环境感知、宗教情结和心理抚慰，包括人生礼仪、婚丧仪式、节庆民俗等典型环节，甚至在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仪轨之中，存在与中原传统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系统性耦合。童恩正先生曾说：“对西藏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极端地理环境引致独特高原文明和多重人文建构，使这一重要文化类型走过的历史足迹和现状样态，对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当下和未来有着怎样的“镜鉴”意义，需要学界持续关注。
（三）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内容
科学的研究观察须界定核心学术概念，并在整个探究过程中反复叠置推敲才立得住。各门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域本体，这个本体正是学科研究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在词义溯源基础上界定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并保持义理论证惯一。以基本概念为起始点向各个维度延展，推动具象思维上升到理性抽象，构造学科共同体成员间传递信息理念工具。
基于这样的进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我们暂做如下总体界定：就是指在青藏高原这个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之中，以藏民族为主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接纳中华主体文化，借鉴域外先进文化，守成本土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人文积淀和长期进化形成，体现于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理念、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方面核心人文精神要素展现所构建的一体社会文化环境的总和，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状态。正如中华传统历史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一样，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及其人文精神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原内地文化等多元人文要素与青藏高原本土文化相互影响、彼此交流、协同进化、深度融合的产物，虽然有着自身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和民族文化特质，及丰富多彩的具象表达样态。
亨廷顿·卡恩斯认为：“像任何科学分支里的经验式工作者一样，必须找出自己所观察到的全部事实呈现给他的一般和普遍原理”，使“理论满足‘自发的’心灵饥饿，并最终导致知识”；应当“始终不懈地坚持人类学的最大需求是做更多理论分析，特别是与土著的实际接触中产生的分析。”文化或文明历史渊源长、影响范围广、地缘空间渗透和相互叠加粘合力强，因而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既要看到历史长河中多方位地缘文明交替互动，又要关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次第，还要做大量参与式现状观察，深度“钻探”典型田野点人文历史分层，区分多元文化融汇互构程度的主次，清楚认识青藏高原文明或文化自身的主体性、包含的层次性、交融的结构性，特别是该文化延续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之基本属性，做细致分析和义理抽象。另外，八个地缘国家国土的部分或全部也位于青藏高原，人文环境问题还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关联，关注国际地缘人文环境的影响也不可或缺。
与青藏高原人文环境至为相关的人文因素当属藏传佛教信仰文化。从历史视角考察，“西藏文化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宗教文化，佛教渗透到了西藏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不懂得藏传佛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西藏文化。”但现代考古学证明在印度佛教进入西藏之前，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很早就有了远古文化交际；有人际互动即有文化互构，人文思想理念交融吸纳从而产生原生文明关联，渐次沉积于村落（寺庙）底层人文社会的宗教信仰、地方文化、风俗习性中。青藏高原民众特别是藏民族历史时期虽曾基本信仰藏传佛教，但古老的“中原文化中的五行、八卦”，以及“礼或礼仪概念”，则是本土苯教文化及民间信仰的“底色”，与中原儒学道教等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且名目多样的民间神灵信仰又被植于了中国化的藏传佛教。实际上，青藏高原诸多的藏传佛教寺庙也并非一些人浅表认知的仅为宗教活动场所，而是青藏诸民族地域文化传承综合体；历史上的宗教寺院不仅以弘传佛法教义为其主旨，藏汉佛教交流译解和融汇传播等主要由宗教寺庙体系承担，也是门类众多的藏汉等民族古代丰富世俗学问交流互鉴的专业研修和传播机构。因而，“藏传佛教虽有来自印度佛教的成分和基因，但主要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植根中国土壤逐渐发展起来的信仰和文化体系。”其间，印度佛教在中原播化与中华儒道玄融合而为中国佛教，禅宗等向青藏高原地区广泛渗透之际，人文文化进一步从中原“母体”输入青藏高原文化“本体”，其形成之“殊相”体现高原文化的地域性，而“共相”则显著体现中华传统文明的统一性和一体性。印度佛教之中国化，根本的也在于“心性”佛教哲学暗合了中华传统人文哲思，实现心性思维与体系性的中华传统人文文化耦合而被纳入中华文化人文大系。印度佛教影响了青藏高原文化的历史进程，但对青藏高原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进化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者首先归于中华传统本土文化，以及中国化了的藏传佛教和本土苯教。
在历时性上观察青藏高原人文社会，还须重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等特殊社会历史过程；文化心理和情感方面应抓住藏族文化为主的青藏高原地域性人文文化表达个性；还有与南亚和中亚地缘国别文化的历史交际和影响程度；近代受英印殖民势力侵扰引诱西藏与中原关系疏远，出现地方上层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等问题。这些因素对青藏高原区域性人文环境形塑及人文精神要素凝结都曾发生影响，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现象中寻找马克思指出的“不可观察的文化法则”，发现人文精华、剔除文化糟粕，阐释区域性人文环境与中原内地的共同与差异。而在其现时性上，重在关注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的融合性、相对性、趋势性，包括民主改革以来对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彻底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弘扬，以及红色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等。注重发掘和提炼蕴含于大量具象社会文化事实中的优秀人文传统、人文理念、人文价值和人文规范等，以及青藏高原现状之人文环境内涵、结构、层次、功能和社会作用，探究区域性人文精神要素与中华文明之人文思想文化在底层逻辑上的共通共同、同质一体，特别是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贯通、价值统一、结合践行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力求客观描述而不放大个性和差异，分析提炼又不夸张共通和一致；在多维个性挖掘解意中凝练“同质一体”得以共生之“人文化成”以“化成天下”的共同思想文化基础。
村落（寺庙）层面的深度实地田野调查，重在微观人文景象抽析解义、多点位主题样态比对分析、区域视野面上提炼概括等，揭示与中华传统主体文明相同或一致的底层人文逻辑和精神内涵要素，寻找国家和民族必然统一于一体的最大人文“公约数”。要域和廊道历史过程、村落和集镇文化沉积、藏传佛教及苯教代表性寺庙不同界面的田野“钻探”和文献挖掘、收集整理等，全要素探察和体验丰富的经验文化事实，做人文思想和文化理念的共通性推演分析、同质性学理抽象，及其典型表现形式的文化样本组建构。就已进行的田野点实地观察一再表明，青藏高原村落（寺庙）底层人文社会赋存和传承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事实，犹如中原内地历史文化“换了装”的一种异地遗存。不禁推想，中原内地古代社会某一时段类似的人文文化和宗教信仰现象是否广泛盛行过——中原和内地其他地方部分已经消失或正在成为“隐性文化”的一些传统人文思想和文化现象，如天人感应、四灵九宫、阴阳八卦、五行推算、堪舆风水、地王财神、七七丧祭等，竟较为完整地保留在青藏高原上！洪堡说过，“文明可以从一个民族内部产生出来，随后便成为那种不总是能够得到解释的精神升华的见证。反之，如果它从异邦被移植入一个民族的话，它可能会传播得更加迅速，并且也大概会更广泛地渗透进智慧状况的所有领域”。由此，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或许是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历史景象的某种“复盘”；不仅是一个民族学藏学研究命题，一定程度上会否成为中华传统历史文脉延续现状探究的一个地际剖面而有科学考察之必要。
青藏高原文明从一开始就介于西南印度文明、西部中亚文明和东部中原文明的包围、交接之中，并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始终同这三大文明发生密切联系和交汇。基于人文环境建构导向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原生文化基础和内生久远动力，这种“文化的地理枢纽”现象之解构与建构，关乎中华各民族文化自身和族群共同心性的普遍、深层之理念取向、价值判断和行为导向等的自认与互认，同样关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多元与一体之格局何以形成。国家层面的人文环境共同体理念一旦成型，就会成为生于斯长于斯之各民族对祖国“大家庭”认同的深沉而持久的人文信仰，从而使涉“两亚”方向之国际地缘人文环境方面的科学研究，就具有了维护祖国文化安全的特别意义。
三、青藏高原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要素
青藏高原特殊自然环境影响区域人文特质，其中的人文精神之生成机制与核心要义，以历史传统、价值体系、道德精神和行为准则等形式存在。这些精神要素本身源自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实践创造与历史遴选累积，因而有着彼此认同的广泛心理和文化基础。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环境与中华传统文明的原生关系，将顺乎逻辑地关注共铸共享之人文思想文化的核心精神要素。
（一）青藏高原地域人文特征
佛教传入是外部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中国，被本土文化吸收改造而为中国化的汉传和藏传佛教及南传佛教，根本上实现了佛教与中华传统儒道人文思想和青藏高原苯教人文文化的交融汇通而纳入中华文化圈，从而以相似甚至共通的信仰文化心理追求，构成汉藏诸民族精神意识领域一片“互通地带”，以普遍、公认的价值和理念要素在信众思想意识上留下深刻人文心印。多元文化的广泛交际汇通，既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释、道“三教”合流，又催生出诸多民族的宗教、文化、艺术、建筑、民俗等灿烂文化形态，形成特点鲜明、内涵丰富、型态交融的中华人文文化符号系统，深度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和发展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整体形态。整个青藏高原文化形成和人文环境状态，也同样烙上了中华传统文化、藏汉佛教以及苯教文化的印记。这种人文思想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和共通性，相当程度上也存在于历史时期青藏高原地方统治集团的执政意识、施政行为和与中原王朝关系处理的政治文化中。
早在前弘期，汉传禅宗文献既被汉藏佛教学者大量译成藏文在吐蕃流传。入藏禅宗融南北禅、以南禅为主，掺杂诸多神仙方术、道教、玄学等中原内地人文思想元素，在汉译藏的过程中又吸收一些苯教观念，形成释、儒、道、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宗教思想体系；汉地禅宗融合的诸多中华人文思想要素，浸入藏传佛教文化活水源头为其主流文化所接纳，在这个意义上汉藏佛教信仰一脉相承，禅宗信仰是一个确凿的例证。中华人文思想文化的种子随禅宗教理信仰广泛播撒于青藏高原，催生藏传佛教成为中华传统宗教文明一部分。我们看到，藏传佛教和苯教文化深度形塑的青藏高原文化是一个整体存在，其人文演进历史和文化特质、社会功能和表现形态、结构层次和内核元素等，作为意识形态观念形式和人文化成之精神传承，在独特自然环境中不断超越个体而趋于“集体一致”。青藏高原文明何以不会取向南亚和中亚，而是在保有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历史性会通和趋向于中原文明，悠久厚重的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长期浸润熏染功在首位。
由于人类族群性的需求时常相似或相近，由此产生的文化功能要素与结构特征就具有了共同性。至少在多元文化间做比对研究，识别文化的多重性和共同性之基础的一系列恒定因素时，也能离析出导致差异的影响因子。这些相对差异的因素往往存在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亲属伦理等方面，渗透和体现着不同民族特有的情感追求、价值理念、习性特点，显示出各该民族全体成员相对共同和较为一致的区域性文化个性。我们试对青藏高原的区域人文特征做如下概括：
第一，高原独特原生文明。青藏高原文化是世界高原文明类型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其人文社会的任何进步都具有整个中华民族和世界性人类文明进化意义。地缘和民族文化总体叠合同一，自认为当地的就是传统的、传统的就是原生的，是青藏高原人文思想文化突出特点。传统风俗牢固性和思想理念保守性力求赋予其文明以原生和本土意义。历经吐蕃王朝和“分裂时期”长期部落族群人为与自然的融合，藏语言和文字作为“官方文化”总体覆盖，大致形成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语方言文化区。藏文厘定后使用千余年基本不变，稳定性完整性和文化传承的体系性促成高原文明近于原生和相对同一。藏语藏文、藏传佛教、藏医藏药、藏戏歌舞、牦牛藏羊、酥油糌粑以及神山圣水圣湖等文化符号，成为传达高原文明常用词汇。
第二，传统宗教人文社会。藏传佛教是青藏高原传统文化的核心，历史上各教派寺院体系主要承担着族群地域文化传习发展，仅文献典籍保有总量居于各民族第二的高位，是罕见社会人文现象。共同的藏传佛教、苯教和民间信仰文化维系着高原文明宗教社会特性。佛教寺庙、宗教节日、超荐法会、民间祭祀和朝拜活动多，佛像、佛塔、法器、圣物等供奉于家庭空间之“中心”。相当程度上宗教信仰文化贯穿普通民众个人生活史和家庭生活史，也渗入生产生计活动诸领域，指引村落地域单元的民间节庆、祭祀仪式等习俗文化。宗教人文思想渗透在人伦等级、婚姻家庭、丧葬礼仪、社交方式诸层面。许多被信仰文化神化了的近乎原始的一些行为、理念、仪轨等认为神圣不可丢弃。
第三，物质环境文化类同。青藏高原各民族共处世界屋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生产设施条件相近，多数地方气候地理和资源禀赋类同，产业经济以高原种植业和高寒畜牧业为主，或者半农半牧生产交错，人的生物性需求与资源要素供给大体适应，有较高的外部环境比照一致性。主食以青稞小麦和洋芋豆类油菜为主，蔬菜水果很少，肉食以牛羊肉居多，一般忌食鱼类。在地缘和族际关系上，一些传统部落或家族门第喜欢附会到吐蕃时期的望族名人或者法王教主。雪域神山圣水信仰文化符号整体性地表达着地缘、人文、习俗等在地域空间关系上的相互认同。青藏高原文化对高原环境的适应和对低海拔环境的不适应同时存在。但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家涉藏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关怀扶持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域外现代商业文明快速进入，与内地环境条件的差别也在缩小。
第四，济世安逸摄取有节。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却挚爱为雪域“天堂”，物欲寡淡且易知足。当地人对“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能抄袭来作为自己的生活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藏传佛教大乘教义倡导普度众生、慈悲利他、善待一切的教化，塑造了施舍、利众、怜悯、安逸、忍让的群体品格。歌舞多姿、粗狂豪放、嘹亮悠扬是典型的自足心态表达。藏传佛教视雪域高原为观世音菩萨领地，一切有情众生得到诸佛菩萨护佑和恩赐，是自身幸福安逸感的信仰文化来源。高原文化特别强调对自然索取有度，包括有节制的宰杀牲畜和生活资源利用，滥采与挥霍被认为是对护佑自然之诸神的不敬和对佛菩萨的冒犯而遭群体性忌讳。慈悲济世、敬天畏地、感恩回向、勤俭节制是深植于骨子里的人文情怀和具有强大惯性的群体社会品格。
第五，生命生态极尽关怀。藏传佛教哲学本体思想认为转生为人实属不易，一切无量中尊生命体之寿数为第一；佛教义理长期教化的无量功德，就是发现和实现每个人原本具足的生命关照和慈悲心力，视人自身与诸生命体平等、概为同仁；僧俗信众普遍追求心性清净、慈爱悲悯、乐善施舍。尤其与中原中医药学说有许多共通的藏医藏药学认为人与自然原本一体，宇宙自然中的一切信息都在人身上有着对应的投射，遵从众生平等、万物有灵根本法则。自原始苯教就有比较成熟的崇拜自然、护佑自然之教戒与仪轨，神山圣湖、圣地圣物祭祀朝拜至今在继。尤重水源祛污净洁，保护自然生态和气候环境。因生存必需而获取和利用资源，对诸佛菩萨和自然万物感恩礼敬并以宗教与民俗混合的信仰仪式回向。系统化的藏族传统生态哲学伦理和道德实践，包括原始素朴形式的禁忌文化中一系列“环保”规则渗透于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无处不在的神灵“护佑”和宗教戒律，也使人们不得不保护自然以免于某种“惩罚”。
当然还必须看到的是，青藏高原部分地方历史上特有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体制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等特殊历史因素，对社会人文历史和区域人文特质留下重要影响。加之至今青藏高原诸多民众实际上仍在信仰藏传佛教及名目众多的民间神灵，反映了青藏高原文化区人文特质的多重与多面。在基于田野人文视角对其社会历史和活态现状观察研究时，还要特别注意甄别一些负面的传统文化影响因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青藏高原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要素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5 000多年延绵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中华历史文明凝练出的核心人文精神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型态，其中的人文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标配”，植根于各民族族体意识深部，构成同质性与一体性之原生文化基础。人文基因生成文化传统，进化发展而为体系性文化样态，形成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诸族文化之基本特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自然要关注到人文思想文化核心要素的同质与一体。
马克思把文化划分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一切可观察到的行为、制度和不可观察的文化法则等两部分，可以说文化贯穿于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可观察的文化法则”当是隐形于具象文化背后的精神理念、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等，指向精神性质的思想理念方面。列维-斯特劳斯观察到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都深藏着一种内在的、支配着表面现象的结构，尽管社会文化现象非常复杂多样，甚至极度无序，但在其中却蕴含着某种深层的统一和系统性，只有极少数的关键原则在起作用。
文化是人们为了生存下去而适应自然的一种机制，而没有符号和象征就不会有文化的产生。人文环境作为具象文化的抽象表现型态，就其存在的意识形态观念形式而言，是一个可以被人们明确感知的文化功能指示系统，亦即对象自身运动规律的抽象符号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及其核心精神要素，就是揭示青藏高原社会族群在精神意识领域集体创造和遵从的一套符号体系。但要将诸多极为离散和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构想到一个统一体，即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及其特定人文精神要素上来，仍然是一项棘手的跨文化比对和抽象。
基于前述，我们试对青藏高原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要素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即从社会成员个体心理层面看，一般地表现为“慈悲善良、利众利他、敬畏天地、感恩施舍、诚实恭顺、克己中观、尊师敬老、忍耐礼让”等共同遵循的一套基本理念。尤以“慈悲利他”为最普遍、最高尚的人文价值尺度和精神理念追求，在整体的人文环境意识形态中居于中心位置，最具青藏高原地域性族群文化之人文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特点。从全社会公共集体意识层面看，主要体现在“中华认同、天下一统、护国御外、倾心向内、中道和合、利益众生”等方面，是全体社会成员普遍持守的精神理念和行为规则，构成包括藏族在内青藏高原各民族“集体意识”中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核心要件。这也是汉藏等中华各民族思想文化和精神意识中原本就存在和一体所具有的“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等家国人文情怀的核心内涵。
青藏高原传统文化或人文环境的这些特色精神要素，是全社会成员历经数千年历史长河集体“理性抽象”和持续“蒸馏升华”凝结而成的。已经成为脱离了诸具象文化实体形态而相对独立的普遍精神意识和思想观念，是体现于民众日常生活不自觉人格心态的人文本相，覆盖面广、普适性强、抽象力高。这些根本人文精神要素和价值理念好似一张“无形之网”，把全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则等“格式化”于其中；其核心精神理念表达的每一个关键词，如同公共思想意识领域中的“单元网格”，激励、训导、培育、熏陶、规范着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活动的一切，形塑彼此认同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意志行为和价值追求。
这些人文精神要素之整体涵摄和共通多维的思想意识特点，还可以从历史传统、思想理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维度上探查。其中的人文传统体现人文环境之历史传承，人文理念体现人文环境之核心取向，人文价值体现人文环境之评判准则，人文规范则体现着人文环境的规制约束，共同维系高原文明之精神要素的生成、承续、甄选、弘扬；既构成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深层结构，也体现该地域或族群人文环境的精神内涵。这些社会成员一体秉持的思想理念和精神价值以一种“社会环境状态”存在，生活于其间的共同体成员对“环境指示系统”的类型归属、功能作用等的感知与遵从，表现于诸精神理念发生作用时所指向的特定人文场域或情景，及对具体“文化行为规则”的自解和认同之中，导引和规范全社会有序运行。即使作为族群文化和区域人文基本标示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如果仅把它看作是一种表达思想与理念的符号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其差异性也将不再是主要的，真正有意义的是语言和相应的文字一体传承和共同表达了什么。
人文环境精神要素蕴藏于族群民众之思想意识、日常言行、举手投足间，“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有着广泛认同基础，其具象含义所指和落地践行规则普通民众可谓“妇孺皆知”。这些精神要素和行为准则一经凝练形成，比之于其他文化因素在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体系中便居于“基础理念”位置，不自觉地起着对文化成份和价值观念的整合、筛查、沉积、裁汰等功能和作用，使青藏高原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和融入的域外健康文化要素源源不断汇入中华民族共有人文思想和文化大系；对其中必然出现的糟粕和不适宜的文化成份进行分流、稀释，或者淘汰、消解，导引着区域性民族文化顺应时代文明发展大势向先进文化方向进化。虽然青藏高原人文环境之具象文化型态有着自身文化的层次结构和功能回应方式等，但蕴含于其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之本质属性，与整个中华民族、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殊途同归、万流归宗、汇于一体，某些方面可能还持守地更好或更有特点。
“异文化”的人们对于该文化的最先感知，不一定从高原文化之最具标志性的深奥经典文献开始，甚至也不完全在实体文化过程的直接体验，而首先是从该文化的外在“氛围”即社会人类学所谓“文化的屏障”上感知，和从世俗化、大众化的一般民众言论行为和文化实体符号上开始的。而这些人文精神符号要素之外在化、具象化所构成的人文世界，正是我们研究的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文化现象。因而青藏高原文化之人文思想要素广泛存在于具象文化现象之中，亦即存在于精神、制度、物质文化诸层面，及与之相对应的人文社会文化和人工设施文化环境之中；由于人文环境必然不能离开自然环境及两者总体的和谐状态，因而与广义人文环境状态直接关联的部分自然环境因素，也被纳入人文环境影响要素考量范围。
青藏高原人文社会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医疗康养、民风习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考察研究，具体如人文历史、社会形态、典章制度、伦理规则、宗教哲学、语言文字、音乐戏剧、文学艺术、典型人物等；还包括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自然科学内容如天文历算、藏医藏药、建筑技术、民间工艺等；特色文化方面包括生活习性、风土民情、文娱节庆，甚至历史上曾经的高原战事人文现象等。青藏高原人工设施文化，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民生的等主要方面考察，具体如文化、教育、信息、宗教、民居、产业、交通等包含的人文思想文化要素，特别是体现于其中的中华民族“以文化人”而“化成天下”之统一意志和国家文化主权在场等人文文化关键因子。
对人与自然互动状态认知，涉及与市镇、村落、居民点、学校、集贸市场、宗教活动场所等直接相关的一些自然地理单元，如所在山系、流域、沟壑、植被、土地、荒漠，以及海拔高度、地形地貌、自然灾害等外部自然条件因素的匹配影响和利用状态等。但狭义上的青藏高原人文环境之核心人文精神要素研究，重点还是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方面。即数千年乃至更长历史长河中原内地文明与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相互激荡、传习交流、融合互补、彼此成就的浩瀚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建构、夯筑、沉淀为同质一体的中华人文精神坚实底座。这是中华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漫长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打在青藏高原各民族人民思想意识深处的“精神长城”和“人文心印”。
（三）青藏高原文明传承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
一个较大地理范围内不同区域类型的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现象部分首先会在相互认同中叠合融汇在一起，其中最具原生性质和个性特点的文化现象能够驻留更长时间，形成人文交流的“历时性差序”表现。中华各文化区或文化层及其结构功能中的人文文化要素较为共识、深沉、稳定，会沉积为个体思想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中具有同质一体特证的共性人文基质。由于这些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为中华各民族所共创，形成维系国家认同、社会互构、民族和睦、聚落互嵌的极富韧性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软实力核心。
楼宇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以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青藏高原文化的特色人文精神要素是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一个部分。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千百年来的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交流，文化互相学习、血统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又是你、我又是我”，逐渐产生并形成公认和互通的人文心理，进而人文文明与政治文明逐渐结合，凝聚出两千余年传承不衰的中华一统政治人文和制度秩序。人文环境就是这种时代传承、多维展示的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体存在状态，其意义可以被视为潜移默化的中华民族灵魂的一部分。
中原传统文化有丰富人文典籍传世，就著述载籍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以三玄、四书、五经为其渊薮；由学术统绪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自东晋以后，历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降印度佛教逐步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又一组成部分。“在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伦理、文学、艺术、习俗等都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传统文化所指人文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包括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中庸道统、致中和合、和成天下等一套儒道学说为主的教诫，形成符合“仁爱”理念和“礼制”要求的人伦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学说可视为一种人文文化，以“修齐治平”为天下己任。尤其“以文化人”“化成天下”之文明教化功效被拓展和发挥到了极致。许倬云认为：“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一部分”，“与犹太—基督教义中‘人’的地位相比，中国的‘人文’二字，具有更重的分量。”
青藏高原是一个体量巨大的人文地理实体，自然景象独特且文化现象灿烂多样，多层次、多元性特征显明，积累了丰富人文历史和文化景象。从历史传承看，青藏高原本土修史编志之文化积累可以上溯到吐蕃时期，有现存8世纪丰富敦煌吐蕃历史文献为证。百科全书式藏族“十明”文化几乎涵盖了古代文化类型的全部。论传世图书文献种类和存量，有高原历史上政教不同发展阶段之史论传记、哲学文献、论道文集、宗教仪轨、指南文论、时轮历算、文学艺术、工艺科技等代表性著作，高僧文集、高僧传记、寺庙寺志等人文典籍众多，数量庞大的各时期藏传佛教（包括苯教）文献构成历史文化典藏主轴，文献风格、文本体例、记述类目等显著受到汉文化传统之启迪和影响。20世纪初根敦群培等藏族学者即已开启治学著述之人文主义思想方法，研究及于敦煌吐蕃藏文历史文书而产生影响。虽然许多藏族史籍充满对藏地社会历史之佛教主义曲构，但剥去其史学建构外衣，仍能看到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物事件、山川风物、伦理人情、习俗禁忌等所做与中原内地十分类似的“人文化成”阐释与界说，且同样以文、史、哲合璧为其显著特点。尤以文成、金城两公主嫁蕃开启官方和民间多渠道人文交流，一千三百余年间与中原文化的直接和深度交融而结为中华文明统一体。“西藏和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互动远比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互动深入和广泛的多，汉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印度文明对西藏文明的影响。”
青藏高原文明一脉传承本土化了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中道和合、敬天法祖、四灵九宫、五行八卦、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等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要素，甚至能找到作为华夏历史文明源头的“河图洛书”的影子，大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看到，青藏高原文化中这些本土化的人文思想理念，与中原内地文化儒释道之“中道”，执两用中之“政道”，天人合一之“合道”，以及“会通和合”“和而不同”“和成天下”等在精神意蕴上的统一与同一。加上汉藏佛学无碍交流圆融，既同源于释尊佛陀教化，又根本上实现与儒道人文和苯教文化有机融合。青藏高原丰富多彩的文化经验事实之下深层的人文结构和思维模式，显然与中华传统文化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原生关联。共同基因生成共有传统，进而有着共同精神品质，是辨识包括藏族在内中华各民族人文思想文化一脉传承中华民族根本人文精神要素的“胎记”。
人文精神核心要素本身就是跨文化区的，在中华多文化圈、多文化类型的区系文化层次和结构功能中，以共通性、共同性和同质性、一体性之形态在“共通地带”稳定存在，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般人文基础，从而成为各民族拥有统一国家和族体身份的一种标识。人文精神体现中华文化突出品格，是中华文明自带的进化发育现象。中华文明之赓续不衰，其动力源泉和一脉相传的就是这种人文本体精神，体现中华文化或文明强大的社会化育功能。中华族群集体意识蕴育出的这些精神理念、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行为范式等，是中华民族共有思想意识的深层内核和“压舱之石”；中原内地文明、青藏高原文明、中华各民族文明共同构铸了同质一体的中华人文精神坚实基座。这就从更深层面上解释了青藏高原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为什么千万年来始终围绕祖国内陆地区旋转而“东渐”和“北上”，并最终汇入中华民族文明历史江河；也揭示了为什么青藏高原文明不会“南下”进入南亚文化圈，也没有“西行”而走向中亚文明区之历史必然。
四、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重要意义
青藏高原传统文化及其区域性人文环境状态探讨，是赓续中华各民族共创优秀历史文脉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共同需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文理论建构
从青藏高原相关历史文献梳理到多主题和多样本田野实地观察，基于人文理路和视域发现青藏高原文化中赋存传承着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同质一体之本质特征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虽然至今活态延续的相当一部分地方知识或民间文化事实及其思维方式仍比较原初、素朴，甚至迷信、唯心，但在理念特征、界说模式和价值寓意上，与内地文化等在历史上对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事件的人文化成界说理路和意义表征有着令人惊讶的同一和一致。说明青藏高原历史变迁和文明演化养育的精神要素、内涵意蕴和功能属性等，必然地与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稳定传承的主流人文思想及其文化类属，以及体现于精神文化诸领域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要素融为一体。
青藏高原传统文化是中华诸文化圈中比较特殊的一块，在惯常情况下容易看到文化型态较有个性和差异一面，同质性、一体性之解构较之于其他文化区存在“屏障感”而有一定难度。但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意识创造活动的产物，其核心要义完全可以包涵超越时代、超越地域之人文基因和价值要素。近年民族学藏学界同仁集中从不同侧面揭示汉藏两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和青藏高原文化中包含诸多中原等地文化要素或成份，也印证了我们基于人文视域做出相应理论概括是时候了。青藏高原重要地位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研究，要重视解构其区域性民族文化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原生关系和特定人文环境之中华传统人文精神要素在场，阐释社会集体意识领域最大人文“公约数”之所在。关涉青藏高原地区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应具备这方面的特定解构能力，非“阳春白雪”式论道或通识性解说可以止步，和谐人文社会环境营造显然是国家战略大局需要。
人文精神聚焦文化共相，具象文化展示人文精神共性要义。人文本体彰显人文精神原发性、多重性、先进性，从而影响人文世界进化方向。人文精神之于文化，尤如宋明理学之“月印万川”的道理，它以具象文化为实体底座，以意识形态的观念形式覆盖性地存在。人文环境作为国家民族精神家园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影响面极广的思想观念体系，在青藏高原地区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中有着特定位置，是国家文化主权在场重要表征。不同区域板块人文环境共同构成国家层面统一的人文环境，是中华民族共有历史文化一体进化发展“见证物”。中华文化之不同文化区人文环境虽各有款曲，但其核心理念本身所具有的同质性与一体性，是种种文化具象或个性特点所不能摆脱的中华文明基本标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有机统一文化格局之力证。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及其人文精神探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自我铸牢应有之义。
“藏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高度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包括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实体形成。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及其具象文化事实是中国特色藏学研究主体，它不仅是民族学藏学领域共同体意识“铸牢”命题之一，还存在国际涉藏话语体系设置和话语权争夺现实需求。自主的涉藏话语选项和体系效能建设，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藏学在国际涉藏领域的话语权能。以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特有之天文与人文对举研究理路拓宽青藏高原传统文化研究内涵，丰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之民族学藏学“铸牢”人文理论原创性成果，有望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学术话语一个自主方向。实际上我国藏学在本质上并不片面强调学科对象的族群属性，而是以中华历史文明范围内之族群性地域传统文化为总体研究对象，包涵了青藏高原文化的多源流、多层次内容；其中，青藏高原传统文明中的苯教文化和多样态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等本身就传承着丰富的“藏式”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现象，尤具挖掘研究价值。
人文环境之核心精神要素可以跨汉藏等诸民族文化存在，是多类型文化区和文化层及其结构功能中同质一体的稳定内涵要素。人文及以文化人、文明教化、人文化成等既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基本思维方式，又是文明实践创造根本路径。人文思维和人文实践，植根于中华各民族共同文明基因、覆盖中华传统文化主要领域，为各民族广大民众所日常践行，应当是中华传统文化诸要素中的最大公约数。由此推之，中华文明之各文化区系和各民族地域之本土文化，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同样存在原生关联，致力发现其共通共同与同质一体之所在，从而揭开了民族学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人文理论建构新界面。
正确的理论认识来自科学的田野提炼。真理往往是简单的，一切复杂现象都可以找到最简洁的解释。同质、一体之人文本体，应成为中国民族学理论之人文思想话语体系建构一个方面，致力创新人文语境和学术生态，对学科发展和实践要求做主动回应，或是中华人文特质和中国文化气派之中国民族学藏学话语体系建构一个方面，为青藏高原和谐人文社会建设助一臂之力。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综合考察研究，是一个迟早进入人文社科甚或多学科交叉研究视野的重大科学命题。人文环境研究就是要契合中国青藏高原地区之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这既是研究之目的，也是根本意义所在。
（二）助力青藏高原基层和谐人文社会环境建设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对村落发展的导向之一是自治、法制、德治相结合，重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以应对新形势下遭遇的乡村治理危机；强调被各种因素侵蚀了的传统优秀共有价值理念，重建农村公共精神价值体系，并赋予新时代内涵，匡正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行为。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乡镇以下村落基层人文社会特别之处，就在于一定程度上“残留”有政教合一历史过程形成的“村落-寺庙”特殊社会结构；且藏传佛教各教派寺庙在底层民众社会仍然维持着地域性宗教信仰和传习地方文化作用——虽然表象上不是很显眼，或一定程度被“人为”地掩饰着。一些历史名寺有相当社会影响力，形成地理空间与人文社会叠合特定人文地理单元。基层村落（社区）社会是“上层建筑”的一般基础。理论上村级不属于一级政权，法律定位“村民自治组织”，但实际上它被上一“层级”赋予了一定行政功能。无论从哪一个维度上讲“村落—寺庙”都处在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基础位置，和谐社会建设至关紧要。
加强“铸牢”研究助力建设青藏高原和谐人文社会，学界从较高理论层次和涉及面比较大的“共性”“共铸”等述说者众，但我们多点位多层面的基层村落（寺庙）人文社会田野调查、实地感受和与干部群众广泛接触、深入访谈的事实表明，这种论说与基层一线工作者遭遇的实际难题和僧俗民众真实思想状况间距离较远，针对性和切身感都不够强，且易归于大话套话虚话之列，难以解释共同体教育实践中基层干部与僧俗群众之间时常遇到的诸如汉藏族源、文化渊流、历史交际、宗教异同、仪轨隐喻、禁忌象征、风俗判读等方面众多具体问题。主导性话语能够被广大干部和僧俗群众听得懂可接受起作用，密切关联于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实际问题和群众日常生产生计活动，深化实化和针对性地做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教育和实践活动是一种非常普遍且紧迫的需要。人文精神要素稳定存在于村落（寺庙）各民族群众之“集体意识”中，是日常言论和行为习惯不自觉遵循的一般法则，真实人文环境状态之针对性深化研究和准确阐释，显然有助于和谐人文社会环境营造建设。
当今，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浸润和浇灌着乡村思想文化阵地，逐步主导西藏和谐村落人文环境发展大方向。要格外重视历史以来中国政治文化所展现的强势社会人文塑造功能，发挥好党和政府的主体作用。新时代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各民族心理和文化交流互融形成的共有价值裁量准则，是人文精神要素在新时代的集中表达，为历史所规循的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之时代赓续，两者在价值意蕴上一脉传承。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人文情怀、道德观念，都沉积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为构铸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新的人文思想和价值观念基础，引领互动共进正确方向。因而当下之人文环境研究，还应特别注意与青藏高原地区正在开展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主动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动契合，面对基层涉藏民族地区遇到的具体问题、思想困惑、知识短缺等，突出提高干部队伍和僧俗代表性人士的认知认同，以“人文化育”之布道精神达成“化成天下”之利益功效。
国土统一、族群和睦是国家最高利益，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涉及广泛领域，一些重要问题尚需加深探讨以正视听。梁启超说，古代之中国“所谓国者绝无界线，惟以文化所被为推移，拥有广漠之国土。”这项研究当在新的视角上进一步阐明自古以来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辽阔的青藏高原，本来就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独有，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共有；要清楚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本来就不是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文化独自创造，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应明确青藏高原和谐人文社会建设本来就不是哪一个或那几个民族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责任和使命担当。历史已经证成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文明发展从来不是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兼容并包、凝聚共识，化解碰撞、融合发展，尊重文明演化统一性和多样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人文精神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既是理论命题，也是进一步形成共识实际需要。换句话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绝不是为了变多为一，从而把中国变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它也绝不是要改变中国文明的复数属性，把它变成象溶入咖啡后的热水那样均质的单一文明体。”
五、研究展望
基础性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基于国家性、学科性、理论性，对标国家重大现实需求和理论关照，针对重要科学问题进行自主知识和理论创新。本论题与以往涉藏铸牢命题之有所不同就在基于广泛深入和大体量一线田野观察，获取一手人文环境原始访谈文本、民间文献资料、文化实体数据和地方知识积累，从传承悠久的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本体切入，解构青藏高原地区村落（寺庙）为主要界面的区域性人文环境及其特色人文精神要素，论证与中原内地一体拥有的历史文化基础，及其共同性、共通性与同质性、一体性之所在，找寻全社会成员思想文化领域最大人文“公约数”，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建设和青藏高原和谐人文社会环境营造。
研究认为，青藏高原地区历史文化的主体是藏族文化，其核心是藏传佛教，“底本”则是苯教信仰和民间文化；自民主改革后西藏实现社会制度跨越式变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快速进入，逐步占领城乡思想文化主阵地，共同构成青藏高原人文环境之复合型文化研究对象。其中，就数量众多的僧俗信教民众而言，千百年汉藏佛教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形成“共通地带”和共同“人文心印”，是汉藏两地文化互通互认的重要纽带，应予重视。青藏高原文明还长期受中原、南亚、中亚三大文明交互交汇影响，生成极高原特有之“地理枢纽文明”和独特神性信仰人文基质，其中中华传统文明无疑主导了青藏高原文化的历史取向。这种“文化的地理枢纽”现象之解构与建构，关乎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生认同基础和自认互认现状，也关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的多元与一体格局之内在结构和统一性，意义非同寻常。
笔者还认为，人文环境本质上研究族群共同体的思想文化价值趋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文化现象。历史与现实都证成青藏高原文化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要素，总体与中原文化拥有相同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基础，诸多同质与一体的核心人文要素仍然以活态形式赋存、传承于村落（寺庙）社会阶层和地方知识之中，汉藏两大文化之间存在历史铸就的、不可分割的原生性本体关联。这些根本人文精神要素的同质一体与人文社会建构过程的互动关联，决定了青藏高原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历史性地汇通相融为一体的文明型态，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共性基础和新的研究界面，虽然这些“共同性”往往被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差异性具象文化表现样态“遮蔽”而不易为“域外”人士直觉体察。笔者就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界定、区域性人文特征、人文精神要素、汉藏人文同质等基本问题之探讨仍然挂一漏万、初步浅显，但重在提出命题引为关注。
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做研究，最适宜的单位是乡村 （社区）。”本研究关注西藏基层人文社会的传统与现代“二元性”，村落人文世界是二者结合社会结构之“基座”。村落人文环境，使同处一域的村民有共享的文化传统、相同的语言特点、同一的风俗习性、共同的宗教信仰、相合的生计方式和共处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心理上明显的归属感和认同接纳，构成一体的人类族群小型人文活动空间。就社会单体结构的稳定性论，基本没有比“村落”更稳定和更持久的。村落人文对特殊环境条件即所谓“人文”与“天文”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文化功能回应尤为直接；地理空间“区位”还框定着近域村落间的“人文区位关系”，历史文化要素稳定的形成、积累、存储、传承于村落等社会基层单元，是解开地域人文“密码”之锁钥。现代科技文明、商业文明和“域外”多文化要素向青藏高原人文社会加速弥漫式渗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彼此成就”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甚至演化出新文化样态。精心的田野作业可以深入到民间社会惯例、心态根源、语言感觉等“潜文化”，进而达到语言和文字所难以表达的“传神会意”之境，或许会有民族学藏学研究额外收获。抓住这个“底层架构”界面，选取典型样本连环式观察探究，以“逐渐接近”的方法，达成局部到全貌认知。具体方式上再适当借鉴“微型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方法，在既有人类学民族志传统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村落（寺庙）人文环境志研究主题和文本撰写新体例。
解构涉藏地区的人文环境问题民族心理学有一席之地。“特定的共同体拥有的思维容器，其思想内容与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共同性特征”。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核心要素外相上表现为群体性观念文化现象，内在上渗透于全社会大众群体之灵魂意识深处。深化青藏各民族最深层心理元认知挖掘，包括认知、认同、情感等与国家和民族文化一体关联的一系列群体心理要素指标“换算”和集体思维抽象“加工”过程探讨，是铸牢共同体意识必要研究领域。而这些基础性心理元素正是恒定存在于人文环境中可测度的人文心理因子和僧俗民众信仰心性，与凝聚于其中的核心人文要素密切关联。组织民众集体心理普查访谈或典型调查取样，获取民族心理研究之一手高质量数据，依正确理论范式和科学分析方法做定性定量比对判读，及特定人文环境之心理静态测度与动态监测，揭示特殊自然环境和神性信仰社会中的族群心理特征、个体心理因由，找寻和定义同质一体与个性差异之人文心理，为决策和实践提供参考。
杨建新提出中华文化在分布区系上大致可以划为七个类型：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东北松辽平原民族文化、西域民族文化、黄河上游民族文化、南方丘陵红土地带民族文化、西藏高原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文化地理学也一般地将中国文化区划分为两个主要层次：第一层次，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西北、港澳、台湾等九个文化区；第二层次，是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做骨架，市（地）、自治州及以下横向组成二级文化区。其中的西南文化区，包括巴蜀文化、黔贵文化、滇云文化、藏文化四种类型。青藏高原文化显然是地域较为辽阔、个性较为显著的一块，且跨地域甚或跨境性存在。既然青藏高原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存在人文本体上的原生关联，由此及彼，其他文化区或文化层与中华主体文明之间有着内生或原生人文关联将是合乎逻辑的存在，从诸多方位视角做拓展阐释皆有可为。
由此，笔者感到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探讨，似有必要适当回溯中华文明内在的人文本体和中华文化形成过程自身的人文本相，或可拓宽解析共同体意识之“最大公约数”究竟在哪里，也更易为诸族群民众认可和接受，扩展铸牢共同体意识群众基础。中华文明五千年赓续不断，何以到了近现代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一众民国大家还在“定义”中华文明的核心词汇——“文化”为何物？！此后是否由于种种原因民族学“感染”了被西方近代殖民“思潮”所规训之“文化”定义而在人文本体上无意识“脱相”？反映于学科建设，如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一个时期似乎“言必称希腊”才谓“正宗”，难以摆脱被其左右之局面。与近代西方强势殖民政治文化有一定关联的如“他者”与“自我”“现代”与“土著”等理论范式，或不太适合青藏高原人文环境及中华文明内部人文原生关系研究。因而，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根本指引，立足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历史，遵循中华文化自身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形成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新视域下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文化之再挖掘或是一个选项。
综上，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是一个比较宏阔且抽象的科学问题，应以现实状况研究阐释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历史纵深。究竟应该怎样正确界定基本概念，如何进一步解析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生成机理、内部层界、功能结构、作用机制，对核心人文精神要素做怎样的凝练聚意、挖掘关联、分析综合；强调与中原人文思想文化拥有共同基础，又不忽视汉藏等民族地域文化间实际上存在的差别，如何进一步剥去被“佛教史观”曲构的虚幻历史外衣，拯救青藏高原人文史实；应怎样与二次青藏科考主动结合，把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变化引起人文环境变化关键影响因子及演化互动过程梳理清楚；尤其正确阐释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的现代性和对国家层面一体人文环境建构的内涵与意义，以及涉“两亚”国际地缘人文环境问题；中华文明漫长发展各阶段形成的历史文化区之民族文化或区域性特色文化，怎样在共同的人文建构中成就了多元与一体有机统一的中华文明格局之分阶段研究等，皆为有价值的共同体人文理论“铸牢”命题。
作者简介：毛生武，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大学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首届理事。主要从事涉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现状和青藏高原人文环境数据调查与研究。在《人民日报》《民族研究》《求是》等权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1部、论文集2部；徐文栋，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