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茶马古道包括陕甘、康藏、滇越3条，前两条均是陕西商帮最先走出。陕甘茶马古道与通往西域、西亚、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相联；康藏、滇越茶马古道与经缅印直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接轨，茶马古道整体即可视为西北、南方丝绸之路的纽带。历史上，陕西长安就处于茶马古道的要冲，又是唐蕃古道的起点。明清时期，陕藏商道延续了自古以来线路变化的轨迹，覆盖茶马古道康藏线大部，涉及陕、川、藏三省。陕商借由此道，输茶等物资于西藏，突破地域区隔与语言差异的藩篱；历经茶马互市、官方朝贡、粮台驿站至民间商贸的贸易政策演变，最先助推了至少2000年前中国西南一支庞大物流体系的形成，对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既是对“一带一路”的交叠拓展，亦是用当代眼光对过去史实的重新发掘与借鉴；遥遥呼应丝绸之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以便更好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与规律性。

关键词：明清；陕藏商道；陕西商帮；汉藏贸易

一、引言

明朝前期，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经济结构变化，经济政策亦逐渐由“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转变。在此情形下，以陕商为首的十大商帮先后崛起，晋商位居第二，明代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变法”之后徽商继之，成为中国第三大商帮，其后江南四大商帮苏商、浙商、粤商、闽商，以及鲁商、江右、龙游商帮于清代形成。陕商，脱胎于宋以后中国作坊式家庭手工业雏形，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凭借当时陕西路近省费的边关区域优势、产粮大省的农业资源禀赋、整体经济发展的国内中上水平②及“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陕商精神，筚路蓝缕地行进在茶马古道上。茶马古道包括陕甘、康藏、滇越3条，前两条均是陕西商帮最先走出；而且，陕甘茶马古道与通往西域、西亚、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接轨，康藏、滇越茶马古道与经缅印直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接轨，茶马古道整体即可视为西北、南方丝绸之路的纽带;陕西长安就处于陕甘道、陕藏道的要冲，又是唐蕃古道的起点，陕商最先助推了至少2000年前中国西南ー支庞大物流体系的形成。元后，西藏朝贡及茶马贸易往往经由四川康定等地中转，再经川陕驿路入京，由此进行大规模汉藏贸易。明清之际这种往来更加频繁，由陕西汉中至四川成都、再由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的陕藏商道在古代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联接西北、西南地区汉藏往来的驿路栈道。其中，陕川商道由自秦汉以来穿越秦岭、巴山的7条主要栈道构成，分别是自关中翻越秦岭到汉中的嘉陵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以及再从汉中翻越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近年来，“茶马古栈道蜀门遗址”等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秦蜀交通的历史痕迹。川藏商道则主要沿用康藏茶马古道线路，即自成都向西，借从乌思藏(今拉萨市)到雅州(今四川雅安)的驿路，至打箭炉厅(康定)后取南、北两路入藏。这种因民间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民生日用品大量进入流通，必然有力推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和沿线城镇的发展以及文化交流，对汉藏民族融合具有积极贡献与重要意义。

因此，以明清陕藏商道为基点思考汉藏民族经济交往缘起与文化演进去向，紧扣了时代最敏感的脉搏，遥遥呼应当代“ー带一路”建设。

二、陕藏交通历史演变

以往明清商帮研究大多偏重晋商和微商，对陕商着墨不多。国内研究陕商比较突出的有傅衣凌、田培栋、李刚等的著作，多探讨陕西商帮在各历史时期各地的经商活动，所涉物品交易种类也较丰富;但就某ー贸易形态及具体历史情境与文化意涵的深入挖掘尚显不足，对比如“茶与汉藏”“茶与商帮(道)”“商帮与商道”等未系统梳理。因此，笔者以明清时期陕商所从事汉藏茶叶贸易为叙事视角，重点梳理陕藏商道交通演变历史，特别是在明清两代的整修、改进，并穿插汉茶入藏历史，逐一厘清，以见教于学界同仁。

(一)陕川疆界毗连，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据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陈仓故道，多取道嘉陵江河谷而行。战国时期，最初大规模开通的秦蜀栈道跨越秦岭和巴山，当时“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传说最早见于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杨雄所作的《蜀王本纪》，其后阚马因《十三州志》、常璋《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等书均有记载。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修筑褒斜栈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缗毂其口”(《史记・货殖列传》);并“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华阳国志・蜀志》)；“秦之迁民皆居蜀”(《史记》之《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顾炎武《日知录》卷七，1936)；武阳、成都或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至五十年(公元前257年)，范雎相秦时凿修秦蜀栈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秦始皇于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修治驰道，以秦都咸阳为中心，咸阳、汉中郡、蜀郡间为秦蜀栈道。从古南郑(汉中)经勉县西南烈金坝，入宁强东北的五丁峡(金牛峡)，由今七盘关、龙门阁和明月峡的古栈道入古葭荫(广元昭化)，再经剑门、柳池驿、武连驿、梓潼送险亭、五妇岭、石牛堡入成都(《蜀中名胜记》)。

(二)西汉武帝在听取张骞出使西域汇报以后，决定开通长安与西南ー线。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年)“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自长安向西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⑴气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秋，莽以皇后(王莽之女)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秦岭)，径汉中”(《汉书・王莽传》)。东汉明帝永平六年至九年(63-66年)，汉中太守都君“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汉安帝(刘祐)延光四年(125年)十ー月，司隶校尉杨涣(字孟文)奏请结果，朝廷“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在整个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褒斜道一直处于秦蜀交通干道地位。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即有四川资阳人王褒“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僮约》)。三国蜀魏交战时，蜀地茶叶曾沿秦蜀道输送至西北。魏晋南北朝以后，大量流民涌入大巴山区，汉水流域的茶叶种植得以发展。近期，西藏阿里地区考古的ー则新发现，初步确认在汉晋时代的墓葬陪葬品中有茶和茶具存在。如果此说成立，则说明汉茶入藏大约在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甚至认为输茶路线是由汉地南疆西域南传至阿里地区。

(三)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被许配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沿从长安至拉萨的唐蕃古道，带去中原大量物品，包括茶叶。茶叶初被当作一种药材，后来成为藏区生活必需品，形成饮茶风尚。中唐以后，曾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曰“我此亦有”(李肇《国史补》)，说明当时确已有汉茶入藏。不仅藏地，饮茶亦风摩中原，郝封愆著《封氏闻见录》记述“自刍K、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德宗年间国内茶叶经济兴盛，茶叶产量约!0万吨，茶税收入40万贯，茶业产值400万贯以上。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开始征收茶税;实行茶榷(即“茶禁”)、官营。德宗贞元年(785—805年)末，“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陕南汉江流域的金州(今紫阳、安康、岚皋)出产“毛尖”芽茶，已是全国著名茶产区之一，“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

(四)宋代，朝廷在前朝“榷茶法”实行之外准民“以茶易马”，原因是两宋时期，北部契丹、西夏、女真等相继崛起、威胁中原，允许“茶马互市”既可借助茶税收入缓解军费之需及战马匮乏问题，又能稳固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以集中精力用兵抗击北部少数民族侵扰。战争期间，嘉陵道悠远但相对平坦，方便运输;所以川陕交通路线中使用最多的是嘉陵道，被置为入川正驿。行经路线是从今宝鸡东面的陈仓顺嘉陵江河谷向西南至凤县，然后由凤县至略阳过嘉陵江要绕行青泥岭(位于甘肃两当、徽县之间)，再折向东南，经略阳、勉县到达汉中。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泾阳散装茯茶问世。熙宁六年(1073年)，北方战乱又起，陕西“马道梗阻”，朝廷于是将茶马互市重点移至西南黎州、雅州(《宋史・兵志》)，并特在茶叶产地之一的四川雅州和茶马互市地的秦凤路设置茶马司及榷茶市场，专司茶马互市，“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陕西当时有茶场“三百三十二”，陕商“卖川茶于陕西州军，货卖往返，获利最厚”(《宋会要辑稿》卷五十五，《食货》)。次年，朝廷令将“川陕民茶尽卖于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尽榷”(《饮食起居稿》)，陕西茶商输茶谋利的积极性被压抑。

(五)元代，入藏之茶仍主要是蜀茶。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设立秦蜀行中书省，其治所设京兆府。陕西行省的治所长安，“统河西、吐蕃、四川诸处”，四川雅安、天全、汉源、射洪一带划归陕西中书省，陕商自然视之为内境，运茶贸易川边。西藏朝贡及茶马贸易往往经由四川康定取道川陕驿路入京。当时的陕川驿路，舍弃嘉陵道，辟连云栈为陕川驿路干线，改行大散关、凤州、褒城、丐州、广元路间，和唐代中后期的秦蜀驿路经地相同。由此，连云栈成为陕、川、藏、滇等省的交通动脉。陕商亦多由连云栈进藏，从事茶、盐、皮毛的商贸活动，或农业及蔬菜的生产开发(《西藏综览》《松藩县志》)。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1277-1311年，效仿宋代经验设立“西番茶提举司”代替宋代茶马司，专门管理运往西藏地区的茶叶。元代虽然不再以茶叶来交易藏区的马匹，但沿袭宋代“榷茶”制度，并将运往蔵区的茶叶称为“西番茶”。

(六) 明代，统治阶级出于稳固边疆之需，为防止鞑靼、西番边患，设立“九边”，有延绥、宁夏、固原、甘肃4处，属于陕西布政使司。为解决边疆庞大驻军的后勤给养问题，初用“协饷”之策却不太理想;遂于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颁布“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盐、茶法变革为陕西商帮再次崛起带来契机，陕西商帮突破血缘、亲缘、地缘关系，非亲即友辗转邀集；并鉴于茶与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关系、更因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茶叶一直为藏地急需，催生了汉藏茶叶贸易的兴盛。明朝官员将朝廷间接控制的藏区各部视为明之边疆，称为“边”，销往藏区的茶叶遂有“边茶”之称。“西南各省气候、土质、环境，除西康仅有东南角以及云南西北部少数雪线地带外，无不适于茶树之生长，中以四川产量最多。在内销茶叶市场上，颇占重要地位。”1314-1321年，朝廷太医忽思蕙所著《饮膳正要》记录了用产自四川雅州等地的“西番茶”制作酥油茶的过程，曰“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对“巴陕之茶”“秦蜀之茶”的运输往往取道陕川官道(由长安经凤翔南折入汉中达四川的连云栈道》与川藏茶马古道(从四川南方丝绸之路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至西藏拉萨)(《明史》卷三十三)。洪武元年(1368年)泾阳茯砖茶问世，蒸压乌茶的工艺业已成熟。洪武五年(1372年)朝廷置秦州、河洲、洪州茶马司，陕茶经由陕甘道输往西北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年)置雅安茶马司“以茶治边”，尚且官运官销。同年，以交易地点永宁为例，茶马比价为80斤茶值上马1匹，60斤茶值中马1匹，40斤茶值下马1匹。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诏令“天全六番招讨司八多之民番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放商茶，“题准四川布政司仍令民间采摘，与羌人交易”(《明史•食货志》卷ハ十)，准许西南边茶商运商销。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以交易地点岩州、雅州为例，茶马比价为120斤茶值上马1匹，70斤茶值中马1匹，50斤茶值下马1匹。当时，陕西布政使司辖区包括今陕、甘、宁、蒙、青大部，陕商兼得“茶马互市”之利，南路边茶贸易主要掌握在陕商手中，山、陕商帮一度联合以“西商”的形象活跃于茶马古道上，形成川康商业隆替以陕商为转移的局面。天顺二年(1458年)，明朝规定乌斯藏地方的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至成化三年(1467年)，朝廷命自乌斯藏进贡的僧俗官员从四川路进入内地，川藏道成为了当时西藏通往内地的主要贡道。弘治十八年(1505年)陕、川“合用运茶军夫。四川军民远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与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杨一清，《茶马疏》)正德三年(1509年)设紫阳县，陕西紫阳茶区逐渐形成。随着川藏贸易中心从雅安西迁康定，“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四川通志》)，炉城“贸易则操于陕商之手”，康定由明代以前的牧场变为48家锅庄的贸易交易中心，“陕西街”远近闻名;户县人创办“德泰合茶庄”占据康定贸易首把交易600年之久;康定城外的一座山被命名为“陕商之山”；“康定情歌”出自陕商;康定习俗亦非常类似陕西民俗，遥遥呼应泾阳、三原、户县的陕商故里。

(七)清初，进藏道路有康藏、滇藏、青藏3线(《三省入藏程站记》)。其中，康藏线又分别通往打箭炉、松潘、邛州。康藏茶马贸易渐变为“边茶”贸易，从东部的康定经甘孜、德格至昌都，或由理塘、巴塘、芒康至昌都，然后至拉萨，行旅食宿设施一般是5里一站、10里一亭、30里一驿，络绎不绝。康熙三年(1664年)褒斜道得以整修(《贾大司马修栈道记》);新辟的陕南官道已连接成网。清中叶，“紫阳茶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仅紫阳县就达1000吨以上”；陕商将茶叶贸易中心推进深入藏区的巴塘，突破了卫藏、康巴、安多；语言障碍，构建起层级商贸交易的网络。清代中叶陕西紫阳茶区茶叶总产量一度曾达1500吨(《紫阳县至・物产》)。康熙八年(1669年)，陕甘分省。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部分开放民间茶叶贸易;康熙六十ー年(1722年)允许驻藏军队藏地采买米粮，实行军粮供应社会化。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雅州府志》)。清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力推胡茶，胡茶大量涌入内地;又由于清末1867年陕甘“回民起义”等的发生，陕商迅速衰落。但即便是民国三年(1914年)，陕西关中道依然有泾阳茯砖茶的运输，商号达到22家;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亦有商号86家之众。直到19世纪晚期，清廷受英国所迫开放亚东为外贸ロ岸，国内汉藏贸易盛况暂告一段落。

笔者认为，对汉藏交往方面的研究，1937年前多倚重唐代(如徐方幹、李光璧);宋元明则着墨不多。直至1938年后，陆续出现了谭英华、黄奋生、丁实存等人著述。1950年后，较之前著述甚丰，涉及到族群、宗教、历史，比如吴天輝对宋、韩儒林和施一揆对元、马伟对明、以及朱永嘉、陈鸣钟、李凤珍、松巴・益希华甫、芈一之对清均有研究;特别是顾祖成对明清汉藏关系史的研究涉猎颇丰，法国女士亚历山大・达维・耐尔亦见解独到。1986年后，除通论方面卢秀璋、林梅村、任树民、任乃强和泽旺多吉、何耀华、李文实、何熠华等人的贡献外，万明、黄万纶、陈崇凯与顾祖成、阮应国则从经济往来角度予以论述，特别是霍巍、石硕、许祖波等在考古基础上对汉藏物质、文化交往与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遗憾的是;以上就明清时期汉藏贸易的缘由、道路交通的形成及演变论述尚显不足，缺乏“ー带一路”叙事与视角的转换。明清汉藏贸易历经茶马互市、官方朝贡、粮台驿站至民间商贸的演变，勾勒出近代中国商品经济萌芽、产生的轨迹;特别是商道的开通、修缮遥遥呼应丝绸之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可以更好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与规律性。回顾明清陕藏商道的轨迹，研究历史情境与文化意涵下的的汉畿贸易，既是对“ー带一路”的交叠拓展，亦是用当代眼光对过去史实的重新发掘与借鉴。

三、明清陕藏商道考释

(一) 陕川商道

明以前，陕西交通由长安经凤翔、宝鸡南折汉中，循南北栈道达四川，为入蜀官道。明代，陕边四镇的驻兵促成“开中之法”。陕商兴起，输茶入藏。成都成为陕藏商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由关中至汉中取嘉陵、褒斜、傥骆、子午四道，其中，嘉陵道沿嘉陵江谷道出略阳、阳平关，在广元与汉江谷道会而为一；褒斜道自汉中经留坝、太白达眉县之斜峪；傥骆道自洋县之傥谷口达周至之骆谷口；子午道自洋县东北之午口北越秦岭而达子口，褒斜、傥骆、子午道又齐集于南郑，由此汇入广元。此入川四道勾勒出北从“宝凤隘道’‘、南至广元的商道行迹，充分利用了陕南地区由北向南丹江、汉水、嘉陵江的水运条件。南北舟车往来中，沿途逐飜成区域贸易重镇。比如，地处褒斜道北口的眉县齐家寨，毗邻西安与宝鸡，自清代以来被誉为“出山码头”，由四川汉中运来的各类货物及陕南、太白山区所产茶等，甚至岐山、扶风所产物资也要集中到此销售中转；再如，汉中铺镇(即南郑十八里铺)由于地处鄂皖、陇蜀，堪为汉中“水陆码头”，由紫阳贩往甘陇的茶叶由此中转”。

由于明代承元入川正驿乃褒斜道，谓之连云栈。当时，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行省)设在西安府，由西安府经凤翔府至宝鸡的一段驿路位于关中平原，分别为京兆、渭水、白渠、邰城、凤泉、岐周、岐阳、陈仓驿。由宝鸡南行入连云栈。连云栈又有“北栈”“南栈”之分，北段借用部分陈仓故道，南段则沿用褒斜道的路段。洪武三年(1307年)徐达曾遣傳友德等由略阳、金兴旺由凤翔，入连云栈，合兵攻汉中，前者由嘉陵道，后者取褒斜道。至今在凤县连云寺村头的古褒斜栈道口，立有清乾隆年间一块石碑，上刻“对面古陈仓道”。这证明古人曾从陈仓故道上修新路直插褒斜道，此线从陕西宝鸡向南，到达凤县凤州镇后折向东南，越柴关岭进入汉中留坝县，再经勉县到达汉中。洪武二十五年(1329年)明太祖“命普定侯沐英监督军夫，增损历代旧路，开通修建”。起自褒城县，计有鸡头关、石嘴七盘、青石铺、马桥铺、火焼碳、安山湾等40余处。“川陕通连，中惟ー线”。清康熙三年(1664年)贾汉复重修连云栈宝鸡至汉中段；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葛斯泰又“因贾迹重修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亦有3至5次大的维修；至道光、咸丰年间全面大规模整修栈道。所有栈道共计有900余里。此系北栈，由宝鸡至褒城。南栈则由丐县历宁羌、广元、昭化至剑州，分别为陈仓、东河桥、草粮楼、凉泉、三岔、松林、安山、武关、马道、青桥、开山、黄沙、顺政、青阳、金牛、柏林、黄坝、神宣驿，当川藏冲衢。

可见，连云栈道不仅是联系陕川要道，也是我国西部地区南北往来的大动脉，物资的交流、文化的融合日显繁忙。“今则云、贵两省俱改道由此行走，文报差使络绎不绝。”“栈道虽称川，今实在陕……今之桟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比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癸亥闰六月清廷派王象英及吏部员外郎典试四川，沿此道入蜀；乾隆年间(1747—1762年)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后，川、藏的上层统治阶级定期向朝廷朝见和纳贡亦经此道至京；嘉庆六年(1801年)春，白莲教起义军冉学胜部亦在此与清军对抗。

以上秦岭入川四线汇于剑阁道广元之神宣驿之后，再由巴山入川。可分别沿西线剑阁道(又称金牛道、石牛道、南栈道、四川官路、四川北路)、中线米仓道(又称大竹路、巴岭路)、东线洋巴道(又称洋渠道，荔枝道)，从汉中分别通往成都、巴中、重庆。由于成都为当时四川政治经济中心，故西线剑阁道为交通要道，北趋阳平关、略阳，接陈仓道；南接汉中，接褒斜、傥骆、子午道。自神宜驿以南沿从广元、昭化以及嘉凌江切穿的缺口处入川，穿剑门山以出剑阁，经梓潼、绵阳、罗江、德阳、广汉以至成都。中线米仓道系沿巴江上源跟汉江支流濂水的谷道，即从汉中往南，沿冷水河谷而上，越米仓山，然后顺嘉陵江支流之一的南江河谷南下巴中，沿巴河、渠江，在合川转嘉陵江而抵达重庆。东线洋巴道途经镇巴，通往万源、蓬县、万县以至重庆、涪陵等地。过去向无专名，见于记载亦晚。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天宝荔枝道》曰：“涪州既为天宝贡荔枝之主要产地，其由涪州驿运荔枝至长安之路线，越巴山山脉，至天宝间之洋州治所西乡县，又东北取子午谷路越大秦岭。入子午谷，约六百三十里至长安。”诗人杨凝在《送客人蜀》中的“明朝骑马摇鞭去，秋雨槐花子午关。”亦是证明。唐朝以后，历代王朝都将荔枝道作为通蜀的主要交通要道。明清以来洋巴道仍为洋县西乡至万源间的“川陕要道”，商贾多由此道入川，川陕交界处，荔枝道沿线贸易集市兴盛一时，如盐场坝、渔渡坝等街市，其名一直沿用至今。

(二)川藏商道

明代，四川南部雅安、灌县、名山、邛峡、射洪五属州县是我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又与居住在松藩等地的藏区相连。为适应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需要，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修通了从乌思藏(今拉萨市)到雅州(今四川雅安)的驿路。从雅州折东北行经邛州(今四川邛峡)至成都府，与川陕驿路即“四川官路”(巴山入川西线)相连接，具体由北京西行至咸阳县后，向西经凤翔府折西南行经宝鸡、凤县、留坝厅、褒城、沔县、宁羌(今陕西宁强)，可取道“四川官路”至成都。在临近藏区的碉门、黎州、雅州设茶马司主持茶马交易，并将这ー制度推行于全部川藏边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明末长期战乱，内地人更是大量迁入藏区。清初用兵西藏，康定至拉、雅设站程81处，安置塘兵等不下5000人，驻兵约6000人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府。既设军屯又鼓励民屯，加上清廷新辟了由汉中至兴安再入白河的陕南官路，形成了以川边打箭炉为交易中心(枢纽)、向川陕藏辐射延伸的民族贸易网络。特别是，由于三分之ニ的南路边茶均取飞越岭道转输至康定发卖，仅乾隆时从雅安至康定就设有13大站;康熙四十七年造泸定桥，使雅鲁藏布江天堑通途，“军民商贾之车徙负载，咸得安驱疾驶”，于是康定遂成川陕藏商业中心，“番夷总汇，因山而成，市井幅凑”时。由康定，再取南、北二道入藏。

南路由康定越雅碧江至理塘、巴塘、江卡(芒康)、左贡、怒江沟，至然乌、扎木(波密)至昌都再行300里至拉萨。此道大体与北纬30度线重合，差不多为藏彝走廊的中分线，是宋以后西南茶马道的主要路线;自明中叶以来巴塘成为川藏边茶的中转市场，“陕西客户贸易于此”，有街市，建汉城隍庙以及关帝庙，并有专门招待陕西商旅的“行馆”，“五谷丰壤，桃李竟芳”。北路由康定经道孚、甘孜渡金沙江至昌都分岔一道与南路汇合入拉萨，一道趋类乌齐、玉树的巴塘或歇武沟入青海，为入藏北路。这ー输茶路线使道孚县成为茶叶转输中心。清人徐珂在《清裨类钞》中指出以“道孚县论之，唯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甚巨……道孚汉商颇多饶裕，皆陕人。”“由甘孜而北上玉树“约三十家……家，以北隆昌为较大，亦即汉商中较大者”。

四、结语

时空穿梭，今距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那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已3年（注：原文发表于2016年），遵循2010年6月《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普洱共识》、2015年3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等共识，民族交往互信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历史的马帮驼队已被陆海空的运输取代，但陕藏商道的文献取证及田野调査、考古探险仍在推陈出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道路之一，陕藏商道对汉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贡献与重要意义。

(一)开拓了汉藏民族贸易的往来及区域经济的繁荣。陕商借由此道，利用明政府在陕西实行的“边茶开中”政策，大规模从事边茶贩运，其足迹遍及湘、鄂、陕、川、藏，成为明代以来西南最大的茶叶贸易商业资本集团，创造了宋元以后中国商业史上“八个第一”。形成在陕西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延安、汉中为竖坐标并联系各州县市场、集镇贸易的市场网络結构，并由此扩展至川、藏等省，找到了商机的盈利点和机制的突破点，大大推进了明代中国经济从官办官营向商办民营、从满足少数人奢侈生活需要的炫耀性产品交易向满足更多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必需品买卖的转变，真正确立了中国商品经济雏形，对汉藏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 保证了汉藏民族关系的稳固及边疆统治的安定。在16世纪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及新的经济结构特征下倒逼明政府茶马交易政策的出台，以维护稳定、促进贸易的道路驿站不断被开通、拓展。茶马古道上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商贾僧众往来穿梭，上令下达和下情上报更加顺畅，保障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引发了内地人口向边疆的迁移，带去了物质与精神的交流。征战或驻兵期间固防的军事需要带来历次栈道的修造工程，亦是交通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它改变了汉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联接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较早、较快的关中与蜀汉地区，又促动了西藏经济的后发优势，对西南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的拓展不可或缺;又把西北和西南连成一片，促进了国家的统ー、民族的团结，对汉藏人民的生存、生产及生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让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一道共同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动カ。

(三)促进了汉藏民族文化的传播及民族关系的融洽。明清行政区划的变动、拓展亦未能阻挡这种区域间交往，反而影响了藏地雪域文化、继而又“反哺”了中原文化。这种蕴含在地理环境、经济往来、社会演变之中的汉藏文化，通过绵延500年之久的明清汉藏贸易，使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黄河、长江及其周围汉水流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雪域文化、岭南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汉、藏等)发生持续的交流、竞争和融合，呈现出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由此产生丰富的汉藏文化样貌，所经路线留有多处世界级文化遗产，先后吸引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5年对康巴地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对秦直道、川陕甘青藏五省2014年联合对唐蕃古道进行的ー系列考古、探险活动，尤其就米仓道、荔枝道等陕川线与川藏南北线的陆续科学考察、田野调査引起不少重大学术发现与收获，如万历年间的茶马互市布告、鎏金镂刻吉祥纹饰马鞍、银胎堆花酥油茶壶、铜變金释迦牟尼立项，甚至葬具、石刀等，说明不同文化已在滇川藏陕等地相互影响渗透；特别是对“ー带一路”的交叠拓展下的古代商道的鉴定研究，为后续类似德国、芬兰的古道申遗，以及文化交往如藏传佛教的举证等亦有深远影响，研究的意义及其价值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刘立云(1979—)，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汉藏文化研究。

原刊于《西藏研究》2016年12月第6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注释及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