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工布响箭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是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中的重要文化因子。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究工布响箭的历史变迁与生态适应，分析其纵向历史变迁，提出其生态适应性，以此助推工布响箭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工布响箭；历史变迁；生态适应
工布响箭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特有的一项民间传统体育竞赛项目，是工布地区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的身体活动形式，也是当地人民在庆祝丰收、迎接新年等重要节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形式，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情感价值。生态适应是指生物根据生态因子的改变从而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生理功能和形态结构［1］。工布响箭作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项目之一，其诞生、发展、衰败、繁荣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其所处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息息相关。本研究以生态适应为切入点，梳理工布响箭的发展脉络，从而把握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
一、工布响箭的起源与追问
关于工布响箭的起源研究，学术界共有三个版本：其一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藏族英雄格萨尔带领一支部队前往降服恶魔，但是却一直徒劳无功。直到后来格萨尔发明了响箭，当恶魔听到其声音后自乱阵脚，格萨尔便借此机会将恶魔一举剿灭［2］。其二是相关学者在工布地区调研时发现，公元7世纪，工布地区遭到北方霍尔人的入侵，工布王阿吉节杰为了提高士气决定将当年藏历新年提前到10月1日，随后便带领人民抵御外辱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出征时携带了响箭，用于鼓舞士气和士兵冲锋的发号施令［3］。其三是西藏山南地区口口相传，古时人们修建桑耶寺时，每晚都会出现妖魔捣乱，阻碍施工的进度。当地百姓于此发明了响箭，并用响箭赶跑了妖魔，于是桑耶寺顺利建成，并在庆祝的仪式中举行了响箭比赛。武术文化中凝结了中国先人的智慧光芒、哲学之理、实战本领、实践结晶等［4］。响箭又称蒿矢、鸣镝等，“蒿矢”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在宥》中：“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蒿矢也。”［5］这里的蒿矢意为事物的开端，并无响箭之意，公元前369年—前286年的蒿矢是否为响箭仍有待考证。“鸣镝”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6］可以推断出鸣镝为匈奴人使用，用于发号施令。同时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的鸣镝，结合现有考古资料和史料推断出鸣镝的创造者极有可能为匈奴人。上文工布响箭的起源一格萨尔王存在时间为1038—1119年，其二工布王阿吉节杰于11世纪(即1001年-1100年)出生于米林，其三桑耶寺修建时间为762年。这些时间与上述蒿矢、鸣镝的出现时间相差较大，工布响箭的出现极有可能在762年之前。而从上文可知鸣镝用于战争的发号施令，因此传入西藏地区极有可能是通过战争。而有关于西藏对外界的战争最早记载于囊日论赞时期(570年-620年)，与突厥和中原政权交锋。而突厥属于匈奴的一支，鸣镝极有可能是于这一时期传入西藏，依托工布地区盛产竹子等因素最终形成了工布响箭，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可以论断出其出现时间为570年-762年之间，这与课题组在林芝调研访谈到其历史应该为1500年的说法相近。
二、工布响箭的历史变迁
（一）、西藏早期的弓箭
1、西藏早期的社会背景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7］西藏早期大致包括了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这个时期是西藏地区人类的组织形态从氏族、部落向国家形态过渡的时期，这是西藏地区文明社会形态的雏形，也是研究西藏早期弓箭的社会背景所在。西藏早期的“小邦时期”也被称为十二邦国和四十小邦国［8］，他们并非同时存在，有先后、交叉的存在，其范围影响也各不相同［9］。其中十二邦国的记载在多本文献中较为统一，分别为钦域固苏、象雄、娘若其噶尔、努域林固、娘若香波、吉若江恩、额波查那、沃域邦噶、斯域热莫空、娘域那松、塔域楚西、工域哲那［8］，而四十小邦国未有全面记载。聂赤赞普是西藏第一代赞普，也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的人物［10］，其与苯教有深厚的渊源，《唐蕃会盟碑》的藏文显示：“鹘提悉补野以天神下凡而为人主。”［11］诸多史料都将其描述成天神之子，在后世得到了广泛流传，到止贡赞普时期才向“王臣同治”进行转变［12］。由于苯教的剧烈反抗，二者两败俱伤，而后布德贡杰为了巩固统治又恢复了苯教的发展［13］，直至布德贡杰时期“王臣同治”才得到彻底转变［12］。
2、西藏早期弓箭的发展动因
首先是区域交流因素，在民族民俗方面具有区域多样性的特点［14］，西藏最早的青铜器是出土于曲贡遗址的铜镞，记载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烛照古今的思想光华［15］，其铸造方法同当时中原地区的方法相似，但并未在西藏发现充足的原料，可以推断出青铜镞铸造方法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同时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10枚穿孔贝饰产自南海、麦类植物青稞原产于中亚和西亚地区［8］、《隋书·女国》记载的：“女国，在葱岭之南……出朱砂、麝香、牦牛、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以及阿里皮央格林塘M6出土的青铜短剑产于中国西南地区［16］等，都证明西藏史前时期同多个地区存在不同渠道和途径的区域交流，其中包括人口迁移、生活资料交换等，其中文化、意识、技术等的交流更是为西藏文明的发展植入鲜活的元素，为弓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军事扩张因素，在史料记载的神话当中，在远古时期黑夜叉统治时期其使用的兵器便是弓箭，在第七玛桑九族统治时出现了箭筒等物［17］。此外文献中记载的“天神之矛”“自行遮护之盾”等多种武器［10］反映了这个时期武器制造业的发达和战事的频发［18］，实际上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一个全息缩影。记载的止贡赞普与同迦湿弥罗王的战争，悉补野部的士兵用柱子那样粗的弓射出了像椽木一样的箭。此外“王臣同治”的转变初级私有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由此转变为战争掠夺，雅鲁藏布江以南的部落依次被征服，并在此时期产生军队［11］。到达日年塞时期，雅隆悉补野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小邦之间的纵横捭阖也为其创造了条件。相关史料记载：“古代各地小王及论布……相互剿灭、征服，最后以鹘提悉补野王之权势强盛无敌。”［19］其子囊日论赞在其基础上相继破域那、征达布，使藏藩归附，并与突厥和中原政权交锋［10］，其内部矛盾也日益增加，对外和对内的战争极大推动了弓箭的发展。另外是狩猎的需求，物质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体现的文化［20］，距今2.3-1.5万年之间，西藏先民已经能够制造细小石器用以狩猎，考古发现了箭镞、石刀等器物类型，同时长距离的觅食也加快了远程工具的发展，如，箭镞的细小化势在必然。距今约6500年，西藏地区形成了植物强化利用经济和狩猎经济类型(观点仅来自正式发掘遗址)，其中石镞的出土随时间的递增而减少，出土动物骨骼出土数量随着时间的递增而减少，说明狩猎活动有所减少，相关石镞的使用率也变低［8］。直到距今4000年，西藏地区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原来的经济类型也开始向农兼营经济发展［8］，出现了各种质地的箭镞［21］；进入金属时代后，金属冶炼业的日益成熟使游牧经济类型出现［22］。与此同时狩猎活动也日益增加，在多处岩画中持弩、持弓的狩猎画面［8］。雅砻部落狩猎的诗歌更是将弓箭的制作方式描述出来：“去年、前年、更早之年头，杀了一头公野牛，南方竹子是上品，但若不用铁器作包头，竹子是不能射透者，若不用鹰羽来装配，竹子不能射中野牛身。”［13］其中南方是指藏东南地区，是说工布地区盛产竹子，为此时期弓箭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基础。
（二）、吐蕃时期的工布响箭
1、吐蕃时期的社会背景
吐蕃时期是西藏地区的辉煌阶段，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为松赞干布(公元617年-650年)的创立发展阶段；二为赤松德赞(公元754年-797年)的鼎盛阶段；三是达摩(公元836年-842年)的混乱衰败阶段。在此之后，西藏进入了分裂格局的阶段，维持了400余年，直到促成“凉州会盟”标志着吐蕃王朝的灭亡。松赞干布继位后迁都拉萨，并修建红山宫和帕邦卡来抵御外敌。对内平定了贵族叛乱［10］，对外将南面珞、门，西面象雄，北面霍尔，东面草地和森林居民收入囊中。控制苏毗后与大臣噶尔东赞域松结成盟誓，并大肆开展军事扩展。赤松德赞时期扬佛禁苯，使之稳固掌握朝堂。大力打压信仰苯教的贵族、大臣，将其流放边境，并利用其征战，而这些贵族为攫取政治资本也不留余力的向外扩张，使吐蕃的疆域达到顶峰。达摩继位后，长年对外征战，对内优待佛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贵族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的严重冲突。随后开展灭佛政策以挽救这一危机局面，却加速了矛盾的产生，动摇了王朝的根基。公元842年，赞普朗玛遇刺后，进入了内部的分治割据格局。第一个阶段是内部王权的争夺直至平民起义结束；第二个阶段是藏传佛教的发展，吐蕃王朝的观念淡化最后消亡［8］。
2、吐蕃时期工布响箭的发展动因
首先是其制作材料的规范、优化，《北史》记载：“吐蕃弓长六尺，竹为箭。”即在这一时期生产者已认识到制作弓箭时的尺寸大小，这为工布响箭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尺寸基础，同时战争、狩猎、娱乐等也为加快了工布响箭的产生；其次是军事战争的蔓延，松赞干布在统一青藏高原后相继用兵吐谷浑、党项、白兰、东女国、多弥等地［8］，而先进的武器制造业和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是其扩张的基础，“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伤。其兵法严，而师无溃粮，以卤获为资。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尽。”除却甲胄外有考古文献记载“吐蕃军队进攻性武器最常见的是弓和箭。”此后在公元663年灭吐谷浑，相继攻陷西域十八州及龟兹拨换城，于此多次进犯唐朝，牢固控制了青海地区，为吐蕃向外发展打开了门户［8］，到赤德组赞时期，已经控制了天山以南地区，使南诏臣服并攫取唐朝大批土地。到赤松德赞时期军事扩张达到顶峰，对印度、大食、中亚突厥和唐朝均有战争，史料就记载其疆域“上自大食边境，下迄陇山隘口，无不臣服，南北东西，广袤无际。”达摩时期贵族之间的武装斗争激增，平民、奴部也相继起义暴动，使其统治分崩离析。弓箭作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频繁的战争也相应催动着武器的进步。虽然未有工布响箭的详细的记载，但古格王朝遗迹中的兵器储藏室就出土了一种“镞身如四指聚拢，中有小孔，射出可发声”的箭头，可见弓箭和工布响箭使用之频。最后是文化的交往交流，松赞干布时期迎娶泥婆罗赤尊公主、唐朝文成公主等，史料就记载：“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竺)……路次泥婆罗国［23］。”促成了唐藩、蕃泥贸易文化交流的繁荣。同时二者之间的交流也包含了武器、体育等方面，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就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24］“鸿胪寺中吐蕃人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凌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置可否？判：听其市取……勿扰藩情。”可见二者之间的交流十分开放，不仅加速了吐蕃的经济发展，也为加快了其武器制造业。同时也有文献记载吐蕃从康国、安国和昭武九氏等地方得到了大量钢铁制武器。文化的交流使弓箭、工布响箭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战争、狩猎一途，同时期的宗教也赋予其更丰富的属性，以及“九艺”的要求，使其增强了娱乐功能。
（三）、元朝至民主改革时期的工布响箭
1、元朝至民主改革时期的社会背景
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的管辖，这里指的元朝是从公元1239年蒙古汗国对西藏的经营开始，是为进攻南宋而从西藏地区包抄四川湖北战场。忽必烈在战胜阿里不哥后返京立刻封八思巴为帝师，设总制院，统领西藏地区僧俗事务，并命多吉协助其管理西藏行政，设左右衙署。同时大力扶持萨迦派，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自此结束了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分裂局面。而八思巴去世后，萨迦派内部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无暇西藏事务。在此期间帕竹愈发强大，打败各万户联军后取代萨迦掌控了地方政权［8］。明朝覆灭元朝的统治后，帕竹势力也归顺明朝。明朝对藏管理采取“广行诏谕”“多封众建”的方针，有效避免了元朝时萨迦派一家独大的局面，多方共同管理西藏事务［8］。但在公元15世纪末帕竹政权逐渐衰落，先后被仁蚌巴架空、辛厦巴消灭，随后建立第悉藏巴政权，后于1642年被格鲁派和蒙古势力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取代［8］。明末清初时，格鲁派和硕特蒙古政权统一了青藏高原，同时清朝也进入中原，此时西藏政权是倾心于清朝的，但清朝未采取直接的管辖［8］。在崇德、顺治年间多次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来内地，后于顺治九年到达京城，对其以及固始汗进行册封。并于公元1709年派遣官员前往西藏进行事务管理，同时册封班禅、设驻藏大臣。到19世纪，西藏内部开始动荡，同时英国觊觎西藏地区并展开侵略活动。
2、元朝至民主改革时期工布响箭的发展动因
一是政权的交替，在这一期间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的管辖，但西藏内部经历了多次政权更替，政权的更迭与战争密不可分，弓箭作为战争利器推动着武器制造业的发展，弓布响箭作为发号施令之用必然也会得到承续。清朝时期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洋枪洋炮逐渐取代了弓箭的作用，工布响箭的作用也遭到削弱。虽说在吐蕃时期弓箭成为了“九艺”之一，附带些许娱乐属性，并在节庆时期设置弓箭、工布响箭的活动，但是战争的频发导致其不能有序开展，阻碍了其发展；二是封建农奴制度的影响，元朝统一后结束了西藏数百年的斗争，使西藏的农奴制达到了兴盛时期。明朝时期延续了元朝的制度，进一步发展了农奴制度。到清朝时期，在农奴主的支配下，农奴除了无偿劳动外还要承担差役和捐税，农奴毫无时间、精力习得工布响箭，同时工布响箭在当时制造昂贵，只流行于贵族阶层，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三是中原弓箭文化的繁荣，元朝统治期间，蒙古三艺自然得到广泛的推广，与西藏男子“九艺”殊途同归的射箭文化必然得到复兴。八思巴的父亲桑察·索南坚赞就善于射箭，且修建了一堵“桑察甲郭”的墙供其练习。工布响箭作为其同宗同源的项目，除了箭头的差异，其他在当时并未有明显的区别，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到明朝时期重新启用武举选拔人才，弓箭作为必考项，这也会成为西藏地方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随后在清朝的统治下，武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清武举的迅速发展主要源于对外战争，而同时期的西藏也处于战争频发的阶段，射箭文化也于此得到鼎盛。但到清末时期武举制度不能满足于形势所需，最后于1901年遭到了废除。
（四）、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工布响箭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社会开始稳步发展。特殊时期，刚有起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西藏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后，国家更加重视西藏的发展，推动西藏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党的二十大从体育、文化的角度作出了重要指示，也为工布响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工布响箭的生态适应
（一）、形态适应：工布响箭的个性寻根与重塑
洋务运动前后，我国的传统体育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日渐西方化的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工布响箭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西藏人民对中华文化有条件的选择，对其所承载的文化进行再认识，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民族性和传统性，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科学性，使其在新时代、新环境下得以重塑。
（二）、交互适应：工布响箭的现代濡化与涵化
交互适应是指异种生物之间形成的一种互利关系，从而提高生存能力。濡化和涵化是工布响箭同现代体育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西方体育文化相互作用的形式。工布响箭的弓吸收先进的文化普遍选择用反曲弓代替传统弓，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要有积极的态度，保持自身文化个性的同时，促进自身内部适应性的形成，要有意识地进行学习，避免内涵的丧失，要使其积极接纳现代文化的同时，提高其生存能力。
（三）、策略适应：工布响箭的整合创新与续存策略适应是指生物根据环境的不同而进化出适合生存的能力。工布响箭的策略适应可使之更具活力。现阶段工布响箭不仅要加强制度层面的创新，也要加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普适性和科学性改变，并制定不同人群、性别、年龄的标准以及挖掘娱乐性和健身性，强化其续存。
（四）、趋异适应：工布响箭的语境传播与扩展
工布响箭的形成是弓箭的另一种形态在工布地区趋异适应而形成，趋异适应是指同属生物在不同环境下形成不同形态、特征等的结果。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工布响箭在林芝得以顺利生长，而扩大其生存面积则需要其适应其他环境类型，也就是在其他环境中作出适应性调整，今后应积极进行产业化发展，而产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专业人才的指引，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源泉与驱动力[25]，注重对专业人才的培育和统筹协调，方能实现工布响箭的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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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1)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22BTY107。
(2)西藏民族大学2024年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重点项目，编号Y2024102。
第一作者简介：蒋星(1998)，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原刊于《武术研究》2025年6月第10卷第6期，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