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大藏清末彩绘舆图《西藏全图》，绘制者不详，绢本设色，卷轴装，虽名“西藏”，但绘制范围远超西藏，对区域分界、交通道路及水系分布的标注亦十分细致系统。国图藏《西藏全图附说》所记核心特征，与《全图》高度契合，篇目体系、书写范式亦一致，《附说》与《全图》合璧，方为完整的《西藏全图》，《全图》的绘制者、绘制年代、绘制原由等核心问题由此厘清。《全图》的绘制者嵇志文，长期在川藏道及西藏任职，其绘制《西藏全图》的时间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末至次年年初之间。此时，正值英军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和《中英藏印条约》签订后不久，国难深重，西藏边疆危机重重。此图的绘制蕴含了作者嵇志文深厚的爱国情怀及治藏安康思想。《全图》在西藏舆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国图藏《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当系以北大藏《全图》为底本摹绘而成，民族文化宫藏《清朝官员进藏路线图》则是《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的摹绘本。
关键词：《西藏全图》；《西藏全图附说》；西藏舆图；治藏安康
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出来的近400种、4000多幅清代地图和历史图像中精心挑选出近150幅彩绘地图公开出版，是为《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以下简称《皇舆遐览》)。在《皇舆遐览》中，收录了一幅名为《西藏全图》(以下简称“《全图》”)的清代西藏地图，彩色手绘，绢制卷轴装，纵54厘米，横254厘米，画面精美，图文清晰，为我国古代彩绘地图中的精品。《全图》绘制精美，内容丰富，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在我国西藏舆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因《全图》以图为主、文字极少，关键信息缺失，诸如作者、成书时间流传情况及重要价值等诸多关键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对其的关注也多在道路里程和驿站交通上。其中，《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将《全图》与安成所绘《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视为同一幅图，并将其更名为《四川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皇舆遐览一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将是图收入“道路里程”中并作了简要介绍。阿音娜在《舆图中的川藏交通——解读清末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此图，并以图为线索探讨了清代川藏交通的走向、地理特征和重要意义。张钦在《<察炉道里考>所载川藏交通探微——兼论<西藏全图>所绘中道及存在的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察炉道里考》中有关川藏中路的记载与《全图》中绘制路线的比对、考证，探讨了清代川藏交通格局。但目前尚无学者对这些舆图版本先后进行研究，学术界也尚未将《全图》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全图附说》(以下简称“《附说》”)进行比对研究，对图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治藏安康思想亦无论及。为此，本文拟对此图及相关问题做一专门探讨。
一、北大藏《西藏全图》的基本情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西藏全图》，绘制者不详，《皇舆遐览》中将其绘制时间确定在清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1821—1911)之间，时间跨度达到90年。《全图》具有我国古代彩绘地图的一般特征，整幅图以鸟瞰式移点透视法绘制，色彩鲜明，绘制精美。目力所及，皆位于图中景物的侧前方甚至是正上方，近处的景物不大，远处的景物不小，绵延数千里的距离，各种景物几乎都保持着相同的大小尺寸，但由于无比例尺，方位、比例的绘制很不准确，故图中地名大多只具象征意义，非实际距离。《全图》绘制的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绘制区域以西藏为主，东起四川西部的打箭炉(今康定)，西至后藏的济隆、聂拉木一带；北面辐射与西藏毗邻的青海、新疆等地，远及俄罗斯；南面、西面以雪岭(喜马拉雅山脉)为界，所及包括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克什米尔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注重对“界”的绘制和标注，是《全图》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西藏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分界的绘制。由左向右，《全图》中用文字标注了“俄罗斯界”“克什米尔界”“廓尔喀界”“哲孟雄界”“缅甸东界”“暹罗西界”“暹罗东界”“越南西界”，虽不精准但却大体勾勒了我国西藏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分界情况。二是对西藏与周边的川滇青之间行政分界的标注和说明。清雍正时期，清朝通过行政划界的方式，确定了西藏与周边的川滇青诸省之间的行政分界线，奠定了西藏与川滇青涉藏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在《全图》中有非常完整地呈现，绘制者不仅标注了行政分界，还用红色粗线作为分界线，圈出了图中四川的管辖区域。同时，在图中宁静山所处位置专门绘制了川藏行政分界的“界牌”。该界牌在清代文献中记载颇为详细，但在舆图中进行专门标注和绘制的情况并不多见。三是对西藏及川藏道沿线不同行政区域进行分色绘制的同时，还在分界处用文字进行标注。例如，在西藏地区标出了“前藏东界和拉里西界”等诸多分界；在四川的巴塘和理塘、打箭炉和理塘等多处交界处亦有标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之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之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之三
注重对进藏道路及由拉萨通往后藏道路的绘制，是《全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图中以虚线勾绘了自四川、云南和青海进藏及由拉萨通往后藏的道路，其中滇藏道、青藏道的绘制较为粗略，川藏道的绘制则尤为详尽。所绘川藏道共三条，均自打箭炉出关，分川藏南路、川藏中路和川藏北路。在绘制路线及沿线地名的同时，图中还专门在打箭炉城右下角的位置对三条入藏道路情况进行了专门说明。其曰：“由炉出口赴藏，有北、中、南三路。北道出北关，由草地直达前、后藏，最为捷径，但沿途概是草坝，五六站无居民者甚多，行人均应自备帐房，以免露宿。由中道出南关，偏北赴察木多，皆番商茶路，途中亦系草坝，民房稀少与北道同。南道由里、巴、茶、拉各台行走，驻藏大臣暨官兵驰驿所经，因南路居民稠密，易于催办夫马，然所经山路过多，道途迂折，甚难行耳。”总体来看，无论从文字说明还是绘制详略来看，三条线路中以川藏南路(即川藏官道)的绘制与标注最为详尽”，既有路线走向，又标出了沿途地名、山川名、寺庙名等重要信息。
《全图》还较为清晰地绘制了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怒江等数条河流的走势，且以文字对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河流的流向、途经区域等信息进行了标注，对于金沙江的标注最为详尽，其曰：“金沙江下由云南维西、中甸、丽江、永北、东川等处，川属宁远、会理入凉山保夷，地经屏山县，出叙州府，合大江，再下游出巫峡，过汉ロ，此长江正源也。”可见，《全图》中有关金沙江的文字系介绍其下游流经地区。图中对澜沧江的文字说明亦如此，曰：“澜沧下游由越南西贡入于南海”。但对雅鲁藏布江的介绍有所差异，其曰：“藏江西流至曲水，合后藏河折而南下，经エ布入珞瑜，是为雅鲁藏布江，由印度入于南海。”
综上可见，《全图》为清代彩绘地图，虽名为《西藏全图》但所涉区域远远超出西藏的行政区域，图中尤其注重对分界、道路和河流的标注，图中的文字注说亦多与之相关。这些突出特点为我们接下来继续考察《全图》提供了重要信息。
二、《全图》的“附说”：国图藏《西藏全图附说》
目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了一部名为《西藏全图附说》的清代汉文古籍。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其影印出版，但学术界至今未对该书展开专门的研究。近日，笔者将《附说》与《全图》进行仔细对读后发现，国图藏《附说》实为北大藏《全图》之“附说”，二者合璧，方可构成完整的《西藏全图》。
(一)《附说》之《西藏全图》主要特征与《全图》契合
国图藏《附说》封面为深红色绢制，正面书写“西藏全图附说一卷”和“外着色图一帧”两竖行汉字。目前，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一部，卷首载有时任驻藏大臣有泰所撰序文一'篇，为考证该图相关信息提供了关键依据。有泰在其序文中称：“癸卯闰月十二日，嵇葆芝，从九，送藏图一帧，附此说一卷，乃尊甫庾楼太守志文所著。”这里的“癸卯闰月十二日”，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结合封面上的名称《西藏全图附说》来看，有泰序文中所称之“藏图”，即“西藏全图”，“藏图一帧”亦与“着 十色图一帧”契合。序中出现的“嵇葆芝，从九”，与《附说・跋》中的落款“候选从九嵇祖佑谨卷呈”相对应，其父为嵇志文，字庾楼。总结有泰序文内容，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嵇祖佑将故父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并《西藏全图附说》送给驻藏大臣有泰。
值得注意的是，《附说》在其开篇及结尾部分，还隐含了部分与《西藏全图》相关的重要信息，可为后续研究提供线索支撑。其开篇为嵇志文所写，其中称：“谨将西藏全境所属各部落及西徼各水道、毗连中外各边界分色绘图逐一注说。”文末为嵇祖佑所撰，其称：“右图说二十八则，系故父详择川藏所属各部落风俗、地势、有关边务情形者节要言之。”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对这幅《西藏全图》有一个大致的印象：1.绘制范围：川藏所属各部落、毗连中外各边界、西徼各水道；2.绘制方式：分色绘制。
根据有泰序文所记，嵇祖佑将其父所绘《西藏全图》及《附说》呈送给有泰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通过查阅有泰日记对应内容，我们找到了更多相关信息。从日记中可知，此时的有泰刚被任命为驻藏大臣，正在前往西藏赴任途中。五月十二日这天，其人正在成都。他在日记中写到：
(五月)十二日，早会嵇芝葆世兄(祖佑，候选，从九——原注)。为庾楼太守志文大令郎。弟兄二人，太恭人在堂。送到藏图一张，地分五色，并有分界红线，甚佳，外注说一本，乃庾楼所著。
有泰日记所记嵇祖佑送图的时间与《附说》中一致：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有泰在当天的日记中对这幅图记载甚详，除“藏图一张”可与《附说》相印证，还有更为关键的信息：“地分五色，并有分界红线，甚佳，外注说一本，乃庾楼所著。”这里的“地分五色，并有分界红线”是对这幅图的具体描述，“甚佳”是对《西藏全图》的评价，“注说一本”即《西藏全图附说》，“乃庾楼所著”则再次明确了图及附说的作者。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已经发现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的突出特征是“五色绘制”和有一第条“分界红线”。
若将上述关键信息与《全图》相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全图》为彩色手绘地图，突出特征是分色绘制，这在清代西藏・地图中非常罕见，作者在绘制时注意采用深浅不一的色调，对山川、河流、湖泊、城镇、寺庙、道路等分别绘以不同颜色，并将山川河流、不同区域及分界明确标识，其色彩总体可归为黄、红、紫、灰、绿等五种。尤其明显的是，《全图》之中绘制了一条非常醒目的较粗红线，其文字注说为“红线以内概系川界”，这与有泰在其日记中所称之图中“有分界红线”这一记载契合。从所及区域及绘制特点来看，《全图》亦与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一致，图中不仅包含川藏各部落、中外各边界，对流经这个区域内的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怒江、雅砻江、澜沧江等几条大江大河的绘制亦非常清晰并对金沙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大江有文字注说。
(二)《附说》的篇目与《全图》吻合
在图的主要特征可以相对应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附说》是《全图》的“附说”，则其内容也应与《全图》相匹配。如果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则《附说》和《全图》为一体这一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附说》共一卷，内分“西藏”“陆路”“水道”三篇。“西藏”篇为总叙，“陆路”篇分“后藏”“布鲁克巴”“哲孟雄”“廓尔喀”“雪岭”“俄罗斯国界”“藏印分界”“三十九族”“察木多”“德尔格特”“三岩野番”“观角”“江卡”“桑昂曲宗”“博窝野番”“乍了”“瞻对”“霍尔五族”“玉树”“巴塘”“理塘”等二十一目，“水道”篇分“雅鲁藏布江”“恒河”“黑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龙江”等六目。若将《附说》中的篇目名称与《全图》对照可以发现，除总叙“西藏”篇、陆路篇的“藏印分界”“三十九族”“玉树”3目及水道篇的“恒河”目外，其余23目均可在《全图》中一一找到，且文字书写方式完全一致。若二者无关联，此类高度对应的现象便无从产生。
至于出现在《附说》之中但未在《全图》中出现的篇目，我们可以做一些具体分析。其一，“西藏”篇为总叙，所记为西藏历史沿革，地理空间为整个西藏，未在图中进行标注是符合舆图绘制逻辑的。“西藏”之名与《西藏全图》的名称一致，实际上也更好地说明了二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其二，“藏印分界”一目主要记述自乾隆以来中国和印度之间订立边界条约的历史过程，亦无法在图中标示出来。其三，另外三则中，“三十九族”“玉树”两目所及区域位于青藏道一线，“恒河”目系述恒河源头、名称及作者嵇志文沿河乘船前往印度签订条约之事，其流经路线远在我国之外。《全图》为传统舆图，整幅图形似一幅山水画，绘制时系以川藏线为主线，标示清晰、明确，但对青藏线、滇西地区及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标示均仅具象征意义、较为模糊，“三十九族”“玉树”“恒河”等未在《全图》中标示，可能正基于此。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认为，《附说》所述之《西藏全图》的主要特征与《全图》契合，其篇目设置又与《全图》相一致。《西藏全图附说》，意即《西藏全图》之“附说”，与《全图》在名称上是完全一致的。据此可得出结论：北大藏《全图》实为嵇志文所绘《西藏全图》，国图藏《附说》则为《全图》的“注说”，二者实为一体。
三、嵇志文：《全图》与《附说》的作者
《全图》和《附说》之间的关系既已确定，则《全图》的绘制者得以明确。
《附说》的作者嵇志文，浙江德清县大，最初由监生报捐县丞，分四川补用。后因剿办出力，贵州巡抚曾壁光奏保以知县用。同治十三年(1874)，嵇志文担任拉里粮台一职。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已任四川补用直隶州知州、拉里粮员的嵇志文在“乍丫'、察木多两部构衅一案”中出力甚多，“著赏给四品衔”。 1888年春，2000余名英军侵略我国西藏，3月爆发隆吐山保卫战。1888年3月，升泰任驻藏大臣，7月抵达西藏，11月至仁进岗谈判。1890年1月29日，清廷委派升泰为全权大臣，与英国订立合约。3月10日，升泰自大吉岭前往加尔各答，会晤印度总督兰士顿。3月17日，订立《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嵇志文是升泰前往印度议约的随行大员。据《附说・水道》“恒河”目记载，嵇志文曾于清光绪庚寅年(1890)二月“由独脊岭乘轮赴印都”。
有泰在《附说》序文中称，嵇志文曾“随先兄恭勤公襄办藏印通商事务，颇著劳绩”。有泰所称“先兄恭勤公”，即升泰；“颇著劳绩”则可与《清实录》的记载相印证。据《清实录》记载，清廷“以藏印界务画押完结，予四川补用直隶州候补知县嵇志文以知府尽先补用”，时为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有泰序中又记“旋病回川”，显示嵇志文在随同升泰完成《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后因病返川。返川不久，嵇志文擢任雅州知府。有泰在日记中称嵇志文为“太守”，意即其曾担任雅州知府一职。
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驻藏大臣升泰在仁进岗“办理藏印商约事宜渐次就绪”之际，突然病故，驻藏帮办大臣奎焕接续办理。清廷认为嵇志文“坚忍耐劳，熟悉藏中情形”，即令四川总督刘秉章通知雅州知府嵇志文“赶紧赴藏，随同奎焕襄办商约”。这也成为嵇志文宦海生涯的转折点。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入藏协助奎焕办理中印商约事宜的嵇志文“带同番官入藏取结”。十一月，奎焕参奏“知府嵇志文玩视边务”，清廷令奎焕迅速派大将嵇志文押解回川”。次年三月，奎焕再奏嵇志文“赴藏开导，办理不善”，清廷令“著即押令回川，不准逗留”。嵇志文“屡呼冤抑”，清廷并未采信，斥其“胆大藐玩”，“即行革职”回川听候查办。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清廷复令四川总督刘秉璋确查此案。因无后续记载，复查情况不明，嵇志文此后赋闲在家。有泰在《附说》的序中对这一事件有些许描述和评价，其中称嵇志文“后调入藏，则与当事大臣互相齟龉，以致罢官追款，落魄无聊，非其罪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川藏毗邻地区的“三岩鸡打洼野番抢去讷钦折匣”，经巴塘文武派兵将原折追获”，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已革知府嵇志文、记名提督韩国秀驰往筹办”，同时“密饬嵇志文等迅将三岩番案办竣”，即行前往查办“桑披寺喇嘛不服”事件。有泰在《附说》序中称：“迨滋轩尚书督川，复令办理土番事宜，事竣即殂谢。”鹿滋轩，即鹿传霖，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任四川总督。鹿传霖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嵇志文被重新启用，负责办理“土番事宜”。鹿传霖在川任职时间不长，嵇志文办理“土番事宜”的具体过程亦未见记载。不过，有泰在《全图》中透露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事竣即殂谢”。翻阅《清实录》的记载可以发现，当时与嵇志文一道派往三岩等地的官员还有记名 第提督韩国秀。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十九十日，因在办理三岩、桑披事件中有功，清廷“予记六名提督韩国秀优叙”，嵇志文未在奖叙之列。这说明嵇志文此时可能已经离世，这也与有泰在《全图》序中所称“事竣即殂谢”吻合。（未完待续）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一西南民族大学共建“涉藏研究学术共同体”之“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行使主权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辛建，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冯雨晨，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学。
原刊于《民族学刊》2025/11总第12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