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化的领域相当大。除了在中国领内以西藏自治区为中心，包括青海省的大半（差不多全部），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的一部分以外，还有印度领内的加木和卡什米尔州（JAMMU and KASHMIR）的拉达克、喜马恰尔·布拉代什（HIMACHAL PRADESH）、乌塔尔·布拉代什（UTTAR PRADESH）（乌达尔堪多（UTTARKANDO）），锡金（SIKKIM）阿隆纳恰尔·布拉代什（ARUNACHAL PRADESH）等各州，以及尼泊尔和不丹领内的喜马拉雅山地等，都属于藏文化圈。其中上述中国领内的诸省还各自有藏族独自的或藏族复合其它民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喜马拉雅高地的藏人社会，以及自古被称为“小西藏”的拉达克等也具有很长的历史。如此看来，文化、民族意义上的西藏，远远超出了政治区划上的西藏。再者，以1959年为中心，很多藏人离开本土，移民到了喜马拉雅山腰、印度各地以及世界各国。附带说，住在珠穆朗玛山腰的夏尔巴人，也是属于藏系的民族，有关它的文本资料也不少，但一般认为它是尼泊尔的一民族，因此在本文中不提及。

向欧洲人最早开始介绍西藏及其文化的是天主教的神父们。18世纪前半期，到过西藏的意大利神父德西迪里（Desideri，S.I）在介绍西藏的文章里提到天葬，以及表现藏人亲族关系的“骨”与“肉”；（Desideri，S.I.1952，1954，1956。Petech，L.[ed.] I Missionari Italioninel Tibetenel Nepal.Vol.5-7）后来，德·斐立毗（de Filipi，F.）把它译为英语时错译成“骨”与”血”，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曾引用过这个英文版。（de Filipi，F.[ed.] 1932，An Account of Tibet. 此书有日译本（药师义美1991，1992））
到19世纪后半叶，开始流行所谓的“探险”。英领印度的情报员达斯（Das，S.C.）从1879年到1883年滞留在西藏，写了不少藏学方面的文章。（1902，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1984，Tibetan Studies）作为民族学者的柔克义（Rockhil，W.）于1888-1892年间留居西藏，采集了各种民具。（1983，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Tibet）
在HRAF，即世界民族资料里，1893-1963年间有关藏族的文献有26个；1854-1963年间有关西藏的文献有24编。这些文献的作者中除去民族学者、社会学者外，还有柏尔（Bell 1928）等的政府官员、河口慧海（1904）等的宗教家，还包括旅游者、土著民、医生等。其中由专家写的文章很少，如1935-1945年进行过实地调查的赫尔曼斯（Hermanns，M.）著的《希腊和丹麦的皮特王子》（1949，Prince Peter of Greece & Denmark）、《一妻多夫制的研究》（1963，A Study of Polyandry）及本尼迪克特（Benedict，P.K.）的《藏人和汉人的亲属称谓》（1941，Tibetan and Chinese Kinship Term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pp.313-337）等有价值的作品极少见到。这是由于西藏政治上的地位与它的不开放的局面所导致的。其中由藏人本身记录生活的资料更少。但也存在个别象拉毛写的受到高度评价的著作。（Lha-Mo 1926）

在西藏的东北部，甘肃与西藏的交界地带，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埃克旺（Ekvall，R.）发表过短小的民族志，二战期间被译成了日语；（1936，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莲井一雄译，1943）二战后，他在华盛顿州华盛顿大学和博物馆继续从事研究活动。后来，此大学成为了美国的藏学中心。他们的研究成果以“藏学研讨会”的名义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1964，American Anthropologist，66-5：1096-1148）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1956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但是1959年发生了动乱，达赖喇嘛逃亡印度。1965年虽然成立了自治区，但随之又有文革的混乱等等。因此，不消说实地调查，就是旅游也很困难。这时期的成绩有，1972-1975年间作为尼泊尔王国驻藏总领事、长期留住拉萨的文化人类学家白斯塔的短篇报告。（Bista，D. 1979）

对西藏佛教美术的收集，二战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纽阿克博物馆、洛杉基郡博物馆（Pal，P.1983，Art of Tibet）、大英博物馆、荷兰的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都有优秀的收集品。随着民具、民族资料的收集起来，佛像和佛画也附带地收集了上来，相应地也出版了图录或对它们的研究成果。纽阿克博物馆除了收藏有上面提到过的柔克义写的有关本馆收藏品的报告和雷诺兹（Reynolds，V. 1978）的概述以外，还出版有五分册的图录（Olson，E. 1950-1970）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西藏的遗产》（Zwalf，W. 1981 Heritage of Tibet）中也记载有“衣、食、宝石”一章。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集品?导引》中对民具的结构也有详细的说明。（Pott，P.H. 1951，Introduction to the Tibetan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研究室收藏有河口慧海的收集品（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史研究室。1986），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有青木文教的收集品（长野泰彦 1983）；各自出版有图录和报告。

对于西藏本土以外藏人社会的实地调查是二战以后兴旺起来的。调查对象包括尼泊尔北部的高地，印领喜马拉雅的土著藏人和亡命海外的藏人社会等。在本文的开头部分，提到过的尼泊尔西北部的杜坡（DOLPO）地域，从古至今一直是藏人的住所。它位于尼泊尔和西藏的边界地带。从地势来看，它和西藏高原一样有4，000米的海拔，那里依旧保留着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藏人世界。

在达赖喇嘛逃出前一年即1958年，川喜田二郎等人以查尔加村为中心进行了集约调查，将该村的生产、社会（尤其是一妻多夫）、宗教、物质文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川喜田 1960，高山 1990）杰斯特对塔拉布村进行了调查，并作了详细的民族志。（Jest，C. 1975）冯?弗吕尔—海门道夫从本世纪前半期已经对印度部族民进行过实地调查，到了后半期，他扩大了研究对象，开始从事阿萨木·喜马拉雅（ASSAM HIMALAYA）的部族民尤其是阿巴塔尼族、以及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地民夏尔巴人、博迪雅（喜马拉雅的藏人）的实地调查与研究。他的报告还有关于东尼泊尔高地阿隆·塔木尔地域的博迪雅，西北尼泊尔高地达乌拉格利县的交易民（杜坡的藏人、帖秋隆的博迪雅），最西北尼泊尔高地卡隆纳利县的交易民博迪雅等人的生产、生活方面的详细的阐述。（von Furer-Haimendorf，C.1975）在中部尼泊尔，大喜马拉雅山脉主岭北侧的山谷中，也有被称为博迪雅的藏人村子。对于它们的研究有乌·范·司半金的《地理视角上的尼桑巴：一个尼泊尔交易区的兴起》（Wim van Spengen，1987，The Nyshangba of Geogrph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a Nepalese Trading Community. Kailash，13-3/4：131-227）和一些调查报告。（von Furer-Haimendorf，C.1983）另外，关于纳鲁布谷的博迪雅（即住在安纳布鲁纳连峰北侧），也有以照片为主的民族志。（Chorlton 1982）

一妻多夫制是藏人社会独特的婚姻形式，对它的研究尤其体现在一些女性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上，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尼泊尔中部，卡力干达格河上游的帖尼克，（Shuler 1987）以及尼泊尔最西北部的付木拉藏系宁巴人的社会调查，（Ludwar 1975）都是以一妻多夫为中心进行的分析研究。还有两位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亡命藏人的调查，试图复原藏人的传统社会。对于亡命藏人的调查研究，还涉及到了亡命藏人集团中孩子的社会化问题；亡命到印度各地的藏人集团面对的“适应”、“调整”问题等。（Saklani 1984）

对于印领喜马拉雅的研究，包括了对居住在乌达尔·布拉代什州的乌达尔堪多的博迪雅人生产方面的研究，（Prasad，1989）以及对自古被称为“小西藏”的加木和卡什米尔州东北部的拉达克进行的历史学、文化生态学等很多方面的探讨，（Kantowsky/Sander，1983）已经取得了有关拉达克人的民族志和变化的概观。（Karotemprel，1984）

有关住在西藏南部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志研究是极少的。比如那里有跨中印两国境界生活的门巴族。印度东北部的阿隆纳恰尔·布拉代什州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它们中有的信仰印度教，也有不少信守着本族土著神。沿着印度北部国境，也居住着藏系的佛教徒。关于阿隆纳恰尔·布拉代什州的文献资料已出了不少，但大都是概览性的记载，只有对希安地区麦秋卡谷中的明巴族和卡门地区的门巴族的论文是值得注意的。（Karotemprel，1984）

由于西藏本土的不开放情况，对外国人旅游、调查受到了限制。除了本土周边的藏人地域的研究以外，对本土藏人从民族志的、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是较晚的。最近才出现了新的成果。象文化人类学者戈尔斯坦（Goldstein，M）和白翱（Beall，C）长期停留在尼泊尔最西北部高地的博迪雅人社会里，对人口、一妻多夫制等进行了周详的调查研究，发表过值得注目的论文。他们于1986-1988年在西藏西北部羌塘高原的偏僻地带做实地调查，继而出版了包括惹人注目的照片在内的民族志报告。（Goldstein/Beall，1990）

藏学已成为一门传统的学科，但从其成立起，主要已历史学、佛教学、语言学为中心。在其出版过的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极少能见到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志的论文。

有关这方面有用的文献目录，是最近才刊行的。1980年代以后，日本出版了三册（贞兼1982，药师1984，Kuloy/Imaeda 1986）。接着1990-1992年，弗雷德里和柏内尔（Pfleid-erer/Bergner）的《喜马拉雅民族志》（1990），萍福德（Pinfold）的《藏族》（1991），阿桑夫（Aschoff）的《藏族·喜马拉雅》（1992）也相继出版。

（注：本文译自末成道男编《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

在西藏的东北部，甘肃与西藏的交界地带，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埃克旺（Ekvall，R.）发表过短小的民族志，二战期间被译成了日语；（1936，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莲井一雄译，1943）二战后，他在华盛顿州华盛顿大学和博物馆继续从事研究活动。后来，此大学成为了美国的藏学中心。他们的研究成果以“藏学研讨会”的名义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1964，American Anthropologist，66-5：1096-1148）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1956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但是1959年发生了动乱，达赖喇嘛逃亡印度。1965年虽然成立了自治区，但随之又有文革的混乱等等。因此，不消说实地调查，就是旅游也很困难。这时期的成绩有，1972-1975年间作为尼泊尔王国驻藏总领事、长期留住拉萨的文化人类学家白斯塔的短篇报告。（Bista，D. 1979）

对西藏佛教美术的收集，二战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纽阿克博物馆、洛杉基郡博物馆（Pal，P.1983，Art of Tibet）、大英博物馆、荷兰的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都有优秀的收集品。随着民具、民族资料的收集起来，佛像和佛画也附带地收集了上来，相应地也出版了图录或对它们的研究成果。纽阿克博物馆除了收藏有上面提到过的柔克义写的有关本馆收藏品的报告和雷诺兹（Reynolds，V. 1978）的概述以外，还出版有五分册的图录（Olson，E. 1950-1970）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西藏的遗产》（Zwalf，W. 1981 Heritage of Tibet）中也记载有“衣、食、宝石”一章。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集品?导引》中对民具的结构也有详细的说明。（Pott，P.H. 1951，Introduction to the Tibetan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研究室收藏有河口慧海的收集品（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史研究室。1986），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有青木文教的收集品（长野泰彦 1983）；各自出版有图录和报告。

对于西藏本土以外藏人社会的实地调查是二战以后兴旺起来的。调查对象包括尼泊尔北部的高地，印领喜马拉雅的土著藏人和亡命海外的藏人社会等。在本文的开头部分，提到过的尼泊尔西北部的杜坡（DOLPO）地域，从古至今一直是藏人的住所。它位于尼泊尔和西藏的边界地带。从地势来看，它和西藏高原一样有4，000米的海拔，那里依旧保留着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藏人世界。

在达赖喇嘛逃出前一年即1958年，川喜田二郎等人以查尔加村为中心进行了集约调查，将该村的生产、社会（尤其是一妻多夫）、宗教、物质文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川喜田 1960，高山 1990）杰斯特对塔拉布村进行了调查，并作了详细的民族志。（Jest，C. 1975）冯?弗吕尔—海门道夫从本世纪前半期已经对印度部族民进行过实地调查，到了后半期，他扩大了研究对象，开始从事阿萨木·喜马拉雅（ASSAM HIMALAYA）的部族民尤其是阿巴塔尼族、以及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地民夏尔巴人、博迪雅（喜马拉雅的藏人）的实地调查与研究。他的报告还有关于东尼泊尔高地阿隆·塔木尔地域的博迪雅，西北尼泊尔高地达乌拉格利县的交易民（杜坡的藏人、帖秋隆的博迪雅），最西北尼泊尔高地卡隆纳利县的交易民博迪雅等人的生产、生活方面的详细的阐述。（von Furer-Haimendorf，C.1975）在中部尼泊尔，大喜马拉雅山脉主岭北侧的山谷中，也有被称为博迪雅的藏人村子。对于它们的研究有乌·范·司半金的《地理视角上的尼桑巴：一个尼泊尔交易区的兴起》（Wim van Spengen，1987，The Nyshangba of Geogrph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ise of a Nepalese Trading Community. Kailash，13-3/4：131-227）和一些调查报告。（von Furer-Haimendorf，C.1983）另外，关于纳鲁布谷的博迪雅（即住在安纳布鲁纳连峰北侧），也有以照片为主的民族志。（Chorlton 1982）

一妻多夫制是藏人社会独特的婚姻形式，对它的研究尤其体现在一些女性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上，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尼泊尔中部，卡力干达格河上游的帖尼克，（Shuler 1987）以及尼泊尔最西北部的付木拉藏系宁巴人的社会调查，（Ludwar 1975）都是以一妻多夫为中心进行的分析研究。还有两位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亡命藏人的调查，试图复原藏人的传统社会。对于亡命藏人的调查研究，还涉及到了亡命藏人集团中孩子的社会化问题；亡命到印度各地的藏人集团面对的“适应”、“调整”问题等。（Saklani 1984）

对于印领喜马拉雅的研究，包括了对居住在乌达尔·布拉代什州的乌达尔堪多的博迪雅人生产方面的研究，（Prasad，1989）以及对自古被称为“小西藏”的加木和卡什米尔州东北部的拉达克进行的历史学、文化生态学等很多方面的探讨，（Kantowsky/Sander，1983）已经取得了有关拉达克人的民族志和变化的概观。（Karotemprel，1984）

有关住在西藏南部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志研究是极少的。比如那里有跨中印两国境界生活的门巴族。印度东北部的阿隆纳恰尔·布拉代什州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它们中有的信仰印度教，也有不少信守着本族土著神。沿着印度北部国境，也居住着藏系的佛教徒。关于阿隆纳恰尔·布拉代什州的文献资料已出了不少，但大都是概览性的记载，只有对希安地区麦秋卡谷中的明巴族和卡门地区的门巴族的论文是值得注意的。（Karotemprel，1984）

由于西藏本土的不开放情况，对外国人旅游、调查受到了限制。除了本土周边的藏人地域的研究以外，对本土藏人从民族志的、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是较晚的。最近才出现了新的成果。象文化人类学者戈尔斯坦（Goldstein，M）和白翱（Beall，C）长期停留在尼泊尔最西北部高地的博迪雅人社会里，对人口、一妻多夫制等进行了周详的调查研究，发表过值得注目的论文。他们于1986-1988年在西藏西北部羌塘高原的偏僻地带做实地调查，继而出版了包括惹人注目的照片在内的民族志报告。（Goldstein/Beall，1990）

藏学已成为一门传统的学科，但从其成立起，主要已历史学、佛教学、语言学为中心。在其出版过的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极少能见到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志的论文。

有关这方面有用的文献目录，是最近才刊行的。1980年代以后，日本出版了三册（贞兼1982，药师1984，Kuloy/Imaeda 1986）。接着1990-1992年，弗雷德里和柏内尔（Pfleid-erer/Bergner）的《喜马拉雅民族志》（1990），萍福德（Pinfold）的《藏族》（1991），阿桑夫（Aschoff）的《藏族·喜马拉雅》（1992）也相继出版。

（注：本文译自末成道男编《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