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笔之前,阿来不打草稿,不写大纲。

        作家写作,从来不是抄写现实,增删而就。而是储存、发酵,等葡萄酿成酒。

        小说人物有自己的意志。作家安排了也没用,他们照样任性。酒成了,笔下的文字,会泉水一样流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是他的文学偶像苏东坡的方式,也是他的方式。

        二十岁后,他把自己托付给文学,由文学重建他的大脑与心灵。

        四十年后,他贫瘠的命运,被改造得丰盛、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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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啊,我要讲出你的故事了”


        成都冬夜阴冷。从麻将桌或酒桌上下来的人们,走到大街上瑟瑟发抖。嘴上大声抱怨,心里却爱着它人间烟火浓郁,爱着它说不出的迷离、温柔。

        阿来提前结束了酒局,匆匆赶回家。两天前,我们约好了晚上通话,继续第三晚“马拉松”式访谈。

        酒桌上都是有意思的人。78岁高龄的川籍植物学家印开蒲坐主位,左边坐着阿来,右边坐着一名当地林业局官员。接着是一位商人,发了点小财,受了些挫折,怀揣出家之念。他们各带着女儿,让她们和自己的文学偶像阿来见上一面。

        放一台摄像机在旁边,不用导演,就是一部当代“夜宴图”。

        中国人常有“不社交恐惧”。不社交的话,就没法拿到虚拟的“社交货币”。等有了事情,无法兑换自己的社会价值,事儿不好办。阿来社交,不为办事儿,而是见有趣的人。他关于探险家的小说还没有完结,正好和印开蒲交流重走“洛克之路”的感受。他们谈起了藏区一种“报春花”,有十多个不同的品种。界门纲目科属种,越谈越细,专业得惊了一桌人。

        “八点五十,我说不行,得回去了,有长途。”菜还没上完,酒还没喝透。“您给我发个短信,我可以晚些时候再打给您。”我有些愧疚。“我以为你是用座机打的,没法发短信。没关系,以后再叫他们,他们还会来。”阿来安慰道。藏语为母语,他的汉语口语常有预料不到的轻盈、直接。但他普通话标准,只在“H”和“L”之类的发音上听上去有西南或江南感,抑扬中已经听不出说话人的其他来处。

        电话响起之前,我还在读他的《格萨尔王》。那些文字环佩叮当,带着音效。又闪闪发光,如泥灰擦洗过七次的白银。“啄木鸟从老柏树上惊飞起来,扇动着风车一样旋转的翅膀,飞向了远处的山冈。那是座吉祥山冈,地面上开满鲜花,明亮的水晶在地下生长,就像故事在一个说唱者心中蕴蓄一样。”

        阿来就在故事中说唱者晋美的身体里。跟着他寻找故事,那隐约听见、看见却不能明晰唱出的故事。故事绵长深广,版本太多。他为不同版本迷惑。

        “王啊,我要讲出你的故事了。”故事开笔之前,他祈求。

        “王啊,我要把你的故事还给你了。”故事结束之后,他来还愿。

        他把自己和晋美生生分开,把晋美留在这里继续说唱。而他,又要出发了,奔赴自己不死鸟一样到处流浪、继续写作的宿命。

        “作家”是阿来社会身份最重要的标签。二十多年前,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这本书把“尘埃落定”这四个字带进了中国人的日常语境,并对它产生了惰性依赖。没有这几个字,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描述结局。

        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与2019年的《云中记》,阿来一直在写自己的故乡嘉绒藏区。他的题材、写作方式却不断变化,不可预知。

        “说到底,阿来是被文学钦点的人。”作家麦家告诉我。

        嘉绒藏区经历的百年变迁,被他小心制成“时间胶囊”,在书中封存。这些藏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世纪,旧的制度与生活方式解体,新的制度与生活方式尚未成型。当改变发生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动承受、茫然无措。把镜头拉远,他们的命运,和中国无数乡村与城市中的人们并无二样。

        把镜头拉得更远,他们和经历工业革命浪潮时的西欧农民亦有可比之处。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诞生了狄更斯、巴尔扎克与福楼拜。后工业化时代的俄罗斯,诞生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美国南方社会日益蔓延的拜金主义与商业气息中,诞生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在南美大陆,拉丁美洲血管被割开、自然资源被劫掠时,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社会疼痛——这也是拉丁美洲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基础。那里,诞生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在技术与观念上被中国当代作家拥抱,又成为难以摆脱的新枷锁。

        叩问时代,这是文学存在最显著的功能之一。不同国籍的作家,生逢变革,把自己精神与身体的原乡放进文学版图。嘉绒藏区,这块在西南横断山脉间的广袤大地,因阿来走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版图。

        他用自己散页的稿纸,留存下那些不断变化与消逝的风物、那些不断变化与消逝的记忆。留存下来的,还有那些由更漫长的未来才能解答的疑问:那些曾经发生的,是否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我们与过去的告别,是否过于匆忙、过于决绝?

        “王啊,我要讲出你的故事了。”他在开笔之前祈求。

        王以藏地传说作答:很早之前,我已经把故事的珍宝埋在你心里了。


2.“成功、失败或死亡”


        “两年前我见到他,和二十年前我见到他时一模一样。他一点都没变。眼神、表情都没变。阿来就是阿来。”原《小说选刊》编辑关正文对我说。

        他和阿来的邂逅,有几种不同的版本。事实是,他遇见阿来时,这个来自阿坝的文学青年已经身携隐隐的“王者之气”。阿来自我介绍说是一个小地方杂志《科幻世界》的主编,发行量有几十万份。当时《小说选刊》刚复刊,只发行两三万份。

        回北京后,关正文过了段时间才找出《尘埃落定》打印稿来看。一看就上头,通宵未眠。早上,他迫不及待给阿来打电话,计划一字不改发表。阿来的回应淡淡的,似乎在意料之中。

        “之前编辑要求修改,我说错别字可以改,其他的一字不改。”阿来说。他是作者,也是其他优秀文学作品的读者。他相信自己的小说,可以站在优秀文学作品之列。修改,反而把好处改坏。

        最让关正文印象深刻的是出版社给阿来开研讨会那天。高朋满座,当时如日中天的评论家李敬泽、陈晓明和戴锦华都在,对《尘埃落定》赞赏不已。关正文陪着阿来,坐在主位的一角。他心里激动,看阿来听得木木的,脸上没表情。

        “大家都这么肯定,你怎么想?”关正文忍不住向主角发问。“难道不应该吗?”阿来答得笃定。之后不久,这本长篇处女作斩获中国文学界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此后30年畅销不衰,一个文学天才横空出世。

        另外一个细节是,《尘埃落定》大火后,英译者葛浩文一直在苦等阿来的第二部与第三部。阿来在美国访问时,还在葛浩文家住过。出版商为他的第一本书开出了15万美金的天价稿费,宁愿赔钱也要接着出。但阿来却没再写过土司、少爷和鸦片。

        他只为内心写作,对作家热衷的“海外影响力”,并不怎么看重。他也一直独立在流行的文学潮流和创作方式之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同行们都抛弃了故事、开始转向内心小世界时,他已经是故事高手了。通过在藏区调查土司家族史,他写出了《尘埃落定》。他以为土司家族会找麻烦,但十八个土司家族,纷纷说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尘埃落定》中有两个人,只在他的故事里留下匆匆而模糊的背影,却让他牵挂。他把这两个人的命运重新探究了一番,写成了《月光下的银匠》和《行刑人尔依》。

        后来,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都转向了故事,他却回到抒情传统。删繁就简,故事只剩下写意画中一样虬劲的枝干,立于三秋。

        从《灵魂之舞》到《云中记》,命运救赎一直都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阿巴是《云中记》的男一号。汶川地震发生五年之后,逐渐忘记村里味道的祭师阿巴带着两匹马,决意回去。活着的人由新生活来安慰,他要回去安慰那些死去的人。

        地震发生时,阿来和麦家都在四川,抱着最单纯的心去帮忙。他没想过要写地震题材的小说,或“正面强攻”,写一群人的悲惨与另外一群人的勇敢。地震和战争不一样,战争有一个敌人。但地震中,我们原谅谁呢?大自然不需要我们原谅。在地震中表现勇敢的人,很多年之后却一直走不出,陷入抑郁甚至自杀。

        十年来,莫扎特的《安魂曲》一遍遍在耳边回响。对死亡的庄严凝视与歌唱,让阿来看到了灵魂救赎的希望。为阿巴送别,为千千万万个亡魂送别,他找到的方式就是祈祷歌唱。他把这本书,献给了音乐家莫扎特。

        说他是“天才”,或“被文学钦点”,都是浪漫化的可能性解释。但如果回看阿来的成长轨迹,当作家的确是所有命运中最不可能的一种。

        闭上眼睛,那个脸庞黑黑、脸颊酡红的小男孩又回来了。脸上的泥污,更衬出他眼神清亮,仿佛从“希望工程”的宣传照片中走出。母亲藏族,父亲回族,二人养育了八个儿女,小男孩是老大。

        他的爷爷曾在茶马古道贩茶,是当地大茶商。到他出生时,一切都天翻地覆,完全翻了个儿。他没有闻见一点财富的味道,只听到已经模糊的传说。

        他半岁时,“文革”开始了。虽然离中心遥远,人们平日几乎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但闹起来一样凶,把流行手段都用上了。因为这段家事,父亲被批斗,全村人欺负起他们家,一点不心疼、不手软。

        生活已经够艰难。没想到,最难面对的还是人心。少年阿来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他想离开,哪怕孤单单一个人流浪也好。

        “文革”结束后,很多种命运在前面等着他。他可能会一辈子待在山里,放羊、种青稞。如果头脑灵活,长大后,他会收购蘑菇或虫草,做个山珍小贩,卖给外地来的商人。他也可能读书,坚持读下去,不早早辍学。砍柴一斤一分钱,一天砍五百斤能卖五块钱。攒够了学费,走一百二十里地上中学。毕业后好好干,跳出农门,抑或中年时当上乡干部、县干部。

        但文学走进了他的生活。聂鲁达和惠特曼,用英雄主义与激情鼓舞了他,与他产生了奇妙的心灵共振。他开始写诗、写小说。对藏地历史传统透彻的研究,让他的写作有了依托。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与立足之地。

        “我写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阿来说。曾经,他对它有一点恨。后来,他对它有一点爱。现在,他知道故乡其实从没有定型。在他是一头弱小的岩羊和一头强健的雪豹时,它的一草一木看起来完全两样。

        从故乡出发,他庆幸自己走了文学这条路。“我庆幸自己听从了文学的召唤,并选择了一条最符合文学本质的路。”他说。已经61岁的他,仍频频带着帐篷,在故乡的山里游走、露营。

“一个文学家,和探险家一样,无非是三种结局:成功、失败或者死亡”。我问他是否担心尝试新题材会失败时,他冷静地说。


3.双语穿行


        薄酒暖身,阿来更敞开了些。他没有拒绝那些不太愿意回顾的往事,也没有以“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带过。提及同时代的作家时,他点评直率。

        和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认识不同,在阿来眼中,文学最重要的要素是文字。文字是基本功。文字不好的作家,如画家不谙色彩,怎么能在画布上绘出震撼人心的图画?

        “打开一本书,如果文字不好,我翻一两页就看不下去。”他有重度语言洁癖。

        前几天,他听到一位同行演讲,说文字不重要,故事才重要。文字太讲究了,难以翻译,反而对海外传播不利。阿来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

        藏语是母语,但阿来却说:“我的藏文书面语也不行,但口语从小就讲。我家乡这一带,四五十万人,与标准藏语最远。古羌语成分更多些。”在写作时,为了追求文字中的疏离感,阿来会在汉语与藏语口语之间穿行、对照。

        他会把自己想写的用家乡话说一遍,用汉语翻译一遍。然后,把二者组合起来,符合中文表达规律,保留藏语口语中感性的、经验性的部分。

        他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为汉语言文学寻找那些失落的诗意表达。“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是文件,是报纸,是课本,是电视,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而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与生倶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阿来曾感叹。

        彼时报纸下乡,从《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中,他知道了大山外面有另外一个世界。在图书馆被拆毁、扔出的旧书中,汉字对着他唱歌、跳舞,带着他走进了这个数千年文明积淀的伟大文学传统。

        汉语中写恋爱的很多,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在他的家乡话里,说恋爱是“骨头里冒泡泡”。《尘埃落定》时,二少爷感到骨头里泡泡向外冒时,就爱上了眼前的女人。

        他写一个高个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走来,先是戴着毡帽的头载沉载浮,接着是高耸的肩膀,“整个魁梧的身躯像魔鬼从地下升起,并迎面压迫过来。”这段文字,借口语中“高得吓人”带来的感受,精准实现了前后、上下的空间调度。

        在藏语中,由于“万物有灵”的信仰,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之间、物质名词和非物质名词之间没有当代汉语中的严格的区分。《格萨尔王》中,莲花生大师能把光取下一枝,在空中挥舞,能御光飞翔。

        说唱人晋美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晚霞。晚霞千变万化,没有言语能够稳住它的身姿。他找不到辞藻。“是因为词太少吗?”有人问他。“我不知道,也许是词太多了。”

        晋美说出了阿来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词太少,汉语表意的固化限制了作家的表达;另一方面,词太多,彻底了解汉语浩如烟海的传统十分艰难。

        如果说词语的选取只是雕虫小技,而当代汉语对自然界的相对漠然,让人无所适从。

        “我们的文学如《诗经》,有很多丰沛的植物与自然景观。后来,植物种类越来越少,几乎只剩下梅兰竹菊、荷花。植物被意象化了,没有被意象化的就慢慢从文字中消失了。”阿来想恢复文学中的自然传统。

        自然不仅仅是他生活之地的雪山、草甸,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柏树、桦树和栎树,不仅仅是格桑花、金盏花和报春花。它不仅仅是故事场景,更是故事本身。

        在《天火》中,阿来写了风和火对森林的进攻,和胖姑娘央金与外地来的蓝工装小伙子之间的情欲纠缠。从高处吹来的风挡住了火的方向,逼得风回溯,清空当时来不及摧毁的树干、苔藓和腐殖层。这时候,森林离真正的毁灭就不远了。

        野兽奔逃,飞禽被火抛回巢穴,空余尖叫。火势将要烧到眼前、留给人一点喘息的当口,二人的故事才真正展开。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成全了一对半真半假的恋人。阿来的《天火》中,一场大火,试探了一对半真半假的野鸳鸯。蓝工装感到火势的威胁时,就吓得没了意绪。这部小说搭建了中国文学中极富视觉层次,却梦幻一样的火灾场景。

        阿来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感觉复杂。叙事文学中“暗黑”的生命观与人际关系,动不动就杀人,人与人之间诡计多端,一切向下走,让他产生本能的距离感。藏族相信“万物有灵”,一草一木能寄魂,对生命本身更敬畏有加。

        从《诗经》、乐府,到南北朝,再到唐宋,他毫不掩饰对古代文学中抒情传统的热爱。杜甫和苏东坡是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岑参也算。

        杜甫有一千四百首诗歌,他能背出一大半。

        对苏东坡,阿来和汉族文人一样,敬仰他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他文学的光芒。“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有多少次,当他一个人带着帐篷,在山间露营、漫步时,这首诗是最好的注解。

        “文学到了苏东坡,风气为之一变。他被贬谪到黄州的时间只有几年,但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就站住了、成全了。”

        为了寻找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西北大漠留下的足迹,阿来去了甘肃、新疆。他随身带着岑参诗集,一下子被“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苍茫击中。

        一首关于冬天的诗,从唐代穿空而来,和着酒,进入我们的讨论。

        他背起了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当时在安西节度使幕府中任职,他同事武判官要还乡。帐外大雪纷飞,帐内节度使摆酒相送。岑参即席赋诗,权做赠别留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最空寂的雪,却如春花灿烂。塞外天气恶劣,冷得顶尖高手无法控弓、无法穿上铠甲。当你出了这中军帐,不再有胡琴琵琶与羌笛。从辕门到轮台,大雪很快将覆盖马的行迹,覆盖这最后的别离。

        背完了,讲完了。阿来还沉浸在诗的意境中。“我想来想去,古代诗人,真是镜头调度的高手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比导演还高明。当代导演很多都不懂镜头,切得碎碎的。”


4.与谁共醉?


        访谈连续进行了将近一周。每次添酒回灯,进入新的话题。

        我们说到写作越来越被推向边缘,他仍保持着一贯的淡定,不焦虑。“写作就是我干的活儿,我没觉得边缘化是个多大的事儿,有什么需要焦虑的。”

        从去年10月开始准备,到访谈完成,这注定会因新冠病毒写入历史的一年结束。而这场疫情,已毫无悬念地延伸进2021年。

        阿来在四川稻城点燃篝火,看着月亮从山间升起。新旧交替之夜,月正圆。

        “如果,一桌酒摆好了,你可以随意邀请自己喜欢的作家,古今中外都行,你会邀请谁?”我问。

        “苏轼、杜甫要来,岑参要来。聂鲁达·惠特曼要来。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一个。胡安·鲁尔福,还有福克纳。”阿来没什么犹豫,就把人点齐了。还要留个位置,给创造了《小王子》的圣埃克·苏佩里。

        “您邀请的这些人,全都不在人世了。如果只请活着的呢?”我有些吃惊。

        “活着的?”他哈哈笑了起来。“活着的都太熟了,凑不成一桌。”

        山间寂静。人间寂静。

        说唱人晋美,在阿来拿着《格萨尔王》的故事离开后,依然在流浪。

        故事,怎么会没完没了,逼着说唱者不得安宁?


原刊于《北京日报》2021年2月2日(记者:王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