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作家阿来，是在北京老舍剧场。他来做一场讲座，讲梭罗的《瓦尔登湖》。一身西装，在大厅里诸位文学前辈的铜像前，他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来回踱步。
一个以汉语写作的藏族人，在一间以满族作家命名的剧场，解读一部美国自然主义名著——多元文化之间的交错穿梭，正如阿来多年来的生命行迹。
听众来了不少。1845年，当现代文明与工业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展开，梭罗拿着一把斧子走进森林，砍下几棵树，在瓦尔登湖边盖了一个小房子，在自然与荒野中远离纷繁世事。170多年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瓦尔登湖》成为一服治疗“精神内耗”的良药，一批批徒步者，带着一顶顶露营帐篷，逃离城市，奔向山头。
30年前，阿来就在川西高原上度过了不少荒野之夜。第一次去四姑娘山，骑了一天的马，在蓊郁的冷杉林旁扎营。他钻进睡袋，敞开帐篷门，看满天星斗和崖顶上冰川的幽冽冷光，在铺天盖地的大雪里一夜酣睡。早上醒来，在雪野里疾走，发现一个小湖，湖水中央是洁白雪峰的倒影。“这是我离四姑娘山最近的一次。”在新书《西高地行记》中，阿来写道。
这是一部阿来的行走笔记，嘉绒、贡嘎、平武、玉树、果洛、山南、武威、丽江……他写大地星光、群山草原、花草树木，追索文明的演替与变迁，领受民间的教益与滋养。“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
1.尘埃终于落定
在阿来看来，行走需要强健的身体，“不能贪图安逸”；也要有一颗平常心，“不能带着小资情调，作为一个他者，去探险种种奇遇”。深入一片土地，要把速度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阿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写作，需要时间的停顿延宕，以及空间的周而复返。《西高地行记》里，有一个步履不停的阿来。
在果洛，他遥祭阿尼玛卿雪山。“风继续劲吹，把我们手中扬起的风马纸搅成一片稠密的雪花，在头顶上升，在四周旋转。”在藏族人心中，万物有灵，每一座雪山都是神山，哺育着自己的溪水河流，滋润着牧场农田村庄。
在玉树，他走进重建工地的烟尘里，各种机器轰鸣着来来往往，渐渐成型的建筑在生长。肉店、蔬菜店、电器店、旅馆、四川汉族人的饭店、青海藏族人的饭店、撒拉人的清真饭店……生活热气腾腾。
在武威，他听着街头沸腾的方言，想到这座过去叫凉州的古城中各种装束体貌的族群：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回纥人、月氏人、吐谷浑人、吐蕃人……“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
当下，逆全球化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西方世界对中国新疆、西藏问题的指摘，让阿来“很受刺激”，也成为他“西高地漫游”的问题意识：“不同民族、文明之间，是陷于隔膜、对抗、冲突，让世界走向分裂和消亡；还是彼此联结交融、友好尊重，走向天下大同的美好未来？”在阿来看来，血缘与文化的混同，是流变与融合的说明，而不是再起分别的证据。
这种认知，或许正来自他驳杂的血缘。
阿来的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回族人。他的故乡马尔康，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隶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嘉绒藏区”，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从童年起，阿来就开始了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巡回往来：在学校，学习、使用汉语；回到日常，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一切看到的东西。
1981年，22岁的阿来在马尔康县中学教书。一天按部就班的课程后，他打开唱机，愤怒有力的贝多芬、忧郁敏感的舒伯特，音乐在四壁间回响。他在台灯下开始阅读，遭逢一个个伟大的灵魂——惠特曼、聂鲁达、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菲茨杰拉德……
那是文学火热的年代，诗坛山头林立，小说界卷起“西藏”旋风。汉人马原与藏人扎西达娃，将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从炎热、潮湿的热带丛林移植到干燥、空旷的青藏高原。阿来避开了这些意气风发的喧嚣与冲撞。他开始写诗，也写小说，写群山、草原、村庄，写喇嘛、生灵、英雄。1989年，他的诗集与小说集出版，却在此时陷入写作的迷惘：简单的激情浪漫，肤浅的边地情调，能否写尽一个民族的沧桑与深广？
寻找答案的办法是行走。1989年，他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一个牲口上驮着行李，一匹马自己骑。此后几年，他走过每个乡一级的单位，高山大川、村庄城镇、人群果园，累了躺在松树下，或与藏民们坐在草地上看白云疾走，喝酒，吃牦牛肉。他去档案馆查县志、找史料，收集民间传说，不拿录音机，不用本子记，听那些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和英雄故事，从一张张毫无防备、掏心掏肺的口中吐出。
到了1994年5月，高原的春天降临。阿来坐在窗前，看着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树，听见了林中杜鹃的啼鸣。他在花1万块钱买来的286电脑上，敲下一句话：“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看见一群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了屏幕上。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西藏。麦其老土司依靠鸦片、枪支与银元，成为一方霸主。他的二儿子是个傻瓜，却总表现出惊人的睿智，也见证了土司时代的终结。小说写完后，开始了它漫长的流浪。图书出版市场化，纯文学人气散淡，编辑们让他改改，“通俗”一些。他说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动。
1996年，阿来离开生活了36年的阿坝高原，来到成都，在《科幻世界》做编辑。那时，武侠、言情铺天盖地，他想探一探市场，“看他们说《尘埃落定》不能出版的那些理由成不成立”。那些年，他读前沿书籍，写科普文章，谈计算机、克隆、空间站与外星人，每天东奔西忙，杂志的发行量从一万增至几十万。何夕、刘慈欣、王晋康，一批科幻界的中坚，从这里走出。
那部辗转多年的小说，也迎来了拨云见日的时刻。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那一年，阿来41岁，至今仍是历届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尘埃落定》中，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土司宫廷内的刀光剑影，转寄灵魂的种种巫术引人入胜。但阿来并无意构筑一个魔幻神秘的异度空间，他更关心的是一个世俗的、现实的西藏，看它如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承受着新生的艰难转型。
2.“世上哪有不融化的地方？”
这种叙事野心，在《空山》中继续延续。
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机村。“机”，在嘉绒方言里，意思是种子、根子。2008年，逾90万字的《空山》系列，以“六部曲”的形式，从50年代一直写到90年代，半个世纪的藏族乡村人事跃然纸上。
故事开始于公路的开通与汽车的到来，“现代”——从科学技术到市场经济——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打开了机村人的视野。他们既享受着新生的美好，又遭遇陷落与迷失。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但并不仅是一个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样本。“从《尘埃落定》到《空山》，是一部中国乡村百年史。”阿来说，“乡村的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2018年，《空山》系列再版，阿来给这部小说起了个新名字：《机村史诗》。写下后记的两小时前，他正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带着“公司+农户”的蔬菜大棚中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阿来写道。
新时代已开启，但对于西藏“东方主义”和“消费主义”式的想象，仍旧萦绕着“妖魔化”和“浪漫化”的迷障。“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凭空想象，把西藏描绘成了一个逝去的天堂。他们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千百年不变，维持简单的、清苦的生活，不能开发，不能兴建城市，不能发展工业、商业，不能搞旅游业、服务业，任何变化都是对西藏的破坏，破坏了他们心中的天堂。”在一次采访中，阿来如此描述今日西藏遭遇的种种“误读”，“这很可笑，一个地区不发展，人们的生活怎么继续，怎么提高？文化怎么延续、发展？藏区百姓难道不应该有电视、汽车、冰箱、洗衣机用么？难道就应该让藏族百姓永远刀耕火种，住帐篷、骑马、打猎、放牧，让外国人游览观看，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保持所谓的‘圣洁’？”
阿来选择用行走应对这个庞大的话语陷阱。他把从成都平原走向青藏高原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一次次迈开双脚，顺着阶梯的轨迹，在高岭深谷、山川牧场间寻访勘探。“只有囊括不同的地方，写出藏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破解当下对藏文化的迷思。”
在行走与游历中，他写出了《格萨尔王》，讲述格萨尔王一生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也写出了《瞻对》，钩沉这块如“铁疙瘩”一般的弹丸之地，如何在一次次冲击下渐渐融化。
“世上哪有不融化的地方？”阿来感叹，“过去西藏，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公路，只有寺院。几十年前，像我这样识字的人，恐怕也就是个喇嘛。”而如今，拉萨已成为灯火辉煌、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喇嘛们拿着智能手机，开着车，穿起了漂亮的皮鞋。
整个青藏高原就这样与现代文明相遇，没有一个角落不被捕获。“如果自然界有些风景消失了，我会感到遗憾；但如果生产生活中的旧东西消失了，这是往前走的进步。”阿来说，“有什么理由我们在大城市，心安理得地做全球化的现代人；可看到别人稍微离传统的生活远一点，就在一旁唏嘘惋惜？马车没有了，因为汽车来了；不骑马了，因为有了摩托。如果赞美那种原始的生活，你怎么不天天骑马上班呢？”
阿来拒绝那种廉价的乡愁，希望“新”的到来，但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期，文化审美、精神道德的迷惘与消逝，也使他忧虑。这些年，他常独自开车奔向青藏高原，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车里放着一套户外装备，从来不卸下，包括衣服、帐篷和睡袋，有时就露宿在草原的满天星光下。“只要是5、6月份上高原，满山都是挖虫草的；一到秋天，满山都是找松茸的；经常也会碰见偷偷摸摸搞柏树的。”
阿来把这些路上的见闻写成了“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边柏影》，揭示消费至上的社会里，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对自然界、对乡村的侵蚀：“挖掘虫草，草皮上的伤疤会慢慢溃烂；蘑菇（松茸）完全都采光，就再也没有了；制作佛珠手串，柏树因此被砍。”
对阿来而言，虫草、蘑菇、柏树，不仅是地上的植物，而是“有情众生”，与人类共处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他喜欢《妙法莲花经》里那8个字：“一云所雨，一雨所孕。”芸芸众生，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在大千世界，它们各各呈现，没有高低贵贱、中心边缘。
3.“我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
20多年前，阿来去爬山，一路上“视而不见”，最多拍两张风景。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去采访，请阿来和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当顾问。正是5月，残雪消融，看着风中盛放的种种花朵，他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些美丽的生灵一无所知。
从那时起，高原植物学成为他的业余功课。每一次漫游，都是一次高原花草的追踪，电脑和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里，阿来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他趴在地上，把镜头对准一朵小叶杜鹃，花瓣上露水微颤，摁下快门后，因憋气而躺倒在草地上。他的文字因此有了另一层质感，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鲜红的野草莓、紫色的马先蒿、蓝色的鸢尾，生机处处；白桦、红桦、杉树、松树、柏树，蓊郁如海。
对阿来而言，研究植物是他的“非功利爱好”，文学是“铁饭碗”，他端起来也颇为潇洒，常是不打草稿、不写大纲，一气呵成，不愉快了，就停笔。2018年，阿来用5个月完成了酝酿10年的《云中记》，每天写3个小时，元气充满，写累了不会吭哧吭哧继续写或者熬夜，写不出来，就找人去喝酒。
他的酒名远播。学者汪兆骞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当代》杂志同仁招待阿来去南小街吃涮肉，席间阿来话不多，吃肉少，喝酒多，杯觥交错几轮，其他人已东倒西歪。“阿来沉静如水地看着满地空啤酒瓶，微笑道：‘刚刚开始嘛。’那眼神如望着家乡古老的浮云和远山的白雪。”
而家乡，从不是阿来的文学孤岛。他热爱藏族丰厚绵延的史诗，也着迷于汉族的古典堡垒，尤其钟爱杜甫和苏东坡。他游走成都市区，观察腊梅、玉兰、丁香、芙蓉，书写“草木的理想国”；也带着聂鲁达的诗去智利，带着略萨的小说去秘鲁，带着卡彭铁尔的《光明世纪》去古巴，深入拉丁美洲的历史与现实……人生行过一甲子，他从青藏高原的精神高地，走向了更广袤的大地和更深远的世界。
2021年，阿来开通了抖音账号，也参与直播活动，“与其说靠近年轻人，不如说是对知识有好奇心的人”。他不怎么刷短视频，也无意走红互联网。“我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
他觉得阅读的碎片化不能怪罪于互联网，“它可以通往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你为什么不到那儿去？”至于那种“3分钟带你读完《百年孤独》”的速食阅读，阿来“绝对不信”，“怎么没有博主教人半分钟吃完一餐饭呢？”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考试文化下的标准答案输出。“阅读文学作品，要细嚼慢咽，才能真正领会背后那些绵密的语言、情绪的起伏、精妙的思想。”
上个月，阿来去了可可西里，探访长江源。海拔5000多米，极度缺氧，要背上帐篷和食品，徒步二十来公里，爬上六七十度的陡峭冰川，才能到达长江的源头。这是他的执着，必须亲眼看到那个“冒出第一滴水”的地方。
这种旺盛的求知欲，来自深沉的热爱。“爱一个国，不了解其地理。爱一个族，不了解其历史。爱一块土地，却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华奉献出的生命之花。一个伟大庄重的词终于泛滥成一个不包含任何承诺，也不用兑现的情感空洞。”在《西高地行记》中，阿来写道。这些年来，他深入历史、文化、族群、山河、动物、植物，每一种生命，都成为其领受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学习对象。
刚刚度过64岁生日的阿来，只感到自己仍是一个学生，跋涉在大地的阶梯上，从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漂泊。
原刊于 “人民文娱”微信公众号（记者：许晓迪 周盛楠）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云中记》，长篇非虚构《瞻对》，诗集《梭磨河》《阿来的诗》，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短篇小说多部。2000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长篇小说《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