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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些写小说的人一开始就用冗长的文字信誓旦旦地赘述他所写的这部小说完全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种做法跟那些天生喜欢撒谎而又天生不具备说谎才能的人无奈之下说“释迦佛祖在上”、“三大寺院在上”、“大金瓦顶在上”、“拉卜楞寺在上”、“隆务大寺在上”，当然，还有“父母肉”、“子女血”、“毛主席保证”等等拼命发誓一样根本不可信赖。请你想一想，这世上哪里有完全真实的小说？明明是小说却又说什么完全是真实的，这种行为说白了连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是否具备吸引读者的才能，如果你的确有吸引读者的艺术才能，那么说这些废话还不如说“自己所写的这部小说完全是虚构的”。这样读者绝对不会说“那就不看了”，将书扔回去。
不信我就以完全虚构的故事以完全虚构的小说形式写给你看：
我珍藏着我的两个父亲——萨培和当增——大约在八、九岁时合影的微微发黄的、有很多裂纹的三寸大小的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我的父亲萨培眼睛较小且有点凹陷，而我的父亲当增眼睛大且有点凸出，除此之外两个人的身高、胖瘦都没有区别，甚至脸庞、发型都有点相似。因此别人，甚至他们自己也压根忘了对方的真实名字似的互相以“凹眼”和“凸眼”这两个绰号来称呼对方。时间长了，他们觉得这种绰号反而更加亲切。
当我记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萨培就像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农庄》中的那个叫本·杰明的毛驴一样很少说话而且难得一笑。如果偶尔微微一笑，本来就小得可怜的那双眼睛变成一条直线，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能看见眼前的一切。可是我认为这时候他不但不难看反而显得更加可爱，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他似乎给许多人都能留下这种印象。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身边的姑娘比据说有着格萨尔王风度的我的父亲当增还要多，说穿了就是我父亲萨培的情人多于我父亲当增的情人。我手里还有一张我的“百岁”纪念照片，这是我的父亲萨培寄给我的父亲当增的，我父亲当增将它珍藏至今。
噢，对了，还需要声明的是我是一个画画的而不是一个写小说的，而且你正在看的这部小说是我的处女作，写得是否成功连我自己也不敢保证，因此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还是尽早扔掉吧，如果看完之后觉得遗憾，那就不要怪我没提醒你。
2
那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背着一支步枪，腰间带着一把手枪，骑在那盘前鞒高后鞒低的汉式马鞍下步伐快速敏捷的黄褐色高头大马来到了帐圈里的自己家中。那是一个少雨干旱的年份，加之泛滥成灾的鼠兔到处挖洞翻土，使几乎整个泽雄草原成为黑土滩。比如今天下点雨，若明天刮起风来，看似比空气还要轻盈的蓟刺和蒲公英的种子与黄尘混在一起空中飞舞。因此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的黄褐色坐骑迈着快得肉眼难于捕捉的四蹄前行的时候，总是有一股黄尘形影不离地跟随其后。先巴是泽雄大队唯一的国家干部，也是唯一挎着手枪和带着手表的人，更是唯一拥有收音机的人，尽管那台收音机杂音很大而且播出的汉语节目连主人自己都似懂非懂。但是他的到来足以让很多村民心情骚动起来。奇怪的是我的父亲萨培对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的手枪和手表，甚至对收音机也没有多少兴趣。他感到好奇的是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身上散发出来的雪花膏味道和永远黑亮亮、油光光的中分头发。这是任何一个泽雄村的男人根本不具备的特征，也是我的父亲萨培脑海中深深留下的对国家干部的印象。许多年后我的父亲萨培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语的含义时，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并且认为他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甚至感觉到自己周围所有的人都或轻或重地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的最大嗜好就是好枪好马，还有是打猎。他每次回家的时候马鞍后面总会有一具在路上射杀的黄羊或雪鹿或岩羊的尸体，他回到县城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认为作为男人来到这个世上，最光荣的事情莫过于当一名对共产党绝对忠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国家干部；最荣耀的事情莫过于骑着一匹像龙一样的骏马，背着一支像雷电一样的钢枪。这不但是一种享受，更能证明组织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学校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不如说是为了当上国家干部，而当干部的目的与其说是为民办事，不如说是为了骑匹好马背支好枪。遗憾的是当我的父亲当增初中毕业后说自己不想参加工作，要继续上学。
“我看现在你没有必要上什么学了，我大字不识一个，可照样是国家干部，而且大小也是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对党绝对忠诚。难道你就不想尽快骑好马，背好枪吗？”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坐在整个泽雄县城仅有的四对沙发中的一张上面，身穿深蓝色棉布中山装，右腿搭在左腿上，目空一切的样子说道。
这时候我的父亲当增的声音已经变粗了，除了头发之外，身上其它几个部位正在长毛，而且这些毛发正在变粗。他好像有意模仿自己父亲似的，也以目空一切的样子说道：“骑好马背好枪干嘛？我又不是出征打仗。嘿嘿，那个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把右腿放在地上问道：“那么高中毕业后你打算干什么？”
“上大学呀。”
“那么大学毕业后你又打算干什么？”
“那个到时候再说吧，既然凹眼不准参加工作的话，他也总可以继续上学吧？我们要一起去上学。”
“嗯——你们岁数还小，继续上学也可以。”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自豪的神态说：“不过我在你们这个年纪
的时候已经参加革命工作正在剿灭土白呀。”
我的父亲当增知道他的父亲先巴所说的“土白”实际上是汉语的“土匪”，而所谓的“土匪”实际上就是那些反对合作社的人。
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仍然梳着黑亮亮、油光光的中分头，但是仔细查看就能发现几根白发，又能发现他的身体也比以前胖了许多。
3
这次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的马鞍后面没有野生动物的尸体，也没有带来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可是他仍然梳着黑亮亮、油光光的中分头发，身上仍然散发着雪花膏的香味，左胸前还别着红色背景、黄色镶边的毛泽东小像章。他看着又惧怕又亲切地坐在自己身边的我的父亲萨培的脸，笑眯眯地说：“呀——小伙子，最近你跟当增打架了没有？”
“没有。”
“那么你们跟其他的孩子打架了没有？”
“没……没有。”
“阿若，阿若……”正在给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烧茶的我的父亲当增的母亲叶洛提醒我的两个父亲要老实一点，于是我的两个父亲有点不自在地低下了头，那是因为他俩前几天把其他村的一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
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笑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呀——小伙子，当增要去县城上学，你去不去？”
泽雄县历来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县级干部中最没有文化的人分管教育。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嘴上说之所以将我的父亲当增送入学校是因为牧民们不愿让子女上学，自己作为分管教育的领导，如果不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学校就没有理由说服别人送子女上学。但是更主要的目的是孩子长大后像他自己一样也能骑上好马，背上好枪。
我的父亲萨培看了看我的父亲当增，我的父亲当增微微一笑证明自己确实要去上学。
“如果凸眼去上学，那我也要去。”我的父亲萨培说完身子敏捷地站起来，步伐矫健地跑到自己的家中，之后没见他回来。我想那一定是因为家长没有同意他去上学。
第二天早上，我的父亲当增确实骑在他父亲的马鞍后面走了。父子俩经过帐圈旁边的时候，我的父亲萨培一定会从帐篷的门缝中目送着他们。我的父亲当增一边一次又一次地回头张望我的父亲萨培家的那顶破旧的帐篷，一边看着他和我的父亲萨培捕捉过许多与鼠兔形影不离的牧人们称为“鼠兔的清洁工”的小鸟的那块地方。凡是有成群鼠兔的地方就有这种小鸟。多年之后，我的父亲萨培查到了这种小鸟的汉文学名叫“白腰雪雀”，他每次看到鼠兔与这种小鸟共舞的时候，就不由思考起这两种小动物到底有什么利益关系，可是直到去世他也没有找到答案。
我的父亲当增想起前几日和我的父亲萨培一起在这里捕捉鼠兔的清洁工的情景，那天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捉到一只鼠兔的清洁工，不幸的是刚到手的小鸟挣扎一下就像《说不完的故事》中的那具尸首一样“啪哒啪哒”地飞走了。可是没走多远它就像喝醉酒似的既不远走也不高飞，只是在空中可笑地打转，仔细一看整个尾翼不见踪影。我的两个父亲的目光同时落在我的父亲萨培的双手，整个尾翼紧紧地攥在手里。
我的父亲当增从内心深处对那只小鸟产生怜悯之心。他指着我的父亲萨培的鼻子说：“该下地狱的凹眼，你是故意拔了它的尾翼，你是个多么狠心的家伙！”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啊啧，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人，那好吧，我就是故意的，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的父亲当增出其不意地往我的父亲萨培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痛得我的父亲萨培双手扶着自己的一条小腿，在另一条腿上打转。那动作既像刚才那只没有尾翼的小鸟，又像若干年以后风靡全县的街舞，他跳着这样的舞蹈靠近我的父亲当增面前慢慢站起来，出其不意地往我的父亲当增的腹部上给了重重的一拳。我的父亲当增双手扶着自己的腹部，将头耷拉到膝盖的部位，两只大眼球边含着泪水，额头上渗出汗珠，一边痛苦地呻吟，一边一字一句地说：“狠……心……的……家……伙，你……你……打断了……我的肠子。”
一分钟之前让我的父亲萨培很不愉快的那个疼痛这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他对我的父亲当增产生极大怜悯的同时悔恨自己的过分行为。现在他望着我的父亲当增远去的背影更加悔恨自己过分的行为，那双小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的父亲萨培眼前永远无法消失的是那天早上我的父亲当增身着破旧的小皮袄，皮袄底下露出皱巴巴的深蓝色裤腿，裤腿底下露出古铜色的小腿，没有袜子的双脚上那双牧人们称为“白唇鞋”的胶底白边蓝帆布球鞋，他紧紧地攥着自己父亲的红色腰带渐渐消失的背影。
4
帐圈搬到秋季牧场的那天夜里，我的父亲萨培往我的父亲当增的腹部上重重的一拳，这一拳使我的父亲当增双手抱住腹部，脑袋耷拉到膝盖的位置，额头上渗出蚕豆大的汗珠，身子慢慢倾斜倒在地上痉挛几下，最后一动不动。我的父亲萨培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在意，可是我的父亲当增的鼻孔里突然喷出血柱，这使我的父亲萨培吓得不轻。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家里大呼小叫“妈妈妈妈，凸眼凸眼……” 这使全家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萨考，萨考……”我的父亲萨培的母亲一边喊着我的父亲萨培的昵称，一边不停地摇晃我的父亲萨培身子，还说：“我的儿子在做恶梦。”
我的父亲萨培从恶梦中醒来的时候就像刚刚从水里爬出来似的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从此就开始发高烧。据我的父亲萨培的母亲讲，搬场的那天傍晚天气很冷，当牲畜赶到家的时候，发现生来就无组织，无纪律，毫无集体主义观念的那头独眼母牛又不见了。我的父亲萨培身着单薄的衣裳，骑着那头比乌龟还要慢的独角牦牛出去寻找，当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斗。所以断定是得了重感冒，就让我的父亲萨培钻到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的大皮祅里，然后用沸腾的开水一次又一次地焐了好几天，可是他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开始腹泻。
阿尼喇日山阴面一条沟底有座形状酷似男性生殖器的小山岗，正好在山岗尖下有一眼夏天寒冷刺骨而冬天从不结冰的清澈纯净的泉水，当地牧民们称其为“阿尼喇日神的尿液”或“药泉”。此水由海拔四千米以上无污染的冰雪融化而成，水源周围生长着冬虫夏草、雪莲花等三百多种名贵药材，水中富含钠、镁、钙、锶等对人身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所以健康的人喝了返老还童，患病的人喝了健康长寿——内地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打着这样的广告，将方圆十几公里的所有河流用粗大的管子从地下连接在一起，一箱箱矿泉水装到排成长龙的大型货车上送往四面八方。据说这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声称两年内产量将达到目前的八十倍，正在用更粗大的管子将方圆几十公里的河流从地下连接起来的同时，在阿尼喇日山阴面脚下那块平坦的牧场上修建一座座气势宏伟、颇具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使两年前最气派的泽雄县党委办公大楼大为逊色。然而这种矿泉水价格之高令人咋舌，除了泽雄县委书记、政府县长等少数人以外一般干部群众连一滴水都喝不起。也就是说其价格比牦牛奶的价格高三至四倍。但是你可曾知道许多年前，也就是我的两个父亲还是童年的那个时候，这眼泉水像是鸦片一样谁沾了谁就会受到惩罚，因为当地民间传说称阿尼喇日山是此地最主要的圣山，而这眼泉水是阿尼喇日神的尿液，有着使健康的人喝了返老还童，患病的人喝了健康长寿的功效。县委张书记听到这个传说后在一次全县大会上说：“那个叫做阿尼喇日的山是个是非之地，山顶上的经幡今天扯下来，明天又有人挂上去，山腰上的岩洞中藏有佛像佛经等反动迷信的物品，还有那眼泉水说什么比药品的功效还要大。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是赤裸裸的反动迷信宣传！所以从现在开始谁喝了那眼泉水要严厉处罚，喝三碗以上者要戴帽改造！”最后好像要震塌阿尼喇日山似的吼叫道：“还有五八年土匪藏匿在这座山上打死了两名解放军战士，这个叫做阿尼喇日的可恶的破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才对！”说着狠狠地敲打桌子，这是一次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使命的名副其实的大发雷霆。
泉水周围支着一顶顶破旧小帐篷的病人们眨眼间赶回各自的家中，那些牧羊人在野外口渴难耐也没人敢往泉水边靠近一步。可是这世界上没有比儿子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冒着天大的危险，天刚一黑就把自家那口铝茶壶的盖子上粘了一点酥油，将茶壶装进怀里，在生产队的马群中骑了全队最好的马——队长的坐骑向阿尼喇日山方向走去。开始的时候有点朦胧的月光，他顺利地找到了泉水。去他妈的三碗还是三十碗，他一股脑儿地喝得上气不接下气。之后灌了一壶，用酥油封了壶嘴和壶盖缝隙装进怀里。遗憾的是就在他骑上马背的那一瞬间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一片漆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他只能相信坐骑的感觉，完全松开集方向、油门、刹车功能为一体的嚼带任它前行。可是走了很长时间就是到不了家，这下他着急了，全身心地祈求上师和护法神助他一臂之力。雨终于停了，天色微微发白，才发现他还在阿尼喇日山下打转。两个小时后他到达帐圈附近时看到除了他的羊群像一片毛毡似的原地不动之外，其它牛羊都早已放走了。他更加着急了，速速走到帐圈，整个帐圈正在沸腾，甚至公社干部也已经到场。更遗憾的是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是一个从来不撒谎的人，他交代了因为儿子高烧不退，所以去了阿尼喇日山取了一点药泉的事实。如果他一口咬定走了亲戚，甚至说夜里去找其他帐圈里的情人，睡过头了，天亮了。大不了也就是“作风不正”和“没有批准的情况下私自使用集体财产”。可是这下事态严重了，落了个“无视县委的决定，搞封建迷信活动”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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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萨培没来得及喝上一口药泉，他的父亲被斗臭了，斗垮了，但不幸中万幸的是他没有按照县委或者确切地说张书记的决定被戴上帽子，原因在于这个生产队戴帽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更加可喜的是我的父亲萨培的病情逐渐痊愈了，他天天盼望着我的父亲当增放寒假回家的同时，想象着我的父亲当增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像他的父亲先巴一样梳着黑亮亮、油光光的头发，身上还散发着雪花膏的香味。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我的父亲当增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身着脏兮兮的深蓝色棉袄，仍然没有袜子的脚上穿一双黑胶底黑帆布棉鞋，头发比以前纷乱，脸色比以前苍白。我的父亲当增回家的第二天，我的父亲萨培请他到自己家里住一宿，我的父亲当增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看来这半年他好像也非常想念我的父亲萨培。晚饭后我的两个父亲到我的父亲萨培的母亲自从搬到冬季牧场的那一天开始施工的诸多牛粪建筑之一——在帐篷旁边用湿牛粪粘合冻牛粪垒起来，里面垫了一尺厚的干草的长方形露天床上，合穿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的那件厚大的皮祅睡觉，他们一边望着天上的繁星，一边听着畜群的反刍声聊起天来，时不时地发出纯真而可爱的笑声。
我的父亲当增有许多我的父亲萨培未曾听到的话题，其中之一就是学校每七天放假一天，也就是说这一天不用上课，可以为所欲为地玩耍或者睡懒觉，而这一天只有两顿饭，那些喜欢睡懒觉的人更是将早饭换成睡眠，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
“你们学校除了糌粑以外还有其它食物吗？”
“哈哈，我们根本就没有糌粑，只有菜（汉语）和馒头。噢，有时候还有酥油和馒头，把酥油放在碗里用开水融化，然后蘸着馒头吃。”
“真的？”我的父亲萨培咽着口水问：“那么多馒头是从哪里拿来的？”
“不是拿来的，而是厨师们做的。”
“那么那么多面粉是从哪里拿来的？”
“是从粮站（汉语）拿来的。”
“什么是'粮站'？”
“那是卖粮食的一个单位，我们吃的磨糌粑的青稞也是从那里买来的。”
“那么粮站的人想吃多少馒头就可以吃多少馒头啰。” 我的父亲萨培又咽了一下口水说。
“哈哈，那怎么行，他们也需要按定量购买，还需要交粮票（汉语）。” 我的父亲当增用蔑视的口吻说。
“那么粮站的粮食又从哪里拿来的？”
“当然是毛主席的粮库给的呀。”
一听到“毛主席的粮库”，我的父亲萨培联想到一个民间故事：有一次在国王的粮库里有一头毛驴大小的可怕的动物，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这时候一位见多识广的大臣让随从拿来一只猫，那动物一看见猫就吓得丝丝发抖，相反猫顿时露出狰狞的面孔，若不是随从死死地抓住，就会扑向那个动物。人们这才发现这个大动物原来是一只耗子。
我的父亲当增说学校里有很多玩具，其中有一个叫做“篮球”的像羊的肚皮一样的东西学生们最喜爱；几乎每七天就能看到一场叫做电影（汉语）的完全超出人们想象的非常神奇的东西，他还能断断续续讲述一些电影中的故事。
我的父亲当增不但有许多我的父亲萨培从未听说过的信息，而且还有很多如：“菜”、“粮站”、“粮票”、“电影”等新词汇或者说汉语。其中我的父亲萨培立马领会了读音和意思的一个词汇就是“老师”。据我的父亲当增说他们有个叫“唐刚”的老师，他的第一大爱好是钓鱼，那个叫做“星期天”的每六天后休息的日子，唐老师带领几个学生到泽曲河边，把几根针弄弯串在一根线上，一条蚯蚓活活截成几节串在每根针上，然后把线扔到水里，一条鱼儿游过来一口吃掉一根针，这也就意味着将自己迅速地、完整地、无私地送进唐老师的喉咙里。唐老师的第二个爱好是到野外去捡鸟蛋吃。还说唐老师正在给他们教“a”、“o”、“e”等叫做“拼音”的二十六个字母和韵母，学会了这个没有老师自己也会念汉字；另外一个老师正在给他们教“ka”、“kha”、“ga”、“nga”等三十四个藏文字母和韵母，学会了这个没有老师自己也会念藏文。更加吸引我的父亲萨培的是老师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再加上努力学习就能参加一个叫做“少年先锋队”的毫无疑问是毛主席接班人的无上光荣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就能带上一条叫做“红领巾”的鲜红的三角形布条，一旦带上这个布条不知其他学生会多么羡慕你。这使我的父亲萨培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上学欲望。
已是子夜了，我的父亲当增已经入睡，而我的父亲萨培游荡在无限的幻想当中。第二天早上，我的两个父亲将头缩进皮祅里还在沉睡中，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的那件皮祅领子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皎洁的霜，看上去像是草原上一群动物洞穴口上的雾淞。我想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牧民们说的“一件皮祅里成长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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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泽雄县城有个叫“粮油公司”的院子，我想那应该是我的父亲当增所说的“粮站”。他说的“粮票”我在几年前一座博物馆见过，分为整个中国行政区域内可以使用的全国通用粮票和只限在某个省份使用的粮票。不管是哪一种，其纸张质量和印刷技术不亚于人民币，可见这东西在当时有多么金贵。我的两个父亲放寒暑假的时候那个学校给每个学生几张粮票，拿着这个粮票和钞票到粮站就能买到一点白面或挂面，甚至大米，有这个东西还可以在商店买到甜饼、月饼等用粮食制造的食物。我的父亲萨培第一次放寒假回家的时候就拿着几张粮票，这是家里没有干部的牧民很难见到的东西。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拿着这个粮票到商店去买来一种叫做“糖包包”的用甜面包着核桃仁、花生仁、干果，上面有龙凤等图案的像个艺术品或者至少也算是一件工艺品的叫人舍不得吃的几块点心。这东西不仅外表好看，吃起来甜得简直让人不由地想起毛主席那慈祥的笑容。许多年来未曾吃到甜食的我的父亲萨培一家人更是每个人的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我的父亲萨培永远无法忘记那种滋味，后来他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也不要什么粮票就能到处买到“糖包包”的时候，他就经常给家人买这种东西。可是不知道怎么，他再也找不到从前那种滋味，这就像后来他披着羽绒被睡在席梦思床上的时候，找不到从前穿着父亲的羊皮祅睡在母亲做的牛粪床上的那种舒适的感觉一样。所以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地对“幸福”下定义，那么他肯定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自从我的父亲当增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后，我的父亲萨培眼前总是有一种鲜红的三角形布条在向他召唤的感觉。他一次又一次地向父母提出自己要上学的要求，但是都被父母拒绝了，于是他经常像丢了魂似的不说话不走动，像患有什么疾病。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多次想起阿尼喇日山脚下的那眼泉水，可是冬季牧场离阿尼喇日山有两天的路程，加之一想起秋季牧场上的那次批斗他就不寒而栗。
“呀——这可怎么办呢？”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抚摸着自己的下巴问自己。
“我看还是让他去上学的好。”我的父亲萨培的母亲说。
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继续抚摸着自己的下巴，过了很长时间后很不耐烦地说：“嗨，你真的想上学吗？”
“当然。”我的父亲萨培顿时清醒过来说。
“那你就不要装病了，等当增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成全你。”
“我现在就去上学。”
“别说傻话，学校可不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可以去的。”
“……”
我想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当初无奈之下随便这么说了一下，实际上根本不想让儿子去上学。但是这句话比喝了阿尼喇日神的尿液或者说那眼泉水的效果还要好，从此我的父亲萨培一方面兴高采烈地等待着夏天，一方面见人就说“夏天我要去上学啦。”
有一次我的父亲萨培的母亲问他：“萨考宝贝呀，你去上学难道就不想阿妈啦？”
“凸眼说刚开始的时候很想，但慢慢就不想了。我想刚开始我也会想，但慢慢就不会想了。”
我的父亲萨培的母亲当初只是想开个玩笑，但一听到这样的答复就伤心得流着眼泪说“这些孩子多么铁石心肠啊！”
我的父亲萨培看到这个情景心里一阵酸痛，也落下了眼泪，并且母亲眼泪鼻涕一起流下的这一瞬间死死地定格，并永久地储存在他的脑海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没有模糊，而且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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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上天特意补偿去年的干旱似的，今年雨水非常充沛，牧草长势喜人，整个泽雄草原充满活力。去年那些像牧人的脚掌一样皲裂的洼地，今年又变成了湿地，水中的青蛙忙着又是唱歌又是交配，水边的黑颈鹤那天籁之音，那翩翩舞姿，似乎在挖苦青蛙说：“你们那个不是唱歌而是呻吟；你们那个不是做爱艺术只是延续后代。” 这只是我的父母童年时代泽雄草原的情景，而我的记忆中从未有过这般情景，甚至那个有着动听歌喉和优美舞姿的黑颈鹤我也只是在画册和影像资料里见过而已，据那些资料显示这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这个时候我的父亲萨培非常痛心地说：“唉——你应该参加一个保护野生动物的组织啊。”
这次我的父亲当增放暑假回来后有更多的新闻，其中最让我的父亲萨培浮想联翩，甚至神魂颠倒的是学校里有个叫“六·一儿童节”的无比美好的日子。这一天，除了内衣内裤和袜子之外给学生们发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子，还有很多牧民们连大年初一也吃不到的糖果等食物，白天唱歌跳舞和各种体育活动，晚上放映电影等。总之，你能想到的所有“幸福”这一天都会集中到学校里。每个学生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使人不得不产生共产主义是否已经来临的错觉。让人更加激动不已的是这一天守纪律，学习不错的学生带上崭新而鲜红的红领巾加入“少先队”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情景有多么幸福，有多么光荣，如果你不亲临现场，别人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的父亲当增说着说着本来就大而凸出的那双眼睛变得更大更凸出。他越严肃认真，那双眼睛就变得越大越圆越凸出，好像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
“我就是那天加入少先锋队的。” 我的父亲当增无比自豪地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说。
“阿啧啧······”我的父亲萨培羡慕得那双小眼睛变成一条直线。
“可惜有个经常说一些调皮话，让大家笑破肚皮，捡我们头上的虱子，教我们洗衣服等等，像父母一样关心和呵护我们的农区来的叫多布丹的副校长，那天看着我们唱歌说'嘿嘿，共产主义还没有到来，接班人已经到了，这就奇怪啦。' 当天晚上就被抓起来了。” 我的父亲当增摆出一副大人的样子非常痛心地摇摇头的同时那双大眼睛也小了许多。
我的父亲萨培去上学的第二年，那个叫多布丹的副校长被放回来了，他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萨培想象中的那么高大壮实（多布丹：藏语，意为强大），相反是个非常瘦小的人。现在他不是副校长而是学校的喂猪员，每次饭后他将学校食堂里的剩饭剩菜挑到校园一角去，那里圈着几头肥猪等他喂养。之后他将自己也像猪一样圈在那间整个窗户被报纸遮盖的房间里。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说：“呀——小子，现在你既不要妈妈，也不要牛奶，非要去那座贫瘠的土城，这也许就是你的命，我也不阻拦你。但是有一条你要牢牢记住：不管干什么事情就要干到底。一旦去了学校就不许逃回来，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我绝对不会逃回来。” 我的父亲萨培斩钉截铁地回答的同时高兴得两只眼睛变成了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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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至今未找到任何线索，但我时常认为我的两个父亲的上一代或再上一代一定有亲缘或者某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在当时两家阶级成分不同，至少别人认为立场不同：一个是革命干部的家庭，另一个是“四类分子”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亲戚也要划清界线，至少在表面上不敢互相来往。但是我的两个父亲他们两家关系密切，所以我的两个父亲自然也成了前面所说的“一件皮祅里成长的兄弟”。
一听到我的父亲萨培要去县城上学的消息，我的父亲当增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这下可好了，有凹眼在，那个该抽血致死的厚嘴萨智就不敢随意抽我的嘴巴。”他所说的“该抽血致死的厚嘴萨智”看来是个真正应该抽血致死的家伙。就在我的父亲萨培入校的第二天中午，一个身材高大，嘴唇厚大，身着破旧的人们称为“汉装”的校服，左胸前别着一枚比自己的嘴唇还要大的毛泽东像章，背着双手，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的人来到了我的父亲萨培的宿舍里。老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溜出去了。他一边盯着每个新生的脸说：“哇！这么大的鼻子，简直跟刘少奇的鼻子一模一样。”“这脸黑得像锅底一样。”“这嘴巴像丑屄。”······一边给每个人脸上抽一巴掌。他来到我的父亲萨培的面前很惊讶的样子说：“阿啧啧，这世上竟然有这么小的眼睛，呸！这哪是什么眼睛，这分明就是屁眼儿嘛！”正准备扇巴掌的时候我的父亲萨培出其不意地用他那双经过夏天被雨淋，冬天被风晒后坚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牛皮靴尖狠狠地踹了一脚。这一脚不偏不离正好踹到对方的胯部。厚嘴萨智抱住自己的胯部咬住厚厚的下唇，痛苦地紧闭着双目，额头上顿时渗出汗水。这样静静地待了五分钟之后慢慢地伸直身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袖口揩着汗水严肃地说：“呀，你小子竟敢抚摸野牛的角尖，老虎的獠牙！今天我不捏碎你的睾丸，不拔掉你的阴茎，我就不是男人！” 正打算把我的父亲萨培按到床上的时候他耳边响起“咔哒”一声，眼前一片漆黑，黑暗中又闪烁星星，趔趄一下，差一点瘫倒在地。当厚嘴萨智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的父亲当增双手握着用来挑水桶的一根木棍，又一次出其不意打在厚嘴萨智抱脑袋的手上。就在这时我的父亲萨培背靠高低床的梯子，往厚嘴萨智的臀部上踹了一脚，使本来就摇摇晃晃的厚嘴萨智爬到地上。以往受到过厚嘴萨智无限欺辱，现在从窗户往里观看的老学生们的心中同时产生喜悦、仇恨、勇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涌入宿舍，又不约而同地踹遍了爬到地上的厚嘴萨智的全身。厚嘴萨智没有了愤怒，也没有了反抗的勇气，甚至连求饶都没想到，任随雨点般的拳脚打在身上。学生们累了，每个人心中的仇恨也减少了许多。他们终于停了下来，一个个气喘吁吁地坐在床上。厚嘴萨智慢慢地爬起来，耷拉着失败的脑袋，走出了那间宿舍，走出了那所学校，走出了那座县城，再也没回来。所以后来我的父亲萨培时常说他毁掉了一个人的前程，显得很内疚的样子。
学校里来了一个岁数很小，眼睛更小的学生，这个人轻易打败了厚嘴萨智并夺取了他的霸王地位。这个消息霎时间传遍了整个校园，使那些岁数小的孩子和女生们更加恐慌，因为厚嘴萨智专门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和没有任何反抗意识的女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很多学生无法忍受他的欺辱就辍学回家了。我的父亲萨培虽然打败了厚嘴萨智，夺取了他的地位，但是他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欺负别人，对女生们更是连个吓唬一下的举动都没有过。
9
年级高、岁数大的男生们除了打篮球以外还有一项其乐无穷的娱乐活动，那就是强行让年级低、岁数小的男生们打架。我的两个父亲打败了厚嘴萨智，夺取了他的地位，把他赶出了学校的消息传开后，那些年级高、岁数大的男生们很兴奋。他们把我的两个父亲分别带到两个宿舍里，又叫来与我的两个父亲年龄相仿的学生，强行叫他们打架。那些年纪大的男生们围坐在高低床上高喊着“打呀！” “打呀！”······那情景就像古代罗马斗兽场上观看人与猛兽搏斗的贵族们。
“父母的肉，打就打。” 不知我的两个父亲被那些年纪大的男生吓坏了，还是根本不惧怕那些年纪小的男生。他们像蒙古摔跤手出场那样摇动着身子走到对方跟前，拳打脚踢，一会儿功夫让各自的对手败得喊爹叫娘。我的两个父亲沾沾自喜的时候，那些“贵族”把他们俩带到同一间宿舍里叫他们两个相互打架。这是他们两个万万没有想到的，也表示坚决不服从。一个比厚嘴萨智年级高年龄大，也比厚嘴萨智更加残暴的人来到他们俩中间，两只手分别摸着我的两个父亲的脑袋，突然间用力将两颗脑袋狠狠地碰撞了一下，使我的两个父亲眼前一片漆黑，黑暗中闪烁星星。然后把我的父亲萨培按到地上骑在身上使劲蹾了几下，差点把他的小眼珠蹦出来。我的父亲萨培落下了入校后的第一滴眼泪。
我的父亲萨培的父亲在没有得到任何批准的情况下私自使用集体财产，而且到阿尼喇日山下取明令禁止的“尿液”或者“药泉”后，用现在的话来讲被吊销牧羊员执照，和那些戴着帽子，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一样干着生产队里最累，最脏，最危险（如炸石山筑畜棚等）的活儿。当我的父亲萨培去上学的那天他的父亲不知又派往何处，反正不在家。因此我的两个父亲的两个母亲让我的两个父亲合骑一头快到生命尽头的，到秋末初冬就要被屠宰的黑白花纹的老犏牛前往县城。我的父亲萨培的脑海里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现在摩托车，大小汽车畅通无阻的叫“花湿地”的地方，几十年前像繁星落地似的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水洼，像都市的道路似的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所以不熟悉那些草丛间弯弯曲曲的小路的人骑着马牛也难于前行，甚至有陷进泥潭丢掉性命的危险。从泽雄大队的夏季牧场到泽雄县城就必须要从花湿地的中间经过，尤其是那天早晨浓雾弥漫，只有几十米距离的牧户与牧户之间都看不清，所以我的两个父亲的两个母亲说只能明天去。但是我的父亲萨培很着急地说：“雾不到中午就会散去的，说不定我们还不到花湿地边雾已经散了呢。”
“看他急的，过几天不逃回来才好，行行，那就走吧。”我的父亲萨培的母亲笑着说。
正如我的父亲萨培所言，不久雾分成一团一团飘向天空。但是又正如牧民们所说的“飘上天空的雾是大雨，渗入地面的雾是烈日。” 还不到晌午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他们到达花湿地中央的时候，稍微夸张一点说这里已经是“一片汪洋”了，就是走在凸显出来的高处地，牲畜的蹄子深深地陷下去，需要用力地拔出来，蹄孔里立刻溢满泥水。这时候我的两个父亲和他们的两个母亲已经在花湿地的正中央，除了继续往前跋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们的衣服完全湿透了，一个个像溺死的鼠尸，或者按汉族的说法像“落汤鸡”那样狼狈不堪。更加糟糕的是他们涉过一条河流快到彼岸的时候，我的两个父亲胯下那头老犏牛用力一跳，将两只前蹄踩到比水面高出一米左右的岸上的一刹那，我的两个父亲从牛背上滑下来“噗咚”，“噗咚”两声掉到河里。
许多年后不知我的父亲当增是否还记得此事，但我的父亲萨培将这一切当做一件十分美好的回忆储存在脑海里，每当提起这件事情，他微微一笑，小眼睛彻底眯起来说：“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人们的心境就像当时的自然环境一样纯洁无暇。当时那些被迫从事繁重劳动，没有人身自由的人的心情比现在那些生活奢侈，高高在上的人差不多，因为当时自杀的人基本上都在社会的最下层，而现在正好相反。”
10
一块非常宽阔非常平坦非常丰美的草地上围着一个个非常宽敞的院子，那一个个非常宽敞的院子被四条非常笔直的十字形沙石路分成东南西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泽雄县”。我的两个父亲和他们的两个母亲来到泽雄县城的时候，那四条非常笔直的沙石路的一边亮着一排排非常暗淡的街灯，所以他们知道已经很晩了，没有去我的父亲萨培日夜向往的学校，而直接去了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所在的一个院子。院子里面长有高而密的牧草，看来那头快到生命尽头的老犏牛和其它两头牦牛今晚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然后一边反刍一边拉着洗脸盆大的牛粪好好地休息一宿了。可是主人们就没有那么幸运，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的房屋墙上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大幅彩色像片，这些相片下面一根粗长的铁钉上挂着我的两个父亲所熟悉的那一把步枪和一把手枪，再下面是一张涂有深红色油漆的木床，床上叠着一床蓝花布面子的被子，与木床同样颜色的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两本红色塑料书皮上烫金书名的藏文版《毛泽东选集》，书桌两侧和前面各摆放一把深红色靠背椅，窗前一把板凳上摆放一口搪瓷洗脸盆，房屋正中间的铁皮炉子里只有一把冷灰，炉子上面的铝壶里连一点冷水也没有。除了以上所述，整个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更不用说一口吃的和一件穿的东西。我的两个父亲和他们的两个母亲看到这个情景每个人的心情就像那个炉子里的冷灰一样一下冷了许多。
“如果你们早几个小时到的话就可以在食堂（汉语）里吃饭，可是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的这句话更让大家的心情冷得发抖。
“至少可以生个火吧？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都快冻僵了。”我的父亲当增的母亲叶洛用失望而不满的语气说。
“今年雨水多，没人卖牛粪。噢，对了，我到老钟家里去要点牛粪来。”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说完出去了。
后来我的两个父亲了解到那个叫“老钟”的人是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他们单位的秘书，名字叫“钟有德”，他的性情像一团羊毛一样温和，经常受表妹兼妻子的那个女人的打骂，他的孩子多得像一窝猪崽，而且多半是不同程度的残疾人，粮站供应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他们家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在下乡和回家的途中猎杀的野生动物和他自己在星期日泽曲河里钓来的花鱼，还有在院子一角一小块菜园里的萝卜和白菜。
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拿来了半麻袋牛粪后不到半个小时，一个上身穿着磨破了领子和袖口的白衬衫，下身穿着已经褪色并在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布裤子，鼻梁上架着比玻璃瓶底还要厚的眼镜的人进来了。他拿着四个大空碗和比那些碗大不了多少的一口小锅，锅里飘着热气的同时一股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原来这是一锅压面片。我想一定是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用蹩脚的汉语说“老婆孩子来了，吃的喝的没了”。
我的父亲当增的父亲先巴将锅拿到老钟面前，用非常蹩脚的汉语说：“老钟同志，你老婆多多的，尕娃多多的，你不幸福我幸福。”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你老婆孩子多，你生活困难而我不困难，请你把这锅面拿回去。”
这是又粗又黑的压面片里除了几块细小的黄羊肉和几块萝卜片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的两个父亲和他们的两个母亲觉得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可口的食物，一个个睁大眼睛死盯着空空如也、体态窈窕的小锅，想象着这口锅至少再大一倍该有多好啊。这情景叫人不由地想起莫泊桑的《羊脂球》中的那个情节。
来源：《我的两个父亲》青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次仁顿珠，1961年10月生于青海省河南县。7、8岁至13岁在家放牧，13至21岁上学读书。曾从事中学教师，司法文书，史志编写等工作。2013年提前退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82年至今发表藏、汉文小说二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三部短篇小说集、一部中篇小说集、四部长篇小说。部分小说被译成蒙、英、法、德、日、瑞典、荷兰匈牙利等文字，并选入藏、蒙地区大中院校及部分海外高校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