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雪域人民，由于怀着对藏族文化的崇敬和藏传佛教的虔诚之情，认为用这神圣的文字去抄录佛教的经典妙言，可积无量之功德，渡无边之苦海。正是这种神奇力量的驱使下，他们含辛茹苦，发奋努力，依据藏文的造型特点，在长期使用的实践中，运用竹笔等简陋的特殊书写文具，通过艺术构思，调动艺术手法，使藏文书法具备千变万化、优美和谐、刚柔相济、妙趣横生的艺术特点，字里行间注入了艺术家们的真情厚意，谱写出了堆积如山的辉煌艺术篇章。由此以其精湛的书写工艺，流传千古，成为我们世人雅俗共赏的高雅艺术。
一、藏族文字的起源
整个文化都是人类创造和运用象征符号的能力及产物。文化是象征符号的总和，是肉体之外基于象征系统的事物和行为在时间上的连续统一体，整个文化都是人类的符号活动。人类的文明，依赖于象征符号，正是由于人类符号能力的产生使得文化得以发生，正是由于人类对符号的使用，オ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作为文化的象征符号系统，是指人类创造的实体。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符号文字的产生，打破了人类远古社会只靠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古老历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促进人类文明的有力工具和媒介。世居雪域高原的藏民族，之所以有自己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而居于世界奇特文化文明之林，那是因为自古以来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正是这种文字的创制，方推动了特殊地域高原人类社会的文明。文明的萌芽和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形成的自然规迹。在蒙昧时代，藏族先民们为了生存下来，为了使整个宇宙开始有意义，通过自己的感知对世界进行分类，于是就形成了使世界符码化。当到了野蛮时代，原始的许多感知上升为理性，它要求对蒙昧时代的随意性符码进行严格分类，结果随意性符码变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这就是超符码化。而到了文明时代的藏族先民，用科学说明现实，使神秘或神圣性消失，变得非神圣化。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神圣的东西，创造了新的神秘(再符码化)。从符码化到再符码化，形成了历史，反映了社会结构及生产方式，也即形成了文化，文化的产生，成为人类本质的反映。展示了人具有通过自己的创造影响和改造自己周围环境的非凡本质的伟大真理。从而说明，文化不仅起源于生产劳动，而且以物质生产作为发展的前提，物质生产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过程，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均由物质生产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综观藏族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英明的藏族领袖和杰出的圣贤智者，以高原这块神奇土壤中孕育的传统优秀文化成分为基础，吸收和借鉴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先进文化，创造了适合自己语言的文字，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建立了闻名于世的藏族文化，为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及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藏族的文字起源于何时？是在什么，条件下创造的？从古迄今，一直是人们进行争论、推测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终究众说纷谈，莫衷一是。就目前散见的许多研究成果来看，虽未有形成一个科学性的定论，但的确也给我们世人在研究这一重大课题道路上解除了不少迷津，揭开了藏文起源问题上的层层面纱，从而在藏学研究学术领域中注入了新的曙光。就目前来说，藏文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传统说
传统说是指藏文在松赞干布时期由大臣吞弥桑布扎参照古印度梵文创造说。此说是千余年来藏族文字起源传统公认的说法。公元七世纪初期，祖国各族人民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在吐蕃地方，藏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崛起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南部的雅隆河谷地区，先后兼并境内诸部，统一全境，建立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政权即吐蕃王朝。从此，西藏的历史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吐蕃临近的中原地区，经过了隋代短暂的统一，公元618年唐王朝也建立起来，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祖国诸部、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西域的高昌、西突厥诸部、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党项、白兰、东女、苏毗、象雄等部往来频繁，对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松赞干布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建政措施：首先为管理全境和推行政令，决定建都于逻娑(Ra—Sa)，划分辖境，设置了称为“如”(Ru翼)的四个军政区域，分设长官、元帅、副将等，组成了地方一级的军政管理机构。分设论、尚等职，协助藏管理行政事务。最为著名的四位贤臣有吞弥桑布扎、噶东赞域松(Mgar—ston一btsan一yul一bzung)、支·赛汝恭顿(Vbri一se一ru一gung一stong)、娘赤桑央东(Nyang一khri一bzang一yang一ston)，这四位大臣在吐蕃王朝建政初期辅佐藏王建立了殊勋。为治理朝政的需要，松赞干布命大臣吞弥桑布扎，带领十六个弟子前往古印度仿照印度及于阗诸国文字创造了沿用至今的藏文，从此藏族进入了文明的新阶段。并利用文字エ具写就文法，翻译佛经，书事记年，行文发令。当时所定的“六种大法”(Khrims一yig一drug)虽未能保存，但从古藏文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吐蕃社会等级森严、科条分明。随着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将藏族人民引入了一个团结、繁荣、富强的新时代。正如在《敦煌古藏文》中记载：“上有首领如弃苏农赞之深沉，下有大臣如东赞之贤明，为首领者替天行道，为大臣者泽被大地，权位威严，治理有方，外蕃咸服，内政修明黔首黎民，尊卑有次，征敛有则，居处受益，春秋有序，心愿有偿，强横则囚，顽抗者惩，凌犯者抑，善良者彰，贤明称赞，勇武蒙恩，为官称职，为民淳朴，普皆利乐。吐蕃昔无文字，松赞干布此时始命制定；建立法律官级，权别大小，职分高低，奖励忠贞，惩处悖逆”。在这种社会背景中，由此产生了自己的文字。类似以上之说在《柱间遗嘱》、《国王遗教》、《松赞干布遗训》等史书中载：“西藏原无文字，乃派遣吞弥桑布扎等前往印度留学。学成回藏后，仿梵文创造了藏文。”后来一些传世史书如《布敦佛教史》、《红史》、《青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新红史》、《贤者喜宴》、《土观宗派流源镜史》、《知识总汇》、《白史》、《文字善说》、《色多文法》等均持此说。由此证明，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巴桑次仁先生曾撰文《藏文起源探索》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也得出了这一结论：“藏文起源”产生了两种不同学说：一是’藏文源于印度说’，另一是’藏文源于象雄说’。哪一种观点能使人相信和认识它的观点的来由和正确性呢，哪一个观点符合历史的事实呢？笔者在这里的回答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藏学起源于印度说。这个说法我认为较符合历史的事实，也能从下面几个方面证实他的观点之由来和正确性。关于藏文源于印度梵文说里，虽然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字体：如兰査、那迦罗、笈多、卡其等。但梵文一词在西藏的理解上去分析是不矛盾的。其次是在较早的藏文史籍中首先提到了迦罗体，这更使人感到他的正确性和理由的充分性。其根据一是，我们常说的梵文即samskit，作严密的语言讲，在传统的说法里，无论在印度还是在西藏都把这种语言称为神的语言，也是当高种姓的人们所使用之。用来书写的重要字母为那迦罗(天城体)体。(Devanagari)这个字在印度历史上种类较多的文字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实用的，同时一直被人们所崇拜，历史也是很悠久的。……ニ是在历史上，吞弥桑布扎赴印度留学时，在印度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广泛使用的文字是天城体(那迦罗体)，在藏文史书中提到的’卡其文字‘也可能就是指那迦罗体。因为过去有些藏族学者对那迦罗体文字叫卡其文字，卡其在西藏指克什米尔，实际上就是那迦罗体……。三是据有些藏族学者所言：“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藏族对那迦罗体称兰查，多尔淀新字也称兰査，迦释弥罗文字也称兰査。把兰査一词当通用名词使用。在佛教前弘期前，嘎、觉、祥等译师们翻译的原本文字都称兰査”。……在某种意义上说，兰査就是那迦罗体，自然也就成为今天的依据之一。四是梵文与藏文在文法上的相同处在这里不作比较，就从字母的形体去看，即是不识字的人看了也定会感到是一种奇观。根据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藏文“是仿古印度梵文那迦罗体创造”说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2，新说
新说是指藏文源于象雄说。象雄(zhang一zhung)，系吐蕃一小邦即两唐书所载之羊同，宾服吐蕃，与赞普王室通婚，后为吐蕃所灭。从有关藏族史料表明，关于象雄地理位置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其最西端是大小勃律(吉尔吉特)，今克什米尔。从勃律向东南方向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相延伸，包括今印度和尼泊尔的一少部分领土。北邻葱岭、和田，包括羌塘。东面临界不清。据《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阈，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这仅仅提及大羊同，而小羊同及大小勃律以及多康地区还无包括在内。最初的吐蕃，仅限于雅隆部落，而象雄王室的承袭据有关史料表明早于聂赤赞布就已存在。若按照象雄东达多康的说法成立，那么古代象雄的地理位置就包括大部分藏区。本教是藏族最古老最原始的宗教，它起源于象雄中部，即以冈底斯山为中心的地域，然后向其它地方发展。故本教即“魔本”(Bdud—bod)和“赞本”(Btsan—bod)就广泛流传于象雄，并有“一整套理论和相应的教规”，后来辛绕要比聂赤赞布高五代，约早二百年左右，当时象雄就已有自己的文字。佛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吐蕃，与固有的原始本教长期斗争、融合方逐步形成了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形成过程中，佛本长期对峙，斗争相当激烈，因而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学者与以本教文化(即象雄文化)为主体的学者们在学术上也难免产生诸多问题的争鸣。于是文字的起源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不同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议，更重要的是牵扯到两个宗教的利益”。オ让太先生曾撰写了《古老象雄文明》和《藏文起源新探》，就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结合佛本史料，论证了藏文源于象雄之说。他认为，目前看来，象雄文是跟藏文关系最密切的语言，它起源于象雄，随着本教的发展传播到了吐蕃，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佛本二教学者就藏文起源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似乎没有产生过直接的交锋，致使上千年来一直各强各调，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其实，虽然佛教文献就松赞干布文臣吞弥桑布扎仿照一种古印度文字，创制了藏文字一点是一致的，但他们据为蓝本究竟是哪种文字，亦有诸多异说。他认为梵文和藏文的起源不无关系，但据得到的材料分析，象雄文极有可能是唯一与藏文有直接渊源的古文字。梵文作为一种古老文字，对印欧民族南迁地带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带许多古文字都来源于梵文，但与藏文关系又不尽相同。比起梵文，藏文起源于象雄文的观点更令人信服。本教是起源于我国西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它最迟也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兴起于我国西南部，并对邻近民族产生了影响。从有关聂赤赞布的藏文中就可得知，此时本教已在吐蕃有一定的势カ，经过长期传播，吐蕃完全就可接受这个宗教。但象雄是按象雄民族的语言形成的文字，它不能直接应用于记述蕃人的语言和传教。因而借用象雄文字母拼写蕃人语言文字——古藏文的雏形就应运而生，并且试用不成熟的文字记述他们的祭祀、信仰和各种活动。本教史料普遍记载，最初的本教文献是从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就象雄的文字及其排列次序与藏文字母对照来看，虽然象雄文和藏文的构词方法相异，但二者的基字字母和元音字母的拼写方法和数量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文中的字头符号(Dbu)、分号符号(shad)和分字点(tsheg)都可以在象雄文中找到原形。由此得出了他的结论：“藏文，是古代藏族在举行本教仪式，接受本教师的训导和传教时接触并逐渐熟悉了象雄文，而后用象雄文来标音记载自己的语言，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以外族文字记述自己的语言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利，使这种记述逐渐脱胎于象雄文，成为一种借用象雄文字母记载本民族语言的独立的符号系统。它并非某人所创，而是藏族古代先民在自己文化生活的实践中集体创造的。要说它的创始人，只能是那些不知名的巫师、牧人、樵夫一类，而不是后世的桑布扎”。
就此问题，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教授、藏族学者南喀诺布先生，在他写的《论藏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论作中，通过对大量的藏文史料的对比研究，也得出了藏文源于象雄文的结论：“藏人因为笃信印度佛教就将藏族全部文明之源追溯印度而忽略了古象雄的历史和文明。虽然象雄文明的主要继承人是本教徒，但自从佛教兴盛，多数藏人中形成一种歧视本教的习俗并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也正是由于本教徒受到歧视，导致了后世对藏族古代文明真正起源的了解几乎成了空白。不管怎样，松赞以前藏族有文字是可以肯定的。就文字的起源，《嘉言库》载：’藏族的文字最早由桑吉所创造。训言：三十个字母尺达本意，字头符号(mgo)引文分句符号(shod)断后，分子点(tsheg)界分子各字之间隔，元音和系足字丰富表达内容。起初的神字演变为达瑟邦体文，依次逐渐演变为象雄旧体文，玛扎(Smarbrag)体、玛钦(smarchen)体和玛琼(smarchung)体，后两者又分别演变成吾金(Dbucan)体即藏文楷体和知玛(Vbrumar)体即藏文草体，书籍和玛体书写‘。说明了玛钦体和玛琼体是藏文最初蓝本。至于此文中’起初的神字演变为达瑟邦体文’的说法，只不过是受到了本教徒将本教的起源归溯达瑟的影响而已，并不能成为象雄旧体文起源于达瑟邦体文的佐证。因为在达瑟邦体文中没有任何与藏文三十个字母以及字头符号、分句符号、元音符号、系足字等相同的形态。”
“吞弥桑布扎为了使佛教显密宗大量经典的藏译更加方便，还参照印度文，促使了藏文吾金体的形成。这一点从二者形态的相似就可以看出来。吞弥参照了梵文的语法理论，撰写了现存的两篇和失传的六篇语法著作，并舍去了一部分从象雄文沿袭来的虚词，使语法更加简炼。他为语法理论的更加规范所做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这从象雄文和藏文虚词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他对藏文中的某些词和象雄文的某些词也做了对比研究，“象雄文中的’玛’(smar)和藏文中’神’(Lha)是同一个意思，因而玛字就是神字。虽然在本教徒中比较普及的象雄旧体字和兰杂(Lnydz)体有些相似，但作为玛体基础的玛钦体却有别于象雄旧体字，而与藏区有些年长的学者熟悉的所谓’神界下凡的字’相同。’神界下凡的字’和’神字'不仅其名称之意义相同，而且’神界下凡的字‘和藏文草书的字形也非常相似。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藏文楷体的第一笔是从左到右，而草体则是从右到左，对比无须太看重，但藏文字头笔划的左转和右转产生先后之别，人的排列座次的左右有重要和次要之分，这就说明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和藏文楷体与草体书写上的区别有关。虽然’神界下凡的字’字头笔划的从右到左不怎么顺当，但呈圆形书写时就会知道其基本书写方式仍无异于草体，整个字形也清楚地说明此乃草体最初之蓝本“。
就藏文源于象雄之说，在藏族文献史料中如毕若杂那传《扎巴钦莫》：“吞弥桑布扎改造藏文”，它说明因为古藏文的字形便于依据印度文字进行改造和比较，就改造成吾钦体(Dbu—chen)。夏尔杂・扎西坚参著的《嘉言库》(Legs—bshad—mdzod)：“莲花生大师说’印度佛法译成藏文时，印度文字无法改成藏文，三十个字母从吐蕃取样，神名从自然响引撷，咒文未译保持印度原貌’”等记载也不乏其载。
此外，西藏自治区藏语文指导委员会于1994年在传说中的“玛尔文”的发源地“古象雄王国”之地阿里地区古代岩画上，发现了较多的“玛尔文”的踪迹。这些岩画初步考证，有的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作品。这一发现表明，现行的藏文创制之前，确实有藏文古文字“玛尔文’’作为吞弥创造完整藏文写经的基础。
以上两说，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藏民族的语言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确实是藏族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这块里程碑树于何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然而其本身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时间和空间，它对推动藏民族的文明有着不可估量的伟大贡献。
二、藏族书法传承源流
藏文的起源如果我们按照最短的年代松赞干布时期吞弥桑布扎创制说算起，距今也至少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了。这一古老文字从它创制之时起，便留下了书写的规范字形书法艺术，千余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以发展。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雪域高原，建立了吐蕃王国。在为实现高原统一、振兴民族、提倡佛法、建立外交等各项事业的过程中，早就认识到了文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于是便从十六大臣中挑选了吞弥桑布扎并随员十六名前往印度留学。吞弥桑布扎拜婆罗门李新(Li—byin)等诸多学者为师，学习了多种文字和书法。在求学期间，诸多班智达(ban-ti-ta)看到他敬重佛法、刻苦修学、聪慧过人、成绩优异，就称颂他为“桑布扎”(Sambhota梵语、Sam意为好、真、贤等，bhota指真正藏人)，自此，“桑布扎”这一尊名留芳百世。他学成回吐蕃国遵照吐蕃王旨意，从印度梵文五十个辅音字母中创制了藏文三十个字母，从梵文十六个元音中创制藏文四个元音字母，并称为“格格”(gi—gu)、“夏木几”（Zha 一bsk yu)、"占吾”(Vgreng一bo) 、“那绕” (na—ro)，把“啊“ad两个长短元音化为一个“啊”a，配置于藏文辅音字母中。再从梵文三十四个辅音字母中复将反书或顶音组；其中有十一个字为藏文辅音不用而弃置。再按藏语语音特点增添了梵文辅音中没有的六个新字“嘉”Ca"恰”cha“加”ja"夏”zha“萨”ca"啊“a加起来共有辅音字母三十个。这三十个字母主表辅音，每个字母符号单念时本身带有元音“啊”a。四个元音用附加符号表示。以基字为主体，另有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依基字的前加、后加、再后加次序书写。有单独一个辅音字母的基字，亦有上加、下加和上下加的重迭基字。韵母即元音一般加在基字的上部和下部。文字创制后，因藏区不同地域方言的差别，在读音上也有一定的区别，但文字的写法基本一致。藏文在书写时分楷书和草书两大类。据有关史料表明，吞弥桑布扎以兰扎字形为蓝本，创制了藏文的楷书，以鸟尔都文为蓝本，创制了藏文草体。
在拉萨东郊江科南佛殿即今墨竹工卡县所属增毛察寺的石碑上，刻有松赞干布时期，吞弥桑布扎给吐蕃王的颂词碑刻书法字体“如青蛙伸足"著称。这就是藏文书法体最早的记载和体形。
吐蕃王芒松芒赞(650年-676年即唐贞观三年至唐高宗永徽六年)时期，由吐蕃学者恰俄尔·仁青拔所写的书法以“如砖头并列”而著称。
吐蕃王都松芒保结(676年-704年，唐仪凤元年至武则天长安三年)时期，由恰卜格尔吾オ让所写的书法以“如雄鸡伸展”而著称。
吐蕃王赤德祖丹（704年-755年，唐长安三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由书法家盖宁·贡却乎昂所写的书法以“如青棵散于白毡”而著称。
此后，吐蕃王赤松德赞(755-797年，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德宗贞元十三年)时期，书法家白肖査在桑耶寺石碑上雕刻的书法有“如珍珠串联”之称。
吐蕃王牟尼赞布（797年-798年，唐贞元十三年至贞元十四年)时期，书法家オ班相曲布写的书法“如晩螂游动”而著称。
吐蕃王牟笛赞布(798年-804年，唐贞元十四年至唐宗元和十年)时期，书法家章哇·云丹写的书法"如游鱼出水“而著名。
吐蕃王赤热巴巾(815年-841年，元和十年至唐武宗会昌元年)时期，书法家扎肖南尼，书写的书法以“如雄师腾空”著称于世。
大约在公元九世纪中期至十世纪末期的一个多世纪中，藏文史料上没有书法艺术家的明确记载，这是吐蕃历史所然。据藏族历史记载，藏族史上吐蕃末代吾都赞布(841年-846年，会昌元年至会昌六年)又称郎达玛去世后，吐蕃政权掌握在大妃琳氏手中，其子云丹争权夺位’由此纷乱遂起。拥护云丹的一派控制了伍如地区，拥护奥松一派，控制着云如地区，各自称王，相互混战达二十八年之久。社会生产遭到破坏，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疾疫流行，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揭杆而起，奥松被杀，长子扎西邹巴逃至拉朵，赤德尼玛贡逃往阿里，建立小地区割据政权，拉萨云丹后裔则与卫藏封建地方势カ结合，建立拉萨政权，吐蕃王朝至此全告崩溃。由于郎达玛的灭佛，藏传佛教自此也隐声匿迹，藏族文化体系由此遭到了极大破坏，因而书法艺术也就无形中受挫。
十世纪初，上部阿里地区和青海东部地区，藏传佛教的余烬开始复燃，佛教的逐步复兴，藏族文化体系亦重新开始恢复和发展，因此，书法艺术也得到广大，大有百花齐放之势。此后，书法理论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书法家卓聂赤参照和模仿以往石碑碑文字体的不同风格，确定了藏文书法，将这种书法字体称为“中新”(Bar-gsar)。此后，释迦多杰、薜布玉赤、那南香增、松巴诺金及大学者群布玉赤的十二著名弟子等不仅依次产生，还涌现岀了绒布等大批书法名家。
就藏文书法艺术理论而言，公元九世纪初，大学者群布玉赤依照藏族大译师噶哇华则所著的《有头书法圆轮度量》·为范本，区分了“恰钦”(cha—chen)体和“恰群”(cha一chung)体，确定了书写格式，产生了有头体即楷体先后分支九种的说法。玉赤开创了书写格式的写作之风，木雕印刷字贴自此逐渐流通盛行。此后，大学者绒布撰写了一部《文字书写格式明晰宝箧》理论著作，由此成为藏文正楷体的规范字贴，书法艺术理论也逐渐完善。公元十七世纪，第司桑吉嘉措依照第五世达赖喇嘛旨意，于1687年撰写了《书写格式宝箧注释》再次规范了有头体书法。
藏文草楷即无头体书法也称为“珠玛”(Vbru—ma)，此体分为“鲁派”(Li—Lugs)和“丹派”(Ldan—Lugs)两个流派，“鲁派”的传承，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失传。“鲁派”就是我们今天惯用的写法，它最初于公元八世纪吐蕃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的译师丹玛则芒首创，后来各个书法大师书写不同，书法未能规范。十五世纪初，江孜官员德哇・然卜旦更桑普华集古代各派书法家之大成，撰写了《无头体图案及线条概说》，其注疏在前面所说的第巴桑吉嘉措所著中就有详细说明。十八世纪，藏族著名的学者松巴堪钦・益希班觉也撰写有《有头体书法写作格式》的书法著作。据有关史料表明，藏文有头体无头体即正草两楷书法刻版，只有十九世纪，青海塔尔寺保存，虽过百余年了，仍完好无损。这种版模在北京民族文化官馆藏，在拉卜楞寺也有头体书法印版。
三、藏文书法传承梗概
历史上的拉卜楞寺，是安多地区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文化的中心，该寺自十八世纪初建立后，由于历辈寺主嘉木样活佛和其诸多弟子的精进努力，逐步完善了修习体制，内设六大学院，除闻思学院、医药学院外，其它如上下续部学院、时轮学院、金刚学院四学院均设有学习书法的学科。下续部学院始建于第一世嘉木样时期的藏历第十二绕迥火猴年(公元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这所学院比其它三座学院创建得早，故由此推论自公元1716年始就大约已建立了书法学科的修习内容。时轮学院始建于第二世嘉木样活佛时期的藏历第十三绕迥水羊年(公元1763年，清乾隆二十八年)，喜金刚学院始建于第四世嘉木样活佛时期的藏历第十五绕迥土鼠年(公元1879年，清光绪五年)，上续部学院始建于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时期藏历第十六绕迥金蛇年(1941年)。这四个学院除修习必修的宗教理论科目タト，就修习藏文书法以及文法、韵律、梵文、声明、音乐、法舞、诗歌等其它科目，以培养各科人才，弘扬藏族文化。几乎每一辈寺主均建立和完善寺院的修习体制，故书法的传承也得到了发扬。这条传承的脉络虽无明确的文献史料记载，但就依据目前拉卜楞寺书法的零星记载，结合口碑资料，也能大致看岀传承的主线来。据藏族著名学者、书法家毛拉木先生的《书法明晰髻宝》介绍：《安多政教史》载，阿莽仓・俄昂嘉措通晓全部学科尤其历算，王妃艾克夏拉赴藏时，请求西藏地方政府迎请藏医和文书，于是博巴布吉吉拉抵达拉卜楞寺传授书法，如果按照今天拉卜楞寺的草楷传承即属当时所传，那么该寺还是前藏书法的传承。高僧大德们传授的这些书法，据说该地区是后藏旧体写法，迄今已近三百年的几封汉藏对照旨谕中可见的珠匝体(Vbru—tsha)的旧体表看，在第司桑吉嘉措全集中的《除锈》(gya—sei)中可看出今天“丹体书法”和珠匝体两种不同字母即Ka—Kha—ga—ca—cha—nya—tha—pha—ba—ma—za—ya—La—sha—sa—a十六个字母加tsa一tsha共有十八个。这种写法在字贴中可以对比研究。据《第二世嘉木样传》载，丹达尔拉然巴著有《文子论说智者口饰》是根据书法大家实践而著的无头体写法，这在安多地区拉卜楞寺中较为著名。毛拉木先生也沿袭此传承。据第司全集中所说的噶丹新字体，今安多地区将藏文书法称为“蕃智”(Bed—rbri西藏写体)和“卫智”(Dbus—vbri前藏写体)。藏文无头体虽外观一样，但其中也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在安多听说第七世达赖的《画线论说》书法著作流传，但未曾见过。由此可见古代安多书法艺术传播不太广泛。先前曾获西藏孜仲书法大奖的书法家图丹丹增应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之请，抵达安多地区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藏文书法教学活动。毛拉木先生就是当时的学员，据调查的资料表现，历史上拉卜楞地区书法艺术传承中出现的大家有：柔扎仓、丹达尔拉然巴、阿坝阿克意宁、阿克华锐丹曲嘉措、阿卡奥奇仓等知名学者。当代著名书法家有毛尔盖·桑木旦、其弟子热群哇·西热嘉措和智合希谢尔智合、拉毛次赤木、阿克桑丹、阿克毛拉木、阿克官却加措以及阿克益西等。
就今天该区流传的藏文书法著作和字贴来看还是非常可观的。现存于拉卜楞寺黄译师的《兰扎书法字贴》，是古代安多地区流传最为广泛的木版印刷字贴，故拉卜楞寺地区书法传承也有黄译师传承的普遍说法。机器印刷书法字贴较多，著名学者毛尔盖·桑木旦著有几种字体的书法字贴。毛拉木先生著有《书法明晰髻宝》(俗称《五种体藏文字贴》，这个字贴1985年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编译局的有关学者鉴于各种原因，不少人写藏文不讲究藏文书写笔法，随意乱写乱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更好继承和发扬藏文书写笔法的传统，特邀毛拉木先生编写的，并成为阿坝州首期藏文短训班教材。该字贴参照了藏族著名书法家群布玉赤所著的《宝箧》和《竹笔论典幻化明灯》和松巴班智达所著的《有头体书法写作格式》等论著，结合他长期的实践经验而写的一部完整的藏文字贴，该书于1985年5月由四川阿坝州印刷厂版印发行。毛拉木先生还著有兰扎、乌尔都文书法字贴。阿克西热卜热群智华也著有藏文和梵文字贴。毛尔盖・桑木旦先生的弟子热群哇・西热嘉措和智合希谢尔智合两位书法家于!985年撰写了《兰扎和乌尔都文根本•澄水珠项链》（又称《梵文字贴》)字贴，由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编译局编出版发行，书中还收录了黄译师和拉卜楞寺大经堂门眉上书写的兰扎文书法手迹。阿克益西嘉措先生著有《藏文书法•文白莲宝髪饰》的书法字贴，阿克官却嘉措先生也著有《兰扎和乌尔都文根本•青莲花鬟》，又称《梵文字贴》的书法字贴，这两本书是两位作者应第六世嘉木样活佛・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的旨意和甘肃省佛学院师生之请为学生编写的教材，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由甘肃省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
此外，原西北民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著名的藏族学者オ旦夏茸先生撰写的《梵文字贴》、《瓦德字贴》、《藏文字贴》、《藏文拼音字贴》分别于1980年8月，1981年6月、1980年12月、1980年10月由青海教育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这两种字贴也为安多地区广大青少年和僧侣学者学习书法的参考资料。由古文义和史学礼两位先生于!988年汇编的《藏族学者各种书法荟萃・宝鬟》于1990年6月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是目前很好的一部书法大全。该书从古代的木版书法和当代手写铅印书法两个不同方面汇编了从古迄今的书法字形图样，给我们理顺了从古迄今藏文书法各种体形的演变脉络，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藏文书法发展概貌的很好的参考资料，下面所谈的藏文书法艺术实例多取自该书。
四、藏文书法艺术概览
拉卜楞寺虽然有短暂的二百余年历史，却收藏了藏族人民千百年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书法艺术，引起了国内外藏学界的普遍关注。馆藏的各类经典著作在全国藏传佛教寺院中首屈一指。据不完全统计，藏文的经卷多达六万余册，这批经典著作包括历史、医药、声明、工巧、建筑、天文、历算、修辞、辞藻、语言文学、文法正字、缀韵、传记、显密宗等专著。有印度传入的藏译佛经，西藏、康区大德之专著以及拉卜楞寺高僧著述。其中有不少书法作品，历史悠久，写作工艺极为精细，真可谓传世佳作。鲜为人知的是在寺院文物展览厅内还珍藏两部国内也不曾多见的贝叶经，一部由兰扎文写就，系印度圣贤华旦达瓦智华(俗称月称)亲手书写，文物编号409；一部由鸟尔都文写就，据说是阿底峡(982年-1054年，孟加拉国高僧，1042年赴西藏阿里，1054年圆寂于西藏聂塘)大师生前所诵的《般若八千诵》，文物编号401。《柱间史》上下两部，是松赞干布全集的其中两部，全书由银汁粉书写而成，长176页，文物编号425。金汁粉写就的《般若八千诵》两部，文物编号412，弥勒佛殿(俗称大金瓦寺)收藏的《甘珠尔》银汁书写的经典一套共110卷，文物编号26。此外，在其它佛殿、经堂馆藏有第一世嘉木样大师亲自用金汁书写的《贤劫经》。据不完全统计，全寺共藏有用银汁书写的《甘珠尔》一套，用金银汁书写的《贤劫经》、《般若八千诵》六，十部。还有用金、银、珊瑚、松耳石、珍珠、百车頤等粉汁混合书写的《金刚经》、《般若八千诵》等，有用黄丝线在黑缎上织成的《善为经》，还有用珊瑚、珍珠、宝石镶嵌而成的佛经。这些书法艺术珍品，大多用有头体楷书写就，做エ精细，字迹端庄秀丽，装裱精美，用以檀木夹板，外裹绸缎，从中可以看出广大僧侣对藏族文化的珍视程度。除此之外，在藏经楼馆藏有大量的手抄本经典，这些手抄经典据有关史料记载，大多为第二世嘉木样大师或派专人远赴西藏、四川搜集抄录的绝本古版经典，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藏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和欣赏藏文书法的宝库。
五、藏文书法的艺术特色
广大藏区，在林立的寺院中，藏文书法艺术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书法艺术家也层岀不穷，写作技巧也日渐高超，各种字体也就应运而生，形成了绚丽多姿的风格。现就根据目前流传的较为完整的本子《藏族学者各种书法荟萃・宝鬟》中的具体字形特点，作一简要归纳。
关于古代木版书法：木版书法，藏语为“香华尔意斯合”。自古以来，藏族的宗教、文化书籍均以长条状的形式流通在宗教界和民间。为此，古代的木版书法字贴，也以经书版样，雕版印刷流通。这种雕版字贴，各有利弊。最大的好处在于书法家们可将自己不同风格的字体，雕于木版，然后成批印刷装裱成册，广泛流通于社会，让爱好书法的人们当作范本，学习练就书法。这样既便于流通，又便于学习。然而，也有一定的弊端，它不能如实反映书法家的书写水平。因为写、刻、印工序的限制，将优美的字形写于木板，木板木质本身有一定硬度，字形不大稳定，又经刻刀雕刻，定有走样的可能。加之印刷时墨的浓淡、着色轻重、印刷技巧、纸张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印制的艺术作品难免有雕刻生硬、模糊不清、字形比例失调、间隔不均的痕迹，而造成笔法不太流畅、笨拙无カ、疏密不合理、没有活的态势。
本版印刷体包括有头体、无头体、兰扎体、乌尔都体、三种文体合壁(兰扎、藏文、蒙文)、蒙古新字等六种字体。
第一，有头体。藏语称为“吾坚”(Dbu一can)，“吾”是敬语“头”之意，“坚”是“有”的意思，可译作“有头”体。这种字体实际就是藏文楷书。这种称谓，从字形来看，更大程度上是以首大脚小的字形而取名，在书法史料中均无确切释意。据有关藏族史料表明，我们今天所写的藏文字母是公元七世纪初仿照古印度梵文字母并根据自己特点作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创造出来的，一直用来拼写宗教、历史、文学、医学等学科经典的藏语和梵语。因而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的发展和几次厘定新语，但字母还是保持了固定的字体形式，无多大变化。据古代较早的藏族历史文献，均有“吞弥桑布扎仿兰扎体造作藏文有头字，仿乌尔都体创造无头字”和“仿那迦罗体造有头正楷书”。史学家根敦群培在其《白史》中说：“‘有头’‘无头’"二种字体，亦并非初创文字时即同造二体，实是书写此’有头’字时，稍为加速，即自然而成’无头‘之字形”。这种字形，由于受印刷影响，字形立体感不强，没有生动活泼的感觉，呈现较为呆板。如拉卜楞寺印经院印刷的《兰扎根本青莲宝鬟》一书。
第二，无头体。藏语称为“吾麦”（Dbu一med)，“吾”同上意，“麦”系“无”之意，可译为“无头”体，实际就是草书。这种字体又分为两种：
(1)珠匝体：藏语译为“珠察”(Vbru一tsha)，意为“珠匝”，因为笔画转折处棱角突出，形似珠匝而得名。这种字体，书写难度较大，有较强的立体感，生动活泼，线条优美，酷似珠匝。为了比例均匀，还打上宫格线，以求更好的艺术效果。有些印刷本子上还在字与字的空白处注有写作方法，给习字者以规则的提示。如《藏族学者各种书法荟萃·宝鬟》第15页。
(2)适中体：藏语称为“瓦尔智”(Bar一vbri)，“瓦尔”汉语“中”或适“中”的意思，“智“为”写‘的意思，可译作“适中体“。这种字体是珠匝体的变异，字的基本结构还是基于珠匝体，力求缩小缩短字的大小长度，呈现岀疏密合理、井然有序、筋脉相连、全篇贯气。这种写法是僧侣们抄录经典著作贯用的草体。如《藏族学者各种书法荟萃・宝鬟》第18页。
第三，兰扎和乌尔都。由于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的原因，藏民族的书法艺术先哲们自古就喜欢学习兰扎和乌尔都书法艺术，是否写好这两种字体是至关重要的。故所有的学者们不仅通晓藏文和兰扎、乌尔都文，而且还会很多的书写。加之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典籍中有详明的方法或藏文书写方法，故学习兰扎和乌尔都的写法是书写藏文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1)兰扎：兰扎是梵语，是古印度天城体字母，藏文的有头字形就依据此体而来。由此看来写好兰扎对写好藏文是至关重要的。安多地区兰扎体书法的传承主要是依据著名学者黄译师亲笔书写的木版印刷《兰扎根本青莲花宝覚》的字体。这种兰扎体，一般具体实用在寺院的建筑上如经堂门眉额杭以及经轮等上面。如现存在拉卜楞寺门眉的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久美昂吾亲笔书写的兰扎书法、华锐丹增成勒书写在大经堂门眉额枋兰扎书法、娘麦觉吾吉书写在夏卜且佛殿门眉额枋的兰扎书法均为兰扎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这种字体，书写在建筑上面，均采用堆漆的方法，立体感强，密度较大，虚实相生，收放相应，刚柔相济，线条完美，字如画，画如字，起着很好的装饰作用。如拉卜楞寺木版书法《兰扎根本青莲宝鬟》1—2页。
(2)乌尔都：系梵语，藏语无头体形即行书就依此体而来。这种字体，立体感亦强，密度较大，线条流畅，节奏感强。如《藏族学者各种书法荟萃・宝鬟》(以下称《宝鬟》)第26页。
(3)三种文体合壁：这种书法，上有兰扎、中间为藏文注音、下文蒙文。书写难度较大，必须精通三种文字方能呈形。众所周知，兰扎和藏文以及蒙文，均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藏蒙语言文字成为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藏族地区的高僧学者纷纷学习蒙文蒙语，抵达蒙古地区弘扬佛法，蒙古地区的僧侣弟子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深奥的佛法典籍，积极学习藏文，以便将佛教理论译为蒙古文字。为此藏族懂蒙文、蒙族懂藏文并不是新奇事。就这三种文字的艺术特点来讲，兰扎密度较大，藏文疏密合理，蒙文却生动活泼而各具特色。书写本身就难，用刀刻于板就更难了。从中可看岀这时的书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宝鬟》第28页。
(4) 蒙古新字：藏语称“霍尔伊合萨尔氏”(Hor—yig—gsar—ba)，系元代藏族著名的宗教家、政治家八思巴大师于藏历第五绕迥土蛇年(公元1269年，元世祖至元六年)仿照藏文所造的蒙古文字。当时忽必烈下诏颁行，作为印玺诏书的正式文字。元朝灭亡，这种文字后来并未流行使用。但这种文字优美的造型，不仅得到了藏蒙书法家的喜爱，而且也得到了藏蒙民族的喜爱。这种文字本身就源于藏文，且写作艺术也自然能达到较高水平，逐渐也变成为寺院殿堂建筑的装饰和官方百姓刻写的必需文字。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横直有序，比例适中，似编织有序的带子端庄优美。如《宝髪》第36页。
关于当代手体书法：手体书法，藏语称“谢合哲意斯合"(Phyag—bris—yig—gzugs)这种书法是当今印刷技术革命的产物，它是书法家们用笔书写在纸上借助照相排版印刷和复印机复印无丝毫变形的书法，可以大量印刷流通于世。它可尽情表现和展示书法家们各自的书法技巧，而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这种书法有：有头体、无头体、兰扎体、乌尔都体、蒙古新体等五种。
第一，有头体：这种字体如毛拉木先生所著的《书法明晰髻宝》字贴，在十六开纸上，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没有什么条件限制。先写三十个字母，横分两行，每行只写两字，每页四字，空白处标有笔画顺序。使书写者一目了然。然后再根据构字规律依次书写，每张纸少则十二字，多则十九字。这种字体立体感较强，线条优美，俏丽雄杰，富有力度，坚劲萧洒。如《书潮明晰髻宝》以下简称《髻宝》第19页。
第二、无头体。这种字体又分为珠匝体、长脚体、短脚体、短脚行体、行草体、速草体四种草体合壁、缩写体等八种，前六种是草体书法练习所必须经过的六个阶段，比起古代木版草体即无头体又增添了不同的四种书写艺术体。
(1)珠匝体：这种手写体的特点是形体优美、笔法流畅、筋脉相连、节奏井然，是练就草体书法的第一阶段。如《宝鬟》第72页。
(2)长脚体：藏语称其为“斯合让”(Zug—ring)“斯合”有“脚”的意思，"让”系“长"的意思，可译为“长脚”体。这种字体往往主要部分上部要比次要部分短得多，顾名思义就是脚长。就毛拉木先生的《书法明晰髻宝》的长脚体来看，十六开纸书写两行，每行分四格，第一行2厘米，第二、三行共1，5厘米，第四行占2厘米，元音“格格(gi—gu)、占吾(Vgreng—bo)、那绕(na一ro)”占第一行，而“夏木几”(zha—bskyu)或脚就占第四行，基字和上加字仅占第二、三格的1.5厘米。线条优美，如同交织的音乐韵律无声可有节奏，给人以稳健扎实，宽博厚重，流韵宏壮之感。这是练就草书的第二个阶段。如《髻宝》第46页。
(3)短脚体：藏语称为“斯合通”(zug一thung)，“通”为“短”的意思，可直译为“短脚”体。是与长脚体相对而言的一种书法。脚虽较短，但仍然具有长脚体的韵味，线条流畅，元音基字主宾掩映，参差照应，浑然一体。这是练草书的第三个阶段。如《宝髻》的第91页。
(4)短脚行体：藏语称为“萨布智”(gza-b—bris)。“萨布”是“楷书”之意，“智”是“写”的意思，字面有“楷体”之意，但它是属于“无头体即草书的一种，故只能译为“短脚行体”。字形短小，有珠匝的韵味，谨严俏丽，整洁厚重，字间不相连笔，是练习草书的第四个阶段。因整齐美观，比例适中，故被称为草体中的楷书，从字形上看是古代木版字贴适中体的一种发展和延伸体。如《宝鬟》第92页。
(5)行草体：藏语称为“夏尔玛(gchar一ma)，有“草书”和“行书”的意思。这种字体笔法欢快，字形较小，生动活泼，更富有实用性・在手抄经卷中也常用此体，是练习草书的第五阶段。如《宝髻》第98页。
(6)速草体：藏语称"吉合智”(rgyug—bris)，“吉合”有“跑”的意思，我们可译作“速草体”。这种速草体是当今普遍运用的一种书写形式，一般用于会议记录和文稿摘录等场合。从整个藏区来看，西藏地区用得较为广泛，一般从小学生开始就练习草体，而对有头体楷书较生疏，而安多地区却相反，基础知识阶段，均运用楷体，随着藏文水平的不断提高方能学习草体。其特点是线条生动流畅，整体有一气呵成之感觉，这是书写方式在时间和空间向高效率发展的趋势，是练习草体的最后一个阶段。如《宝愛》第101页。
关于速草体，还有一种写法，藏语称为“奇合智”(Vkhyug-bris)，可粗略译为“狂草”，笔势连绵回绕，气韵生动，运笔自如，大有一挥而就之势。如《书法明晰髻宝》第191页。
(7)四种草体合壁：这四种文体均系藏文・分别为长脚体、珠匝体、行草体、以及速草体。从这四种字体的对比中可看出藏文草体艺术的不同特点。如《宝鬟》第63页。
(8)缩写体：藏文称“贡伊合”(Sungyigf)。‘‘贡”有“隐”和“隐匿”之意。在此我们意译为“缩写体”较为妥当。这种文体内容一般均为专用名词和数量以及词组：宗教词汇；如贡却乎(Dkon—mchog)、格桑(seng—ge)、渡母(sgrol—ma)；一般名词：如经济(Dpal—Vbxor)、国王(rgyal—po)、成就(Don—grub)；数词：如十二(bcu—guyis)、十五 二十(nyi一shu)。以宗教词汇最多。从书写结构上看，两个或三个字并写成一个字，但还不能失去这个词的概貌而一眼就可看出其意。通常第一个字保持原形，而第二或第三个字的元音或后加字缀于其上，这种字体常用在速草体中。如《宝鬟》第134页。
第三，兰扎、乌尔都：
(1)兰扎：这种手写体书法，就其书写内容而言，先是书写兰扎字母，后面按照兰扎文体的组字规律依次书写全部拼音，再整段抄录一般经文和诵词。每个兰扎文字下均有对应的藏文标音和释意。大都用十六开纸，每页三行，如《兰扎和乌尔都根本·澄水珠项莲》和《兰扎和乌尔都根本·青莲覽饰》。也有四行的，如才旦夏茸先生的《梵文字贴》。整个字形，显得宽博厚重，稳健沉雄，紧凑有力，立体感极强，具有一定的装饰韵味。
(2)乌尔都：在一般字贴中，范例不多，只占兰扎、乌尔都文字贴的十分之一。从其内容上看，仅列字母部分。乌尔都文在寺院建筑上也用，但不太广泛，有时在经轮上有这种字体。其特点是宽绰雄放，墨气酣畅，疏密不计，富有一定的力度。如《兰扎和乌尔都根本·青莲矍饰》第94页。
第四、蒙古新字体：这种手写本，跨越了雕版印刷的局限，将死的字形写成活的态势，密度较大，流韵宏壮，宽博扎实，端庄稳健。有两种写法，一种用竹笔书写，一种是只描出字的外部轮廓线，字中是空的，如才旦夏茸先生的《梵文字贴》。此体更富有艺术性，美观大方。若不懂文体的人看是一种花纹，而往往想不到是一种文字。如《鬟宝》第105页。
此外，藏文书法艺术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兰扎套写艺术字体，尤为独具，最典型的是“十相自在”字套写图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奥的文化内涵。据热群哇·西热嘉措和智合希西智合先生所写的《兰扎和乌尔都根本·澄水珠项莲》载：“十相自在，在各种莲花之上有白月、红日、蓝罗瞧、黄罗琳尾等四垫，之上有风的种子黑“牙”(ya)、火的种子红“热”(ra)、水的种子白"化”(wa)土的种子黄“拉”(la)、须弥山的种子“玛”(ma)，即色向为东黑、南红、北白、西黄、中绿。不定欲色界和各种莲花的种子为绿色“恰”(ksha)，无色界四处和虚空的种子顶部为“哈”(ha)，涅槃点(tsheg—drag)即月牙表示白色，红色圆点那达(na—da)象征青色。而在张怡茹先生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中所释：“十相自在，由七个梵文和三个图形联合组成，标志着密乘本宗及其坛场和合一体的一个图文：牙(ya)、热(ra)、化(wa)、拉(la)四字，顺次标志所依无量宫房基风、火、水、土四轮；字标志须弥山及无量宫；字标志诸能依者身、语、意本尊；字标志胸轮诸本尊；新月、圆点及竖笔形，顺次标志顶轮本尊之身、语、意”。
六、藏文书法的写作方法
藏文书法在书写时，也有严格的讲究。按照传统方法一般蜘趺势而端坐，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手的伸、屈、缓适宜、悬肘悬腕书写。纸须折叠头于食指和小指间，仰掌于膝盖并直对左乳。执笔松紧适度，书写小字时，用姆指和食指钳住距笔尖一寸五或一寸，中号字以下适当伸缩，掌心能容一鸽蛋的空间。这样写出的字端庄秀丽，富有活力。
初学者，须从有头体即楷书入手，基础为三十个字母，其中长脚体字母九个，若将纸划三等分格，书写长脚体须贯达下部边线，其它二十一个字母则可分居上中部，再如将一字母所具宽度纳入与横行三等分距离的竖三等分中，那么便把整个字母纳入一个极小的“九宫格”，字母笔划在“九宫格”中的部位也各有特色，或视作眼、肩，或视作腹、足。有头字讲究部位稳定。经长期练习实践有一定成效，另练习五个反体字母和四个元音字母，依次按藏文拼写规律循序斷进，直至通体美观，方能练就“无头体”即草体。书写有头体时，运笔轻重，疾除得当，刚柔相济，使字形既显得严谨而笔路又不显沉滞。字母的长脚以及音节点须直中见曲，曲如半弧，字间一气相通，使其疏不觉弛，密不觉凑。元音、基字以及上下加字之间，要使上居者不显悬离，居下者不显垂吊，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通篇看去，要作到气韵和谐，流畅有致，展示给人们的书法艺术作品似一溪流水连绵不断，一曲欢歌，回味无穷。
就书写工具，初学者并不用纸，而用一种和经版相似的长条木板即习字板，藏语称“噶香”(Ka—shing)，这种习字板长约40公分，宽15公分，厚1.5公分，一般用木质较好的板子制作而成。木板光滑的一面上黑色，镀一层油脂，既要求光洁又不影响手指着カ。然后在一形似小球的圆纱布包里装上白粉(面粉或石膏粉均可)，中间穿一根稍长于木板的细线绳，书写时先用包打板，板面稍白，再用白线划定五道等距横线，老师用竹笔示范写下第一行，学生据此仿写。书写笔一般用毛竹削制而成，削制时须在竹子上抹一层酥油或牛骨髓，浸润时日，然后挂在太阳下烘晒，直到竹面黄中透红，方可削制。常用的中型竹笔长短不过13公分，直径不过0.6公分，笔尖0.3公分，笔尖内向的一面须挖削成鸦喙之状，长短为1.5公分。(当然写大字时，也可随意而定)。最短的笔约10公分。小字笔尖窄，大字笔尖宽。因藏文有不同的形体，而对笔尖的切口要求也各不相同。书写有头体时，切口须偏斜向右，无头体时切口须偏向左。为能蓄墨，笔尖正中开一细缝，着纸处斜削切口。有的为了调墨，还把笔后端削尖。为了在习字板上画线，还在笔杆下端靠近笔尖处刻一齿状凸痕。因竹笔不耐久磨，加上一支笔常用来书写大小不同、字体不同的字，书写者总是随身带一把锋利小刀，以便随时整修笔尖。黑的容器，也非常考究，一些书法家多用形状优雅的玉瓶、银瓶或景泰蓝瓶，有的状如铃铛，有的状如葫芦，镂饰精致，エ艺讲究。笔形如毛拉木先生所著的《髻宝》第106页。
综上所述，藏文书法艺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但有着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还有着特殊的美学价值。这种艺术往往是在藏民族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字的逐步厘定，逐渐演化成各种各具特色的多种书写形式而成熟的。由于时代风尚的差异，同一文字，有其不同的体貌，以至一字多体，形态不一，从而产生了因人而异的绚丽多姿的风格。这种风格，集藏、蒙、印度民族文字书写优点为一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它不但能激发我们对本民族传统艺术的热爱，而且还可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审美能カ和艺术素养。
注释：
①《敦煌古藏文》《吐莓文献选集》第二函P•T1287页574页。
②巳桑次仁：《藏文起源探索》《西藏研究》1986年第四期37页。
③《册府元包》卷958外臣部邑二21页。
④⑤⑥オ让太：《藏文起源新探》《中国藏学》19898年第一期140页、145页、147页。
⑦桑吉：即“觉悟’‘之意，在佛典中被译为“佛"，在此引文中指本教的“辛绕
⑧⑨南喀诺布著，オ让太译：《论藏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1988年第二期56页57页。
⑩根敦琼培著，法尊法师译：《白史》，西北民族研究所1981年10月出版56页。
⑪达・海馨：《西藏发现”玛尔文”——三千年前的古文字》《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第三期78页。
⑫热群哇・西热嘉措著：《兰札和乌尔都根本•澄水珠项链》，四川阿坝州编译局编，1985年出版，50页。
⑬张怡芥：《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1565页。
原刊于《西藏艺术研究》 1998年第2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