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2023年10月20日,20多个国家和地区高僧齐聚湖北随州大洪山,共同探讨“中国禅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时发表的学术论文。)
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藏传佛教禅文化从西夏到元、明、清时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华文化继承与传播中一支生生不息的力量,并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传承与发展,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传播路线图
藏传佛教禅文化的实质,是强调修行、慈悲、智慧等人文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相互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自西夏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就在中国西北地区得到推广和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融入了许多地方文化元素,并在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交流,提升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力量,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此外,藏传佛教禅文化在元、明、清时期还扮演着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在中亚、南亚等地区的传播过程中,直接促进了中国与不丹、尼泊尔、印度、蒙古、俄罗斯等邻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成为了增进亚洲各国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
由此可见,无论是人文价值观,还是跨文化交流,藏传佛教禅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起到了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推动文字翻译、艺术与建筑传承、传播人文价值观、促进跨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丰富中国文化的多元性、提升中华文化自身的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谈藏传佛教禅文化在历代朝廷的影响。
一、藏传佛教历史渊源
公元641年,唐朝文成公主以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作为陪嫁,沿着唐蕃古道,被迎请至西藏拉萨,与藏王松赞干布成婚结亲。由此开始,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公元710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入藏,与藏王赤德祖赞成婚结亲,生下著名的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赤松德赞创建了桑耶寺等佛学文化教育基地,开启了弘扬显密佛学文化教育体系的先河。正是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两位公主实现了汉藏联姻,不仅加强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还推动和发展了雪域高原的佛学文化教育。这个时期被称为藏传佛教前弘期。
文成公主在唐蕃古道上迎请佛祖等身像进藏图
公元9世纪中叶,进入了藏传佛教后弘期。这个时期,著名的三贤者从西藏逃至青海境内丹斗寺等地隐居修行,与甘肃炳灵寺果望、静闻两位大和尚共同授戒,并培养了喇钦·贡巴饶赛大师。后来,他们又辗转至青唐城(今西宁城),发现了两位唐朝公主在入藏路线上曾驻足过的青唐驿站遗址。公元941年,汉藏高僧共同在以青唐驿站遗址为中心的地方,创建了宗喀大慈宏觉寺,精心授戒并培养了从西藏派来的雷鸣慈成喜绕等卫藏青年10人。10位青年学人学成后,开枝散叶,将佛学文化教育从青海广泛传播至前藏、后藏、阿里等整个西藏地区,形成了汉藏佛教文化前所未有的融合发展的局面。
推动后弘期汉藏佛教文化融合发展的汉藏五位高僧
二、藏传佛教禅文化在西夏、元朝王室的影响
在藏传佛教禅文化密宗典籍《大乘要道密集》中,数量最多的无疑是属于萨迦派所传的“道果法”文献,其中有多部文献,是对被传为印度大成道者毗卢巴亲传“道果法”之最根本的文献《道果金刚句偈》的释论,其余的内容多为与“道果法”修习相关的各种修法和仪轨。其中大多是萨迦派历辈祖师,特别是三世扎巴坚赞、四世萨迦班智达、五世帝师八思巴所造释论、修法和仪轨的汉译本。
宋代藏传佛教禅文化传播西夏王室的《大乘要道密集》
西夏王朝,是公元11世纪中国北方地区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藏传佛教禅文化大成就者噶玛都森钦巴和萨迦三祖扎巴坚赞,曾分别派其高足格西藏索哇大师、高僧迥瓦巴觉本大师到西夏传法。格西藏索哇大师为第五代西夏王国师,迥巴瓦觉本大师为第六代西夏王国师。萨迦玛哈噶喇为西夏王府护法神,西夏王朝以弘扬藏传佛教禅文化的大乘要道密集与大手印等教法。
在故宫博物馆收藏的藏传佛教禅文化瑜伽修行图
藏传佛教禅文化道果法在显宗方面的立论是:“首应破非福,次则破我执,后破一切见,知此为智者。”这概括了道果法显宗修习的三个层次:首先,须修习生死迁转、暇满难得、业果、慈悲诸法、止恶扬善、破除非福恶业、十恶十不善,此属人天善道;其次,须破除一切实执戏论和无实戏论,即从思想中清除一切有形无形的念头,把握住寂止之心,毫无执着,平缓而往,生起止观双运之见,此为证空性;最后,须断除宇宙万物皆非实有的“断见”和诸行有常的“常见”,即断尽人法两种我执,生起诸法无我正见,复归于自性光明,此为“破一切见”。能做到这三个层次,才能达到道果法修心方面的要求,才可以进而修习道果密法了。
集西夏、元明三代汉译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之大成《大乘要道密集》
到了元代,先时著名西藏佛学大师萨迦班智达,沿着“京藏古道”,历时三年,跋山涉水,从西藏到甘肃凉州,与蒙古阔端王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盟”。这次会盟,萨迦班智达大师向阔端王传授了禅文化喜金刚灌顶;“凉州会盟”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又举行了“六盘山会盟”,帝师八思巴先后向忽必烈三次传授禅文化喜金刚灌顶。这两次著名的会盟,为实现当时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这两位藏传佛教大师,不仅对汉、藏、蒙文化的融合、交流与发展,而且为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藏传佛教禅文化对明、清宫廷的影响
藏传佛教禅文化道果法在密宗的立论,是持“明空无执”和“生死涅槃无别”之见,即亲证内心实相。要求修行者在内心生起明为心的性相,空为心的自性,于明空双运中直指体认本元俱生智慧之心,不为迷乱走失,使一切迷相悉现为智相,一切所现皆能转成生死涅槃不二之妙用。得此真实觉受,即能达道果密法之究竟。
大明宣德皇帝修习的藏传佛教禅文化法本
藏传佛教禅文化中的“禅定”,是每一个佛教徒非常重要的修习法门。“无我”的智慧,能对治我执或烦恼,必须要有坚定的禅定,没有禅定光有智慧也不能对治烦恼和烦恼根源我执。所以寂天菩萨说:“知具止胜观,能灭诸烦恼,故应先求止。”具有奢摩他或者具备禅定以后,一切烦恼才能消除。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摄颂》里:“静虑专心如轮王,安住不动如山岳,起定遍缘一切善,能引身心轻安乐,如是知后瑜伽王,摧伏散乱常修定。”也就是说,禅定的功德在于知道以后我们如理修行,瑜伽是调伏内心的方法,禅定的主要作用能摧伏散乱,散乱的心能摧伏,修禅定内心能安定。
藏传佛教禅文化在历代朝廷诵经仪轨之大成《喜金刚集轮甘露泉》
在明代,太祖朱元璋和永乐、宣德三位皇帝,先后迎请摄帝师、国师三罗喇嘛,以及藏传佛教大乘、大宝、大慈三大法王到南京、北京等地祈福国泰民安。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在南京明朝宫廷,向永乐皇帝传授了藏传佛教禅文化《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喜金刚成熟道灌顶,又讲授了大黑天护法神随许法,不仅满足了永乐皇帝各人的喜好和意愿,也为进一步增强汉藏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积极作用。
乾隆帝御用藏传佛教禅文化密宗修行《究竟定》
在清代,顺治和乾隆两位皇帝相继邀请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到北京和承德避暑山庄朝拜。朝拜过程中,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传授了藏传佛教禅文化温萨大手印禅定,并在汉藏满蒙等地祈福国泰民安。乾隆皇帝不仅修习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还像元、明皇帝一样修习藏传佛教禅文化《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密宗喜金刚修行《究竟定》,推动了藏传佛教朝着中国化方向的发展,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藏传佛教禅文化的禅定实修方法
这是九住心的一个修定图,修定图里面主要是寻象来预示自己的调心。九住心第一个就是从外境中,内境起心就视为内境叫做为内住。
藏传佛教禅文化九住心修定图
如图中所示,出家人手里拿着两个工具代表正知和正念,刚开始的时候追不到这头大象,同时象被旁边的一只猴子拉着跑,身色都是黑色的,路旁边的火非常猛烈,说明刚开始我们禅修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不能受控,这个时候必须要用力来修禅定;图案里面总共有六个弯沟代表为六力,修九住心的时候六力在禅修中非常重要;最后到了九住心,没有掉举就没有猴子了,细微的沉没也没有就没有兔子,大象的身色变成白色,乖乖在自己旁边躺着这个表示能调伏自己的内心;然后禅修的人心中有一个彩虹生出来,表示禅修的境界和自己的修持。彩虹的路上飞天,表示禅修以后身的轻安和心的轻安,空中飞行表示身的轻安,行者骑象表示心的轻安;最后行者骑着白象还有出现一个火和剑,代表修的奢摩他或者毗钵舍那,代表止观双运,这里面火代表智慧,剑代表断除轮回,通达无我的智慧和正见。内心禅修的过程。
藏传佛教禅文化禅定中的气脉明点修行图
幻轮修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调节身脉为主的幻轮,即通过一系列的肢体动作,配合瓶式呼吸法,使得身脉保持活力,为进一步的修习打好基础。另一类是以调节气息为主的幻轮,通过打开体内各处脉结,维持脉管中气息的畅通,借此配合气、脉、明点的修习,达到更高的证悟。
结语
藏传佛教诞生于青藏高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青藏高原是祖国宝贵的三江源头,被赞誉为“中华水塔”。大自然赋予了这里源源不断的清澈河流,它们源自雪域高原,又源源不断地流向东方大地,滋育着辽阔的中华大地和一代代中华儿女。同样,藏传佛教在这片土地上繁荣、发展,并逐渐完善,形成了独特而完备的“十明学”、“三学”、“三藏”、“四续”等,还包括佛教五部大论中的因明逻辑学、般若慈悲智慧学、中观哲学思想、俱舍宇宙世界观、戒律道德守法学等佛学文化领域的宝藏。藏传佛学文化教育中的三藏闻思体系、三学修行之道、四续密宗究竟修持等佛学理论的精华逐渐传播到东部地区,源源不断地广泛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
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全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就像青藏高原气象万千、万物有灵且美的自然生态一样,藏传佛教文化生态,也应得到妥善的保护、建设与发展。因为,藏传佛教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者简介:
噶尔哇•阿旺桑波活佛,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昆氏家族,十世班禅大师侄子,北京白塔寺开创祖师大元第二任帝师亦怜真第二十六代传人,青海文都大寺昆氏座主,西宁宗喀大慈宏觉寺住持。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系统性学习和研究五部大论等佛学理论体系,荣获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特级经师资格。先后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活佛大专班、深圳弘法寺本焕佛学院汉语系佛学本科班、西安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科班毕业。 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省因明学会会长、班禅因明学院院长、南海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因明逻辑与藏文化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宗喀大慈宏觉寺——唐蕃古道上的千年古刹》、《青海文都大寺》(合著)、《藏传佛教入门——速成之道》(合著)、《皇家护国神王塔——北京白塔寺》(合著)、《青海小故宫——瞿昙寺》(合著)、《萨迦昆氏家族与帝师八思巴》、《文都昆氏家族与十世班禅大师》等8部之外,还有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体系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因明逻辑学在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强国中的作用》、《古象雄文化中羌族的来源考释》、《“一带一路”上传播的佛学文化》、《藏传佛教禅文化在历代朝廷的影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藏医学传承与发展》、《宗喀巴大师佛学文化思想在“一带一路”上传播的现实意义》、《因明学是开启佛学文化宝藏的金钥匙》等藏汉两语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