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藏医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确切的诊疗效果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俄罗斯的传播是中俄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7世纪传入俄罗斯以来，藏医药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传播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在早期阶段（17—18世纪），藏医药主要依托藏传佛教寺院作为传播载体，通过喇嘛医者的医疗实践，在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地区建立传播基础；发展阶段（19世纪），通过当地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的互动融合，完成药材替代、方剂改良等本土化创新，形成了“布里亚特分支”和“卡尔梅克分支”；近现代阶段（20世纪至今），则以圣彼得堡和伊尔库茨克等学术中心为基地，实现从传统经验医学向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研究表明，藏医药在俄罗斯的成功传播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其一，藏传佛教为医药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语境；其二，确切的临床疗效是藏医药获得当地民众认可的根本保障；其三，因地制宜的文化调适策略是实现持续传播的关键所在。藏医药在俄罗斯的传播历程，不仅展示了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更凸显了不同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影响与交融。
关键词：俄罗斯；藏医药学；流派
藏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确切的诊疗效果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体系中的瑰宝。这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古老医学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多元文化交流渠道传播至世界各地，不仅展现了其卓越的医学价值，更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在藏医药全球化传播的进程中，俄罗斯凭借其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优势，成为了藏医药向欧洲传播的重要枢纽。
一、藏医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历史
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是俄罗斯境内藏传佛教主要信仰区，拥有独特的佛教文化传统。卡尔梅克共和国位于伏尔加河流域，是俄罗斯欧洲部分乃至整个欧洲唯一信仰佛教的地区，其佛教文化与蒙古族藏传佛教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布里亚特共和国则位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西南部地区，毗邻外蒙古，是藏传佛教重要的传播中心。藏医药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历史与其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二者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当地的宗教与医疗实践。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不仅保留了传统的藏医药知识体系，还通过佛教教义与实践，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藏医药学传播的“卡尔梅克分支”
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的部分土尔扈特人西迁至西伯利亚，后继续迁移至伏尔加河流域，最终定居在乌拉尔南部、伏尔加河下游及高加索北部草原地区。1771年，部分土尔扈特人东归中国（乾隆时期），未东归者留居当地，逐渐形成卡尔梅克汗国。卡尔梅克汗国的贵族精英们为巩固民族政治联盟，鼓励卡尔梅克人接受佛教，并仿照西藏寺院建立本地的佛教寺院，他们还将幼子送往西藏的格鲁派寺院接受教育，这些弟子回国后成为传播佛教的核心力量。西藏也曾派遣一批佛教信徒前往卡尔梅克人游牧部落地区，以巩固其民族政治联盟。1640年，由西藏格鲁派佛教僧侣参与制定的《草原法典》明确规定了对侮辱佛教僧侣和破坏佛教寺院财产的惩罚措施，这一规定从制度层面强化了该地区对藏传佛教的保护力度，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卡尔梅克社会的传播与发展。
17世纪中叶，藏医药随着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在卡尔梅克地区扎根。这一文化传播过程的核心推动者是佛教僧侣、卫拉特蒙古杰出的佛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与政治家咱雅班智达·南喀嘉措（1599—1662）。咱雅班智达出身和硕特部贵族，曾在西藏接受长达22年的系统佛教教育，师从哲蚌寺高僧研习因明学、中观哲学和密法，后获格鲁派最高学位，其学术造诣获得格鲁派权威认可，被五世DL喇嘛授予“班智达”（意为“大学者”）尊号。1648年，他创制了卫拉特—卡尔梅克文字，这一语言革新为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咱雅班智达还在藏传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翻译了200余部藏文和梵文佛教典籍，其中最具医学价值的是将藏医经典《四部医典》译为卫拉特—卡尔梅克语。这是首次将藏医药知识系统性引入卡尔梅克地区，为该地区藏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时期的另一部藏医学著作《针灸与热病论》是一部采用古典卫拉特语撰写的6卷本医学专著（作者佚名）。该书由6卷组成，深入探讨了针灸理论与实践。其中第一卷概述了诊断疾病及艾灸、针灸的方法与原则，列出了身体的针灸穴位名称及治疗条件，详细描述了针的种类、制造针的方法及材料，并引用其他权威来源进行论证。第二卷则专注于针灸对特定病变器官的治疗，配有插图，阐述了治疗要点及各个针灸穴位的功能特性。《针灸与热病论》的存在表明，藏医药在卡尔梅克传播之初就已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方医学体系在俄罗斯扎根、传播并发展。
藏医药在卡尔梅克地区的广泛传播始于18世纪。然而，由于现存18世纪卡尔梅克历史文献的严重匮乏，学界对这一传播过程的认识主要基于有限的史料记载。根据现有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是当时藏医药传播的主体力量。作为兼具佛学和医学知识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仅系统掌握了藏医药理论，还通过宗教活动将医疗实践融入信众日常生活，有效弥补了当地游牧民族医疗之不足。这一时期的藏医从业者可分为两个主要类别：一类是在西藏接受培训后返回卡尔梅克的喇嘛医师，另一类则是在卡尔梅克本地培养的喇嘛医师，其知识体系主要源自卫藏地区传入的经典藏医著作。1725年，著名的喇嘛医生桑吉·阿拉格（1650—？）在获得第七世DL喇嘛批准后，建立了卡尔梅克草原上第一所专门的藏医寺院——库鲁尔。该寺院内设立曼巴扎仓——医学院，成为系统研习和传播藏医药的重要机构。
19世纪，藏医药开始与卡尔梅克地区有数百年历史的游牧民间医学传统相融合，逐渐形成了藏医学传统的“卡尔梅克分支”。18世纪初，卡尔梅克藏医主要依据藏医药经典文献使用从西藏带来的原料配制药物。然而，随着18世纪中期以来卡尔梅克草原与西藏地方之间联系的减弱，获取西藏药物变得困难。当地藏医开始寻找本土替代药物，并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居民生活方式和营养状况，调整和改良经典配方，推动了藏医学在卡尔梅克地区的本土化发展。这种适应性的调整在编纂于1890—1891年的医学著作《西藏草药》中得到体现。该著作以藏语和古卡尔梅克语对照的形式，列出了西藏药用植物和卡尔梅克当地药用植物的名称，详细记录了各类药用植物的特性和功效，并提供了包括牲畜疾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的治疗处方。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卡尔梅克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藏医是丹博·乌里扬诺夫（1844—1913），他在藏医药传播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乌里扬诺夫于1904—1905年间赴西藏朝佛，对西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记录。他在《佛陀对罗曼诺夫王朝的预言及1904—1905年西藏旅行简记》中详细描述了西藏的医学实践。尤为重要的是，乌里扬诺夫还将藏医典籍《四部医典》的第一部《根本医典》藏文版译成卡尔梅克语。据档案资料显示，乌里扬诺夫的临床治疗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斑疹伤寒、黄热病、天花、各类白喉、炭疽、哮喘、肺炎、肺结核、梅毒、支气管炎、霍乱、坏疽、阳痿等多种疾病。乌里扬诺夫将1892年成功治愈的霍乱病例视为验证藏医经典疗法可靠性的重要实证：“1892年，我成功治愈了一例霍乱患者，这为我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依照藏医经典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可靠的。”乌里扬诺夫长期在波塔波夫斯卡亚村寺庙行医，通过翻译典籍、临床诊疗和医学教学等活动，培养了一批藏医人才，推动了藏医药在卡尔梅克地区的传承与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政治等方面原因导致卡尔梅克藏医药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卡尔梅克政府以阿金斯科和伊沃尔金斯基扎仓为基础，设立医学院，并获得在宗教领域开展教育活动的国家许可，这一举措标志着卡尔梅克地区藏医药教育和研究的恢复。2017年，曼拉东方医学中心在埃利斯塔盛大开业。该中心基于传统藏医学方法，提供多种治疗服务，包括通过脉搏和尿液进行常规诊断、针灸、草药治疗、拔火罐以及各类按摩技术。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促进了藏医药的传承与创新，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医疗选择，标志着卡尔梅克藏医药在现代社会中的复兴与发展。
目前，卡尔梅克共和国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已开始设立由藏医专家执业的诊疗中心。政府积极推动卡尔梅克传统医学的复兴，制定相关国家政策和监管机制，并建立传统医学资源的信息数据库。同时，卡尔梅克共和国政府鼓励开展科学研究并整合传统医学资源，最终实现将藏医药纳入卡尔梅克公共卫生体系的目标。
（二）俄罗斯藏医药学传统的“布里亚特分支”
16世纪末（约1578—1588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始在蒙古地区大规模传播。至17世纪初期，该教派已广泛传播至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各部，而贝加尔湖以西的布里亚特蒙古部族仍保持着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体系。17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开始向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部族传播，在该地区的系统性传播始于18世纪初。据史料记载，西藏地方和蒙古地区的僧侣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712年，约150名西藏地方和蒙古僧侣迁徙至布里亚特地区，成为外贝加尔地区传播佛教的主要力量，其中阿格万·蓬措和卢布赛·什拉普两位高僧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建立了布里亚特地区的第一座佛教寺院。1741年，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颁布诏令，正式承认布里亚特地区藏传佛教的合法地位，还赋予僧侣豁免税赋和兵役等特权，这有效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该地区的发展。随着佛教地位的合法化，佛教寺院和僧侣的数量不断增加，大量有才华且富有的布里亚特人开始前往中国西藏和蒙古地方的佛教中心求学，系统学习佛教经典和藏医药知识。佛教逐渐发展成为布里亚特人的主要信仰。到19世纪末，布里亚特地区已经建立起34个规模不等的藏传佛教寺院，其中大型寺院的僧侣规模达到千人。
19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体系逐渐被引入布里亚特的寺院教育体系。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教育成为寺院传统课程的核心内容。1869年，著名蒙古医生曲曼然巴（生平不详）应阿金斯基佛教寺院院长的邀请来到布里亚特，并在该寺院创办了曼巴扎仓，开创了系统化培养藏医人才的先河，随后埃吉图伊斯基、阿特加茨基、吉丁斯基、图格努伊斯基、扬加津斯基等许多寺院也相继设立了类似机构。阿金斯基曼巴扎仓以《四部医典》为核心教材，要求藏医僧侣完整背诵并深入理解，教学内容涵盖《四部医典》相关评论和注释、临床治疗手册、处方集、药理学、草药学相关的医学论文等，采用独特的可视化教学方法，通过人体解剖图、器官分布图、血管脉络图、穴位分布图等医学图册辅助学生学习放血疗法、火灸疗法及针刺疗法等诊疗技术。曼巴扎仓系统化、专业化的医学教育模式，不仅保证了藏医药知识在布里亚特地区的准确传承，更为当地培养了大批藏医专业人才，极大促进了藏医药的传播与发展。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玛耶夫（1826—1873）便是藏医中的杰出代表，他和家族成员的临床实践和社会活动还推动了藏医药向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传播。这位杰出的藏医学家出生于现今贝加尔湖东部赤塔州的阿金斯基地区，自幼便在当地著名的曼巴扎仓接受系统的藏医学教育。在行医生涯初期，巴德玛耶夫在尼布楚、阿加、道尔尼草原及外贝加尔等地区活动，后因成功控制了一场区域性瘟疫而获得广泛声誉。1857年，因其突出的医学贡献，巴德玛耶夫获官方邀请前往圣彼得堡。1860年，他在圣彼得堡近郊的佩斯基开设了俄罗斯首家藏药药店。这是藏医药学自青藏高原形成并传播千年后，首次出现在欧洲大陆非佛教信仰地区。作为当时圣彼得堡颇具影响力的藏医实践者，巴德玛耶夫的医疗活动引起了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其临床治疗取得的显著成效直接推动了19世纪末圣彼得堡学者对藏医药的系统研究。巴德玛耶夫的弟弟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玛耶夫（1851–1919）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藏医学传播的关键人物，在藏医药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首次完成了《四部医典》中《根本医典》和《论说医典》的俄文翻译（1898年于圣彼得堡出版），更系统性地提出了藏医药在俄发展的制度性构想，包括通过立法确立藏医药在布里亚特的合法地位，建立系统的藏医教育机构以培养专业人才，制定行业标准整治医疗乱象，并强调禁止向贫困患者收取诊疗费用。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玛耶夫还在其著作《藏医学体系》中指出“西藏医学绝对正确”。这一论断引起了欧洲医学研究者的激烈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观点过度美化了东方医学体系，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藏医药的千年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应当从历史学和临床医学双重维度进行考察。这场学术论争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医学界对藏医药体系的认知与关注。著名东方学家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波兹涅耶夫（1851—1920）于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藏医学教科书》中系统整理了藏医学理论体系，对藏药药材进行了系统分类和药理分析，为俄罗斯学界理解藏医药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德玛耶夫的侄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巴德玛耶夫（1879—1939）也是圣彼得堡藏医药领域知名学者，他积极倡导苏联体制下藏医药的发展和合法化，探索了传统藏药在温带海洋性气候下的适应性调整，还阐述了传统藏医学和现代医学在基础理论方面的不同之处。此外还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基里洛夫（1860–1921），他是病理学知名学者，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他通晓蒙古语和藏语，曾系统收集外贝加尔地区民间藏医药资料。1892年，基里洛夫发表《藏医学作为喇嘛教义组成部分的现代意义》一文，从欧洲医学视角对藏医药理论体系进行了分析，但他在研究中对藏医临床实践持消极态度。
除了寺院的曼巴扎仓，布里亚特寺院的出版活动在藏医药的历史传承和学术研究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寺院内设的印经院不仅负责佛教经典的刊印工作，还印发《四部医典》、《兰塔布》、《蓝琉璃》等重要藏医学典籍以及布里亚特和蒙古喇嘛的原创藏医著作。埃吉图伊斯基寺院、阿金斯基寺院印经院是19世纪布里亚特地区重要的藏医典籍出版中心，以高质量的纸张和清晰的印刷技术著称，这些印经院刊印了大量藏文和蒙古文医学文献。印刷版的藏医典籍为藏医药的学习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确保了藏医学在布里亚特地区的延续与发展。
受地理距离及药材保存特性影响，西藏原产药材，特别是易腐性草本及花卉类药材在布里亚特地区获取困难。为解决这一困难，布里亚特的藏医纷纷寻找当地的替代药材，并编纂药材手册。此类手册为布里亚特地区的藏药医师提供了重要的临床参考工具。这种基于本土植物资源的适应性调整，不仅解决了西藏原产药材短缺的困境，更有利于具有地域特色的藏医药实践和研究，体现了藏医学在跨地域传播中的实用主义创新。根据布里亚特科学中心学者的研究数据，当地藏医使用的药用植物构成呈现显著地域特征：布里亚特藏医使用的药用植物中，外贝加尔地区植物群占比高达85.06%，而西藏原产植物则仅占3.46%，这一构成比例显示，除理论体系外，藏医在布里亚特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本土化。
除了经典教科书中所列的传统配方外，布里亚特地区的藏医还根据该地区的草药资源、外贝加尔地区的气候条件和饮食结构，编写适合当地人的药方，藏药处方集是外贝加尔医学文献中最常见的类型。该地区的执业藏医师和寺院医学院普遍编纂个性化的临床处方手册，其中详细记载了药物配方成分、精确剂量、制备工艺、临床适应症以及传统配方的调整变化（部分处方甚至完全替换了传统配方成分）。布里亚特地区最著名的处方集是卢布桑·什拉普编写的阿金斯基曼巴扎仓的《花蜜精华：对每个人都有益的食谱集》和《大阿金卓尔》，这两部藏文医学典籍共收录约1200个临床处方。通过结合本土特色，布里亚特藏医在传统藏医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
根据1925年布里亚特制宪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布尔雷普布尔卡藏医问题的提纲》，布里亚特地区的藏医从业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级藏医，他们接受过系统的藏医学教育并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约占总数的3%；第二类是中级藏医，具有中等教育水平，占12%；第三类是低级藏医，主要由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半文盲喇嘛组成，占85%。19世纪末外贝加尔藏医人数约有700人，而20世纪初布里亚特地区藏医师总数约为500人。这些数据反映了布里亚特地区藏医的数量、构成、专业水平和教育背景。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对佛教实施系统性压制政策，绝大多数寺院被关闭或摧毁，其中珍藏的医学手稿和木刻版文献遭到大规模损毁或流失。这使得藏医药研究中心由传统寺院医学院转向了高等教育机构。1919年成立的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医学系成为苏联时期藏医药研究的重要基地。该系药理教研室的伊西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贝加德（1888—1937）、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瓦尔拉科夫（1906—1945）开创了藏医药现代研究方法。研究团队通过实地考察系统收集医学论文、处方手册、药用植物标本等传统医学文献资料，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并阐释藏医的治疗方法与手段，探索藏草药的有效活性成分及其对治疗疾病的作用机制。研究人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藏医药的药效学、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奥贝加德率先提出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取藏药中活性成分，主张优先研究俄罗斯本土生长的药用植物资源。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谢苗诺夫的研究，他在《东西伯利亚药用植物志》一书中详细考察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藏药用植物。瓦尔拉科夫领导的药理研究室研究团队于1931年在阿金斯卡亚草原进行了跨贝加尔湖探险，并于1932年在通卡山谷进行了萨彦河探险。探险期间，团队收集了大量藏医药用植物标本，采用藏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和俄语四种语言记录草药名称，考察了阿金斯基寺、楚戈尔斯基寺、卡伦—诺斯基寺，深入了解了当时俄国藏医最大的学派——布里亚特学派，并收集了大量的医学文献资料。根据探险收集的资料，瓦尔拉科夫对藏医药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在其短暂的医生生涯中发表了48篇科学论文，其中包括《藏医学简史及其文献源流》、《藏医学研究方法论》、《藏药的药剂和配方》、《藏医学简史》、《藏医学专科病理与治疗学》等，这些文章详细阐述了藏医药的基本原理及药剂配方，使藏医药在科学界获得了系统而深入的认知。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医学系药理教研室的研究工作代表了传统医药知识向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米哈伊尔·伊兹莱耶维奇·图宾斯基（1893—1937）与卫生保健界专家尤里·别连斯基·谢苗（1893—1973）在1935年共同发表的《藏医学研究问题探析》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应将藏医学视为“与欧洲医学科学并行的独立知识体系”进行研究的观点。这一时期对藏医药中药用植物的系统研究，被视作发掘新型有效药物成分、丰富现代医学治疗手段的重要途径。
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藏医研究逐渐恢复。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重新组织了对布里亚特的考察，研究人员收集了藏草药，并试图与具有藏医药背景的人取得联系。197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部布里亚特生物和医学研究所成立了藏医系，旨在促进藏医药的跨学科研究，鉴定藏草药并描述其药理特性，翻译藏医药书籍并学习其传统配方。
20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俄罗斯和布里亚特佛教的复兴，佛教寺院得以恢复，开设了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教育机构，出版了佛教经典文献，并加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佛教徒的联系。这不仅重新点燃了民众对佛教传统文化的热情，也促进了布里亚特地区藏医临床实践的恢复与藏医药研究的发展。
目前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下属的蒙古学、佛教和藏学研究所是俄罗斯在藏医学历史和文献的基础上研究藏医药的主要机构。中央医学研究中心的医学书籍藏书主要来自19世纪布里亚特大寺院的图书馆，如埃吉图伊寺院、切桑斯基寺院、阿察加茨基寺院，该中心“西藏基金”收藏的医学文献达500余种。工作人员按照体裁对藏医药文献进行了分类，并将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研究者发现，自13世纪以来，藏医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表明藏医学是一门完备的基础科学，具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与丰富的文献资料。
当前，布里亚特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藏医药发展的重要基地。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东方医学中心成功地将传统藏医治疗手法融入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并将藏医纳入强制性医疗保险体系。该中心的医疗团队采用藏族传统医学诊疗方法诊治病人，依托当地植物资源，生产藏草药冲剂和药膳补充剂。东方医学中心的医生精通诊脉技术，并广泛采用东方医学的治疗方法，如针灸、水蛭疗法、推拿、藏药浴、藏医矿物药浴等。与此同时，该中心专家还采用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物理疗法、泥疗法、运动疗法与机械疗法、气候疗法等。2015年，东方医学中心的医生在莫斯科世博中心举办了“布里亚特传统医学分会”科学和实践会议，目的是尝试将东方医学的新术语引入科学界。2023年首届“现代世界传统医学与精神实践：趋势与发展前景”国际科学会议在克孜勒召开，来自不同国家的百余名科学家、医生、佛教僧侣和喇嘛、政府官员和大学教师参加了会议，讨论传统藏医领域发展的问题。在中俄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藏医药的交流合作呈现多层次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蒙古学、佛教研究及藏学研究所等机构常派遣医生前往青海学习藏医药。
二、藏医药在俄罗斯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调适
18世纪前，藏医药在俄罗斯的传播始于藏传佛教的传布，随着格鲁派教法传入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地区，寺院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场域，喇嘛僧侣积极翻译和研究藏医药的经典文献，寺院内设的曼巴扎仓教授佛经，并系统地传授《四部医典》等医学典籍。僧侣们兼具信徒与医者双重身份。作为医生，他们凭借确切的临床疗效，通过义诊活动积累民间信任。在外贝加尔地区，藏医以放血疗法和草药方剂治疗风湿病，疗效显著，填补了游牧民族医疗资源的空白。这一阶段藏医药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宗教医学一体化”特征，藏医药的理论框架被包裹在佛教宇宙观中传播，为后续发展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础。
19世纪藏医药学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传播也涉及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情境。藏医药学在传播至卡尔梅克及外贝加尔地区之后，面临与中国西藏原产地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隔离的挑战，这促使藏医喇嘛探索传统药材的替代品。应这一需求，当地的有效天然药材被纳入传统藏药的药材库。新的民族文化环境及其相关的生活习惯、饮食文化和社会文化特征，促使藏医药的治疗方法和实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主要表现在经典药方的调整方面，包括药材成分和药物剂量的变化。布里亚特的医学文献中详细记录了这些变化，其中的处方集和药用原料手册反映了藏医药在新的环境下不断演变与发展的轨迹。通过这种适应性的变化，藏医药不仅保留了其独特的传统特征，也增强了其在当地的疗效和社会认同感。审视藏医药学在俄罗斯文化圈的传播实践，可以看出藏医药学文化具备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传播过程中，藏医药与其他医疗体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融合与互鉴，为人类健康提供了独特且有价值的“藏医药方案”。
19世纪初，沙皇帝国的扩张推动了对东方知识的系统性收集。藏医喇嘛在临床实践中所展现的显著疗效，引起了俄国探险家、人类学家和地方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这些研究者虽然大多缺乏专业的医学背景，未能对藏医药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但他们在与外贝加尔、卡尔梅克以及中国西藏地区的藏医喇嘛及当地民众的直接接触中，通过实地观察详细记录了藏医药的治疗过程与应用效果。他们在考察期间还收集了大量藏医药典籍的手抄本、药物配方记录以及药材样本，并将其带回圣彼得堡，保存在圣彼得堡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机构。这些实物资料也为20世纪后期的藏医药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1811年，德裔医生雷曼随格罗文考察队进入中国，其著作《西藏急救箱描述》首次以科学分类法记录80余种藏药，该著作被认为是欧洲科学界对藏医药及其配方进行早期探索的重要文献之一。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和研究范式，这些记录往往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缺乏对藏医药理论体系的深入解读。例如，19世纪下半叶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笔记中，虽然详细记载了藏医使用“曼唐”（医学挂图）进行诊断的过程，却未能阐释其背后的“三因学说”理论。这种记录与理论脱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俄罗斯学界对藏医药的认知深度。
19世纪下半叶，藏医药的治疗实践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得以开创，巴德玛耶夫家族的医疗实践为沙皇俄国政府和民众对藏医药的理解与接受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藏医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传播。藏医药在临床实践中的确切疗效吸引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并激发了俄罗斯研究人员对藏医药的系统性研究。尽管藏医药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且学者对其研究兴趣浓厚，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却相对有限。直至20世纪初，只有少数几部关于藏医学的学术著作问世，这一现象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学者在探索藏医学文献时面临巨大的挑战。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与欧洲医学体系构成两个平行的体系，藏医药文化中的系列概念对于俄罗斯学者而言，是全新且陌生的领域。解读藏医药文献不仅需要语言知识，还需要依赖具有相关医学背景的专家进行深度阐释。因此，已出版的大部分著作仅停留在一般性的思考层面，未能对揭示藏医药学的核心本质作出实质性贡献。其次，所述阶段的研究缺乏组织性、系统性和计划性。藏医药的研究大多由个体研究者进行，缺乏跨学科的协作。在探险及考察中国西藏的活动中，参与人员中亦未配备医学专家。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藏医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藏医体系的理论与西方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等科学领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导致藏医药在俄罗斯官方医学体系中的认可度始终较低。
此外，藏医典籍的翻译实践表明，由于世界观和文化传统的显著差异，使用俄语准确描述藏医药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以“རླུང”这一核心概念的翻译为例，不同译者呈现出显著的理解分歧。巴德玛耶夫在翻译《四部医典》时，其第一部《根本医典》中将该词译作“气体交换”，而在《论说医典》中则解读为“感知、类比、吸入、吸收去除——净化——消耗空气”。波兹涅耶夫则采取了更为简化的处理方式，将其简单对应为“气体”。这一翻译方式后来遭到学界质疑，奥伯曼勒尔明确指出，这种机械的字面翻译严重曲解了藏医原典的深层含义。他认为，“རླུང”一词在藏医体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实际上是用来指代“生命力、能量和气息”，而绝非简单的物理性“气体”。研究者还尝试运用现代科学的术语及概念对传统藏医药的医疗体系进行阐释，但这些尝试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种跨文化翻译与理解障碍，导致藏医药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难以得到精确传递与理解。
苏联时期的藏医药研究呈现出“断裂性传承”的典型特征。在意识形态高压下，传统寺院的藏医药传承体系被摧毁。国家科研机构成为藏医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通过“科学萃取”的方式将藏医药拆分为可验证疗效的藏医药植物和待批判的藏医药理论体系（如《四部医典》被列为“宗教唯心主义文献”）。研究方法遵循“实用主义”原则，一方面以实验室科学手段提取藏药有效成分（如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对127种藏药的生物碱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民族学调查抢救性记录临床经验。理论阐释被严格限定在唯物主义框架内，《四部医典》等仅作为批判对象或药材考证依据。这种“去宗教化”的研究模式虽保存了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如建立全球最完整的藏药植物标本库），却造成理论体系严重断层，最终形成“药材知其效而不知其理”的独特学术遗产。
近年来，传统藏药在俄罗斯的认可度和市场需求明显提升。这一现象受多方面因素的推动。首先，介绍藏医药知识的通俗读物数量显著增加，其作者群体主要是居住在俄罗斯的藏族僧侣及藏医从业者。这些出版物以俄语编写，内容涵盖藏医基础理论，常见疗法及养生理念，降低了俄罗斯民众的认知门槛。其次，基于藏药配方的商业化产品（药膳、草药茶、保健制剂）在俄罗斯健康消费市场的份额增加，迎合了当代民众对于天然疗法的需求。此外，提供藏医诊疗服务的私营医疗机构数量增加，尤其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等大城市，藏医与其他传统医学共同构成了替代医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健康保护委员会举办了题为“俄罗斯联邦传统（补充）和传统医学的国家监管”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共同提议政府消除对包括藏医在内的传统医药的不合理行政障碍。当前，与全球其他地区类似，俄罗斯的传统藏医正在逐步融入现代医学体系，这一进程为其未来的深入探索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上，藏医药在俄罗斯的传播呈现出“宗教承载—本土调适—科学研究与市场推进双轨发展”的递进式路径，其核心特征体现为理论接受滞后于实践应用的非对称性发展模式。这一过程典型地展现了传统医学跨境传播的三重辩证关系：在宗教医学一体化的初始阶段，佛教寺院作为知识载体既保障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限制了世俗化传播的广度；在本土化调试阶段，药材替代与方剂改良实现了技术层面的在地融合，却始终伴随着理论阐释的文化折扣；至当代学术与市场双轨推进时期，科学验证体系与商业逻辑的介入，既推动了藏医药的制度化认可，也带来了传统知识体系的重构风险。这种传播轨迹深刻揭示了非西方医学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实践先于理论、疗效优于认知”的普遍特点，以及传统医学为获得现代性认同所必须经历的创造性转化过程。
三、结语
藏医药作为中华传统医学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这一医学体系不仅与中原医学文化紧密相连，而且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医学体系的交流与相互借鉴，不断变化与演进。其传播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吸收、融合与创新的发展史。藏医药进入俄罗斯时，已有着成熟体系，并作为独立的东方医学体系在异域扎根、传播并发展。这一传播过程首要得益于卡尔梅克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喇嘛藏医，他们将藏医药经典文献引介至俄罗斯，并积极推广其理论和实践，促进了藏医药在俄罗斯的落地与传播。此外，积极进行文化调适是藏医药学在俄罗斯传播并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出了“卡尔梅克分支”和“布里亚特分支”。这表明，藏医药不仅成功地融入了当地文化，还在与俄罗斯传统医学的互动中得到创新与发展。在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科学家成为藏医药学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他们对藏医药的有效成分进行深入的药理学研究，并尝试通过对传统医学药用植物系统研究，用疗效显著的药物丰富现代科学医学的药物库。当前，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两国在藏医药领域的合作展现出广阔的前景。从历史维度看，藏医药在俄罗斯的传播展示了文化交融与适应的复杂性，彰显了不同文化在历史背景下的互动与融合。展望未来，持续加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必将进一步推动藏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和国际传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作者简介：李慧，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原刊于《中国藏学》2025 年第 2 期 ( 总第 169 期 )，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