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所藏的镶嵌绿松石立凤金头饰，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准与历史文化价值，是研究吐蕃金银器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考察该金头饰的形制特征，并与唐代中原地区同类器物进行对比，可知其形制原型应源自唐代凤冠，其制作年代大致可推定为公元8世纪中晚期。就其镶嵌绿松石这一装饰手法而论，揭示出该器物可能具有的双重文化属性：它既可能是吐蕃本土化审美实践的产物，也可能是唐蕃工艺交流与共享传统的具体表现。该器物不仅印证了中古时期唐蕃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与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也反映出吐蕃在借鉴外来文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体现了其在文化整合中对外来元素的转化与创新。

关键词：镶松石立凤金头饰；吐蕃金银器；唐蕃交流

二、唐蕃交流视域下的立凤金头饰

中古时期，无论是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还是中原地区的李唐王朝，其对外文化交流均达到了历史高峰。双方不仅保持着密切的双边互动，还积极与其他文明开展多层次交流，在人群迁徙、物质交换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空前成就。作为吐蕃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唐蕃关系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史料基础，始终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相关研究成果在吐蕃史研究中亦较为丰硕[25]。

相较而言，虽以吐蕃金器为代表唐蕃间物质文化交流的研究则相对少见，但不同学者注意到了以凤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吐蕃的传播[26]。考古发掘出土或相关遗存所见诸如此类的物质、图像表征是该时期唐蕃交往交融的具体例证，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根据文献记载，得以一窥彼时的文化互动之一斑，揭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若干重要面向。敦煌藏文写卷PT1082号《登里埃部可汗诏书》中，提及维修官寨所需画匠和金匠等工匠的情况，尤其对金匠格外叮嘱：

“向金匠监工转告，我已向天保军地之军官借金匠，此人不会打金器……向军官——金匠监工再三请求后，唐王之一名金匠，为何我无权（使用）……已向太师太保请求，这名金匠由我掌管，也向唐王请求。”

这份颁布于10世纪的诏书反映了甘州回鹘政权与凉州嗢末、凉州唐朝天平军后裔、后唐王朝、瓜沙归义军政权，以及凉州、廓州、河州等地吐蕃部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尤为重要的是，该文献确凿地证实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以金匠为代表的流动技术工匠群体在促进跨政权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而且，这些流动工匠不仅是古代工艺技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更是跨文化交流中最直接、最核心的互动媒介。他们的活动不仅加速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更从物质文化层面揭示了不同文明间存在的深层次共性特征。这种以技术工匠为纽带的文化互动模式，为我们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从《松赞干布遗训》有关文成公主携往吐蕃之物的记述，不仅含“金和绿松石所制大告身”，还包括“镶嵌绿松石的金鞍”[27]；《贤者喜宴》亦载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

“（携有）众多珍宝仓库、宝库、金和绿松石所制之告身文书，经典文书三百六十部，众多黄金和绿松石饰件，各种食饮烹饪法，镶嵌绿松石的金鞍，绣以狮子百鸟之五彩绸缎大垫，其上装饰以树木及珍宝。”[28]

尽管所列器物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其中所见黄金与绿松石所制的章饰、饰件及金嵌松石器物，连同丝织品等器物无疑彰显了吐蕃对黄金与绿松石为代表的不同器物所赋予的独特精神内涵与“器以藏礼”之礼制价值；而且，从中以黄金与绿松石饰件及丝织品为代表的器物在唐蕃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重要性亦得以显见；那么，以镶嵌绿松石立凤金头饰为代表的金器则生动、具体地诠释了唐蕃文化交往的历史图景，成为这一时期跨文化互动的历史缩影和物质见证。

图8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镶绿松石凤钗 引自《考古》2021（8）:62,图31

另外，2018血渭一号墓北2侧室出土镶绿松石金发钗1件（见图8）[29]，钗头饰一回首翘尾的立凤，曲颈昂首，小圆眼，勾喙，脑后部饰羽翎；以金珠勾勒出立凤的边框，两支钗脚呈圆管状，凤鸟躯干双面镶嵌绿松石。作为插发饰件的凤簪或凤钗，或是凤髻，均是中原地区古代妇女较为普遍使用的头饰，尤其金质凤饰成为贵妇妆奁中的必备饰物；自南北朝就已普遍使用凤簪；金银制成的凤钗及凤髻成为唐朝仕女、侍女或乐舞女伎所佩戴的重要头饰，此时以凤纹作为祥瑞灵禽的象征功能尤为凸显，亦是唐墓出土屡见不鲜的贵妇头饰类型[30]。同时，从西安韩森寨墓出土1件宝相花型花钿来看，其花心所饰凤鸟及整个制作工艺和形制特征与同时期的凤冠呈现出高度一致性[31]。

然而，笔者认为吐蕃立凤金头饰还是金凤钗，在以凤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上，两者又体现出强烈的吐蕃文化风格，不排除本土制作的可能性；或可视为公元8世纪唐蕃间共享的工艺传统在物质文化上的体现。

其一，立凤金头饰及金发钗均依纹饰轮廓，镶嵌大量绿松石，对应于金嵌松石器物作为吐蕃甚具典型意义的工艺传统。

其二，从其镶嵌形式而言，绿松石嵌片不仅磨光，部分还雕琢简略纹饰，其镶座属于金珠与金片复合型装饰法，两者均为吐蕃金银器中较为常见的绿松石装饰法。

其三，既往所见中原凤冠多镶嵌绿松石，但凤钗上不仅极为少见装饰绿松石者，加之纵观唐代金器[32]，金嵌松石工艺似亦不及吐蕃所流行。而且，无论作为礼物、赏赐品、商品，外来器物应与流布的吐蕃环境相吻合。不仅在实用和鉴赏上更迎合吐蕃人的审美品味，并在于增加其被接受、被喜爱、被流传的可能性。由此看来，立凤金头饰和金凤钗既体现了吐蕃人的审美观念，又彰显了外来文化因素在吐蕃本土的融合与转型。

其实，吐蕃北部突厥同样以凤鸟类纹样作为冠冕之主体图样。2001年，薨逝于公元734年的毗伽可汗（BilgeQaghan）陵园发现鎏金王冠1件，其中央最高冠齿正面采用三维立体工艺，铸造一只展翅飞鸟，喙部衔挂紫水晶吊坠。飞鸟头部采用失蜡法铸造，通过两处铆钉固定于冠体，双翼舒展作冲天之势；认为表现出“金乌负日”的草原式艺术构图；其余四齿对称递减，饰以突厥艺术中常见的缠枝卷草纹[33]。仝涛认为其鸟形特征、忍冬卷草纹及镶嵌宝石方面与吐蕃鎏金银函所见立凤呈现出高度相似性，为唐朝立凤与中亚含绶鸟的混合形态，推断吐蕃受突厥影响而产生[34]。

而且，和硕柴达木（Khöshöö Tsaidam）发现的突厥纪念碑、毗伽可汗之弟造像冠饰亦有凤形图案的体现，认为中原凤冠可视为此尊造像所戴冠饰之滥觞[35]。要之，不管是吐蕃凤形金饰还是突厥相关凤形图像材料，均乃凤鸟为代表的唐代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与流行的具体佐证。不过，以鸟形为冠饰的源流，可追溯至波斯地区，帕提亚、贵霜与萨珊王朝时期，彼时中西亚君主已将其奉为权力象征的重要传统[36]；而且，以鸟形或鸟翼等元素所构成的冠饰文化对周边地区不同群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37]。

三、结语

中古时期，吐蕃与以唐王朝为主的周边地区不管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均实现了全方位、广领域和深层次的文明交流与互动。对此，吐蕃金银器表现得尤为明显。考古发现表明，吐蕃早在象雄时期或早期金属时代就已出现了金制品，但金银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则始于吐蕃，金银器制作的成熟与繁荣也非吐蕃时期莫属。吐蕃金银器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在前吐蕃时期金银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进而达到了顶峰。这种工艺技术上的发展固然离不开政治稳定和国力强盛，更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底蕴和开放而包容的政策。

吐蕃金银器既是其手工艺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更是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吐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纹饰母题及风格特征的观察，不仅彰显吐蕃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及其主体性特征，又体现出吐蕃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社会文化气魄，为中世纪东西文明交流交融、多元荟萃、交相辉映的代表性物证，对吐蕃文化乃至东西文明互动与融合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凡的参考价值。

就此而论，藏文化博物院藏立凤金头饰为代表的金器为唐蕃间互为交融的具体例证。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及装饰形式方面的较为全面考察，并经同时期中原唐代同时期凤冠的对比分析，不但保留了中原传统元素，反映出两者间的高度相似性，又融入了吐蕃特有的审美趣味和制作技术，成为研究唐蕃文化交流与工艺传播的典型个案。同时，又为揭示以物质交流为代表的唐蕃间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提供关键证据。诸如此类的文化遗存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价值体系与精神向往，而且在多元文化交往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

参考文献：

[1][2][18][19][24] 高春明. 中国服饰名物考[M]. 上海:上海文 化出版社,2001:222-223,223-229,222\图474,223,223\图475.

 [3] 张建林. 李倕墓出土遗物杂考[J]. 考古与文物, 2015(6);唐 李倕墓出土随葬品小考[G]//唐李倕墓——考古发掘、保护 修复研究报告.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47-163.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李倕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5(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德国美因茨罗马－日耳曼中央 博物馆. 唐李倕墓——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研究报告[M]. 北 京:科学出版社,2018:40-50. 

[5]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等. 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20(2);姚智辉,赵蕊. 从宝丰小店唐墓出土两件金银 器看唐代金工工艺[J].文物,2022(8). 

[6] 苏芳淑. 金曜风华·紫凤金龙·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 [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3:102-107. 

[7] Henry Trubner. The Arts of the T’ang Dynasty [J]. Ars Ori⁃ entalis, Vol. III, 1959: Cat. No. 298, Pl. 6, Fig. 9; Bo Gyllens⁃ vard. T’ang Gold and Silver [M].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 eri Aktiebolag, 1957: Fig. 57, Pl. 7d. 

[8] Maxwell Hearn and Wen Fong. The Arts of Ancient China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XXXII, No. 2, 1973/1974: 278, Cat. No. 80; S. C. Bosch Reitz. Chinese Jew⁃ elry of the T’ang Period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21(1). 

[9] S. C. Bosch Reitz. Chinese Jewelry of the T’ang Period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21(1). 

[10] 张萌. 唐李倕墓头冠及配饰的金珠焊缀工艺研究[J]. 艺 术设计研究,2019(3);杨军昌,等. 唐代“金珠”工艺制品：出土 文物、显微观察与材质特征[J].文博,2014(4).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李倕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 物,2015(6). 

[12]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等. 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发掘简报 [J]. 文物,2020(2). 

[13][20] 樊英峰,王双怀. 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 刻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46-147,100-101\108-109. 

[14] 运城市河东博物馆,编著. 盛唐风采：唐薛儆墓石椁线刻 艺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8-69. 

[15] 张建林. 李倕墓出土遗物杂考[J]. 考古与文物,2015(6). 

[16] 刘人铭. 敦煌沙州回鹘洞窟研究[M]. 兰州:甘肃文化出 版社,2023:305. 

[17] 金长明. 敦煌壁画复原图[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23:54. 

[21][23] 王义志. 敦煌壁画中妇女的插梳方式及美学内涵[J]. 四川文物,2009(5). 

[22] 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鉴赏艺术(第九分册)[M]. 兰州:甘 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20. 

[25] 石硕,等.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M].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5-269. 

[26] 李星. 吐蕃金银器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李 璟. 吐蕃金银器纹样图像考[D]. 拉萨:西藏大学,2022;石硕, 等.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6:257-258. 

[27] 松赞干布,等.松赞干布遗训(藏文)[M]. 拉萨:西藏人民出 版社,2013:301. 

[28] 巴卧·祖拉陈哇. 贤者喜宴(藏文)[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114.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J].考古,2021(8). 

[30] 高春明. 中国服饰名物考[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39\98\105. Bo Gyllensvard, T’ang Gold and Silver [M].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57: 101, Fig. 51. 

[31] 马大勇. 云髻凤钗：中国古代女子发型发饰[M]. 济南:齐 鲁出版社,2009:77. 

[32]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186-187. 

[33] Anıl Yılmaz. Bilge Kağan'a Atfedilen Ta ve (Doğu) Gök Türklerin Budizm'e Yaklaşımı [J]. Art- Sanat, Vol. 11, Ocak, 2019: 394-395. 

[34] 仝涛.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上)[M].北京:文 物出版社,2021:155. 

[35] Sören Stark. Luxurious Necessities: Some Observations on Foreign Commodities and Nomadic Polities in Central Asia in the Sixth to Ninth Centuries [C]. Jan Bemmann and Michael Sch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 Wil⁃ helms-Universität, 2015: 489-492, fig. 22, 25-27. 

[36] Heather Stoddard. The“Lexicon of Zhangzhung and Bon⁃ po Terms”: Some Aspects of Vocabulary in Relation to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Persian World [J]. East and West, Vol. 59, No. 1/4, December 2009, Bon: The Everlasting Religion of Tibet. · 72 ·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总第164期）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David L. Snellgrove, 255-256, fig. 14-256. 

[37] 曾发茂,于光建. 莫高窟第 254、257、263 窟所见鸟形冠 源流探析[J]. 美术与设计,2025(3).

基金项目：2025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考古学视阈下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区域民族交融与文化互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25-GMB-023

第一作者简介：娘先才让（1997-），男，藏族，青海黄南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吐蕃考古与藏学。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