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吐蕃文明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对外部文明的吸收与借鉴，其内部的族群整合与文化融合同样是关键动力。位于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可视为前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上第一个具有明确建制的区域性政权。其在长期与周边地区及族群的互动中，吸收并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要素，逐步形成相当成熟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与物质文明。通过三个考古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到吐蕃文明中的诸多外来文化成分，并非直接自域外传入吐蕃核心区域，而往往先经吐谷浑等高原边缘政权吸收、改造，再通过吐蕃的军事扩张与文化整合，逐步融入其文明体系。因此，吐谷浑实际上扮演着高原文明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中介与贡献者角色，对吐蕃文明的整体形态与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吐谷浑；吐蕃；青藏高原；文明传递；文化融合
一、问题提出
在青藏高原的历史叙事与传说体系中，对“外来”成分，包括人、物、知识、习俗与信仰等的记载与强调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高原社会的文化表达和族群记忆之中，客观地反映了该区域历史发展的真实之道。这些外来要素在持续输入与融合的过程中，丰富了高原文明的内涵，并逐渐内化为推动其社会演进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与中国诸多边疆区域相似，青藏高原历史上地方性政权的形成与发展，既源于内部社会的积累与突破，又受到周边先进文明体系的牵引与刺激。其演进历程往往显现出从相对边缘的地带，通过持续的文化吸收与政治整合，逐步向高原内部扩展并确立中心地位的地缘政治进程。
从历史文献与既有研究来看，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与西南部的象雄（羊同）因地缘位置接近周边文明区域，较早与外部发生联系，两者在社会发展程度与物质文化水平等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平，成为前吐蕃时代高原上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明。其中，青藏高原东北部因与中原及北方草原地区交流更为便利，较象雄（羊同）更早进入中原的史载体系。
4世纪初，慕容鲜卑的一支在首领吐谷浑率领下自辽东向西迁徙，逐步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在此过程中，吐谷浑部与当地羌、氐、白兰等土著族群以及部分汉、胡人群相互融合，于4世纪中叶建立起以吐谷浑为名融入多族群的地方政权。该政权可视为青藏高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具有明确历史记载与政权架构的地方政治实体，其存续时间长达三个半世纪。吐谷浑政权在政治组织、经济形态与文化发展上均达到较高水平，并长期与南北朝诸政权及后来的隋、唐王朝保持密切往来，在朝贡、贸易、军事与文化等多层面展开互动。这种持续的跨区域交流巩固了吐谷浑自身的政权建设，推进青藏高原东北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与政治整合，对青藏高原社会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663年吐谷浑政权被崛起的吐蕃所灭，其核心地域与主要人口被纳入吐蕃帝国版图。留居青海等地的吐谷浑部众成为吐蕃属民，在政治统合与文化交融的长期进程中，其族群与文化虽得以延续，但整体呈现出显著的“吐蕃化”趋势。由此，吐谷浑的历史叙事与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被吸纳并遮蔽于吐蕃帝国宏大的历史框架与文明光环之下。在此背景下，学界对两者关系的讨论多侧重于吐蕃对吐谷浑的单向影响。相关研究常将青海等地吐蕃时期的考古遗存归入吐蕃文化范畴加以阐释，并从制度、文化、丧葬、服饰与习俗等多个维度，论证吐蕃对吐谷浑社会的深刻塑造。然而这种影响并非单向，吐谷浑的并入，对吐蕃王朝的崛起与发展作出多层面、不可忽视的贡献。在政治与战略层面，吞并吐谷浑极大拓展了吐蕃的疆域、人口与资源基础，增强了吐蕃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更将其对外交往格局与政治视野从高原腹地延伸至河陇、西域等更广阔的区域，加速了吐蕃从一个区域性高原政权向跨地域帝国转型。
随着吐蕃统一高原，被纳入统治的吐谷浑不仅实现了自身文化汇流，而且更扮演着关键的文化中介角色，将中原、北方草原乃至中亚的文化元素持续引介并融入吐蕃文明。在制度层面，吐蕃的“官制、土地及赋税制度无不保留着唐朝与吐谷浑文化的明显印迹”。宗教方面，波斯宗教的相关内容很可能最早经吐谷浑及（北）象雄地区传入吐蕃丧葬习俗中，吐蕃的动物殉祭传统，其源头之一可追溯至包括吐谷浑族源鲜卑在内的北方胡族系统。物质文化上，吐蕃在征服吐谷浑后所使用的精美金器、玛瑙杯及高级织物，很大部分得益于吐谷浑的贡献与工艺；赞普所使用的集王权、财富、宗教象征于一体的“金帐”，也可能源于吐谷浑的文化影响此外，如马镫等重要马具，也很可能随着吐谷浑等民族的迁徙而传入高原，深刻塑造了吐蕃的骑射文化这些例证表明，吐谷浑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影响深入且多维。
近年来，随着甘青地区吐谷浑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与丰富，其文化内涵和特征日益清晰。这使我们意识到，吐谷浑所创造的辉煌文化成就不应被完全遮蔽在吐蕃文明的光影之下。正如葛承雍先生所言，“过去人们总爱用唐蕃关系角度观察甘青历史，实际上吐谷浑的文化中介作用不容忽视……吐谷浑、中原汉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共同合力成为吐蕃历史发展的动力”。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三个具体个案，就吐谷浑对吐蕃文明的贡献进行初步阐释，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吐蕃文明形成的背景与方式。
二、浪卡子金器的吐谷浑背景
金器作为人类社会公认的奢侈品，其出现与传播往往是文化互动与技术交流的重要标志。青藏高原地区最早的金器可以追溯至距今约3000年的卡约文化，该文化分布于高原东北部，出土金器反映了这一区域与欧亚草原地带的早期联系。相比之下，西藏地区的金器出现时间稍晚，主要见于公元前后至吐蕃时期的墓葬，如西藏西部的故如甲木、桑达隆果、果扎墓地，以及西藏中部的查加沟、当雄等墓葬。这些发现表现出多样的文化来源与工艺特征，说明该时期西藏在跨区域交流中吸纳了多元的外来影响。
2000年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工布学乡查加沟古墓出土17件金器，包括马形牌饰、圆形盔饰、筒形饰、耳饰与戒指等。这是西藏首次系统刊布具有明确考古背景的早期金器群，对探讨西藏高原金器的来源与传播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中的马形金牌饰，其造型与装饰风格带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浪卡子县多却乡东加村那龙沟清理出一座木棺墓，在墓主额部与颈部发现多件黄金装饰，包括十几件以盘羊形象为主题的小型金饰。这类金饰的题材、功能与风格，均与查加沟所出马形牌饰相近，应属同一文化系统和历史阶段。
目前，学界对西藏浪卡子地区出土的这批金器的具体年代尚有不同见解，主要观点包括：距今约2000年左右、汉晋时期、4-6世纪、5-6世纪以及7-9世纪的吐蕃时期。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推进和相关信息的进一步披露，这批器物的年代逐渐明晰，关键性进展来自相关墓葬的科学测年。2002年浪卡子县多却乡那龙沟墓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范围为4世纪后期至6世纪前期。2021年考古学家又在同一墓地抢救性清理了一座带木棺的土坑墓，与2002年那座墓葬相邻，测年数据为6-7世纪。
综合最新测年结果，并结合墓葬形制、出土遗物所呈现的时代特征，可以推断浪卡子这批墓葬及其所出金器的年代范围应集中于4世纪后期至7世纪。该时段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末期，并延续至吐蕃王朝早期阶段。这一相对精确的年代判定，为探讨吐蕃政权统一之前高原中部地区的文化交流、工艺技术进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
关于浪卡子出土金器的文化属性与来源，学界普遍认为应与北方草原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但在具体文化归属、传播路径及影响程度上还有不同意见。霍巍先生指出，这批金器在捶揲工艺、动物纹主题及部分饰物器形方面，与匈奴、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金属器传统存在诸多共性，见证了早期高原与草原地带的文化互动吕红亮先生进一步将文化关联具体化，认为其工艺技术与装饰风格尤其接近鲜卑系统金器，并明确提出这种文化因素的渗入可能早于吐蕃政权统一高原，传播媒介很可能与活跃于高原东北缘的吐谷浑密切相关。
最近德拉东知先生在详细比对浪卡子马形牌饰与鲜卑系统同类器物后，指出二者虽存在相似性，但在具体造型与装饰细节上亦有一定差异。他认为，这批金器的文化内涵显示出与南北朝时期中原及河西地区更强的同步性与相似性。这一认识将关注点从广阔的北方草原，引向更为具体的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青、河西走廊地区，提示前吐蕃时期高原中部与这些区域之间可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通道。由上所述，学界对浪卡子金器文化渊源的认识，经历了从泛北方草原关联，到具体指向鲜卑系统并联系吐谷浑，再到注重其与中原及河西地区文化同步性的细化过程。这一讨论深化了对前吐蕃时期高原内部及跨区域文化交流网络的理解。
笔者认同上述学者关于浪卡子金器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尚有两点技术细节与墓葬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他们为理解文化传播的具体内容与路径给予更细致的线索：第一，金器本身的工艺与装饰细节显示出明确的技术传统渊源。查加沟出土金马饰与耳坠上出现的鱼子纹（亦称“金珠纹”或“金粟纹”），是欧亚草原金属工艺中一种历时性较长的装饰技法。类似工艺见于新疆伊犁昭苏古墓的嵌宝石金戒指、巴里坤西沟遗址的金耳坠，甘肃马家塬战国墓地的金管饰，以及内蒙古阿鲁柴登的金耳坠、碾房渠的金耳坠和喇叭形坠饰、美岱村的嵌宝石立羊形金戒指等匈奴与鲜卑系统的金银饰品上。此外，查加沟出土的戒指采用单根金丝由中心向外螺旋盘绕成环的技法，同样在北方草原地带多有发现，如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东汉鲜卑墓的螺纹花式耳坠、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的金耳饰等。这些高度相似的造型样式与制作技术，表明浪卡子金器不仅在动物纹主题上，而且在具体的装饰技法层面，与鲜卑等北方族群的金属工艺传统共享着同一技术体系。
第二，墓葬形制与葬俗提示了文化关联的另一重证据。浪卡子多却乡发现的两座墓葬均为仰身直肢葬，并使用木棺作为葬具。这种葬俗在西藏中部同期考古遗存中较为罕见，却广泛流行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河西等地区。此现象暗示，该墓葬所代表的群体在葬俗实践上可能受到高原东北部的影响，甚至不排除存在小规模人群自东北向西藏中部迁徙或渗透的可能性。综上，通过对金器微观工艺的比对与墓葬习俗的考察，可以更为具体地勾勒出前吐蕃时期西藏中部与北方草原及高原东北部之间的文化交流图景。浪卡子遗存既反映了装饰艺术与技艺的传播，又可能见证了伴随物质流动而来的人群互动与习俗交融。
在浪卡子墓葬与金器所属的时代（约4世纪后期至7世纪），吐谷浑政权已在高原东北部建立并稳固发展。作为一个地域广袤、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且对外交往活跃的政治实体，吐谷浑具备向青藏高原腹地进行文化与人群辐射的历史条件。文献线索也支持其与吐蕃先民存在早期互动，如《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祖父达布年塞曾得吐谷浑医生治愈眼疾；达布年塞时期雅砻政权可能已征服邻近西藏的部分吐谷浑部落；二者之间还可能较早存在联姻关系。这些往来为后续吐蕃通过吐谷浑与唐朝建立联系，并最终征服吐谷浑奠定了基础。
总之，结合时代背景、文献记载与考古信息综合分析，浪卡子金器所反映的北方草原工艺传统（如捶揲、金珠、螺旋盘丝等技法及动物纹饰），其传入西藏中部的媒介，很可能正是活跃于高原东北部并与北方草原及中原地区均有密切联系的吐谷浑或其关联族群。这进一步说明，在吐蕃王朝建立前，高原内部已存在经由东北部向腹地传播物质文化与技术知识的交流通道，这对吐蕃的崛起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胡瓶初传高原的背景与人群
吐蕃金银器作为吐蕃考古学中备受关注的遗物类别，是研究吐蕃物质文化与跨区域交流的重要载体。从政治疆域与文化归属角度而言，吐蕃时期本土及其扩张过程中所兼并的高原各部（如吐谷浑、苏毗等）出土的金银器，均可纳入“吐蕃系统金银器”的范畴。目前已发现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类型丰富，涵盖容器、马具、装饰品、殡葬用器、宗教器具及各类饰片等，其形制、纹饰与工艺融合了西藏本土、中原、北方草原以及青海地区吐谷浑等多重文化因素，生动体现了青藏高原在吐蕃时期的多元文化交融格局。目前，出土背景明确、族属判断较为清晰的吐蕃金银器，主要集中在青海地区的吐谷浑故地。许多出土金银器的高等级墓葬，其族属已被证实属于吐谷浑。所以，有学者明确指出，吐蕃在征服吐谷浑后所使用的金银器，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因于吐谷浑的贡献。
在种类繁多的吐蕃金银器中，容器、马具等器类整体上显现出更为鲜明的域外文化色彩，它们的出现与外来文化及人群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器类（如胡瓶）传入青藏高原的时间可能早于吐蕃王朝的建立，后随吐蕃统一进程才被融合进其金银器体系之中。胡瓶（亦称执壶、带把壶）的起源地虽有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其最早应源于西亚，随后衍生出波斯萨珊、粟特及罗马拜占庭等不同系统。这类器物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可能已传入中国内地，已知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实物以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最早，早期图像资料则多见于北周至隋代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如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虞弘墓）石刻装饰中。这些发现显示，在唐代以前，胡瓶主要与入华“胡人”群体相关联，具有明确的外来属性，这为认识高原地区胡瓶的来源和传入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
当下已知至少两件据称属于吐蕃系统的金质胡瓶实物：一件藏于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家族，器身装饰对鸟、带翼马等纹样；另一件为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表面装饰镶绿松石构成的凤鸟纹图案。这两件器物在形制上兼具萨珊波斯胡瓶（如圈足带节）与粟特胡瓶的特点，同时亦展现出自身特色（如绿松石镶嵌工艺）。由于它们均系私家收藏，缺乏明确的考古出土背景，其具体使用者身份已难以考证，但学界一般将其归入吐蕃金银器范畴。当前青藏高原地区唯一具有明确考古出土背景的胡瓶实物，发现于高原东北缘的祁连山区即2019年清理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葬于691年）。该墓出土一套置于棺内墓主人头旁的银质餐饮器具，包括胡瓶、罐、盘、碗、碟、筷、勺等。其中胡瓶为素面，其圈足内刻有汉字“观”。此器整体风格与前两件金胡瓶不同，而与粟特系胡瓶关系密切。据研究，其年代可能早至7世纪中期，来源可能是由粟特商人输入、粟特工匠在华制作或中国工匠仿中亚工艺所制无论具体来源如何，此件银胡瓶在性质上当属吐谷浑王族的随葬品，并不直接归属于吐蕃金银器系统。
在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夏塔图两座吐蕃时期墓葬（约8世纪中期）出土的彩绘木棺板上，亦绘有胡瓶图像。图像显示胡瓶被用于盛装酒或水的宴饮场景。该墓葬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与丧葬习俗，与甘青地区已发现的吐谷浑墓葬高度相似，明显区别于典型的吐蕃墓葬。结合其年代判断，墓主人族属当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由此可见，青藏高原地区所见胡瓶实物与图像材料，主要集中于高原东北部，使用者身份基本为吐谷浑人（包括吐蕃治下的吐谷浑人）。由此表明，吐谷浑在吸收并传播包括胡瓶在内的外来物质文化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中转作用。
从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胡瓶来看，其形制与装饰兼具萨珊波斯与粟特风格的影响，但综合出土背景与使用者身份判断，其传播与使用者应主要为入华粟特人群。位于中西交通前沿的高原东北部及毗邻的河西走廊地区，应该是这类器物东传的关键枢纽。唐代以前的胡瓶材料，多数可与这一区域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首先文献记载可为此提供佐证。《太平御览》引《前凉录》记载，张轨时期有“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葙作”。张轨为前凉创立者，都城位于河西走廊重镇姑臧（今武威），其政权管辖范围曾涵盖今甘、青、宁、新等相关区域，控制着东西贸易通道。文中“西胡”一般认为即指粟特人。目前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胡瓶实物出土于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墓主李贤虽托名为李陵之后，但实际可能出自迁至陇西的鲜卑拓跋部后裔，其本人亦曾任职于河西敦煌地区这一经历很可能为其获得此类中亚器物创造了条件。
北朝至隋代阶段墓葬中的胡瓶图像，亦集中出现于粟特裔贵族墓中，如北周安伽、史君、康业墓及隋代虞弘墓等。这些墓主的生肀多与河西走廊紧密相连：安伽墓志自称“姑臧昌松人”；史君曾任“凉州萨保”，家族定居姑臧；康业之父被荐为“大天主”，本人死后诏赠“甘州刺史”；虞弘曾任职多国，出使过波斯、吐谷浑等国，后曾担任“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这些信息一致证实，河西走廊是入华粟特精英的重要聚居地与仕宦之区。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点初步认识：第一，早期传入中国的胡瓶与粟特人群关系极为密切，很可能是其上层社会宴饮、祭祀等场合中兼具实用性与身份标识的器物。第二，河西走廊及周边区域是粟特人东迁后的主要聚居地与文化扩散中心，也极有可能是胡瓶进一步向中原内地及青藏高原传播的重要中继站。
吐谷浑作为由北方鲜卑系移民与高原羌、戎等原住族群融合而成的政治共同体，是晋末至唐初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地方政权之一。其统治核心位于青海东北部与新疆东南部，一度控有河西走廊部分地区，从而与西域、河西等文化交通要区保持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文献载明，吐谷浑与柔然、东魏／西魏、突厥及隋、唐、吐蕃等周边政权存在广泛联系和联姻，展现出活跃的外交态势。尤为重要的是，吐谷浑是一个具有浓厚商业传统的政权，其国家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富室商人”。通过主导经过青海地区的“青海道”，吐谷浑一度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商贸往来的关键中介，积累了大量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往来于丝路的胡商常与吐谷浑使者同行，而吐谷浑人则时常充当胡商与中原交流的翻译者在这些胡商中，粟特人很可能占据主要地位，二者之间的密切交往使得粟特文化对吐谷浑社会，乃至后来的吐蕃文化，均留下显著印记。在此历史背景下，可以合理推断：流行于河西走廊粟特社群中的胡瓶，很可能在吐蕃崛起之前，便已通过吐谷浑与粟特人之间的商业与文化往来传入高原东北部。吐谷浑由此成为胡瓶进入青藏高原的直接参与者和早期接受者，并将这一器用传统传续至吐蕃时期。
除胡瓶外，吐蕃金银器中的其他外来器类，如鎏金指杯、高足杯及盘等，其最初传入青藏高原的路径，亦可能与粟特及吐谷浑人群直接相关。得益于其地处东西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及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吐谷浑可能是高原地区最早系统接触并使用西方系统金银器皿的群体。在被吐蕃征服前，吐谷浑上层社会或许已形成使用这类器物的传统。因而，现所见吐蕃时期带有中亚风格的金银容器，其源头可能直接继承自吐谷浑已有的物质文化积淀。
吐蕃吞并吐谷浑后，不仅吸纳其器物与工艺，而且借此打开与中原内地、北方突厥、中亚粟特等地直接交往的通道。这进一步加速了金银器皿在高原内部、特别是吐蕃统治精英阶层中的传播与流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融合本土元素，最终形成兼具外来影响与高原特色的吐蕃金银器系统。总之，吐蕃金银器的兴起与发展，实为高原内外多族群共同参与、接力贡献的结果。其中，吐谷浑凭借其地缘与文化优势，在接纳、中转并初步融合西方金银器传统的关键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拼合型”金面具在高原的改造与扩散
金面具是近年来青藏高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其出现后迅速引起学界关注。从形制与制作工艺来看，高原所出金面具大致可分为“整体型”与“拼合型”两类。这两类面具在分布地域、流行年代及使用人群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反映出青藏高原丧葬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其中，“整体型”金面具主要见于西藏西部及邻近区域，其渊源与欧亚大陆西部的丧葬传统密切相关。而“拼合型”金面饰则集中出土于高原东北部，在形制与功能上具有东西方丧葬习俗交融的特征，是多种文化因素在本地丧仪中融合的产物。
“拼合型”金面饰系以独立制作的眼、眉、鼻、口等面部五官金属饰片拼合而成的人面覆面。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出自青藏高原的此类面饰至少有8组，其中3组有明确的考古出土背景。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两组：第一组发现于主墓室棺椁周围，残存鼻、嘴两部分，系以金片铸出轮廓，内用金丝分隔并镶嵌绿松石，鼻长13厘米，嘴长5厘米。第二组为追缴的盗掘文物，保存较完整，特征和样式与前一组基本相同，由眉、鼻、嘴组成，背面可见钉孔，整体长22厘米，宽21.7厘米。此外，据披露热水墓地还出土两套仅存眉毛部分的残件，亦属此类。西藏当雄吐蕃墓地出土1组，为铜鎏金质地，仅残存眉毛与鼻子各一件。另有香港梦蝶轩收藏的3组完整金面饰，据称来自青海地区；其造型、镶嵌工艺（饰片表面镶嵌绿松石等宝石）及背面固定用的钉孔，均与都兰所出高度一致。上述“拼合型”金面饰的材质包括金、铜鎏金等，材质差异可能与使用者等级高低有关。其表面普遍镶嵌绿松石或其他宝石，构成鲜明的地域工艺特色。根据墓葬年代及相关对比材料判断，这些金面饰的年代均属吐蕃时期。
从造型特征与出土情境判断，“拼合型”金面饰的使用方式应为缝缀或固定于织物覆面之上，共同构成象征墓主人面容的丧仪用具。这一功能可从新近发掘的归唐吐谷浑王族成员慕容智墓中获得直观印证。在慕容智墓中，墓主人面部覆盖一件丝织覆面，其表面以珍珠连缀出鼻、口及双眼轮廓，眉部与瞳孔则以颜料或线绣加以表现，并于口部缀饰缠丝玛瑙，整体构成一张完整的人面形象这种以织物为基底、以不同材质拼合呈现五官的做法，与前述“拼合型”金面饰在构成逻辑与象征意图上高度一致，可视作同一丧葬观念下不同的物质表现形式。据此推定，“拼合型”金面饰并非独立使用的葬具，而是与丝织覆面配合使用的组件。它将金属饰片的耐久性与珍贵感，与织物覆面的柔软贴合性相结合，是吐蕃时期高原东北部地区在丧葬习俗上的融合与创新。
关于青藏高原“拼合型”金面饰的文化来源，学界多认为其与中亚及新疆地区存在关联，并可能受到祆教葬俗的影响。目前，与之类似的考古材料可见于宁夏固原史道德墓（678年）。该墓墓主头部的织物覆面虽已腐朽，但在额头、眉、眼、鼻、嘴等位置保留了以金片制成的护额、护眉、护眼、护鼻及护嘴等饰件，其组合方式与构成逻辑同高原金面饰高度相似。更早的参照则来自新疆地区。吐鲁番盆地十六国至唐代墓葬中，已出现覆面上附带金属眼罩的习俗，材质有银、铜、铅等多种。而尉犁县营盘墓地（2-3世纪）出土的织物覆面，虽未使用金属饰片，但以涂绘、贴金等方式表现五官，在覆面上建构“面容”的丧仪观念，可视作此类传统的早期形态。实际上，在丝绸或皮革覆面上缝缀金属五官饰片的习俗，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的游牧文化中。从公元1千纪后半叶西伯利亚、乌拉尔至乌克兰草原的考古发现，到现代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的延续实践，均表明这一葬仪传统在草原社会中具有深厚的思想与文化根基。青藏高原“拼合型”金面饰的出现，很可能正是这一欧亚内陆丧葬文化传统，经由新疆、河西等通道向高原传播与在地化的结果。
目前，青藏高原发现的“拼合型”金面饰主要集中于青海地区，表明该葬俗在此区域较为盛行。在已明确使用者身份的案例中，青海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主被确定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而西藏当雄墓地则属于典型的吐蕃贵族墓葬。由此可见，“拼合型”金面饰的使用者等级较高，主要为吐蕃社会上层精英，具体包括吐谷浑王族、贵族以及吐蕃本土贵族，且很可能以前两者为主要使用者。结合吐谷浑的历史背景与地缘位置分析，这种丧葬习俗在青藏高原的出现与初期传播，很可能也与吐谷浑密切相关。随着吐蕃统一高原，原盛行于高原东北部吐谷浑上层社会的“拼合型”金面饰习俗得以延续，更进一步向西藏本土扩散，影响了吐蕃本地的丧葬文化。此现象是吐谷浑对吐蕃文明产生影响的具体例证，体现了吐蕃在统一过程中对不同区域、族群文化所持的选择、整合与利用的积极姿态。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融合能力，或许是吐蕃能够迅速实现高原内部整合并强势崛起的重要历史因素之一。
五、结语
吐蕃如何崛起并迅速成为亚洲大陆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权之一，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文化整合”被视为吐蕃实现崛起的关键策略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相关讨论多集中于吐蕃对外来文明（如中原、中亚）的借鉴与吸收，而对高原内部多元文化的整合机制与深度则关注较少。考古与文献材料表明，前吐蕃时期的青藏高原并非文明真空，其内部可能存在象雄、苏毗、吐谷浑、雅砻等多个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与政治实体。其中，吐谷浑政权凭借其地处高原东北缘的区位优势，成为连接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及中亚地区的交通枢纽与文化交汇节点，积累了较高的政治组织能力、经济实力与物质文明成就。尽管如此，吐谷浑在青藏高原整体“文明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其对吐蕃核心地域可能产生的文化辐射与塑造，尚未在吐蕃崛起叙事中得到充分重视。
这一视角提醒我们，吐蕃文明的形成不仅依靠对外来文化的引进，而且依赖于对高原内部既有文明成果的深度吸收与融合。吐谷浑正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中介与贡献者。吐蕃的统一进程，实质上也是高原地域与文化的整合进程。吐谷浑的案例表明，吐蕃文明中的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并非直接移植，而往往是以吐谷浑等区域政权为“储藏库”与“转化站”，经过本地化的消化与调整后，才逐步融入吐蕃的文化体系。
因此，吐蕃最终彰显出的多元融合的文明特质，正是多方面源流包括吐谷浑等高原政治实体被有效继承、改造与整合的结果。要真正理解吐蕃文明的形成机制与发展逻辑，必须将其置于高原内部互动与外部交流相互交织的文化整合网络中进行观察。需要强调的是，吐谷浑与吐蕃作为青藏高原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地方政权，它们之间的交往、冲突与融合，既是高原内部政治与文化的整合过程，又是推动青藏高原逐步连接中原文明、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局部基础。二者的交流互动，在经济、文化、制度与族群层面为高原社会注入持续活力，也为后来高原地区与中原关系的深化积累了历史条件。
最后需要指出，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多线性。考古所见虽是历史的片段呈现，但我们借此得以窥探吐蕃文明形成的复杂过程，从而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高原地区的具体历史实践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域样本。吐谷浑对吐蕃文明的影响和贡献客观上印证了青藏高原上由外而内的文化传递与交融过程，这是高原汇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脉络的路径之一。这一过程说明，不同区域与族群之间内部的交流融合，始终是促使中华文明不断进步与凝聚的重要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藏山南结桑墓地资料整理与西藏腹地早期社会研究”（批准号：24BKG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帅，男，四川安岳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青藏高原考古、汉唐考古研究。
原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26年3月第37卷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