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泸定桥作为川藏驿道的咽喉，不仅是清王朝“治藏必先安炉（打箭炉）”战略的关键，也是中央政权对川藏边地有效管辖的交通保障。康熙朝既平打箭炉，在泸河安乐地方修筑铁索桥一座并附《御制泸定桥碑记》一则，不仅记录了泸定桥修建工程的细节，更承载了清朝边疆治理的政治意图。纵向上文章通过考据学研究方法，以梳理收录泸定桥修建史实且注有明确时间的史料文献作为切入点，结合泸定桥时任主要参与官员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证明了康熙四十年始建或赐名泸定桥存在记载错误；通过比较不同类型体裁的史料对修建泸定桥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认为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四年始建，康熙四十五年告竣是正确的修建时间。横向上文章将泸定桥置于宏观的大历史背景与浪潮之中来讨论造成这一记忆偏差的历史因素，从中华帝国方志学的角度探讨了其史料文献之间的联系，从微观视角观察了清代中央政府对川边地区治理的政治态度和国家认同观念的信息传递路径。
关键词：康熙朝；泸定桥；始建时间；地方志；考据学
泸定桥，位于打箭炉厅东南，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作为川藏纽带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均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既是中央政府巩固边疆的军事要塞，也是民族融合与贸易繁荣的桥梁，更因近代革命史诗而升华为国家精神的象征。康熙三十九年，在平定喋吧昌侧集烈之乱后两年内木鸦头目、错王端柱等相继率众归附，商民、喇嘛及藏族民众共计一万九千余户。为进一步巩固清王朝在打箭炉地区政治军事的管理地位，康熙帝特下旨在泸河安乐地方修筑铁索桥，取代大渡河上原有的渡口。据清代文献记载：“化林所隶曰沈村，曰烹壩，曰子牛，皆泸河旧渡口。”[1-2]在修建此桥以前，大渡河上并无桥梁，河水湍急，舟楫难通，行人只能依靠旧渡口处的索道，援索悬渡。因此该桥是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桥梁。“桥东西长三十一丈一尺，宽九尺施索九条，索之长视桥身余八丈而赢覆板于上。”桥头两岸修筑房舍，并各建牌坊一座。桥东牌坊上悬挂圣祖仁皇帝御书“泸定桥”匾额，并立御制《泸定桥碑文》碑一座；桥西立圣祖仁皇帝御书“泸定桥”碑一座。同时，于桥之东西两岸设兵驻守[3]。
学术界对泸定桥的研究集中在对《御制泸定桥碑记》内容的考证解析以及对泸定桥修建史实的讨论，而未能关注到史料文献中关于泸定桥始建时间的争议，部分相关研究在泸定桥始建时间问题上存在错误。泸定桥的修建体现了中央对川边地区治理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当时铁索桥建造技术的卓越成就，成为近代红军革命史诗重要的篇章。对于这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标志性建筑物而言，确保其历史记忆的真实性是拓展其他相关研究的前提。泸定桥是否始建于康熙四十年？为何会出现文献记载错误？为何史料文献所收录的时间信息与碑文内容存在差异？泸定桥始建于何时？为何会出现这一历史记忆的偏差？都是本文要讨论并解决的问题。
一、记载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年的史料文献梳理
泸定桥占据着川边地区重要的战略交通位置，因此清代多种史料文献均收录了完整的《御制泸定桥碑记》，或对泸定桥的修建有描述性记载。经梳理发现后者数量较多，但多数称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年，明确记载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四年始建康熙四十五年告竣的，仅见于两本史料文献。通过对史料文献的梳理可见，泸定桥的始建时间在原始文献中的记载是存在分歧的。那么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年的说法是否可信？不同史料文献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康熙四十年”究竟指向始建之年，抑或工程告竣时间？为何会造成这一历史记忆的混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在更广泛的史料范围内进行系统考辨，以厘清其背后的历史成因。
（一）记载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年的西藏地方志书
若要厘清泸定桥修建的历史时间脉络，对收录其史料的文献回顾是本文考据研究的基础。清代西藏最早出现的地方志是由私人编纂的《藏纪概》[4]，其著者为康熙末年随军入拉萨的李凤彩，成书时间在“雍正五年夏至前”，内容皆为康熙年间事，但对泸定桥修筑事并无记述，因此康熙年间并无西藏地方志书可用于本文参考。目前能够找到最早记载泸定桥并有明确时间记述的史料文献是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奉命前往西藏办理达赖喇嘛返藏事宜，途中逐日记载所见所闻的《西藏日记》：“泸定桥……康熙四十年，打箭炉归我版图，西番诸长络绎贡献。距化林八十里，地名安乐，山忽平夷，有司以闻，圣祖敕谕相视，遂建铁索桥，东西长三十一丈一尺，广九尺，施索九条，索之长视桥身余八尺而赢，覆木板于上，翼以扶栏，镇以梁柱皆镕铁为之……”果亲王在日记中写十六日“是夕宿化林，十七日憩冷碛……”，且由于泸河湍急之势“不可复宽尺寸”①，对铁索桥的度量描述与石碑中所载一致，那么可以推断果亲王游历时应是亲见此碑而非转引自他处。但文中果亲王允礼并未写明泸定桥是在康熙四十年始建的，而更强调泸定桥的始建与康熙四十年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因此仅凭这段含糊不清的记载无法准确判定泸定桥是否始建于或落成于康熙四十年。所能确证的，仅为打箭炉地区在康熙四十年正式纳入清王朝版图这一史实。而除《西藏日记》外，在其他西藏地方志书中凡是对泸定桥修建事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文献都认为泸定桥建于康熙四十年，此处“建”字应释为“始建”之意（见表1）。
文献之间的相互借鉴是导致清代西藏地方志书统一记载泸定桥的始建时间为康熙四十年的主要原因。从上文的史料梳理可以看出，最早记载泸定桥始建时间为康熙四十年的西藏地方史料是《卫藏图识》，该书在清代西藏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经刊行即产生了较大影响，于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成书的西藏地方志多参考《卫藏图识》一书。嘉庆年间，清代西藏一部未刊行的官方性质地方志书《卫藏通志》编成，此书虽未正式颁行，却是现存唯一系统记述卫藏事务的清代方志，后于光绪年间刊行。此书未注撰者，提要中写有：“卫藏图识所载疆域形胜道里寺院风俗物产颇详亦易采择登记”[6]，在《卫藏通志》于首卷篇中即收录《御制泸定桥碑记》，并在标题后落款“康熙四十年建”[7]。与石碑所标注在全文最后的落款不仅位置不一致，时间也与石碑中写的“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不同。文中虽并未标明此处的时间是否与《御制泸定桥碑记》直接相关，但根据《卫藏通志》提要中的参考文献可以推知此处的“康熙四十年建”可能是参考于《卫藏图识》所记述的建桥时间。此后《，康輶纪行》《西域考古录》《西藏图考》三部私人著述均记载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年。这些著述不仅明确注明其说源自《卫藏图识》，且在文字表述与内容范围上亦未超出该书所载，彼此高度雷同。
（二）记载泸定桥被赐名于康熙四十年的国家级志书
此外，对于“康熙四十年”这个时间节点，另有史料认为泸定桥于该年获赐桥名，而这些文献记载均出自官修国家级志书，且其体例和记载文字高度重合，显系同源（见表2）。
通过上述史料梳理可知，这部分志书与前文西藏地方志书所持“泸定铁索桥于康熙四十年始建”观点相较，不仅增加了“被赐名”的记载，而且所呈现的内容和行文体例近乎一致。
其一，这部分史料属于官方修纂的国家级志书，记载内容并不仅局限于打箭炉区域，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统治的视角下，以“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増式廓而大一统者”②为背景来记录的。如本文中最早出现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年被赐名记载的国家志书是在“圣祖仁皇帝始命纂修”③的《大清一统志》，受雍正七年雅安升州为府的建置影响，康熙年原本载于卷二百四十六的泸定桥，在嘉庆年重修该志时被移至卷四百三《雅州府二津梁》，与雅州府境内的桥梁合编为一卷；其次是乾隆年编修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该志卷三十七“四川布政司打箭炉厅”条目下，将其作为炉河标志性交通建筑物予以收录；而后是道光年间编修的《方舆考证》一百卷，其编纂参照了《大清一统志》四川卷的相关记载；光绪年间成书的《越嶲厅全志》，参考《蜀水考》批注，将相关内容列于该志山川卷中。纵向来看，这几部由中央主导编纂的国家志书彼此多有借鉴。至于为何在数次编修中，其记载未能与西藏地方志书及石碑文献保持一致，可能与其编撰所强调的历史记忆相关——国家级志书更侧重彰显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并通过志书编修强化区域认同的统一性，因此在记述泸定桥始建一事时均强调“本朝康熙四十年既平打箭炉”这一史实。
其二，从编写格式来看，上述四条史料中在“赐名泸定”前均空两格以避帝王名讳，而这一编写制度起源于顺治年间并列入刑法：“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结合史料内容来看，清代避讳形式多样，有缺笔、避写等[8]，但本文中所采用的编写方式并不仅以“泸定桥赐名”为特例，而是在前述史料中，凡涉及“诏赐名”“诏册封”等内容，均以空两格的形式避帝王名讳。
其三，从史料文本内容上来看，康熙年初修至乾隆八年成书的《大清一统志》旁搜博采，探厥源流，其成书时间既早于乾隆五十七年成书的《卫藏图识》，也早于乾隆五十九年成书的《打箭炉志略》，该书对泸定桥的记载与现存石碑内容一致，明确指出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年赐名并始建。由此可见，最早记载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年赐名并始建之事的是清王朝统一编纂的国家志书，其次才是地方志书。那么，西藏地方志书在编修的过程中也有参考《大清一统志》这一史料文献的可能，清王朝通过志书编纂试图传递的“康熙四十年既平打箭炉”这样的区域性历史记忆，在地方志书编纂过程中，受不同“凡例”的规范和影响逐渐被缩编为“康熙四十年始建”，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清代随着方志编纂规范逐渐趋于成熟，中国地方志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方志体裁进而开始应用于边疆的地方社会管理之中，“在边境地区，编纂方志是朝廷中央试图将未同化地区纳入帝国之内的一种重要努力”[9]。因此，西藏地方志出现的时间相对中原地区较晚。从历史记忆的文本承载与传递视角来看，清代西藏地方的志书、图考等史料文献虽在文本记述结构上存在差异，但文献之间的关联性较强，与构建区域认同的核心目的始终一致。
总体来看，不同体裁的史料文献，其记载方式与内容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泸定桥修建史实的文本记录体现出中国方志制度下地方性政策实践与中央川边治理观念的双向互动。通过上文的史料梳理，记载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年的西藏地方志书除《卫藏通志》外，其余均为私人著述，这类文献之间有着紧密的文献渊源与借鉴关系，其编纂没有统一规范，所载内容信息相对局限，而由中央主导编纂的国家志书虽有上下贯通的统一编纂“凡例”，但文字内容几近雷同，多从国家大一统的视角收录宏观层面的相关信息。可见随着清代志书迅速发展，中央借助文本修撰以传递通过高度集权强化国家认同这一政治意蕴，在西藏地方是畅通无阻的，这正是清朝对川边地区施政智慧的集中展现。这也暴露了清代修撰志书，因体例结构与“凡例”规则的不完善，造成承载康熙四十年始建泸定桥这一历史记忆的文本出现信息讹误的问题，既体现了清代地方志书在信息传递、传抄借阅过程中的局限性，也反映出其资料在集体采信过程中信息真实的不稳定性。微观视角下，更能体现出清代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实为一个存在微妙动态变化的紧密联合体，这一关系是在国家政治认同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性质被广泛接纳、且与中央治理体系不断磨合的过程性展现。
二、泸定桥并非始建于康熙四十年
通过对《御制泸定桥碑记》所载主要参与官员的就职档案等史料文献进行综合考辨分析，本文认为打箭炉安乐坝修筑的铁索桥在康熙四十年被赐名为“泸定”，或其始建于康熙四十年的记载，均存在信息错讹。
《御制泸定桥碑记》记载，提议修建泸定桥的官员是巡抚能泰，承担安乐坝地方建桥选址勘定工作的官员是岳昇龙。从二人的任职经历来看，康熙四十年赐名“泸定”且同期始建泸定桥的说法存在讹误。《御制泸定桥碑记》阐述泸水的险峻地势，及入炉要道修建桥梁以畅通交通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以“巡抚能泰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崖夹持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作为必要性因素；以“兹偕提臣岳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址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诏从所请”作为修桥的可能性因素来予以呈现的。此处明确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其一是巡抚能泰，其二是提臣岳昇龙，因此我们从文字中至少可以判定出巡抚能泰是向康熙帝提出修建泸定桥这一建议的重要官员，而提臣岳昇龙则是辅助勘定建桥地方的主要官员。
其一，碑记中所指的巡抚是四川巡抚。打箭炉，位于大渡河以西地处成都平原，是通往康区和西藏的交通要道。从历史地缘关系层面来看，打箭炉与雅州府关系密切，自唐宋时期起，因与吐蕃的攻防战事，打箭炉的隶属关系即时属雅州或时属吐蕃；元时置军民安抚使司，明承元制设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此地遂成为土司驻地；康熙三十五年，清廷将“土司所辖之地”[10]正式纳入版图。雅州，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及青藏高原东南缘，在雍正七年升州为府后，下辖一州五县并于“皇清雍正八年新设分驻打箭炉雅州府同知”[11]，康熙年虽未从建置上将打箭炉厅归属于雅州府辖地，但自康熙四十年平定打箭炉后，在治理川边地区的重要地位便愈发凸显，而打箭炉隶属于四川雅州府成为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历史必然[12]。且能泰此人在康熙年间除任兵科给事中、布政使、户部侍郎等职外，只在四川出任过巡抚一职，因此《，御制泸定桥碑记》中提及的、能够针对打箭炉区域修建桥梁事宜提出建议的巡抚，此处应指四川巡抚，而非其他地区的巡抚。
其二，四川巡抚能泰的上任时间就直接否定了泸定桥在康熙四十年始建并被赐名的这一观点。能泰，满洲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五年任“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13]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以原任甘肃布政使能泰为陕西布政使司布政使”；[14]康熙四十三年“升甘肃布政使能泰为四川巡抚。”[15]碑记中所指的巡抚能泰，在康熙四十三年才上任四川巡抚，在康熙四十年时仍任陕西布政使一职。且在《清史稿》圣祖本纪[16]、乾隆年间《八旗通志》直省大臣年表、嘉庆年间《四川通志》职官卷、光绪年间《四川盐法志》职官表等史料文献，对能泰出任四川巡抚的时间均明确为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各文献记载并无异议，因此可以排除其上任时间存在记述讹误的可能性。那么有没有可能碑记中误记了康熙四十年四川巡抚的官员姓名？有没有可能是时任四川巡抚的贝和诺所上奏的呢？贝和诺，“满洲正红旗人，于康熙三十九年五月任四川巡抚一职，至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升兵部侍郎，”在康熙四十年正出任四川巡抚一职，在《清实录》中该年贝和诺并未就打箭炉事上奏；结合西炉战役的发展进程来看，直至康熙四十一年，方有“四川巡抚贝和诺疏言打箭炉驻扎绿旗官兵需用粮饷，宜豫为接济……四川极边之地，官员度日维艰”[17]的记载。此时的打箭炉甚至尚需仰赖外省资助，因此可以排除史料中存在官员名称笔误的可能性。可以确定《御制泸定桥碑记》中所提及的巡抚就是四川巡抚能泰，在确定了这一关键人物后，泸定桥康熙四十年始建并赐名泸定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其三，在碑记中提到的另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提臣岳昇龙的任职时间也与康熙四十年不相符。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国朝职官的提名中，岳昇龙的名字先后连续出现两次，分别是“岳昇龙，甘肃荘浪人康熙三十六年任”和“岳昇龙，甘肃荘浪人康熙四十年再任”，此处“再任”的表述，说明在康熙四十年时岳昇龙也许未能获授提督一职的全部债权。那么这就势必需要向前追溯到康熙三十九年“四川提督岳昇龙揭参原任巡抚于养志一案”[18]，此案件发生在喋吧昌侧集烈之乱以前，于养志因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物之人且未奏明打箭炉土司蛇蜡喳吧领地被营官侵占一事，被岳昇龙密奏弹劾。后经核查，岳昇龙在边地履职期间亦利用职权之便谋私，存在“希图酬谢“”给银与阎国耀等建州贩盐“”将伊瘦马交属员、勒取价值”[19]等多项劣迹。数罪并罚，当年十二月于养志依律处斩，岳昇龙被革职，四川提督一职由唐希顺接任。唐希顺在康熙四十年参与西炉战役，并上奏，称木鸦一带归附番民万二千余人。至次年十月，由于“唐希顺患病难以供职，此员缺，著原任四川提督岳昇龙補授”[20]。那么，岳昇龙在康熙四十年实际担任提督的时间只有大约两个月，要在战火未平的打箭炉地区，短时间内完成勘定地形、发现安乐坝地方并建议康熙帝在此修建铁索桥等系列任务实非易事；要知道打箭炉“至京六千六百九十里[21]，”从时间上来看，两个月时间内完成上述所有任务，断无可能。综上可知，本文认为，“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年始建或获赐桥名”这一观点，实则源于相关史料文献中的记载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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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5年度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揭榜挂帅”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阶段性成果，项目号：CSDZL25-45
作者简介：罗岚鑫（1998-），女，汉族，四川营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边疆史、民族史、藏族史。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总第164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