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我即是史铁生的我，也是我的我。
我想把题目拟的简单一点，能够表达出原有题目的含义，如此一来，这篇文章本该名叫《我和我与地坛》。然而，这样绕口的题目实在是无法激起我写它的欲望，干脆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摘抄了过来。这样一来我可以做一次白日梦，在梦里我是个大作家，手握钢笔，面朝阳光，写的那叫一个栩栩如生。二来这题目命中注定似的担起了我与这篇文章共鸣的使命，这共鸣是“为什么不死？为什么活着？”。
直呼其名虽然一味地不尊重长辈，而且在家里，你要是直呼其名任何一位与你有关无关的长辈，那你得做好迎接妈妈海啸般咆哮声的心里准备，以及承受住爸爸柔道太极跆拳咏春螳螂搏击般向你发射的拳头。然而我又觉得，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世间万物均为平等。就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写的“存在即价值”，所以，跟着这个节奏，油然而生了“存在即平等”的观念。
当然，当我写史铁生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尊重他的、敬仰他的。
我开始知道这世上有过一个叫史铁生作家的时候，不像和《我与地坛》里面的我，稚嫩青春、叛逆盲目。我已经结婚，老婆忙着换身衣服，向山里出发，满身的力量采摘菌子。身边的女子吵吵嚷嚷、哭哭啼啼的不让我看《我在岛屿读书》，非要播放《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时候，余华正在谈论他的老友史铁生。
余华谈论史铁生时，满脸的幸福。
有一次在一个作者见面会上，余华正在忙碌着给自己的书签名，一位读者拿着史铁生的书让余华签名，当他看到是史铁生的书时，我看到他忧郁了一下，然后签了铁生这个名字。后来余华在《我在岛屿读书》的时候谈论此事，他给读者说，当史铁生的书上签着铁生的名字时是他签的，签着史铁生的名字时是作者本尊签的。他还在最后加了一句：“他们爱读铁生的书”。
我看完了这一段视频之后，就给调皮捣蛋的女子播放了《蜘蛛侠：纵横宇宙》。她开心的蹦蹦跳跳，又立即装出一副老态看起了电影，边以120码般的速度投入了进去。这时，我通过余华的这一段叙述，心里嘀咕着“史铁生”这一名字，计划着在豆瓣上搜索这一作家。
晚上，妻女睡着之后，我便继续追起了《我在岛屿读书》。
和余华一起怀念史铁生的作家还有苏童、程永新、叶子等。苏童谈起了他背史铁生的经历，程永新谈起了史铁生的成名作《我在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在《收获》上发表的一些作品，以及在1995年，《大家》杂志社举办一个“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金10万元。当时《大家》的主编李巍希望刊登《务虚笔记》，把奖项授予作者史铁生。然而，《务虚笔记》已名花有主，将在《收获》杂志发布。史铁生虽然急需这笔钱来改变他穷困潦倒的生活，可他放弃了这笔钱，坚持把《务虚笔记》在《收获》上发表。
余华则回忆起了他和史铁生在很多年前坐火车的一段难忘经历。他们在一辆火车的上下铺上坐着聊了很久的文学，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过来问史铁生的工作，史铁生大概给小伙子画了个圈，比如是和文字打交道之类的范围，小伙子猜谜语似的猜了半天，最后认定史铁生是记者。但是，史铁生始终没有说出口他是一位作家这一事实。
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莫名的有点感动、有点想哭。我们有一个民间故事叫《尸语》，里面的有个主要角色叫“尸灵丹”，当主角要去寻找真正的“尸灵丹”的时候，他的师傅，在印度和藏传佛教里有一定声望的“龙珠”也在这篇故事中被再次塑造。大师嘱咐他说：“当你遇到嘴里喊着‘我是我是’向你走来的‘尸灵丹’，是冒牌货，当嘴里喊着‘我不是我不是’向大树走去的是真的‘尸灵丹’”。我隐隐约约还记得这个故事的寓意。因此，我一直认为，那些懂得谦卑、懂得低调的文字创作者才是真正的大师，尽管他被生活所迫、疾病所缠。
他们还聊了很久，聊起了史铁生开朗的性格。当走到院子里的时候，边听到史铁生的朗朗笑声。这一性格在他写的《我与地坛》中的我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与地坛》中的我日复一日的前往地坛，脾气暴躁、盲目无助，整天发呆，他把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称之为逃避喧嚣、远离现实。可我始终觉得，他是在治疗心灵、是在蜕变，这即是蝴蝶破茧成蝶，又是凤凰涅槃。正因为他在地坛的那段经历，才造就了文学史上的“轮椅巨人”。
这样的史铁生，不图名利、不图钱财的作家，用当代的流行语来讲：“怎能不爱？”第二天，我就买了《我与地坛》。
尽管我不是作家、名人，我也认为，遇见人和书是需要缘分的，可以是一见钟情，也可以是日久生情。就像我对史铁生是一见钟情，对余华是日久生情。
我和《我与地坛》的缘分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去北京学习，就琢磨着带两本藏汉文的书本，以便在空闲的时间阅读。因此，我带了一本米兰·昆德拉的藏文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而带汉文书本的时候我犹豫不决。当时我在读川端康成，他的作品让我舍不得放下，正应了那句“依依不舍”。也在读沈从文的《边城》，我记得沈从文刚开始来到北京，生活并不容易，可以说是“穷的叮当响”。他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整天写作，直到他的手指冻僵，无法写作。可他不觉得苦，认为自己比街上的苦工幸运多了。所以我又想带着《边城》同我旅行。
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我才决定带着《我与地坛》走走北京，逛逛地坛公园，所谓感受一下“因景触情”。因为，比起史铁生，沈从文的一生幸运多了。
在28岁那年史铁生在《当代》第二期上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法学教授其夫人》之后开始踏上了艰难的作家生涯。但是在七年前他也和伤病结下了恩怨，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伤病才是他的主业。他在21岁失去了双腿的支撑，30岁双肾失灵，再后又感染尿毒症，47岁那年换血保命。史铁生好比是一位跳级的学生，没过完青年就直接跳进了年迈的深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1991年，40岁的史铁生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25000多字的散文《我与地坛》。那一年，我还是个需要被组织的细胞。过了三十多年之后，我才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我与地坛》，同样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地坛公园”。
地坛公园里人满为患，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与我擦肩而过。在此等待了四百多年的地坛用荒凉和宁静治愈了一位瘸着双腿的少年，一位深陷泥潭、不知所措的少年，一位有着远大梦想却在刹那间支离破碎的落魄少年，一位“痛苦加倍”、整天提心吊胆的母亲的儿子，一位来自远方却在公园的小溪边儿上假装写作的人喜欢的内地作家，一位励志、刚毅、温暖、接地气的伟大作家。
我在想，此时，要是他老人家还健在，已经是七十岁了。要是我在小溪边儿遇见他，他也明白我是为了他而来到了这里，也明白正是因为《我与地坛》我才知道“地坛公园”坐落在北京的二环内。我们会聊些什么呢？地坛、书展、旅客、庭院、草地、小溪、金鱼、失落、痛苦、迷茫，我们可以聊任何话题。然而，我想我不会去打扰他，我想我确定不会干扰他和地坛之间神秘的纽带，我想我会“悄悄而来，悄悄而去”。
这就是茫茫人海与茫茫书海中的我和《我与地坛》遇见的“笨拙故事”，用现在的网络语表达叫“简单粗暴”。可这样“简单粗暴”的相遇也治愈了我的孤独和无助，还有迷茫。
博则佳，藏族，原名则佳，从事藏汉双语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