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想在家里待了。我想去当阿克。”

       说这话时,父亲坐在低矮的院墙上,夕阳斜斜地照着,在他的镀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他的瘦小的身体也在光芒里显得高大起来,硬朗起来,不像个年过五十的老人。似乎夕阳也为了加强父亲说话的力量,就尽情地把最后的余晖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我和我的妹妹张口结舌,觉得在父亲的一生中,此时此刻,才是他最辉煌的瞬间。

       母亲正在低头挑选曲拉。乳白色的曲拉被盛在一个浅绿色洋瓷盆子里,白色和绿色的对比,使得两种事物都显得格外安静而美丽。更美丽的是母亲,她低头干活的一举一动,仿佛就是绿度母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当她把颗粒大的曲拉搁在盆底的左边,小的搁在右边的时候,阳光也沐照在她的身上,包裹着她那略显发胖的身体。和夕阳下的父亲相比,母亲除了显得更温柔之外,还有一点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但父亲的话,还是侵犯到母亲了。

       母亲把一颗曲拉丢在嘴里,咀嚼了一会,露出恼怒的神情。她转身面对着父亲,责问道:“你就别说你不欢喜了,也别说出家当阿克的事,你应该先管管你的女儿,都十三岁了,连曲拉都不会做!”

       母亲口中的你的女儿,其实就是我的妹妹。妹妹这时也在身边,把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解开了又编上,编上了又解开,似乎她的少女时代,就是解辫子和编辫子的时光。听了母亲抱怨的话,她勇敢地白了母亲一眼,又给我做了个鬼脸。

       父亲想了想,还了母亲一句:“奶子出来了,酥油也出来了,深下的渣子,就是曲拉了。这渣子,还要会做吗?”话刚说完,就从院墙上跳下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沿着院中小径,上了几级台阶,回上房去了。

       父亲坐过的院墙上,原先白土固有的白色早就被灰黑色给遮蔽了。我们都知道,一有心事,父亲就喜欢坐在那里,而且只选择坐在那里,使得那块地方,在整个院墙上,显得格外突兀,仿佛一处污点,一桩旧事,常年累月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让我们明白:父亲,虽然老了,也是有心事的。

       母亲站起身,揉了揉她的腰,又用巴掌在大腿上拍得噼啪作响。她本来是坐在一张窄小的氆氇上的,也许是坐得时间太长了,她的腿子有些发麻,半天才缓过来。她弯下腰,左手端起盆子,右小臂放进盆子,搁在大曲拉和小曲拉的中间,像一堵会移动的墙,也回了上房。母亲的年龄要比父亲小七八岁,但还是有了肥大的腰身。

       这时候,夕阳已经失去了过多的热情,也不留恋这个人世了。它只在远处的山顶上露着小半张脸,半睡半醒地,终于还是匆匆地下了山,回它的老家去了。夕阳一下去,天地间瞬间就失去了那种壮美,像一幅毫无生气的单调的风景图,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拍拍妹妹的肩膀说:“该做饭了。”

 

 

       饭,其实就是煮上一锅洋芋,摆上几碟野菜,拾上一碗白面馒头,一盘贴锅巴。

       妹妹在粗糙结实的藏式炕桌上,摆满了夜饭。洋芋都被煮破了皮,冒着缕缕热气。野菜,不是苦苦菜,就是麦麦菜,也有野葱,都绿绿地窝在碟子里。白面馒头陪在一旁,像圆圆的白净的月亮,煞是好看,让人舍不得吃。只贴锅巴不大好看,都是青稞面做的,被切成了几块,叠摞在盘子里。

       父亲早就盘腿坐在炕桌旁,背对着木制的糊着彩纸的窗户。土炕旁,蹲着一尊生铁炉子,早就生着了火,这时也散发着灼人的热量。一个大肚子的铜壶坐在炉盘上,壶嘴里喷着热气。

       母亲提起铜壶,在一个手柄粗大的铁杯子里倒满了奶茶,推给父亲。然后也脱鞋上了炕,坐在父亲的左侧。我脱了靴子,坐在父亲的右侧。妹妹挨着我,坐到炕沿上。

       父亲问我:“你大哥啥时候回来?”

       我说:“没啥消息。”

       母亲听了,对父亲说:“他不来了。没有肉吃,没有酒喝,他回来干啥?”

       母亲的声音里带着怒气。其实在一个月之前,父亲就准备到寺院去当阿克了。当时,也是在吃饭的时刻,当着全家人的面,父亲面带微笑,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刚开始,大家都不表态,都沉默在阔大的房间里,时间也似乎停住了一样。后来,母亲说,你们的阿爸在跟你们玩笑,别当真。但父亲很严肃地告诉母亲,他想到的,就会说出来,说出来的,就会做到。母亲听了,哭了起来。我那刚从三十里外的乡上赶回来的大哥对父亲说,阿爸,你伤了母亲的心了。父亲说,不是我想伤她的心,是我不想再伤我自己了。母亲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大哥一把推开眼前的饭碗,一摔门,就走了,回了他的乡政府。我和妹妹低着头,听母亲在炕头低一声高一声地啼哭,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想说话。

       自那之后,我们的炕桌上就不见肉了,也见不到醇香的青稞酒了。父亲说,既然我已经下决心要进寺院了,就不能再吃肉喝酒了。他不再杀生,连院子里蹦跳的蚂蚱也要绕着走。见到蝴蝶、蜜蜂和蜻蜓,就会露出深情的微笑,仿佛面对的是他的另外的儿女。有时他会长久地望着天空,只要有老鹰飞过,就会带走他的灵魂,好一阵子还回不到他的身上。只到那有着大红冠子的红羽公鸡带着一群妻妾回到院子里,父亲才会回过神来,叹息一声,重新坐到暖烘烘的土炕上。

       父亲拿起一颗洋芋,仔细地剥了皮,那洋芋就露出了浑圆洁净的肉身,安静地窝在粗瓷大腕里。母亲也把剥了皮的洋芋,放进父亲的碗里。她取来一把小铁勺,把父亲碗里的洋芋捣碎,又捣成了泥团,撒上盐巴和清油,加了些野菜覆在上面,搁在父亲面前。那碗洋芋,散发着淡淡的沁人的香气。我和妹妹也照猫画虎般各自做了一碗,也散发着淡淡的沁人的香气,让人舍不得吃。

       父亲看着母亲说:“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还是要到寺院去。这辈子,我做的恶,太多了!”

       母亲的眼睛红了,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过了半晌,她说:“你别说了,那不怪你。我说你不去当阿克,行吗?”

 

 

 

       父亲说:“不去当阿克,那是不行的。”

       为了证明当阿克是他铁定的选择,父亲把家里的佛堂又重新做了布置。以前,佛堂正中的墙面上,只挂着一幅喇嘛的画像。那色彩厚重而鲜艳,确实是唐卡画师从山里石头里弄出来的颜料画成的。从画像画成,到传承到父亲手里,已经上百年了,但那色彩还像新的一样,在暗室里发着亮光。金线如正午的阳光灿烂夺目,银线如盛夏山顶的积雪亮丽迷人。喇嘛衣服上的那种暗红,似乎浓缩了百年的光阴,在暗处酝酿着力量。而画像上的那个慈眉善目的喇嘛,据说就是我们的先人,半路出家修行,成了高僧,从此就有了声名,圆寂后,就以唐卡里画像的形式活了下来。母亲说,先人的精魂就在这幅画像里,先人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们,也在保佑着我们。母亲这么一说,我们就怕得要命,轻易不敢到佛堂去。然而,逢年过节,还是要到佛堂烧个香点个灯的,那时,就不得不去了,先发着长明灯,然后跪在地上,把柏树枝点着,又吹熄火焰,只留那白色的桑烟在屋子里飘荡。随后赶紧磕几个头,起身逃出来。自始至终,不敢抬头看那画像一眼,唯恐画像里的先人会忽然走下来,站到我们的身边,训斥我们,或者和我们拉拉家常,嘘寒问暖。想到先人会到我们身边,我和妹妹都会禁不住打一阵子冷颤。

       现在,先人的画像早就挪了地方,被父亲移到左面墙壁不起眼的地方了。画像原来的地方,换成了一幅巨型唐卡,那是佛祖释迦牟尼。左右两面,则是燃灯佛、弥勒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像下方的供桌上,停着一尊硕大的香炉,以前的小香炉,一个变成了两个,被置在大香炉的两边。供桌下燃烧柏枝的泥盆,也被换成了开着巨口的紫色砂盆。只供桌没有换,但更加新亮,那是被人重新油漆后才有的效果。

       看来父亲已下定了决心,他每天早中晚分三次进佛堂,烧香,点灯,跪拜。他甚至拿出了一条长方形的金灿灿的盒子,从里头取出几叠同样金灿灿的长条状的经卷,一页一页地翻着,嘴里念念有词。母亲看着父亲每天都耗在佛堂里,她有些生气,但却只对着我们抱怨。父亲一出现,她就赶紧把别的事情扯出来,好像她的嘴就是性能良好的电视机,能够自动换台。

       父亲对母亲说:“你在孩子们面前,就别抱怨我了,我都听见了。”

       父亲又说:“你其实比谁都清楚,我当大队队长的那段日子,干的那些事,现在看来,不是人干的。”

       母亲想说什么,又闭了嘴。扭头看见我和妹妹站在一旁,傻子一样张着耳朵听,恼了:“去去去,放羊的放羊去,挖野菜的挖野菜去。”把我们轰小鸡那样轰出了来。

 

 

 

       大哥还是从乡上回来了。

       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回来的。他来的那天,我正在和放羊归来的牧羊人在村口聊天。还是那个亘古不变的夕阳,黄黄地照着古代骑士般的大哥,照着我身旁的牧羊人,照着咩咩乱叫的羊群。

       大哥穿着墨绿色的紧身夹克衫,天蓝色的肥大的牛仔裤,脚蹬厚底皮靴,额头上还顶着一副大框墨镜。这造型,哪像个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倒像个痞子。但听说,痞子样的大哥,最近却被选拔成了副乡长。

       大哥直接把摩托开进了院子,支好。父亲从上房里出来,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大哥。大哥对父亲说:“我想通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只是,你要做好阿妈的工作。”

       我一听,就笑了。自从成了乡上的干部,大哥说话总是怪怪的,有些词我总是听不明白,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我就是喜欢听他说话,那些话是新鲜的,奇异的,带着一点点让着着迷的魔力。

       但父亲似乎明白了。他从台阶上下来,停在大哥跟前说:“你理解了我,那就好,那就好。”

       大哥问我:“阿妈在吗?”

       我还没来得及搭腔,父亲就说:“她和你妹妹出去找野菜去了。”

       大哥哦了一声,抓住父亲的手,扶着父亲去了上房。

       母亲和妹妹很快就回来了,她们随身携带的格桑花枝编成的篮子里,装满了新鲜的野菜,甚至还有些青涩的李子和红润的樱桃。看到大哥,母亲连手也没顾上洗,就把她的这个年近三十的儿子搂在了怀里。

       大哥一点害羞的样子也没有,他也紧紧地抱着母亲,低声给母亲说:“阿妈,阿爸的事,我想通了。你想通了吗?”

       母亲回答说:“我能想通吗?他哪造过孽啊,他不就是当了几年队长,干了些不得不干的事嘛!”

       在大哥劝慰准备再次酝酿悲哀情绪的母亲的时候,妹妹拉了拉我的衣袖,试图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她的身上。她眨巴着她的黑亮的眼睛,很迷惑地悄声问我:“阿哥,那时候,当队长就要造孽吗?”

       我被妹子问住了,想了好半天,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牧羊人讲的故事,可是实在找不出和父亲有密切关系的事例,就只好告诉妹妹:“我也不知道,要不你问大哥吧,也许他知道!”

       妹妹很失望地叹了口气,她看着父亲、母亲和大哥,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妹妹虽然比我小两岁,却身体丰满健壮,像个发育良好的样子。但对世事却懂得太少,只知道跟着母亲干活,在山里,在地里,在西边的牧场。一边干活,一边唱些莫名其妙的歌。其实我也不比妹妹懂得更多,我只会骑马,放羊,在偌大的草地上眯一会,醒一会,看见雄鹰用翅膀遮蔽了我的天空,阳光把西倾山下的那座寺院镀得金碧辉煌,彩虹在草原尽头搭成通往香巴拉的拱门。

       在我走神的时候,父亲站起来说:“我出去转个郭拉。饭好了,就叫丫头来叫我。”

 

 

 

       我其实早就断断续续地听说了父亲当年的故事。

       我是家里的羊倌,自然天天和羊在一起。每天早上,当太阳照到村北的白塔顶上,我就赶着羊群出发了。村的南面是高山,山下种着麦子和洋芋,山腰长着蚕豆和豌豆,山顶则是青稞和油菜花的世界。夏天闲暇的日子,我还是喜欢在山顶漫游,用手抚摸着青稞长长的麦芒,置身于茫茫的油菜花地里,闻着那刺鼻的异样的香味,感觉自己就活在母亲说的那个香巴拉里。可这样的时光总是很少的,因为我必须把羊群赶到村北去,那是,才是羊的天堂。村北是草原,但并不是一望无际的摸样,总有些地方鼓出来,形成浑圆的丘陵,也形成浅浅的山坳,牛羊就在那丘陵和山坳里,像云朵,也像珍珠,确实有着诗人们形容的那个样子。

       我说的诗人们,都不写诗,他们只放羊,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羊倌。他们爱唱,唱拉伊,也唱格萨尔王。也许因为孤独寂寞的原因吧,他们除了唱,什么也不干,似乎只有唱歌才会让他们的心里舒坦些。他们唱拉伊的时候,声音野野的,歌词野野的,好像所爱的女人就在身边,只要一发声,女人就会陶醉,就会跑到歌唱者宽阔的怀抱里来。当然,牧羊的人里边,也有女人,但大多都是像妹妹那样大的少女。她们容易害羞,只要男人阔开嗓子,她们就远远地躲到一边去了,都竖着倾听的耳朵,就是不敢走回来。

       父亲的故事,就是那些牧羊人告诉我的。

       牧人们喜欢唱远古时代的格萨尔王,也喜欢唱那些经卷上和史书上记载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像吐谷浑古堡里残留的那些瓷器的碎片,在我的少年时代,闪着熠熠的光彩。牧羊人们只要坐上丘陵,只要幸福的羊群围绕在他们身边,只要我们小屁孩们闪烁着钦佩的眼神,他们就会用歌声来讲述传说中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罗刹女爱上猕猴啦,雪域青稞传奇啦,王子成佛啦,霍岭大战啦,文成公主进藏啦等等。到实在没故事再唱的时候,就会唱些与我们生活的村庄有关的往事,什么公社化啦,破四旧啦,文化革命啦,活佛还俗啦,阿克娶媳啦。他们的唱词中随时随的会蹦出一些我熟悉的人名,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但只要我在场,他们就把父亲的名字唱得含含糊糊的,让我听不明白:

开口唱歌的牧羊人

要唱年代久远的事

骑马巡视的人上人

要干那没良心的事

东边的能人来过了

做下了不能说的事

西边的能人来过了

带走了我们的欢喜

       我隐约觉得,这些牧羊人唱的那些故事,已经在草原上生了根,并且会像大树那样,长出郁郁葱葱的叶子。从他们的唱词中,我听出了来,父亲当年是很英武的,他喜欢穿着一身宽大的藏袍,系着鲜红的围腰,骑在高头大马上,顶着晨曦,披着夕阳,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草场回到另一个草场。我也听出来了,父亲当年也是残暴的,他喜欢背着双叉枪,带着一群人,从这户人家到那户人家,从这座寺院到那座寺院,绑人,搜家,驱赶阿克,揪出思想有问题的人。父亲当年的形象,既令我骄傲,又让我羞耻。在我少年的梦境里,父亲一会儿是征战四方勇不可挡的格萨尔,一会儿是面孔模糊粗暴残忍的恶魔。

       父亲的历史,母亲、大哥、我和妹妹,都无法改变。我那进山伐木时被溜道里下来的圆木撞死的二哥,更无法改变。父亲的过去,却在牧羊人的歌声里,在村庄和草原上传唱开来。

       我渐渐明白父亲要去当阿克的缘由了。

 

 

 

       大哥对父亲想当阿克的事想通的结果,就是同意父亲到西倾山下的那座寺院里去。

       为此,母亲很不高兴。有一天中午,父亲吃罢饭,出去找他那当了一辈子阿克的兄长。瞅准这个机会,母亲终于对大哥说:“在家里,说事定事的就是你父亲和你。原先还指望你能拦住你父亲,没想到还是你放他去了。”

       母亲边说边哭,眼睛肿成了半熟的野山桃。她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自己的胸口,好像心疼的感觉是可以触觉到的。她哭一会,说一会,又哭一会,有时在自言自语,有时又似乎针对着我们兄妹。我们不能离开,也不能一直低着头听母亲的抱怨,只好边坐边找活干,掏掏鼻孔,摸摸耳朵,或者往炉子里添些柴,往铜壶里填个水。

       但母亲的唠叨还是激怒了大哥。大哥说:“阿爸想当阿克,我们当儿女的还能怎么样?扯住他,拉住他,给他下跪磕头?这都不成。我是党员,党说阿爸有信教的权利,也说阿爸有不信教的权利。当年阿爸当队长时不信教,拆寺院,毁佛像,烧经书,把不该干的都干了。现在,他老人家信教了,他心里苦,难受,想赎罪,我们能阻拦吗?能阻拦住他吗?”

       母亲被大哥问傻了,圆睁着红肿的野山桃,张着嘴说不出话。

       大哥又说:“再说,阿妈,你仔细想想,阿爸想当阿克,与你就没一点关系吗?”

       母亲这才缓过气来,哑着嗓子对她当干部的儿子说:“与我有啥关系呢?你们都长着眼睛,就没看到吗,这几年,你阿爸他啥也不想干,啥也不愿干!”

       母亲说的没错。这几年,父亲确实啥都不想干,也不愿意干。本来我可以像大哥那样上个学念个书,毕业后当个干部,但父亲说,算了吧,大儿子应该进寺院的,可是当了干部,那小儿子就去放羊吧。本来妹妹也可以像邻村的那些姐妹,到城里去打工,但父亲说,女孩子家,就待在家里,干些农活,算是给父母打个帮手。村子里有人盖起了三层高楼,买了液晶电视,父亲说,算了吧,有了平常心,还是不要富贵欲和分别心的好。有着这样的想法的父亲,每天干的活儿,就是到村北的白塔脚下,转转郭拉,念念玛尼。就这样,村里人的生活,像藏金莲那样热烈地开了,越开越多,越开越艳,越开越红火。但我家的生活就像一弯平静的湖泊,即使有清风,也吹不起大的涟漪。

       大哥见母亲不哭了,就站起来说:“还是赶紧给阿爸准备准备吧,他到寺院里去,刚开始可能要受些苦。”

 

 

 

 

       父亲要当阿克的想法,从父亲勇敢地说出的那天起,就吞噬着母亲脆弱的心灵。她几乎很少睡过一个囫囵觉。但当大哥同意父亲去寺院,且摆出了不可辩说的理由后,母亲从无奈何悲伤里终于走了出来。

       她开始给父亲准备去寺院的物件。她翻墙倒柜地折腾了一个上午,终于从一个隐秘的角落里找出了一件绛红色的僧袍,刚刚搭在胳膊上,那僧袍就散发出一种潮湿的、腐朽的酸味。不过,袍子却是好好的,没有一处破绽,布料也是厚重、柔软、光滑的那种。母亲说,这是你们父亲的阿哥的,自从他进了寺院,就很少来看他的弟弟和弟媳。不过,有一天,他还是来了,胳膊上搭着一个麻布包。你们的父亲陪着他在我们家里吃了一顿饭,那是我见过的吃得最长的一顿饭,从太阳冒出山尖不久就开始了,一直吃到了下午。我是个女人,不好到他们跟前去。我知道,吃饭,就是个说法,他们其实是在谈事情。那一天,你们的父亲一直在笑,话也说得比平时多。快吃夜饭的时候,你们父亲的阿哥,也就是你们的伯伯,就走了,也许是走得匆忙,把那麻布包给留下来了。这件袍子,就在包里边。你们的伯伯再也不曾回来过,这袍子,也就一直留在这里。现在,它出现了,是不是佛祖的意思呢?

       母亲平时话是不多的,那天却很是反常,一直在我们跟前念念叨叨的。除了那间绛红色的袍子,她还找到了三盏铜灯,一块羊毛压成的圆形坐垫,一把装饰精美的玛尼铜,一挂象牙佛珠,甚至不知在哪搜出的人的腿骨做成的笛子。我怀疑这些东西都是堂屋墙壁上悬挂的那位我们的先人的,一百多年来,就安安静静地被神藏在家里,不愿被人发现。我这样想着,却不敢说出来。母亲也不说出这些东西来自哪里,但我们都明白它们要到哪里去。

       正准备着,父亲从外头回来了。说是没找到他的兄长。他看起来有些累,脸上有着明显的忧虑。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父亲说是要去寺院当阿克,心里却没有底,担心村里的人会说闲话,会阻拦他,寺院里的总管也会拒绝他。

       大哥说:“阿爸,你不必担心,我听说寺院的门,始终向那些想皈依佛祖的人敞开着。”

       父亲说:“谁说我担心了,我只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翌日清晨,父亲走了。大哥发动了摩托车,执意要送,父亲坚决地拒绝了。父亲认为,从村庄到寺院,也就十多里路,连这点路都要人送,那就说明皈依佛祖的心是不诚的。

       母亲也想送父亲,也叫父亲给拒绝了。父亲说:“你们女人,到寺院里做什么?”于是母亲就不送了,却把我和妹妹叫到一旁,叮咛我们远远地跟着,直到父亲进了寺院,再回来。

       父亲背着那个大帆布包,头也不回地出发了。这时候,他显得非常高兴,给人的感觉,似乎真的已经做到了他常说的什么“觉悟”,达到“内心的欢喜”了!

       我和妹妹悄悄地跟在后面。夏天早就到了,村庄北面的草原上,草已经高到人的膝盖了,百花也热热闹闹的,争着抢着开放,担心开得一迟就会被大部队甩掉似的。几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远远地来了,车后都坐着花枝招展的姑娘,在经过我和妹妹的身边时,还是打着响亮的口哨,在姑娘们哄笑声中,驰远了。我和妹妹伏下身,躲在草丛里,担心低头走路的父亲,会被姑娘们的哄笑所吸引,突然回过头来,发现我们。但父亲没回头,径自朝寺院的方向走。

       终于看到山坳处的寺院的金顶了,在晨光的照射下,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山,草,低矮的灌木,黄灿灿的苏鲁梅朵,都处在暖洋洋的光里,集体做梦一般。但梦还是渐渐地被草丛里的蚂蚱给吵醒了。先是一两个,爬上灌木枝头,小心地摩擦着翅膀,胆怯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探了半天,终于大着胆,试奏了几曲。几曲过去,更多的蚂蚱加入了合唱,一个交响乐团就在中午到来之前,在草原上铺天盖地开始了它们的演奏。

       就在这宏大的演奏声里,我的父亲,顶着骄阳,走近了寺院朱红色的大门。他一直没有回头。我们明白,那里,才是父亲的归宿。

       但那座寺院的大门,真的会给他敞开吗?

 

 

       饭,其实就是煮上一锅洋芋,摆上几碟野菜,拾上一碗白面馒头,一盘贴锅巴。

       妹妹在粗糙结实的藏式炕桌上,摆满了夜饭。洋芋都被煮破了皮,冒着缕缕热气。野菜,不是苦苦菜,就是麦麦菜,也有野葱,都绿绿地窝在碟子里。白面馒头陪在一旁,像圆圆的白净的月亮,煞是好看,让人舍不得吃。只贴锅巴不大好看,都是青稞面做的,被切成了几块,叠摞在盘子里。

       父亲早就盘腿坐在炕桌旁,背对着木制的糊着彩纸的窗户。土炕旁,蹲着一尊生铁炉子,早就生着了火,这时也散发着灼人的热量。一个大肚子的铜壶坐在炉盘上,壶嘴里喷着热气。

       母亲提起铜壶,在一个手柄粗大的铁杯子里倒满了奶茶,推给父亲。然后也脱鞋上了炕,坐在父亲的左侧。我脱了靴子,坐在父亲的右侧。妹妹挨着我,坐到炕沿上。

       父亲问我:“你大哥啥时候回来?”

       我说:“没啥消息。”

       母亲听了,对父亲说:“他不来了。没有肉吃,没有酒喝,他回来干啥?”

       母亲的声音里带着怒气。其实在一个月之前,父亲就准备到寺院去当阿克了。当时,也是在吃饭的时刻,当着全家人的面,父亲面带微笑,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刚开始,大家都不表态,都沉默在阔大的房间里,时间也似乎停住了一样。后来,母亲说,你们的阿爸在跟你们玩笑,别当真。但父亲很严肃地告诉母亲,他想到的,就会说出来,说出来的,就会做到。母亲听了,哭了起来。我那刚从三十里外的乡上赶回来的大哥对父亲说,阿爸,你伤了母亲的心了。父亲说,不是我想伤她的心,是我不想再伤我自己了。母亲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大哥一把推开眼前的饭碗,一摔门,就走了,回了他的乡政府。我和妹妹低着头,听母亲在炕头低一声高一声地啼哭,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想说话。

       自那之后,我们的炕桌上就不见肉了,也见不到醇香的青稞酒了。父亲说,既然我已经下决心要进寺院了,就不能再吃肉喝酒了。他不再杀生,连院子里蹦跳的蚂蚱也要绕着走。见到蝴蝶、蜜蜂和蜻蜓,就会露出深情的微笑,仿佛面对的是他的另外的儿女。有时他会长久地望着天空,只要有老鹰飞过,就会带走他的灵魂,好一阵子还回不到他的身上。只到那有着大红冠子的红羽公鸡带着一群妻妾回到院子里,父亲才会回过神来,叹息一声,重新坐到暖烘烘的土炕上。

       父亲拿起一颗洋芋,仔细地剥了皮,那洋芋就露出了浑圆洁净的肉身,安静地窝在粗瓷大腕里。母亲也把剥了皮的洋芋,放进父亲的碗里。她取来一把小铁勺,把父亲碗里的洋芋捣碎,又捣成了泥团,撒上盐巴和清油,加了些野菜覆在上面,搁在父亲面前。那碗洋芋,散发着淡淡的沁人的香气。我和妹妹也照猫画虎般各自做了一碗,也散发着淡淡的沁人的香气,让人舍不得吃。

       父亲看着母亲说:“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还是要到寺院去。这辈子,我做的恶,太多了!”

       母亲的眼睛红了,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过了半晌,她说:“你别说了,那不怪你。我说你不去当阿克,行吗?”

 

 

 

 

       父亲要当阿克的想法,从父亲勇敢地说出的那天起,就吞噬着母亲脆弱的心灵。她几乎很少睡过一个囫囵觉。但当大哥同意父亲去寺院,且摆出了不可辩说的理由后,母亲从无奈何悲伤里终于走了出来。

       她开始给父亲准备去寺院的物件。她翻墙倒柜地折腾了一个上午,终于从一个隐秘的角落里找出了一件绛红色的僧袍,刚刚搭在胳膊上,那僧袍就散发出一种潮湿的、腐朽的酸味。不过,袍子却是好好的,没有一处破绽,布料也是厚重、柔软、光滑的那种。母亲说,这是你们父亲的阿哥的,自从他进了寺院,就很少来看他的弟弟和弟媳。不过,有一天,他还是来了,胳膊上搭着一个麻布包。你们的父亲陪着他在我们家里吃了一顿饭,那是我见过的吃得最长的一顿饭,从太阳冒出山尖不久就开始了,一直吃到了下午。我是个女人,不好到他们跟前去。我知道,吃饭,就是个说法,他们其实是在谈事情。那一天,你们的父亲一直在笑,话也说得比平时多。快吃夜饭的时候,你们父亲的阿哥,也就是你们的伯伯,就走了,也许是走得匆忙,把那麻布包给留下来了。这件袍子,就在包里边。你们的伯伯再也不曾回来过,这袍子,也就一直留在这里。现在,它出现了,是不是佛祖的意思呢?

       母亲平时话是不多的,那天却很是反常,一直在我们跟前念念叨叨的。除了那间绛红色的袍子,她还找到了三盏铜灯,一块羊毛压成的圆形坐垫,一把装饰精美的玛尼铜,一挂象牙佛珠,甚至不知在哪搜出的人的腿骨做成的笛子。我怀疑这些东西都是堂屋墙壁上悬挂的那位我们的先人的,一百多年来,就安安静静地被神藏在家里,不愿被人发现。我这样想着,却不敢说出来。母亲也不说出这些东西来自哪里,但我们都明白它们要到哪里去。

       正准备着,父亲从外头回来了。说是没找到他的兄长。他看起来有些累,脸上有着明显的忧虑。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父亲说是要去寺院当阿克,心里却没有底,担心村里的人会说闲话,会阻拦他,寺院里的总管也会拒绝他。

       大哥说:“阿爸,你不必担心,我听说寺院的门,始终向那些想皈依佛祖的人敞开着。”

       父亲说:“谁说我担心了,我只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翌日清晨,父亲走了。大哥发动了摩托车,执意要送,父亲坚决地拒绝了。父亲认为,从村庄到寺院,也就十多里路,连这点路都要人送,那就说明皈依佛祖的心是不诚的。

       母亲也想送父亲,也叫父亲给拒绝了。父亲说:“你们女人,到寺院里做什么?”于是母亲就不送了,却把我和妹妹叫到一旁,叮咛我们远远地跟着,直到父亲进了寺院,再回来。

       父亲背着那个大帆布包,头也不回地出发了。这时候,他显得非常高兴,给人的感觉,似乎真的已经做到了他常说的什么“觉悟”,达到“内心的欢喜”了!

       我和妹妹悄悄地跟在后面。夏天早就到了,村庄北面的草原上,草已经高到人的膝盖了,百花也热热闹闹的,争着抢着开放,担心开得一迟就会被大部队甩掉似的。几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远远地来了,车后都坐着花枝招展的姑娘,在经过我和妹妹的身边时,还是打着响亮的口哨,在姑娘们哄笑声中,驰远了。我和妹妹伏下身,躲在草丛里,担心低头走路的父亲,会被姑娘们的哄笑所吸引,突然回过头来,发现我们。但父亲没回头,径自朝寺院的方向走。

       终于看到山坳处的寺院的金顶了,在晨光的照射下,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山,草,低矮的灌木,黄灿灿的苏鲁梅朵,都处在暖洋洋的光里,集体做梦一般。但梦还是渐渐地被草丛里的蚂蚱给吵醒了。先是一两个,爬上灌木枝头,小心地摩擦着翅膀,胆怯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探了半天,终于大着胆,试奏了几曲。几曲过去,更多的蚂蚱加入了合唱,一个交响乐团就在中午到来之前,在草原上铺天盖地开始了它们的演奏。

       就在这宏大的演奏声里,我的父亲,顶着骄阳,走近了寺院朱红色的大门。他一直没有回头。我们明白,那里,才是父亲的归宿。

       但那座寺院的大门,真的会给他敞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