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李少魁先生的新作《仓央嘉措去哪儿啦》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无疑是清代西藏的历史众多的名人中留下谜团最多的一位。若大概综合，这些谜团又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仓央嘉措的情歌之谜。暂且不说对仓央嘉措情歌篇数的多少、具体词语的解读等问题，仅仅在这些情歌是否是仓央嘉措所做，就有肯定和否定两说。持肯定说者，又有仓央嘉措幼时在措那生活在民间，受民间风情的影响，因而在拉萨坐床后不同于其他的达赖喇嘛，仍然是追求无拘无束的感情奔放的青年才子的一种解释。到桑结嘉措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传》为大众所熟知后，因仓央嘉措幼年的生活其实是在第巴桑结嘉措和格鲁派高僧们的严密掌控之下，受民间风情的影响的说法并不成立，因此又有仓央嘉措情歌其实是佛法修行的体验的“道歌”的说法，并且有了相关的论文和著作问世。持否定说者，认为仓央嘉措情歌是将一些拉萨市井流传的歌谣加在仓央嘉措的名下，其中又有直接纳入和稍加改造的两种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仓央嘉措情歌在拉萨流传的时间，据说仓央嘉措情歌的木刻版最早是1747年由藏代本詹东巴出资刊印的，但是这个版本现在没有人找到。而1747年是西藏郡王頗罗鼐去世和他的第二个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的年份。頗罗鼐早期是拉藏汗提拔的部下，在1727年到1728年的前后藏贵族的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并在清廷的支持下掌控西藏地方政权，他此前就与和前藏三噶伦关系密切的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关系非常紧张，在掌权后和七世达赖喇嘛也长期不和，而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对七世达赖喇嘛也很不恭敬。为什么在这一年頗罗鼐的重要部下詹东巴要刊印这部仓央嘉措的情歌，或许有不为人知的理由，是否以此来影射被认定是仓央嘉措的转世的七世达赖喇嘛我们无从得知。不过，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后不到四年就在1751年被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诛杀，其同党又杀害傅清和拉布敦，在拉萨酿成大乱。乾隆皇帝决定在西藏废除郡王制，由七世达赖喇嘛领导噶厦掌管西藏政务。不过七世达赖喇嘛掌政也仅有七年，在1757年圆寂。在这西藏政局剧烈动荡的时期刊印的仓央嘉措情歌，即使果真存在，也是生不逢时，难以传播。在这一时期到拉萨学法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二世嘉木样•久美旺波都是诗作颇丰的学者和著作家，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这部仓央嘉措情歌。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西藏大量的高僧传记和文人作品中也未见提及。可见即使有这部1747年的木刻版，但是在拉萨也流传不广。不过诡异的是，据说这个木刻版传到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和甘青的少数寺院，在阿拉善还有了复刻本或者抄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上个世纪初在甘青地区时得到阿拉善方面献给他的一册，带回拉萨后在拉萨刻印流布，近年出版的仓央嘉措情歌的藏文版依据的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在拉萨刻印的。
另一方面是仓央嘉措的身世之谜，他是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在第巴桑结嘉措隐匿达赖喇嘛之丧达十三年之久的情况下由桑结嘉措一手掌控下认定的达赖喇嘛。因此一般认为他是一个在桑结嘉措的荫蔽下无所作为的达赖喇嘛，最后成了桑结嘉措和拉藏汗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由此又引出他是享年二十四还是六十四？也即是他是在解送北京的途中在青海湖边去世，还是只身走脱，经过一段流浪最后到内蒙古阿拉善，收徒传法，这样又延续生活了四十年的难解之谜。造成这个谜团的原因，是拉藏汗在报经康熙帝批准后废黜仓央嘉措，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是直接接续五世达赖喇嘛的，排除了仓央嘉措这位达赖喇嘛，这是拉藏汗、康熙帝和五世班禅都承认的。但是青海蒙古首领不承认益西嘉措，另行寻访到格桑嘉措作为仓央嘉措的转世，这是承认仓央嘉措是接续五世达赖喇嘛的，只是已经在青海湖边去世。这也即是说，仓央嘉措是不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在当时就存在了争论。康熙帝采取了承认益西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但是又将被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转世的格桑嘉措暂时安置在青海塔尔寺，以待西藏政局的演变再做判断。在准噶尔军袭扰西藏，拉藏汗被杀、益西嘉措被废后，康熙帝在派兵进藏驱除准噶尔军的同时，承认了格桑嘉措的达赖喇嘛的身份，但是封他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也就是认为格桑嘉措是二十多年前去世的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从而排除了仓央嘉措的达赖喇嘛的身份。这样一个五世达赖喇嘛和格桑嘉措之间是否有仓央嘉措这位达赖喇嘛，朝野之间、僧俗之间、甚至格鲁派内部一直存在悬疑。直到1751年格桑嘉措圆寂，章嘉若必多吉以国师的身份到拉萨停留了一年多，主持认定格桑嘉措的转世和兴建格桑嘉措的灵塔，他还撰写了《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传》，尽管他在传记中写明了格桑嘉措是仓央嘉措的转世，但是他还是受到格桑嘉措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影响，在布达拉宫为格桑嘉措兴建灵塔殿和灵塔时，并没有考虑过给仓央嘉措的灵塔在布达拉宫留下位置。直到1780年六世班禅到热河朝觐，乾隆皇帝给达赖喇嘛赐给玉印时，才以封坚白嘉措为八世达赖喇嘛的形式，承认了仓央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这种仓央嘉措的身份不定的情况，在民间会引起多种猜测和演绎。这些猜测和演绎中，后来影响最大的当数在阿拉善出现的《仓央嘉措秘传》。据说在1757年在阿拉善刻印了藏文版《仓央嘉措秘传》，并且在阿拉善和安多的一些寺院中流传，不过在社会上一直没有得到公开的认同和宣传，1787年成书的二世嘉木样活佛的《六世班禅传》和其他一些史籍中，提到过《仓央嘉措秘传》中所说的仓央嘉措的转世阿拉善的达巴呼图克图，但是都没有把达巴呼图克图和仓央嘉措联系起来。《仓央嘉措秘传》在近代流传到西藏，并在拉萨刊印和流布，也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期，并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有密切的关系。
在汉文学界使仓央嘉措重新为世人关注，得力于几位重要的学者。于道泉老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学习藏文的过程中从雍和宫的喇嘛处接触到《仓央嘉措情歌（66首本）》，并将其翻译为英文和汉文，1930年由史语所刊印，其后经刘希武、曾缄、王沂暖等先生加工推广，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五十年代中贾敬颜老师在内蒙古做社会历史调查时，在阿拉善得到《仓央嘉措秘传》藏文本，到七十年代末庄晶老师结合重译《仓央嘉措情歌》，将《仓央嘉措秘传》翻译成汉文出版。秘传的出版，带来关于仓央嘉措生平更多的谜团，也引起仓央嘉措二十四岁去世和六十四岁去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的长期的争议。随着八十年代汉地的文学界、史学界和演艺界对仓央嘉措的情歌和身世的关注愈来愈浓厚，有关仓央嘉措的谜团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更多的人多方努力，试图解开这些谜团。这些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使得仓央嘉措的真实形象在一些方面为人们所了解。例如，随着桑结嘉措的《六世达赖喇嘛传》的出版，人们纠正了仓央嘉措幼年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的推测，随着《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的出版，人们认识到在桑结嘉措、仓央嘉措、拉藏汗的权力之争的过程中，桑结嘉措和拉藏汗有一个从盟友到敌手的演变过程，而仓央嘉措作为已经年过二十的达赖喇嘛，也并不是一个毫无作为青年，他的达赖喇嘛的身份和地位，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各方面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桑结嘉措和拉藏汗的斗争中也夹杂了仓央嘉措的因素，他们三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些史实的披露，对于了解仓央嘉措在青海是去世还是隐遁，也会起到帮助人们了解的作用。
在这些对仓央嘉措之谜不倦探讨的人士中，李少魁先生是一位持之以恒的特别的热心人士。他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从早期在青海湖边下乡从民间听到有关的传说开始，到后来到广东顺德从事企业管理，到结识内蒙古大学的贾拉森教授，到参与阿拉善南寺的修复，他很早就接触到在阿拉善的有关仓央嘉措的各种史料和传说故事。可以说他一直是笃信《仓央嘉措秘传》的真实性的。不过，从事企业管理和研究的经历，长期的凡事都要求证据，都要经得起逻辑推理的工作经历和思维方式，使得他也不因这一笃信而拒绝反向的质疑，而是力求从历史的各个方面的探寻来求得真相。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探寻那一段西藏历史的各个方面，不厌其烦地寻找各自历史资料，分析与仓央嘉措有关的各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不仅从文献资料去探寻，还几上高原，到西藏、青海、甘肃、阿拉善的据信是仓央嘉措到过河生活过的地方去做实地的田野考察，寻找三百年的蛛丝马迹。并以他从事经济管理的学者的独特的视角，往往能得出自己的独特的见解。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最近提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在途径青海甘肃的过程中接触到仓央嘉措最初隐遁时在青海乐都阿土司的辖区生活过的故事，并得到在阿拉善流布的《仓央嘉措秘传》，在回到拉萨后将其刊布，因此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将仓央嘉措再次推上历史舞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事迹，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就有一些记载，贾拉森教授曾经指出：“据说第五世迭斯尔德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喇嘛坦（1871—1944）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某一时候将此刊本的一部六世达赖喇嘛传赠送给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看了以后赞不绝口，下令在拉萨刻版刊印。这个拉萨木刻版对原南寺版的某些错别字进行了修正，它是该传记广为流传和译成其他文种及后来出铅印本的基础，而阿拉善南寺木刻版是它的最早的底本无疑。因此这个著作被西藏人所知，本人认为不会早于20世纪前半叶。在这之前它是否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入西藏，本人不得而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后来把拉萨新版的《六世达赖喇嘛传》通过回阿拉善的普勒忠道仁巴（phul vbyung rdo rams pa“杰出的朵仁巴格西”）回赠给南寺一部，把它一直保存到‘文革’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北京和在拉萨分别出版的《仓央嘉措秘传》中可知这个拉萨新版本的面貌。”再结合于道泉老师在雍和宫接触仓央嘉措情歌的时间，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8年在间隔近二十年后又重新从拉萨向北京派遣雍和宫和五台山的堪布的时期，于道泉先生在雍和宫接触到仓央嘉措情歌正是在此后不久，而贾敬颜先生五十年代在阿拉善得到的《仓央嘉措秘传》也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拉萨刊刻的印本，可见李少魁先生的这一说法，对于破解仓央嘉措之谜，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破解仓央嘉措之谜的工作，到现在并没有全部完成，仍有许多谜团需要学者们去探讨，还有一些资料等待人们去发掘利用，而一项新资料的发现，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谜团。因此，对仓央嘉措的历史甚至包括对仓央嘉措的情歌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学术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掌握资料和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证、交流不同的观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仅就掌握资料来说，藏文、汉文、满文、蒙古文也都具有各自的重要性，综合利用这些资料与精准藏文某一文种的资料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对于这种复杂的历史问题，允许有不同的探索路径和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也是同等重要的。营造良好的学术探讨氛围才能不断地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接近三百年前的历史真相。
李少魁先生将他这二十多年的探讨所得的成果和心得集结成册，以这一本《仓央嘉措去哪儿啦》奉献给众多的仓央嘉措之谜的热心探索者们，我相信这对有关的研究会起到推进的作用，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李少魁先生要求我为此做一序言，因为与先生交往多年，常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盛情难却，因此写下以上这些并不成熟的文字，权充书前的序言。
2017年10月4日
（序文作者简介：陈庆英，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