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喜饶嘉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喜饶嘉措及同时代的汉藏有识之士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发挥了积极作用。喜饶嘉措也是近代汉藏文化交流先驱之一，他是民国时期在内地国立高校介绍宗喀巴三士道思想的第一位藏族僧侣；他与太虚大师的交往，以及受到汉藏教理院等内地新式佛教教育的启发，设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创建藏传佛教最早的现代僧伽教育的贡献不容忽视。

关键词：近代汉藏文化交流；喜饶嘉措；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

喜饶嘉措大师（1884-1968）是近现代藏传佛教的一位杰出僧人，也是20世纪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生平跨越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曾被封为“辅教宣济禅师”，出任过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虽然喜饶嘉措佛学造诣非凡，但并不保守自封，他以宗教人士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推动汉藏文化交流，可以说是近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

一、喜饶嘉措生平

喜饶嘉措出生于今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的贺庄，自幼在古雷寺出家，曾先后在甘肃拉卜楞寺、拉萨哲蚌寺学习。喜饶嘉措秉性聪慧、博闻强记、勤奋精进，以成绩优异著称，最终于1916年在拉萨传召大法会的辩经场上力挫群雄，独占鳌头，获得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学经僧人的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以32岁的年纪就达到藏传佛教格鲁派显宗的最高成就，一时名声大震，受到藏族信众的推崇，并得到当时的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欣赏与赞许。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指派, 从1918年到1931年的十几年时间内，喜饶嘉措全力以赴投入到主持《大藏经·甘珠尔》的校勘编订和刊刻工作中，成绩斐然，声望日隆，前来求学解惑、追随他学习的弟子众多，遍布拉萨僧俗两界。

全国解放初期，习仲勋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喜饶嘉措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习仲勋和喜饶嘉措在工作、职务上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喜饶嘉措在实际工作中当遇到困难，总先想到找习仲勋商量、请教。习仲勋也会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并帮助解决问题。二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友情。”[1]

1980年12月19日，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汪峰、阿沛·阿旺晋美、扎喜旺徐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爱国老人喜饶嘉措》的纪念文章，指出“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誉他是藏族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并给予喜饶嘉措高度评价 ：“他是应该受到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2]

喜饶嘉措一生都对国家抱有高度的认同感，一贯秉持爱国统一的思想，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解放后，都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学识和影响力，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纵观喜饶嘉措的一生，他的爱国思想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从爱家乡、爱宗教、爱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国最后发展到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受各族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3]

二、喜饶嘉措内地之行与汉藏佛学文化交流

1935年以黎丹为首的青海省西藏巡礼团到达拉萨。黎丹长期在青海任职，熟悉甘青藏边情，同时也是一位精通汉藏文的学者，由他牵头创办的青海藏文研究社是一个以“学习西藏文字、沟通藏汉文化”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曾培养出精通藏汉文的汉、藏、蒙学者多人。1934年“黎丹辞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之职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组织西藏巡礼团，准备前去西藏。西藏巡礼团以朝圣习经、研究藏族文化，促进藏汉文化交流，加强藏汉和好传统为目的，既是学术团体，也是受国民政府指派、以黎丹私人名义前赴西藏，疏导汉藏关系的机构。”[4](P552)巡礼团一行十人到达拉萨后，黎丹与巡礼团的主要成员杨质夫、欧阳鸷（欧阳无畏）等人留居哲蚌寺学习，黎丹与杨质夫跟随喜饶嘉措学习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同时还将由青海藏文研究社集体编纂的《藏汉大辞典》的石印本呈献给喜饶嘉措，请其帮助审订修改。喜饶嘉措对于青海藏文研究社沟通汉藏民族文化、增进民族相互了解和团结的工作和成绩非常赞赏，欣然同意审订修改《藏汉大辞典》。在双方的多次来往中，黎丹对喜饶嘉措的学识和人品都极为钦佩，极力向国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举荐喜饶嘉措前往内地讲学。

1936年底经黎丹和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表蒋致余的推荐，由当时的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发函，正式聘请喜饶嘉措为国立中央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汉藏文化讲师① 。这是第一次由国民政府官方出面聘请西藏宗教人士于内地国立大学进行专门的有关西藏文化的讲授工作。喜饶嘉措在黎丹、杨质夫以及格西格桑嘉措等人的陪同下途经印度经海路于1936年底抵达南京，受到蒋介石、戴季陶、吴忠信等政要接见。喜饶嘉措深厚的佛学背景和学术造诣引发民众对西藏的兴趣，他在上海和南京的一系列讲座，使内地民众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西藏的了解，引起强烈的社会效应。

喜饶嘉措对于此次内地之行也非常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与主要思想出发，面向听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其中在国立中央大学讲演内容如下：“4月10日，首讲《西藏佛学简史》；4月17日，再讲《西藏各派佛学思想》，对佛学渊源及其思想流派，加以精详说明与解释；4月24日，主讲佛学中萨迦、噶丹、噶举（原文写作萨嘉迦丹迦居）等派之起源变迁与现状，并对思想流别加以分析解释；5月1日，根据前次内容继续讲解佛学中萨迦、噶丹、噶举等派之起源变迁与现状；5月21日，以《西藏各派佛学思想与格鲁派之起源思想现状及结论》为最后一次讲座主题。讲座时，‘喜氏对于佛学有深切之研究，剖析纤微，且精神矍铄，态度自然；讲至兴致时，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不通藏语者，观其神情，亦莫不动容，而对于佛法起虔诚之信仰。’喜饶嘉措深入浅出讲述对佛法的理解、研究 ,‘听众极为踊跃’‘备受听众欢迎’。他所到高校的师生对喜饶嘉措儒雅风度、生动讲解印象深刻，对讲座内容颇有认识。”《康藏前锋》报道了讲座实况和效果：“杨质夫翻译无碍，北大清华相继敦请，中大师生依依不舍，觐林（森）主席有所报告。时任中央大学教务长的陈剑修也说‘喜氏学术精邃，海内景仰。此次俯就北校讲座，本校师生无不欢欣赞叹。’喜饶嘉措赴内地讲学，可以说是 ‘新形势下汉藏文化交流的新开拓’。”[5]

喜饶嘉措此次内地之行，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第一次介绍宗喀巴大师的学术论著，引起当时藏学界的极大关注”[6](P578)，此处所说的宗喀巴大师的学术论著主要是指《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书。该书一直颇受汉藏佛教界的重视，该书的翻译和传介是近现代汉藏佛学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有多个汉译本。汉传佛教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此书，大勇法师曾略译，第一个汉文全译本由法尊法师于1934年完成，并在1935年由汉藏教理院刊印油印本发行，但作为藏传佛教僧侣在内地国立大学做相关讲座和学术交流则是肇端于喜饶嘉措此次的内地之行，可以说在汉藏佛教思想互动与交流过程中绘制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喜饶嘉措同一时期还与一些内地宗教团体发生了联系，借助多个场合对宗喀巴的思想进行过介绍，根据在上海觉园佛教净业社②宣讲的内容来看，应与之前讲座内容大抵相似，也是对宗喀巴“三士道思想”进行了系统介绍，《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略括为《道之三要释义》③进行了报道，这也是在档案资料中目前可见的藏传佛教僧侣在内地宣讲“宗喀巴三士道思想”最早的报道资料之一。从这些资料来看，虽然汉传佛教界对《菩提道次第广论》非常关注，但从汉地普通信众的层面似乎还未被广知④。喜饶嘉措此行对宗喀巴三士道思想的多次宣讲和交流，再加上法尊法师等人的翻译和推介，推动了汉藏佛教界在这一领域的互动。

除在大学的学术性讲座以外，喜饶嘉措与内地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喜饶嘉措与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史家、散曲作家卢前之间的交往，卢前是词曲大师吴梅的高足，在当时的文坛及学术界都有较高的知名度，两人之间互有诗词赠答，喜饶嘉措通过杨质夫的翻译向卢前讲说《诗鉴》及藏文诗歌文学的特点，并向他介绍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生平和道歌，卢前因此有感而作散曲《仓洋嘉措雪夜行》，是内地学界对仓央嘉措较早进行关注和介绍的一个范例[7]。

不同于以往在内地的藏传佛教高僧主要局限于传法和灌顶活动，可以说正是由喜饶嘉措开始，推动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近代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且喜饶嘉措本人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认识，这在范长江⑤对他和黎丹的采访中明确地流露了出来：“然而他以为皇帝时代之欢迎西藏宗教领袖，只能深藏宫中，仅可与皇帝及少数人见面，他此次系被政府聘来在清华等五所大学担任西藏文化讲座，可以和许多有学问的青年讨论西藏文化，此事将产生广泛的影响，故他本人深觉此来有重大价值。”[8]

在这之前的1935年5月至1936年6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上海出发，途经四川，对甘肃、青海、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实地考察采访，写出大量通讯报道，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并且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后来被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就在范长江采访喜饶嘉措和黎丹的前一个月，即1937年2月9日，范长江刚从延安采访归来，他也是当时国内第一个正式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新闻人。毫无疑问，范长江对当时国内外局势和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这也使得他敏锐地意识到喜饶嘉措一行抵达内地开展文化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重要意义，“西藏的土地，是中国领土中广大的一片，西藏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成员。”“他（喜饶嘉措）不但擅长宗教学，而且文学著作甚多，赞词之类，传遍西藏，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大势也知道一个概念，梵文也很好。所以他在西藏，在学术界和宗教学上都居泰斗的地位，他不想做官，有人几次聘他做‘堪布’即学院院长，他也不就。他在西藏是超越政治，而在学术上思想上指挥西藏民族的人。”[8]喜饶嘉措此行途经印度时，麦克唐纳和荣赫鹏得悉消息，提出以提供留印或赴英美进行长期讲学的丰厚邀请进行阻挠，他们两人都是1903-1904年策划和武力侵略西藏的主要核心人物。喜饶嘉措坚决予以拒绝，仍按原定计划赶赴内地。喜饶嘉措对英国侵略者的抵制和不合作与他热爱民族、倾心内地、报效祖国的拳拳爱国之心是一以贯之的。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喜饶嘉措由于社会影响力巨大，受到亲英派的排挤，但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爱国护教之心，这在他与黎丹的交往对谈中有再三表露过。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喜饶嘉措立刻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国难当头之际, 喜饶嘉措发表《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白法螺之音》, 并不辞辛苦深入甘青蒙藏地区进行宣传, 号召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护教护民, 影响很大, 于 1940 年由当时国民政府册封他为‘辅教宣济禅师’, 授大小银印两枚, 出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9]1938-1947年，喜饶嘉措作为西藏地方代表和经济文化团体代表当选为参政员，参加了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大会，并提交多份议案，涉及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随着战争的发展，1942年1月1日，英美苏中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告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建立；1941年2月至4月，日本侵略军为了扼制中国的海上运输，纠集10个师团的兵力从东起宁波南至雷州半岛，进行侵略封锁，导致沿海一线的海路中断；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滇缅铁路瘫痪，大量美援战略物资受阻，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一条中印公路，以解战时之需；在此形势下西藏的战略意义大幅提升，也是在此关键时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英国的蛊惑煽动下突然渲染出所谓“外交局事件”[10]，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化之际，国民政府做出多个安排，其中一项措施就是1943年委派喜饶嘉措入藏，希望借助他的声望和地位发挥影响,开展爱国活动。喜饶嘉措欣然领命，虽然最终在黑河受阻被迫内返，但爱国护民、维护祖国统一的一贯思想是推动喜饶嘉措临危受命进藏的动力与原因。纵观喜饶嘉措的一生，无论是其在民国时期的前后奔走还是解放后积极投身新社会建设，有一个始终没有变化的中心是他始终热爱祖国，倾心中央，报效民族、服务大众的拳拳赤子之心，这建立在他自小接受的“慈悲利他”思想的影响的基础之上，他做事的考量往往是是否能够利国利民、济度众生。

三、喜饶嘉措与藏传新式佛教教育

1938年喜饶嘉措第一次抵达重庆，与太虚大师在重庆汉藏教理院相见，是近代汉藏交流史上重要事件之一。汉藏教理院全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当时由太虚主持。“1938年9月，喜饶嘉措冲破艰难险阻，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从汉口奔赴重庆。19日，大师第一次抵达重庆，驻锡重庆市长安佛学社。”[11]同月“大师前往重庆缙云山，太虚大师留其小住。大师在参观设在缙云寺里的汉藏教理院时，受到该院太虚法师及僧众的热烈欢迎。”[12]太虚为近代中国佛教界泰斗式人物，视野开阔，思想深邃，他长期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变化，对佛教大小乘不同学说思想与修行方法有自己的判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人生佛教”体系，以期重振清末以来中国佛教的颓势，重新阐发大乘佛教的真意。太虚佛教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是现代僧伽教育的建构，从武昌佛学院到汉藏教理院无不如是。太虚很早就有想法将蒙、藏、梵等语文课程纳入新式佛教教育 [11]。为此他一直积极推动沟通汉藏佛教交流，太虚对藏传佛教有着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宗喀巴在教理行果方面以三士道思想摄五乘，其教授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律仪方面以七众律仪戒为根本；密宗修持方面强调先显后密，与其本人所提倡的“主张学密宗者，思想必以教理为轨，行为必以律仪为范，然后密宗之方便功用，方不失为佛教之方便功用”[12]的理念高度契合，所以此番对以格鲁派学问僧代表的格西喜饶嘉措的到来非常重视，两位近代汉藏佛教举足轻重的佛学大师初次会见的致辞和讲词后来合并为《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收录于《海潮音》。在汉藏教理院逗留期间，喜饶嘉措还为全体师生开讲了西藏各宗宗义，“北碚讯：西藏喜饶嘉错老格西，久闻汉藏教理院太虚老法师及法尊法师等，日前乃偕随员格桑格西，翻译杨质夫君，造访于北碚缙云山上，接谈甚欢，连日该院并请喜饶格西讲演西藏各宗宗义云。”⑦喜饶嘉措为此还赋诗两首《汉藏教理院赞》和《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赞》以表愉悦的心情，太虚大师后来也作《过喜饶嘉措长安寺》为回赠。

喜饶嘉措走访缙云山之时，正是汉藏教理院渐入佳境，步入鼎盛之时，当时汉藏教理院“设普通科与专修科各一班，普通科多重汉文，专修科多重藏文……关于现状，该院的经济来源现在稍有改变，自民国二十六年起，每年由教育厅拨给五千元，原有庙产每年可收入一千多元。他们的行政非常有系统，而且是现代化的管理……至于尤其是训育方面，特别采用最新式的导师制同清规制”[13](P785-786) 。在教学方面，“分预班、正班、专修班教授。专修班课程：藏文入中论、楞伽经、西藏文化史、国文、作文、体育、中国文化史、党义、菩提道次第。正班课程：党义、医学、农业、国文、国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乐、算术、中国文化史、辨中边论、楞伽经、体育、作文、藏文。预班课程：印度哲学史、文法、心地观经、国文、党义、体育、作文、藏文。”[14]汉藏教理院还设立了其他副业，比较重要的有编译处和刻经处，刻经处开始是为了满足本院需求：“各印刷所无藏文字模，无法付印，因招聘写刻技工来院刊木板……长期刻印本院业书及所需之课本。数年来在刻出书籍已千余种，随刊随印，因设流通股，所印均为独家经营之书，故销行亦畅旺。如青海、西康、丽江民众学校及边疆政治学校等”，此外还设立有小学、中学、工人夜校等。[15](P28-33)汉藏教理院不同之处还在于除了课业学习外，“院内设有网球、篮球场、游泳池，课余便见光头芒鞋之青年僧人活动于运动场内”[14]。综合以上，一个现代的僧伽教育机构初具模型。

喜饶嘉措虽然身为僧侣，但社交面广泛，早就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藏传佛教本身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很快喜饶嘉措就开始了藏传佛教现代寺院教育的想法的酝酿，也就是在这一年，“民国二十七年喜饶于国民参政大会中提议创办藏民学校……”[16](P188)，但直到三年后喜饶嘉措的想法才得以实现，1941年8月，喜饶嘉措的申请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正式批准，在青海循化古雷寺创建起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该校原拟名为“藏民学校”，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复最终确定为“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17](P135)。此前，在1940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蒙藏委员会会同公布开始施行“改进边疆寺庙教育暂行办法”[18](P95) ，该法则主要对象为边疆各地的喇嘛庙或清真寺，以推进国民教育。在各种有利条件推动的情况下，喜饶嘉措关于建立新式佛教教育机构的设想最终得以落地。“该讲习所由中华民国参政员喜饶嘉措于民国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建议，当年九月十日被教育部批准。民国三十年二月，即1941年2月开班，当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一万五千元创办经费……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简则》中可以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讲习所的基本情况，该历史档案中记载‘以招选喇嘛，补习国文，讲授佛教教义，训练生产技能，加强抗战建国意识为宗旨’，从中得知，大师创办讲习所的办学宗旨为培养藏汉兼通、佛学造诣高、掌握生产技能、具有爱国意识的宗教界人士。”⑧在课程设置方面，“该讲习所规划学生分正科、副科、旁听生三类。正科课程包括有国语、藏文、文法、讲演、般若、因明；副科课程包括有戒律、俱舍论、中观、文法、讲演。讲演内容包括总理学说、抗建情形、中央德意及本国文明历史、松赞干布制人法十六净（《十六净法》涉及孝敬父母、恭敬有德等伦理规范）。”[19]其中讲演、文法为三科必修课；汉文为正科学生必修课；藏文为选修课，是从藏语拼读开始教起的基础藏语课程，由于招收学生主要为藏族，基本有藏文基础，所以这个课程主要针对幼童和旁听生。

在家乡创办新式教育是喜饶嘉措多年以来的夙愿，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的创立离不开他多年来与内地互动交流的观察和思考，而汉藏教理院的影响作用亦不容忽视。可以说喜饶嘉措作为近代藏传佛教的翘楚，思想意识超前，在1938年的国民参政大会上就率先提出了开办藏民学校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创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成为藏传佛教新式寺院教育的开端。很快，在“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建立起来的前后，在甘青地区又出现了两所类似的藏传佛教新式寺院教育机构，分别是1942年建立的“甘肃卓尼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在1939年建立的“卓尼禅定寺喇嘛半日学校”基础上改建而来），以及1945年创立的“国立拉不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这三所是我国近代藏族地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批新式寺院教育学校，“值得提出的是，该(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的办学模式为日后我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开办提供了启示，并积累了经验。”[20]

结语

喜饶嘉措是近代汉藏文化交流先驱之一，作为藏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正是由他开启了近代汉藏文化之间真正学术意义上交流的先声。他也是民国时期第一位在内地国立高校介绍宗喀巴三士道思想的藏族僧侣；他与内地佛教界的交流、与太虚大师的交往，以及受到汉藏教理院等内地新式僧伽教育的启发，创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成为藏传佛教最早的近代寺院教育机构的贡献都不容忽视。

民国时期，随着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活动的加深，在范畴和内涵上都不断向纵深拓展，喜饶嘉措是推动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藏族代表性人物。他视野开阔，能力出众，在多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积极践行爱国利他精神、推动中华民族认同，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喜饶嘉措及同时代的汉藏有识之士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者简介：陈立华，女，蒙古族，广东台山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西藏历史。

原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注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