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郑堆主编，噶尔哇·阿旺桑波著《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2021年12月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祖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祖国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祖国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祖国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各民族自古生活在一起，胼手胝足、相生相伴，虽有悲欢离合，但始终相依为命，共同凝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华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

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远古时期开始西藏高原与内地之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十分紧密。目前，对现代藏族人的遗传研究以及以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为遗传标记的研究，总体上可以认为藏族的祖先是新石器时代从祖国北方西迁的移民，这同藏族先民源自西羌和鲜卑等古代族群的记载是相符的。同时，考古学研究证明，目前西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在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与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石器特征相一致。到新石器时代，无论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文化层堆积最厚的昌都卡若遗址，还是目前西藏海拔最高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拉萨曲贡遗址，还有重要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琼结县邦嘎遗址、林芝云星遗址等，都强烈反映出西藏早期文明与内地其他民族的密切联系。无论是从粟、青稞等农作物品种的引进，石器打造、彩陶制作、玉器制造、青铜铸造等的工艺技术方面，还是从原始苯教仪轨等方面来看，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和北方的游牧文化等都曾经汇集在西藏高原之上，也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各族群互动交往之广、文化和谐共生之深。这也奠定了西藏文化自古以来形成的与内地文明和其他中华民族文明间和谐共生关系，自古就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难以胜数的众多血脉纽带，将各民族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凝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手足之情。这些血脉纽带在西藏高原与祖国内地和其他民族地区的联系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丝绸之路、麝香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等。但有一条联结北京与西藏的重要血脉纽带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便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京藏古道。

京藏古道是古代联结北京和西藏的重要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京藏两地人民即经由此道往来不绝、融合不断。随着元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元朝在京藏古道的基础上设立了驿站，形成了京藏驿路，使京藏古道焕发生机和活力，也成为京藏古道的主干线，使京藏古道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可以说，京藏古道是自古形成的、以京藏驿路为主体、联结北京与西藏的古代交通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与“京藏古道”研究学术论坛现场

一、京藏古道是联结北京与西藏的古代交通纽带

1247年，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王和西藏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历史性会盟，随后萨班致信西藏地方各地僧俗领主，劝导拥护统一，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最终推动完成了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辖和治理的统一大业。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立元朝，1274年灭南宋，全国统一。元朝统一中国，在青藏高原建立军事和政教管理机构、任命官吏的同时，为帝师八思巴往返萨迦道路安全畅通，金字使者能够顺利传递皇帝诏书和帝师法旨，以及适应施政的需要，元朝中央政府在京藏古道基础上从元大都（今北京）到西藏日喀则萨迦寺间设立了72个大驿站、10个小驿站，其中在高原上建立了27个大驿站，开创了著名的京藏驿路，为京藏古道换上新装，也使京藏古道的主干线得以固定下来，这条古道可以正式称为京藏古道或京藏驿路。

京藏古道或京藏驿路主要由大小82个驿站连接成线，构成主干线，大体可以分为8个路段，主要驿站如下：

大都至上都段，从元大都北京到内蒙古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之间，包括13个主要驿站，分别是大圣寿万安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昌平驿（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老城）、居庸关驿（距北京市区60公里外的昌平区境内）、榆林驿（北京市延庆区榆林堡村）、洪赞驿（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王家楼乡西洪站村）、雕鹗驿（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雕鹗堡屯军堡村）、龙门驿（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龙门所镇境内）、赤城驿（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龙门镇境内）、独石口驿（河北省赤城县独石口镇境内）、牛群头驿（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南16公里处）、明安驿（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闪电河西岸）、李陵台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黑城子）及桓州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敦达浩特北）。

上都至银川段，从内蒙古上都到西夏银川间包括17个主要驿站，分别是上都驿（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盖里泊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境巴彦查干诺尔）、九连驿（河北省沽源县九连城镇镇政府所在地北行一公里处）、中都驿（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境内）、尚义驿（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集宁驿（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行政村北）、下水驿（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水镇境内）、小红城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浑河北岸）、丰州驿（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河口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黄河北岸）、渡口驿（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境内）、西口驿（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东胜驿（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境内）、扎德亥驿（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木凯淖尔镇扎德盖村西侧）、鄂托克驿（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布拉格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布拉格社区）及陶力驿（宁夏银川兵沟黄河大桥）。

银川至凉州段，从西夏银川至甘肃凉州（甘肃武威市）之间，有6个主要驿站，分别是黄沙驿（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兴庆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境内）、乌德驿（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相根达来苏木境内）、腾格里驿（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啦赛汉镇境内）、都格驿（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勒赛汉镇乌兰呼都格嘎查）及勒图驿（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温都尔勒图苏木境内）。

凉州至临洮段，从甘肃凉州至河州临洮之间，有9个主要驿站，分别是大河驿（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的铁路车站）、黑松驿（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黑松驿镇境内）、安远驿（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安远镇境内）、武胜驿（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武胜驿镇武胜驿村）、红城驿（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红城镇永安村境内）、河口驿（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河口古镇）、白塔寺驿（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三原乡两河村境内）、河州驿（临夏州临夏市城北街道办事处民主社区东门大街）及江尅泽驿（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境内）。

临洮至文都段，从临洮至青海朵思麻文都驿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文都乡附近）之间，小驿站有4个，包括新韩家驿（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枹罕镇青寺村）、癿藏驿（甘肃省临夏市积石山县癿藏镇境内）、韩家驿（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玛尼沟乡寺坡村六社）及黑城驿（青海循化县道帷乡贺龙堡与比隆村之间）。

文都至色唐段，从青海朵思麻文都驿城至朵甘思四川色唐（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域内）之间，建有7个主要驿站，分别是玛隆丹斗驿（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文都驿城）、隆务驿（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隆务镇加毛唐村）、赤噶驿（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河西乡加莫寺附近）、郭美驿（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加拉村上部）、巴垅驿（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尕巴松多镇境内）、玛域驿（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大武镇境内）及董·必里驿（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赛来塘镇境内）。

色唐至索县段，从朵甘思四川色唐至乌斯藏索地（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索县）之间，有9个主要驿站，分别是色唐（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境内）、霍尔（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甘孜镇汉人寺附近）、卓多桑珠（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萨玛乡萨玛王朝古遗址）、德格（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城）、岭仓（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俄支乡俄支寺附近）、噶域（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尕藏寺附近）、贡德（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囊谦土司第一遗址附近）、郭贝（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县类乌齐寺附近）及噶热（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丁青县境内）等。

索县至萨迦段，从乌斯藏索地至萨迦（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迦县）之间，设立了11个主要驿站，即索驿站（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索县旃檀寺附近）、夏克驿站（那曲市比如县夏曲乡境内）、孜巴驿站（那曲市孜拉山脚下的孜曲河谷）、夏颇驿站（拉萨市当雄县乌玛塘乡境内）、贡驿站（拉萨市达孜区蔡公堂）、官萨驿站（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附近）、甲哇驿站（山南市扎囊县桑耶寺附近）、达驿站（日喀则市浪卡子县羊卓达隆寺附近的达隆寺）、春堆驿站（日喀则夏鲁镇境内）、达尔隆驿站（日喀则市萨迦县曲弥乡曲弥寺附近）及仲达驿站（日喀则市萨迦县辖区内）。

以上是京藏古道或京藏驿路的完整线路。元朝统一全国之后，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在西藏萨迦设立萨迦地方政权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乌思藏宣慰司），萨迦便成为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京藏古道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北张家口，内蒙古正蓝旗、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宁夏银川，甘肃武威，内蒙古阿拉善，甘肃临洮，青海循化、黄南、海南、果洛，四川甘孜，青海玉树，西藏昌都、那曲、拉萨、山南、日喀则，到达萨迦，不仅将全国的政治中心和西藏地方的政治中心紧紧联结在一起，而且途经今天的8个省、市、自治区，将这些地区紧紧联结在一起，并通过建立驿站使这条古道得到坚实保障，保证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道路畅通，成为联结北京与西藏地方之间重要的交通纽带。同时，京藏古道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交织行走，极大拓展和丰富了祖国各地的古代道路交通，也极大拓展和丰富了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宽广内涵，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程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向心力。

郑堆主编，噶尔哇·阿旺桑波著《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一书

二、京藏古道是联结北京与西藏的重要政治纽带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大家庭，56个民族同进退共荣辱，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壮大。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过若干次的政治不统一，出现过多个政权同时存在、各自称雄的局面，但它们始终存在于中国版图之内，始终共同缔造着多民族的祖国，它们的历史始终同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分散割据的王朝的历史并不完全等于中国的历史，无论曾处于哪个王朝或哪个民族政权的统治管理之下，西藏地方的历史始终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13世纪初，祖国北方蒙古政权迅速崛起，逐步统一中原，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窝阔台汗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部分地区划为其子阔端的份地。阔端筑宫室于凉州，开始了以藏传佛教为桥梁使西藏地方归顺蒙古从而推进多民族国家融合统一的计划，并最终选定有萨迦派第四祖师之称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作为西藏地方的代表人物，请其前来凉州会晤。1244年，萨班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行之路，携其侄儿八思巴、恰那多吉自萨迦寺启程东行，1246年到达凉州。1247年，在凉州与阔端相会，随后萨班致信西藏各地僧俗领主，劝导拥护统一，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最终推动完成了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辖和治理的统一大业。1260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后，在西藏地方派官设治，清查户口、征收赋税、设置驿站，划分十三万户，并派军队驻防，全面实现对藏施政，使西藏地方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治下的一个行省。

为加强统一管理，元朝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驿站，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也促进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了保证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令畅通、通达边情、宣布号令，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大臣答失蛮率领军队到达西藏，宣布元朝中央政府统一治理西藏，并开始从北京至萨迦寺之间设置驿站。由此，从北京至西藏之间形成了十分顺畅的交通网络。驿路上使臣往来不绝，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各种公文可以快速传递，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指挥，可以说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朝令夕至，声闻必达”。同时，与驿站相辅的，还有急递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设置急递铺，之后成为专一的、全国性的官方通信组织，传递紧急公文时，一昼夜可传400里地，保证了中央政府的官方文书能及时有效地送达西藏地方。京藏古道，保证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政令畅通，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治理。因此，京藏古道成为联结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重要的政治纽带，也成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全面管辖和有效治理的重要标志。

元世祖忽必烈派大臣达失蛮在青藏高原设立驿站760周年纪念

三、京藏古道是联结北京与西藏的重要文化纽带

京藏古道，既是一种交通概念，也是一种经济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文明概念。通过京藏古道，中华各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原文明进一步传入西藏，西藏文化也进一步融入中华文化，凸显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其中，藏传佛教文化在京藏古道的文化传播与融合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在京藏古道中具有重要影响和较高的文化地位，发挥着文化先导及传播支撑作用，成为京藏古道的靓丽风景。

古代的东西方，宗教信仰传播途径同当时的商业贸易路线和政府官道的走向是相同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京藏古道等相互交织，成为世界重要的宗教传播通道。佛教僧侣是第一批不辞劳苦奔赴于亚洲各地传播宗教的旅行家，因此，佛教传播自然与古代商业道路和政府官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佛教也是经过丝绸之路、京藏古道等传到中国各地的，并逐步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为北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藏传佛教则是通过京藏古道等传到北京等地，为西藏文化进一步融入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藏传佛教不仅传播融合于中华文化，也为京藏古道提供了文化、精神和物质支撑。京藏古道上的驿站作为交通枢纽，与周围的藏传佛教寺庙相互依托、相互支撑。

有的驿站本身就是寺庙，像大圣寿万安寺、江尅泽驿所在地临洮大寺、新韩家驿所在地韩家新寺、德格驿站所在地德格印经院、岭仓驿站所在地岭·俄支寺（岭·格萨尔王的一处家庙）等，既是寺院，又是驿站，既发挥佛教功能，又发挥着驿站作用。

有的在驿站的基础上修建了寺庙，例如河州驿后来创建了报恩寺，大温巴亦怜真在韩家驿的基础上创建了韩家寺，使政府号令与佛教文化在北京与西藏之间双向互动，既加强政治联系，又促进了文化融合。

有的驿站周围发展出了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如八思巴曾在甘青到西藏的驿路上建立了108座寺庙；大圣寿万安寺周围有大护国仁王寺、雍和宫、永安寺等多座寺庙；赤城驿以北有护国寺；下水城驿附近有汇祥寺、蛮汗山佛爷洞；丰州驿所在地有大召寺、小召寺、席力图召、五塔寺、乃莫齐召、观音庙、美岱召、五当召等；西口驿附近有准格尔召；东胜驿附近有额尔德尼召；扎德亥驿近处有查汗加德海寺；鄂托克驿附近在历史上曾建有49座庙宇，包括托克吉祥慧瑞寺、阿尔寨石窟等；布拉格驿附近有哈日哈腾大庙；兴庆驿沿线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境内的青铜峡喇嘛塔群；乌德驿沿线有阿拉善南寺、延福寺、福因寺；大河驿周围有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莲花寺；安远驿附近有萨迦班智达夏宫极乐寺、华藏寺；红城驿附近有红城感恩寺、嘎达寺、妙因寺；河口驿驿路上有罗家洞寺；白塔寺驿路上有炳灵寺；河州驿附近的西蜂窝寺；从甘肃临洮至青海朵思麻文都驿城之间的驿路沿线有卓尼大寺（禅定寺）、韩家寺、拉卜楞寺、道帏古雷寺、丹斗寺等；青海朵思麻文都驿城至四川朵甘思色唐之间的驿路上有青海文都大寺、瓜什则寺、隆务大寺、拉茂德千寺、昂拉赛康佛殿、夏琼寺、阿琼南宗寺、支扎寺、毕家寺、塔尔寺、鲁仓大寺、萨班石窟、赛勒亥寺、龙恩寺、查朗寺、智钦寺、嘉日寺等；从四川朵甘思色唐至西藏索县之间有9座驿站，驿路沿线有四川的色达寺、悟才寺、拉则寺、汉人寺、白玉寺、八邦寺、噶陀寺、协庆大寺、佐钦大寺、贡钦寺、宗萨五明佛学院、宗国寺、色须寺、尕藏寺，青海的结古寺、采久寺、宗达寺，西藏的类乌齐寺、强巴林寺、孜珠寺等；从西藏索县至萨迦之间有11座驿站，沿线有旃檀寺、白嘎寺、孝登寺、热振寺、直贡寺、达隆寺、那兰扎寺、甘丹寺、贡堂寺、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色拉寺、哲蚌寺、楚布寺、南杰赛康寺、桑普寺、多吉扎寺、桑耶寺、敏珠林寺、贡噶曲德寺、达隆寺、白居寺、夏鲁寺、扎什伦布寺、纳塘寺、哦巴寺和绰普寺佛塔等等。这些寺庙与驿站相互呼应，互为犄角，寺庙既可为驿站提供服务和帮助，也可为驿路提供安全屏障。

京藏古道与藏传佛教寺庙紧密结合在一起，凸显了藏传佛教对京藏古道的支撑作用，也切实发挥了藏传佛教在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中的桥梁作用，为北京至西藏之间的文化纽带提供了鲜活资源。同时，京藏古道作为联结北京与西藏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推进了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通过京藏古道的双向互动，在推进中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藏传佛教始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坚持与所处的社会相适应，与我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协调，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不断提升中国化水平，使藏传佛教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在北京白塔寺会晤

四、京藏古道是联结北京与西藏的民族融合纽带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既源自中华民族凝成相互依存的血肉联系，也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京藏古道就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缩影，将中华各民族紧密包容在一起。

京藏古道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政治条件、交通保障、文化支撑、情感纽带，将古道沿线地域的汉、藏、蒙古、满、回、东乡、土、裕固、保安、撒拉、哈萨克、羌、彝、纳西、门巴、珞巴等众多民族联结在一起，促进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一步铸牢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京藏古道，连接北京与西藏，成为推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纽带。

列土封疆，中华不改。疆域浩浩，万里同风。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华民族开拓天下、招致太平的理想始终不变，中华民族“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血肉联系始终不变。京藏古道正像中华民族伟岸之躯的一条重要血脉，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情感和精神凝结在一起。京藏古道作为古代联结北京与西藏之间重要的交通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民族融合纽带，承载着维护祖国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朽情怀，也使维护祖国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京藏古道的灵魂和主线，始终闪耀着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绚丽光芒。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京藏古道的辉煌历史和现实意义，确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确实值得挖掘、整理、宣传和弘扬。

京藏古道与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交织并行、交相辉映，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鲜活资源，应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课题中，我们挖掘、延伸出《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课题，“京藏古道”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为我们课题组首次提出和界定，希望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研究，为进一步认识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献策献力。

此次京藏古道调研，主要由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宁宏觉寺住持、循化文都寺噶尔哇·阿旺桑波活佛带领的团队完成，他们走遍了古道沿线的重要驿站和寺庙，与各地专家进行深入访谈，他们的辛苦付出让我们有机会见到京藏古道的近貌。在此，向噶尔哇活佛和他的同行者表示诚挚的感谢！(本文图片由噶尔哇·阿旺桑波提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 郑堆

2021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