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涉藏游记是近现代游记文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一方面，大量涉藏游记作品体现了近现代复杂的边疆民族关系，记录了作者的入藏经历，也保存了大量边地的民歌谚语、民间故事、民情风俗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资料，内容丰富驳杂，具有重要的历史和人类学社会学价值；另一方面涉藏游记作品体现了一种边缘化的文学生活，游记作者以纪实的笔触记录自己进入藏文化场域的所见所闻，也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其存在为我们全面关照现代文学现场提供了一种特殊视角。文章从文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近现代涉藏游记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背景、类型特征、作者群体、文学价值等进行整体梳理，并评述其总体特征和价值。

关键词：涉藏游记；叙述主体；边疆考察；文学价值；近现代

明清以来，中外旅藏人士留下了大量关于西藏及涉藏州县的游记。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涉藏游记”（包括日记、纪行、采风录等）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国内游记，其作者主要为不同时期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进藏官员、军人以及商人、朝佛民众、记者、学生等，国内有清周蔼联的《西藏游记》、姚莹《康輶纪行》及吴丰培先生搜集整理辑录的《川藏游踪汇编》所收录的林俊《西藏归程记》、杜昌丁《藏行纪程》、陶思曾《藏輶随记》等二十余种。至民国时期，陆续有陈渠珍的《艽野尘梦》、黄慕松《使藏纪程》、吴忠信《西藏纪要》、朱少逸《拉萨见闻记》、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欧阳无畏《藏尼游记》、刘曼卿的《康藏轺征》、萧剑秋《西藏游记》、徐盈《西康踏入记》，戴新三《后藏环游记》《藏印纪行》，白眉《西藏采风录》、曾昭抡的《西康日记》、谢天沙《康藏行》等游记刊载于民国时期的报刊，其中部分游记经当代研究者整理出版发行。

另一类是国外游记，作者主要有传教士、科学家、探险家及侵略者等。其中国外有瑞典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英国人塞缪尔·特纳《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贝利的《无护照西藏之行》，麦克唐纳的《西藏之写真》、孔贝的《藏人言藏》，亨利·海登、西泽·考森的《在西藏高原的狩猎与旅游》，彼得·霍普柯克的《闯入世界屋脊的人》，威里壁的《穿越西藏无人区》，埃德蒙·坎德勒的《拉萨真面目》，荣赫鹏的《珠峰史诗》，孔贝的《藏人言藏》等；法国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古德诺的《旅居藏边三十年》，大卫·妮尔《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日本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成田安辉《进藏日志》，青木文教《西藏游记》，多田等观《入藏纪行》；美国人柔克义的《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麦戈文《乔装进拉萨》，传教士史德文、阿尔伯特·谢尔顿的《筚路蓝缕在藏乡》，伯纳德《千佛之地》；俄国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1899-1902)；德国海因里希·哈雷《西藏奇遇》等。

涉藏游记是近现代游记文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一方面，大量涉藏游记作品体现了近现代复杂的边疆民族关系，记录了作者的入藏经历，也保存了大量边地的民歌谚语、民间故事、民情风俗和民族交往资料，内容丰富驳杂，具有重要的历史和人类学社会学价值；另一方面涉藏游记作品体现了一种边缘化的文学生活，游记作者以纪实的笔触记录自己进入异文化场域的所见所闻，也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其存在为我们全面关照现代文学现场提供了一种特殊视角。近代以来，国内外局势激烈动荡，在英俄等帝国主义的干涉下，旧西藏地方政府与晚清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分复杂。对这一时期西藏社会的认识需要全面客观的史学认知，也需要主观想象的主体观感。游记作品正是将这两者较好地结合，为他者提供了反观与想象西藏的文学文本。

一、近现代涉藏游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价值

虽然涉藏游记作品为数众多，但关于涉藏游记的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目前关于涉藏游记的研究多集中在藏学领域，对其史料价值利用较为充分，主要用于叙述晚清民国时期西藏历史、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等方面的佐证材料，主要包括：一是国内外关于西藏历史、地理、地质学的考察叙述中，大量运用中外游记文本作为支撑；二是从某国进藏人员的活动切入，研究近代东西方国家对中国西藏渗透与侵略的活动等，如房建昌的《日本侵藏秘史——日本有关西藏的秘密报告和游记》；三是对某一部游记中某个问题的考证研究。关于涉藏游记的专门研究仅有李祈越的《二十世纪中西方游记中西藏形象比较举隅》、何文华的《论中世纪西方旅行家建构的西藏形象》、韩小梅的《潜入禁地：“西天喇嘛”古伯察的西藏游记》等少量研究成果。

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影响，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参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构建的历程，学界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类的角度都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于是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梦想。”①由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是西方殖民入侵的结果，现代文学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发生的文化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文学话语也首先在西方话语体系影响下生成，以白话文、新诗、国语运动等占据了现代文学的主流，关于西方话语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也长期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的逻辑中心。受这一叙述逻辑影响，在游记散文方面，研究者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是国人的旅外游记以及西方外来者在中国的游记。晚清域外游记由于处于古文到今文的变革之间，又是中国人受西方影响现代意识萌芽的实录，因而备受关注。例如周宪的《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论述了游记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性意识形成的意义，并提出西方科学或文学的翻译著作、旅行文学或游记文学是对中国文学最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两种著述。陈晓兰的《当代中国旅外游记中的西方表述》对晚清、20世纪前半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旅外游记在构建中国人的西方知识与话语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杨波的《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晚清古典散文转型的游记视角》阐述了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在关注主题与写作策略等方面的演进轨迹。黄继刚在《晚清域外游记中的空间体验和现代性想象》中分析了晚清域外游记的空间书写与现代性体验生成之间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李涯的博士论文《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从近代旅外游记角度切入，梳理旅外游记产生和变迁的历史环境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并从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角度探讨了旅外游者的心态和旅外游记对“西方”的形象建构。

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指出“民族国家文学不仅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打上了自己的戳记，而且还渗透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文类为例，当古典文学作品被划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些现代西方文学史的范畴时，汉语的写作和阅读实践就已经被‘国有化’和‘现代化’了。而与之相对的较为‘私人化’的文类，如古典文论中归纳的诔、碑、铭、箴等等，则被排除在民族国家文学的大意义圈之外，受到冷落或轻视。”①

与之相对应的，外向的以西方为描述主体的域外游记因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构建的重要作用受到重视，而内向的、以少数民族地区为描述对象的涉藏游记因其于民族国家文学的意义尚待发掘而鲜为人知，也在情理之中了。

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有赖于他者的存在，更有赖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区别于他者的自我主体意识，在近代则是中国汉满蒙藏回等多民族在共同抵御外辱中形成的一体化意识。时至今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反思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位置与历程，反思少数民族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为新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近现代涉藏游记因其对近现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纪实性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观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民族政策的走向、民族关系的变化以及民族交往经验的崭新视角，从而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和内涵。安德森看到了小说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作用，也看到了欧洲人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进行的探险游记对于中世纪欧洲宗教的想象共同体的神圣性的冲击。如果说小说是虚构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游记则是对这个想象共同体的边界进行的实质性的探索。游记使人类在对于他者的发现中确立自我。因此，国内涉藏游记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叙事中应该有其独特的价值。本文拟从文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近现代涉藏游记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背景、类型特征、作者群体、文学价值等进行整体梳理，力图通过涉藏游记的研究再现近现代有关西藏的一种文学面貌，实现从边缘的文学存在观照近现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态。

二、国内外涉藏游记发展及其主要类型

早在元代，就有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传教士进入西藏活动。他们多是负了教会的使命，开始了向东部的探索、传教与旅行。他们长途跋涉，冒着极大的风险想方设法进入中国西藏并留下了关于西藏的文字记录，为后来的西方人入侵和探索西藏提供了路线和旅行参考。他们的游记中有部分涉及西藏的资料，最早向西方传播了关于西藏的早期形象。

国内关于西藏的游记始于唐代，唐使刘元鼎代表大唐与吐蕃结盟，留下了《使吐蕃经见纪略》，从极简明的记录中我们可以一窥唐蕃之间极为频繁的互动交流。元明时期虽然鲜有直接的游记性文字记载，但很多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也反映了元明时期西藏和中原大地各阶层的交往交流交融。到了清代，清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治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有序和规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法律条文的制定、驻藏大臣常驻西藏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融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赴藏游记，以清朝驻藏大臣的书写为主体，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央与西藏关系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既有文采斐然的散文游记，又有科学启蒙状态下的地理志式的游记，大大丰富了中国游记散文的内容。晚清民国之际，国力衰微，西方殖民者入侵以及地理、地质科学探险热的兴起促使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特务间谍以及学者等纷赴西藏这个充满东方神奇魅力的高原之境开展他们的传教、勘察、侦探等活动。加之近代国门渐开，西学东渐，报刊等传媒业的发展、国内知名作家游记散文写作热的兴起也影响了国内的涉藏游记写作。因而近现代成为涉藏游记写作的一个爆发期。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方地理科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科学研究体系逐渐为国人所学习，并将其应用于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内游记呈现出作者身份多样化、游记题材和内容更加丰富、主体意识更加明确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国内进藏游记根据其内容和功能主要可以分为进藏官员游记、科考游记和朝圣游记。涉藏游记的作者身份复杂，进藏动机与路线各异，西藏对外关系的变化对游记作者的入藏路线与入藏活动有重要影响，包括中外人员入藏凭证的获取、乌拉差役的提供、与僧俗群众的交往等。游记内容客观记录作者入藏、在藏、出藏的衣食住行，与西藏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交流互动等各种活动，因此可以全面反观西藏与中央关系及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政策的变化，也可对游记所反映的西藏社会风貌形成整体观照，客观认识游记所反映的西藏社会。

（一）入藏官员游记

进藏官员游记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派驻官员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官方层面的互动交流，其产生背景主要源于国民政府四次派员入藏沟通联络调停、护送班禅返藏、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及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和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官员的在藏活动等。从这些游记的内容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无论川甘青藏之间产生过什么样的纠纷，中央派员进驻西藏管理西藏事务是延续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旧制，这些不同层次的官员在进藏途中所获得的支持以及当地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仪式、与当地官员的密切互动都有力证明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主权管理西藏地方的认同和期待。

1.1919年北洋政府派员入藏，留下了朱绣的《海藏纪行》。朱绣（1887-1928）字锦屏，今青海湟源县人。1919年，在全国人民举行示威游行、通电抗议、强烈反对所谓的西姆拉条约，“坚主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的行政区划，亦久已明确，更不需要重划‘内、外’等背景下，北洋政府同意派员入藏谈判，北洋政府外交部在全国反对下，乃于民国8年（公元1919年）夏，指示甘肃省督派出以朱绣、李仲莲为首，藏传佛教红教喇嘛古朗仓、黄教喇嘛拉卜仓等组成的代表团前赴拉萨，进行联络。”[1]11月24日，朱绣一行到达西藏首府拉萨，并与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会见。之后的五个月时间内，朱绣先后与达赖、班禅以及西藏上层各界人物广泛接触，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几经努力，终于说服了达赖等人，他们表示愿意内向，不做有损于中华民族的事。1920年4月，朱绣一行启程返甘，达赖亲自设宴饯行，达赖让朱绣带回汉藏合璧正式公文一件。朱绣回到青海后，将入藏情形、藏方公文连同在西藏期间草拟的《经营西藏计划书》一同交都督张广建转呈中央。北洋政府以朱绣不辱使命传令嘉奖，并授以甘肃省烟酒督办之职以示重用。但朱绣以此职与其经营边疆之志不合为由而坚辞未就。“1919年8月至1920年4月，甘肃督军奉命派遣李仲莲等人入藏，取得了重要的积极成果。因为它至少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地方政府第一次接待、欢迎的中国中央政府所派遣的代表团。”[2]

《海藏纪行》是朱绣赴拉萨所记日记，后经删改，在其去世后，由其侄朱庆整理，1932年连载于《新青海》第2期至1933年第1卷第5期。其中开篇即表现了他对于西藏局势发展威胁到边疆安全的忧患意识：“欧战告终，外交愈形棘手，西藏万一有变，则川滇青新将无安枕之日，而我甘肃，近火先焦，岂得安然无事耶？”[3]由此可见他奉命奔赴西藏，正是出于对边疆形势的担忧，对国家整体安全的考量。他由青海湟源启程，取道海南，经药水峡（即湟水南源）十五里过茶汉素卡、三十里至药水塘，至克素尔，过甘青分界处，经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按青海番名错文保，蒙名库库淖尔，汉书地理志曰仙海，水经注曰卑禾羌海，即鲜水也，四周为和硕特等二十九旗，蒙古游牧之所”[4]、结古等地前往拉萨。沿途山川河流、部属民户、地名来历及物产民情等记录较为详尽，且常对照藏志和蒙文、藏语等解释地名和部族关系来源等，颇为清晰。朱绣有意识地使用不同语言对同一地名进行解释，表现了对不同民族语言习俗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认同。游记中对黄河（咱曲）、通天河（即金沙江之上流，蒙名乌鲁木苏，番名周曲，下流为长江，亦名扬子江……）、竹节寺、拉布寺等大寺描述也十分详尽。其间记录他在各地与当地首领民众的互动情形生动有趣，体现了当时友好的民族关系和中央政府官员对民众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例如当其一行途径拉布寺，“廿二十九日拉布尖贡请于该寺宴饮，并招番童男女各八人，衣锦衣执羽箭携哈达而歌舞，声调悠扬，步法中节，余虽不谙其词而其音亦可听也。厥后有番民五十余人老幼相杂鱼贯登场，有衣蟒衣者，有持弓矢者，有戴面具者，作跳舞之戏，歌声洪亮，可入云霄，所歌者皆诵祷之词，以祝前途之幸福，剧终余赠以哈达银元而去。”[5]

2.1929年藏族女“钦差”刘曼卿入藏，写下《康藏轺征》。刘曼卿，藏名雍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在西藏拉萨，她的母亲为藏族，父亲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的秘书，后曾担任任九世班禅秘书。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派其驻山西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桑前往南京谒见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邀请谙熟藏语的刘曼卿任翻译。蒋介石对刘曼卿熟悉汉藏两语，以及落落大方的仪态颇为赞赏，遂任命其为国民政府文官处一等书记官。[6]《康藏轺征》主要记其于1929年7月经四川、西康入藏，历尽艰险，1930年2月1日抵达拉萨，在拉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两次会面，并与贡却仲尼、擦绒、龙夏等上层贵族人士接触，完成使命后，将达赖致蒋介石的信函带回上海的行程。其文笔洗炼，颇有文采，感情丰富，为众多游记中之精品。

3.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黄慕松入藏致祭，写下了《使藏纪程》。1933年12月17日（藏历十月三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于西藏拉萨，国民政府明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于翌年1月12日特派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组长的黄慕松为致祭专使。黄慕松于4月26日离开南京，经西康，8月28日抵拉萨。这是自辛亥鼎革以来，中央大员首次入藏。西藏地方按清代迎接钦差大臣之礼，举行隆重仪式。9月2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追赠达赖喇嘛封号的册封典礼。10月1日，又举行了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典礼。在拉萨期间，黄慕松与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及噶厦官员等就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进行了多次商谈，取得了一定进展。事毕，留专使行署于拉萨，由总参议刘朴忱、参议蒋致余负责，是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前身，为了解西藏情况，沟通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建立了常设渠道。1934年11月28日黄慕松离藏，经尼泊尔、印度、菲律宾等国，回京复命，随即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为中央在西藏的工作出力颇多。1936年调任广东省主席。翌年3月20日，病故于任内，享年54岁。[7] 《使藏纪程》是黄慕松记述其赴藏行程及在藏各项事宜的游记。由于黄慕松是代表中央进藏致祭，沿途与各地方土司、官员、僧侣贵族往来礼节十分隆重，作者也详细记录途中受到的接待及颁赏的详情，充分显示了西康至西藏各级别官员、上层人士对此次中央大员进藏致祭活动的重视。

4.1939年吴忠信赴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仪轨，写下《西藏纪要》。吴忠信（1884～1959）1936年8月，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其会同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坐床事宜。1939年10月，与主要随员由重庆启程，经印度抵达拉萨。1940年4月，主持在拉萨正式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走向正常化，还顺利解决了久悬未决的九世班禅确吉尼玛灵榇回藏问题。在《西藏纪要》一书中他记述其行程及宣慰情形；并介绍西藏宗教、服饰、交际、政治沿革、官员体制、军事组织、财政金融、教育、对外关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记述很详细。还附录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系统表、自康定取北道入藏里程表等。为了解彼时西藏详细情形提供了重要资料。[8]

5.吴忠信进藏期间还有随行人员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游记文本。如朱少逸写下了《拉萨见闻记》[9]。1939年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转世灵童掣签及坐床事宜，重庆成立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朱章（朱少逸）为秘书，7月15日随孔庆宗、李国霖等从重庆启程，经西康先行入藏布置，11月25日抵达拉萨。他们一行在拉萨逗留约5个月，于1940年4月8日，随奚东曙赴后藏扎什伦布寺布施，4月23日回抵江孜，与吴委员长一行会合，经印度、缅甸复循滇缅公路东返，6月27日回到重庆。《拉萨见闻记》即其记述于往返途中及居留拉萨期间观察到的当地政教实况、社会风尚及第十四辈达赖掣签坐床之经过的日记，为了解民国时期西藏的这一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与吴忠信《西藏纪要》可以互为观照。戴新三作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职员，写下《后藏环游记》[10]《藏印纪行》[11]等游记作品，详细介绍其居藏期间“于三十三年春奉派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寺）办理布施”及“奉调内返”“由拉萨经江孜、怕(帕)里、亚东……经此赴印航归”的详细经过。

6.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12]。马鹤天，山西芮城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北平民国大学总务长、兰州中山大学校长、甘肃学院院长、甘肃省政府委员、甘肃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和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23年，他发起并创建了中华西北协会，后与顾颉刚、黄奋生、韩儒林和赵守玨等人创建了中国边疆学会。1935年，马鹤天奉命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并被任命为九世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行署参赞。《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为其接受护送班禅回藏的行程中所考察的甘青藏康边区情况。途中因各种原因，如由于抗战暂缓入藏，后班禅圆寂，二十七年护送班禅灵柩到康北甘孜，因候戴院长致祭，又在孔撒土司处住了几个月。前后共三年时间，作者由陕甘到青康川，所经留甘青藏康各边区都是藏民聚居地，因而做了详细的考察。此外作者还有《内外蒙考察记》《西北考察记》《东北考察记》等，为研究当时中国边疆各地情形提供了宝贵资料。

7.其他回忆性游记著作，如陈渠珍的《艽野尘梦》[13]。陈渠珍(1882-1952)，字仲谋，号玉鍪，祖籍江西，后迁入凤凰。十六岁入湖南芷江明山书院。1903年考入长沙湖南武备学堂，1906年毕业后，曾任湖南新军四十九标队官。曾加入同盟会。1907年，陈渠珍与林修梅等同学好友赴武昌谒见湖广总督赵尔巽，赵资荐陈等入四川投其弟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不久，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即命陈为新军六十五标队官，驻防藏蜀交通要塞名山县百丈驿。1909年(清宣统元年)初，赵尔丰率川军进藏以镇摄反侧，加强控制。陈渠珍闻讯后，即向随赵尔丰进藏的川军协统钟颖上“西征计划”书，深受赏识，被任命为援藏军第一标三营督队官，后又升任管带。在此期间，陈娶藏族姑娘西原。1912年冬，陈渠珍回到家乡湖南凤凰。[14]《艽野尘梦》为其返回湖南后，于1936年在长沙写就的对在藏经历的回忆性游记著作。作者写作该书之前，即是以写作一部赴藏游记为主观上的创作目的，并对历来记游西藏的游记中所记之路线、山川地名的错误给予了批评，对于本书所记载的体例“其取道青海归来之时,无人烟无地名，止能分段叙其概要，不能分日分地详细记述”进行了说明。

（二）科学考察游记

科考游记主要有任乃强的《西康图经》《西康札记》《天芦宝札记》《泸定导游》，曾昭伦的《西康日记》，周希武的《玉树调查记》等。

1.任乃强《西康图经》《西康札记》《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考察报告。任乃强（1894-1989），字筱庄。汉族，四川省南充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1915年考入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到北平《晨报》馆工作。1921年返回南充，协助张澜搞地方自治，任南充县实业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教务主任。后经胡子昂介绍，被四川军阀刘文辉任用为川康边区视察员，他本人也有志于研究川边，于是便辞去在南充县所担任的各种职务，举家西迁。1927～1928年，任乃强首次考察川边，徒步走遍川边11个县，写出

各县的考察报告，绘制各县地图，于1929年从理化（今理塘县）返回成都。这次考察不仅激发了他对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民俗等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欲望，而且在瞻化县（今新龙县）与上瞻对甲日土司之女罗哲情措结婚，从而与涉藏州县和藏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定下了专门从事康藏史地研究和川边经济开发的目标。1989年3月30日在成都去世，终年96岁。[15]

《西康图经》《西康札记》《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都是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实地考察基础上撰写的著作。1929年，他应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之邀，以“边务视察员”名义，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九县。风餐露宿，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16]1932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经》之《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卷，并将考察见闻整理辑录成《西康札记》等，由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社出版。1940年广泛釆集康藏民族资料，撰成《康藏史地大纲》，为弥补史志缺略，先后对泸定、天全、芦山、宝兴等历史上汉藏民族交接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广泛釆集资料，撰成《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

2.曾昭抡《西康日记》。曾昭抡(1899-1967)，字叔伟，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0年曾昭抡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7年12月8日卒于湖北武汉。《西康日记》是曾昭抡记述其于1939年7月参加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的西康科学考察团，自7月8日由昆明出发，经重庆、成都、雅安到康定；再由康定前进，经九龙、木里，在永宁入云南境；再向南行到丽江，由丽江南行，经鹤庆、大理至下关，从下关折向东行，于十月十四日回到昆明的考察行动，计费时三月余。该游记最初于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2日开始连续刊载，后又见香港《晶报》1939年12月13日连续刊登。[17]

3.周希武《玉树调查记》[18]。周希武(1883-1927)，字子扬，号绳之，甘肃天水人。1914年，川甘互争玉树，周希武被聘为勘界大员周务学的随员，与洮阳牛载坤合作，遍历澜沧江源及通天河中下游一带，历尽艰难险阻，抵达玉树首府结古，制成我国第一张用新法绘制的玉树地区简图，从而解决了川甘多年的边界纠纷，挫败了英敌蓄谋染指青海的阴谋。[19]此次调查历时九个月，深入藏胞帐房，询问长老，参考图志，著成《玉树土司调查记》(后称《玉树调查记》)一书，书分上、下二卷，附《叶海纪行》一卷，191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调查研究著作，不仅为人们认识玉树提供了翔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揭开了玉树的神秘面纱，还驳正了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准备承认玉树地区为外藏的荒唐行径。

(三)僧侣求法游记

朝圣游记主要是民间信众和僧侣人员入藏朝圣留下的游记，如法尊法师《现代西藏》，欧阳无畏《藏尼游记》等。

1.法尊法师的《现代西藏》[20]。法尊法师(1902—1980)，俗姓温，河北深县人，出家于山西五台山玉皇庙，世寿79岁，戒腊59年。曾两次入藏学法十余年，系统学习宗喀巴大师的藏密正法；学成藏传密法之后，先后主持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和中国佛学院，教育僧才不遗余力，成效卓著。①1937年1月17日，在法舫法师的建议下，法尊法师于民苏轮上开始撰写《我去过的西藏》一文，以地大、人稀为题各述一章，又引证过往历史，述英人侵藏之事，载西藏当局、达赖、民众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他笔录亲身经历，指出英国正采取怀柔侵略、挑拨离间之手段，建议中央政府应给予西藏更多的关注。1937年，法尊法师将两次入藏的所见所闻撰成《现代西藏》一书寄太虚大师校阅。《现代西藏》一书分导言、西藏地理概念、西藏历史略谈、西藏民族、物产经济及其交通、政治军事及其财政、宗教教育及其文化、达赖与班禅、外交政治、治理西藏的意见等十章，后与《我去过的西藏》合为《西藏与西藏佛教》，由台北天华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发行。

2.欧阳无畏的《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21]。“台湾藏学之父”欧阳无畏教授“1913年９月10日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欧阳鸷。依《江西兴国城南欧阳德威堂族谱》，为北宋文忠公永叔（欧阳修）苗裔，世德书香，簪缨不绝。父亲欧阳秋帆先生，字榧，江西兴国人，清光绪五年（1879）出生。清末科举废除后，选入南洋水师学堂培训，旋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22]1933年受聘青海师范学校教席，课余学习藏文。1934年随同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黎丹“西藏巡礼团”入藏，于哲蚌寺果芒扎仓出家，法名君庇亟美。1950年冬获堪布通知已呈报为拉然巴格西补位，将参加下年度公开辩经决定名次。因时局变化，次年4月离开拉萨，滞留印度年余，1952年9月回到台湾[23]。《藏尼游记》是他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自拉萨经日喀则前往尼泊尔，历时192天的游记。详尽记述沿途风土源流，尤其是目击清中央政府在藏各类机构今昔景况，对清末驻藏大臣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返藏，亟待中央政府强力治藏均做了深入研析。

除以上所列较为典型的几种进藏游记外，此一时期还有大量各界人士的涉藏游记。例如邢肃芝的《雪域求法记》[24]，新闻记者顾执中、陆诒的《到青海去》，工商界人士谢天沙的《康藏行》，心禅大师的《西藏归程记》，徐金源的《川边游记》等等，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介绍。这些游记作品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下，各阶层人士都注意到了作为祖国西南屏障的西藏在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位置；也反映了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团结抵御外辱、人民之间互相了解增强信任的历史融合进程。这些游记作品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彼此的了解，逐渐开启了中国西藏研究、边疆史地研究、民族融合及团结抗战的先声。

涉藏游记作为一种纪实文学，客观反映了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例如宣慰游记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了体现对西藏的主权，维系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几次三番派驻官员赴藏办差留下的历史记录。游记中描述的川藏纠纷、班禅圆寂及达赖坐床仪式以及地理人文风貌都客观地再现了西藏社会的历史面貌。而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人员留下的游记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西藏，为后人提供了想象西藏的多重视角。

三、近现代涉藏游记的总体特征

总体上，不同时期的涉藏游记都由于西藏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表现出较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论是早期西方探险者与传教者在进入西藏过程中遭遇的阻挠与困难，还是国内驻藏官员赴藏履职的记述，都显示出多方势力在西藏这块遥远神秘的高原之地上的角逐与抗衡，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险峻难当的地理条件、恶劣多变的气候环境、艰苦卓绝的旅程与神秘特殊的宗教文化氛围构成了众多赴藏游记的底色，当然在这底色之上仍然显露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国外涉藏游记的特征

1.以传教为主，探险为辅，间以刺探情报。

早期国外涉藏游记，以耶稣会士和嘉布遣教会传教士为主。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安德拉德、白乃心、德斯德利、佩纳等多身负罗马教廷或皇室的使命，试图往东方传播基督教义。这与西藏本地藏传佛教系统产生严重的冲突，遭到当地上层僧俗的抗拒与抵触，因此他们的旅行多以失败告终。彼时欧洲才从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苏醒，而元朝蒙古铁骑征服欧洲，中西方力量对比差异悬殊，东方要胜于西方。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才刚起步，对于东方世界缺乏了解，他们的游记中关于西藏的观感较多想象性陌生化阐释。

到了18-19世纪，西方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其海外扩张势头日甚一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化为英国的殖民地，“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扩张，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逐渐蚕食了锡金、不丹，把侵略扩张的势力延伸到西藏。此一时期英法俄日美等各国虽然都有旅行者的足迹伸至西藏，但尤以英国人居多。传教士、探险家、军官、记者、间谍等，各种身份的人员都有，且由于英国对西藏入侵及对外商贸、交通等的把控，英国人通过培养间谍如达斯、贝尔等，详细勘察藏印边界路线，山川河流无一不详细标注，还勘定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造成中印之间长期的领土争端，给两国关系埋下了后患。即使后来英国撤出印度，印度独立后，对于西藏的觊觎之心始终没有改变。

从前中期国外游记的记录情形来看，清中央王朝在前中期对西藏实行了有力的管理和牵制，从国外旅行者屡屡被中途拦截、遣送出藏等经历可以见到彼时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颇为深广。原西藏地方政府对于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法律谨遵奉行，对于驻藏官员的管理是服从和尊重的。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由于西藏和中央的关系复杂化，英俄日等各方外国势力都试图进入西藏影响西藏的政治走向，有些人是长期潜伏在西藏的间谍特务，如印度的达斯，俄罗斯的德尔智，日本的野原甚藏等。他们冒险进入西藏，搜集各种情报，并通过与西藏上层僧侣贵族的接触，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的目的和用心实为险恶。而法国的天主教会在川甘滇地区长期活动，创立教区，建设教堂，发展教徒，力图从意识形态上征服这些地区，使该地区的人民成为“上帝的子民”。在川康地区各股势力的争斗中，他们也不乏参与其间者，对清末民初川康地区动荡不安的形势造成了潜在或显在的影响。当然，其中也不乏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如大卫·妮尔、斯文·赫定等长期致力于东方文化、西藏宗教文化等的研究，为沟通中国西藏和世界的联系有一定贡献。

2.注重科学考察，奠定了国外藏学研究的基础。综观国外传教士、探险者、间谍势力的游记，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大都注重对旅行各地的科学考察，包括地理形势、气候环境、动物植物、行程路线、宗教文化等。沿途作标记、采集标本，发现一些重要的古迹遗物，搜集文献资料等。这与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时期以来一贯注重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学习研究分不开。尤其是到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展迅速，天文学、地理学、博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知识体系的建设，为探险旅行者提供了先进的仪器设备、搜集资料的工具和研究的理论基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大卫·妮尔、河口慧海、多田等观等等这些到过西藏的东西方人士，无一不以从东方获得的宝贵的考古材料、文献典籍作为他们开展研究的基础，使得西方关于东方特别是西藏的研究一度领先于中国，也为西方入侵者蚕食、挑拨、侵吞中国领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线索。也有如匈牙利人乔玛、意大利藏学家图齐，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等，他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长期致力于西藏语言、宗教、艺术、文化的研究，从人类文明发现的立场，为世人深入了解西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至今影响极深。

这些游记作者了解地理民情，山川风貌，事无巨细，均作记录。他们的游记作品不仅记录当时当地的见闻，且有详细准确的里程、绘制清晰的地图，标注气温、风向、河流走向等详细数据，尤其是对于西藏古老的宗教文化和文献古籍、文物遗迹十分重视。后来的国民党官员经锡金、大吉岭时，感叹英人计谋深远，也可见得当时西方科学的发达和科学思维方式对游记作者的影响。

3.注重文采，富于传奇历险色彩。

清中后期，中国国内较长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加上各个地区教会引起的纷争不断，国内对于境外旅行者实施管制措施，尤其对于进入西藏等边境地区的人员实施严格的监管。国外通过正常的外交程序进入中国西藏的人员极少，大部分传教士、探险家多以个人身份潜入西藏或乔装打扮，跟随商队等进入西藏腹地探险考察，一经发现则被遣送出藏。因此许多探险家、传教士或旅行者的游记充满传奇色彩。

早期西方人进入西藏主要由印度经克什米尔、拉达克、列城到西藏阿里、那曲境内，也有从印度、锡金、尼泊尔、大吉岭等藏南地区入藏，或者从北线由内蒙古、青海西宁、通天河、玉树、邓柯等入藏的。到了后期，较多从四川成都、雅安、康定、昌都入藏。大部分都历尽曲折艰险，遭遇各种挑战，有时候甚至是对人类生存极限的挑战。一般能够到达拉萨者，都衣衫褴褛，困窘不堪。也有不能成功，中途折返的，也有发生冲突，死在旅途中的。他们乔装打扮，或装扮成朝佛的香客，或装扮成商旅。他们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和对于西藏这块土地之上各种不同寻常的奇特风景、特殊的文化氛围、风俗习惯的描述，满足了异域人士关于西藏的文学想象，使得游记成为西方人了解西藏的一大途径。

（二）国内涉藏游记的特征

综观国内不同时期的进藏游记作品，多为官员写作。例如清朝不同时期的驻藏大臣在赴藏履职的过程中，都写下了大量的游记作品，从清康熙年间的周霭联，乾隆年间的松筠、杨揆、孙士毅，到清中后期的赵咸中、陶思曾、张其勤、程凤翔等，他们或作诗吟咏，记录在西藏的公务交际、日常生活，或记述赴藏旅途中的艰辛困顿，或记录激昂壮阔的军旅生涯等等。到了民国时期，游记作者的身份变得多样化，既有进藏官员，又有科学考察团成员，也有进藏求法的僧侣以及在边境采风的新闻记者如王小亭、以摄影记录涉藏地区人类活动的人类学家庄学本等。游记的形式和传播载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从总体看，国内进藏游记的作者主体仍以官员为主，这就使得游记的整体面貌一方面传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山水游记借景抒怀的传统，较多地表现旅途中的艰辛困顿，而较少奇闻异事、民间文化资料的搜集。

后期受地理志书书写模式和科学进步的影响，游记作品逐渐由抒情转向纪实。许多游记作者将了解到的西藏各类情况按照政治、经济、宗教、人口、里程、风俗、作物等分条目列举，虽然增加了游记的科学含量，但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游记作品的可读性、文学性，致使国内涉藏游记作品大多都仅仅成为研究地理历史人员的案头资料，而没有西方游记作品的影响那么大。再加上游记语言早期多用文言，到了民国时期，仍然有一部分作品是文言写成，白话游记作品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传播效果。

1.继承了士大夫固守边疆、借山水咏怀的传统情怀。

无论清早期还是中晚期的国内进藏游记作者，他们大多是驻守边关或出使边疆、身负保家卫国使命的官员。远离故乡，既有游子的思乡之情，又有身涉险境、历苦弥坚的壮志豪情，基本上延续了中国古代边塞诗派的文学风格。

综观各个不同时期的涉藏游记文学作品出现的时间，主要集中在西藏及川边爆发的几次大的事件的时间点上。一是几次廓尔喀战争引发的较为集中的进藏活动。例如周霭联、杨揆、孙士毅、赵咸中等人的游记多写于第一、二次廓尔喀战争期间，颇有几分古代边塞诗派的壮怀激烈和激扬慷慨。例如杨揆的《桐华吟馆卫藏诗稿》以五言诗、七言诗的形式，叙写随福康安出征西藏一路上经历的险境，以及旅途萌发的思乡之情：“穷荒春不到，沙碛草无多。”“未见怜予季，将离思倍加，从兄常傍母，得妇已成家。”如《昆仑山》篇写昆仑风景“灵鸧振翅巨鰲戴，周圆如削开天墉，下浮弱水波晶晶，傍绕炎火光熊熊。三壶五嶽遥拱揖，何论太白兼崆峒。我来陟险跨西域，绳行沙度迷遐踪，邱陵駊騀寒翳日，冰雪岞峈高摩穹。八隅九门渺恍恍，但觉天人灏气盘心胸，昔闻群真宴无圃，周穆八骏驱如龙，渊精光碧邃而密，王母正坐琉璃宫”，极写昆仑巍峨高耸、冰雪覆盖的壮丽景象。如写旅途中的艰辛“：莫问归何日，应知到亦难，飞书燃夜烛，凿雪事晨餐。壮志看传箭，乡心想钓竿，占星同起望，天际歛芒寒。”[25]将叙事与写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以诗记游的文学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赵咸中的《使廓纪略》[26]以散文体记述赴边境与廓尔喀谈判事件，叙事也颇有文采，故事情节较为曲折生动，较一般游记也更有文采。

二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川藏纠纷。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向清廷求援，后英人退去，他又害怕清军入藏会对藏不利，转而派藏兵驻守康藏交界处，拒绝川军入藏。当时哥老会势力在川军中暗伏，英俄间谍在西藏大肆活动，清驻藏大臣联豫在藏实行新政，川边大臣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清朝驻藏军队协统钟颖率队入藏平叛等，后被驱逐出藏。政治上暗流涌动，川康之间既有民族交融，也有对立冲突。如陈渠珍的《艽野尘梦》即以回忆的方式记述了川藏之间爆发的冲突，陈渠珍作为钟颖率领下的川军管带在波密等地与当地首领激战八浪登，以及在当地结交藏族朋友第巴、彭措，娶藏族女子西原为妻等经历。行文颇有中国古代叙事笔记体散文风格，语言凝练，布局讲究，读来饶有趣味，是涉藏游记中较为优秀的作品。

三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官员入藏。朱绣、刘曼卿进藏都是为了沟通调解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黄慕松入藏致祭、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等。这些进藏官员及他们的随行人员的游记作品中关于这些重要事件的详细情形、场面描述都很好地还原了当时当地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情形。

2.由抒情转向纪实：科学思维与文学创作的融合。

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游记在继承古代山水游记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追求科学进步思潮和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氛围中，在报刊登载的译介国外不同风格游记作品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游记作者逐渐由传统的抒怀壮兴走向更加注重实用的风格模式，追求科学进步的思维方式逐渐显露出来。例如蒙藏委员会驻藏官员戴新三在游记考察中注意使用现代科学仪器测量当地地理位置、温度气候，作出明确的经纬度、海拔高度和温度标记；记录路线里程、山川形貌、交通设施以及民俗物产、经济状况等，为西藏今后的发展谋划建议。游记作者的身份变得多样化，由过去较为单一的官员群体发展到社会各阶层人员，例如官员、商人、学法僧侣以及普通学生。他们的游记在报刊上广泛刊登，内容丰富多样。有局部地区的短期考察，也有长时期的深入调查研究。他们有的将对报效祖国、服务边疆的壮志情怀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为沟通汉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据理力争或者抚慰宣示，如朱绣、刘曼卿、黄慕松、吴忠信等；有的将热爱国家、振兴民族的理想付诸科学考察的实践活动，如任乃强、周希武、曾昭抡等，他们在广大边疆地区开展调研勘察，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振兴事业，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游记作品无论写作主题、内容还是形式都较以前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

3.走向现代：客观理性的叙述风格与尊重包容的态度。

清末民初是一个思想剧烈碰撞、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势力角逐抗衡的时代。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新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与旧传统的代表人物之间激烈论争，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颠覆；西方各种思想、学派随着他们的坚船利炮、海外留学生的归来纷纷涌入；报刊等各类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化氛围较为宽松。因此游记作品一方面风格多样化，语言形式上文白兼具，以文为主；而民族生存危机带来的强烈的民族复兴和团结抗战的社会舆论氛围，又使得大部分作品在叙述风格上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藏族地区自然风貌、人居环境及民俗生活、宗教文化、人际交往等做细致入微的描绘，大多文笔简约凝练，不做过多主观评述。对于不同民族地区文化既不贬斥也不美化，与某些西方殖民者对西藏文化的强烈的猎奇态度和神秘化视角迥然不同，表现出对于同胞的尊重和包容，体现出一种现代的民族关系的萌芽。

民国涉藏游记在内容上对古代文人士大夫山水游记的传统有所继承与突破，又不同于现代散文浓郁的抒情气质，而是保持了理性冷静客观的描述笔法；在思想上，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方面参与了现代文学民族国家叙事体系的构建；在形式上吸取了西方游记的编写体例，又融合了中式游记的述评作结合的书写方式，内容丰富，书写自由。总的来说，国内涉藏游记呈现出从早期的抒情型向后期的政论型、地理志等实用类文体转型的趋势，呈现出以纪行为主、辅以叙事兼资料记录的体例特征；在语言上，虽然白话文运动已经影响颇广，但国民政府官方行文仍以文言为主，受此影响，涉藏游记保持以文为主、文白兼具的语言风格；在艺术上呈现异彩纷呈的面貌，风格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务实的，也有抒情的。涉藏游记的作者身份复杂，进藏动机与路线各异，游记内容客观记录作者入藏、在藏、出藏的过程，与西藏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交流互动等各种活动，因此可以全面反观西藏与中央关系及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政策的变化，也可对游记所反映的西藏社会风貌形成整体观照，客观认识游记所反映的西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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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年度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进藏游记与中央治藏政策关系研究”（项目号：20BMZ001），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近代涉藏游记中的中国意识、边疆观念与民族交往研究”（项目号：22YJA850014）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周晓艳（1978-），女，汉族，湖北公安人，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西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西藏文化传播。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限于篇幅，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