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文章运用藏汉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梳理史料中记载的佛教传入吐火罗地区与吐蕃的历史，以及佛教经过吐火罗地区初传吐蕃的过程，探讨了吐火罗故地与吐蕃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史。从中发现，由于吐火罗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吐火罗故地与佛教在中原汉地和吐蕃的初传直接相关，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形成的早期历史有重要影响。这对研究佛教文化经由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原汉地与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溯源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吐火罗故地；吐蕃；佛教；文化交流
吐火罗故地是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吐火罗人迁徙、定居、生活的范围主要在史称西域的中亚地区，其对中西文明互鉴与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已成为欧亚研究学界的共识。《吐火罗史研究》一书援引季羡林先生的话指出，“吐火罗人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一直是一个令众多中外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有文字记载以来，东西方各种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记录时隐时现，且多语焉不详，矛盾抵牾之处比比皆是。”[1]同样在藏文历史文献中吐火罗故地与吐火罗人的称谓也频繁出现，但其概念隐约模糊，甚至难以界定。致使吐火罗学与欧亚学界在研究吐火罗语以及吐火罗历史文化时，尽管已经认识到藏语、藏传佛教与其存在的关联性，但是目前还未能充分挖掘相关藏文文献。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言，“就吐火罗语的研究而论，谈及我们中国学者的优势时，首先是汉文和藏文。藏文这里不先谈，我只谈汉文。汉文有无比丰富的历史资料，研究吐火罗人的历史背景，主要依靠的是汉文史籍。”[2]
笔者在搜寻与思索藏文文献中关于吐火罗的记述时以为，藏文文献能够为吐火罗历史文化的解读提供史料补充与新认识；而对吐火罗故地与吐蕃文明间佛教文化交流问题的探索，对推进前吐蕃时期以及吐蕃的历史发展、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意义非凡。
目前吐火罗学界主要认为，吐火罗古国盛行小乘佛教，而吐蕃佛教属于晚期大乘佛教，处于大乘显宗与密宗金刚乘盛行时代。因此，关于吐火罗佛教与吐蕃佛教间是否存在互通往来与相互影响是一个目前未能充分讨论的学术问题。以笔者之管见，如若从吐火罗地区与西藏西部地区相近的位置，两地相似相同的风俗，以及西藏地区与周边地区早期文化交流的途径来探讨，吐火罗佛教与吐蕃早期佛教之间应该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佛教初传吐蕃与吐火罗地区的关系
佛教传入吐火罗后，吐火罗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从这个地区开始传播到波斯帝国和中亚其他王国，以及中国。[3]季羡林先生指出，“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两国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4]也就是说，中原汉地最初主要是通过吐火罗了解佛教文化的。饶有意味的是，藏文史料《奈巴教法史》记载“:赞普拉托托日年赞的恩泽下，佛法在藏地发端。其历史细说之，这位圣贤称王时，李啼斯与吐火罗译师罗赛措二人，迎请印度班智达黎秦来到藏地，为赞普王室说法。”[5]对于这段佛法在西藏发端的历史，后期史书内产生了“天降玄秘神物”的说法。笔者以为，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入藏传播佛教的吐火罗译师与印度班智达是从吐火罗地区经由迦湿弥罗或勃律，再经过藏族历史上十二小邦之古象雄地域、后藏地带，最终来到布杰即悉补野（吐蕃）。在雍布拉康宫殿内给赞普等社会上层人物传法，这应该是佛教于公元四、五世纪初传吐蕃的历史记载。相应于佛教初传吐蕃的叙述方式，印度史学家、梵语学家、藏传佛教觉囊派喇嘛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源流》中关于佛教传入吐火罗记载：
圣者提多迦（dhitika）时代，吐火罗国（thogar）有个名叫弥兰陀（minar）的国王，②该国居民都敬奉天空之神，对善恶毫无所知。他们在节庆的时候，以焚烧谷物、衣服、珍宝、香木的巨大烟气来祭拜上天。在他们祭祀的地方，圣者提多迦及其眷属五百阿罗汉从天空的道路降临，住在集会处。他们认为那是天神，敬礼其足前，盛大供养，提多迦为之说法，国王等约一千人获得见谛。使无量人众引入皈依与学处，圣者夏季三个月住在此地，比丘增加无数，证阿罗汉果的也有一千人左右。此后此国与迦湿弥罗（khache）之间往返路上平安了，迦湿弥罗的很多上座部来到这里，佛教大为兴盛。仅在此王和他的王子伊摩舍（Aimaṣya）时代大寺庙就有五十座左右，僧伽无数。[6]
通过比较得见，在藏文历史文献中佛教传入吐火罗的叙述与佛教在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初传吐蕃的叙述方式如出一辙，皆有“佛法从天而降”之说。而吐火罗国王弥兰陀（Menandros/minar）在位时期，佛教以宗教神迹传说的“从天而降”方式，由圣者提多迦（Āryadhītika）弘扬的记述，可以理解为“七代付法藏者”（bstanpavigtadrabsbdun）时期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外弘扬的过程。《布顿佛教史》云：“迦叶、阿难及商那和修，忧波毱多、提多迦及黑色，大善见乃七代付法藏者，是为律法杂事中所说。”[7]因此，《印度佛教源流》所说圣者提多迦时代，吐火罗国王与臣民信奉圣者，皈依佛法，是指佛教在第五代付法藏者时期传入了吐火罗国。但是藏文文献内对此记述的具体历史经过与确切人物、时间还是模糊不清的。
然而，关于佛教在国王弥兰陀时期传入吐火罗的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以及过程，在巴利语《弥兰陀王所问经》和相应的汉文佛经《那先比丘经》中有着更为详实的问答语录。现将弥兰陀与那先问答开始的一段对话文本引用如下：
《弥兰陀王所问经》（巴利语版）：
Milindapañha/（The Questions of King Menandros）:
Rājā āha“bhante nāgasena, sallapissasi mayā saddhi”nti?
“Sace, tvaṃ mahārāja, paṇḍitavādaṃ sallapissasi sallapissāmi, sace pana rājavādaṃ sallapissasi na sallapissāmi”ti.
“Kathaṃ, bhante nāgasena, paṇḍitā sallapanti”ti?
“paṇḍitānaṃ kho, mahārāja, sallāpe āveṭhanampi kayirati, nibbeṭhanampi kayirati, niggahopi kayirati,paṭikammampikayirati,vissāsopikayirati,paṭivissāsopi kayirati, na ca tena paṇḍitā kuppanti, evaṃ kho, mahārāja, paṇḍitā sallapanti”ti.
“Kathaṃ, pana, bhante, rājāno sallapanti”ti?
“Rājāno kho, mahārāja, sallāpe ekaṃ vatthuṃ paṭijānanti, yo taṃ vatthuṃ vilometi, tassa daṇḍaṃ āṇāpenti,‘imassa daṇḍaṃ paṇethā’ti, evaṃ kho, mahārāja, rājāno sallapanti”ti.
“Paṇḍitavādāhaṃ, bhante, sallapissāmi, no rājavādaṃ, ……”[8]
巴利语《弥兰陀王所问经》此段内容的汉译：
王（弥兰陀）言：“尊者（那先），能再与我辩经论道不？”
（那先言：）“如若王作智者辩，能与王相答。若作王者辩，则不能相答。”
“尊者，智者辩为何？”
“大王，智者与对方辩经论道，见解不同而以理论辩，当胜负分晓，则错误自知且不发怒。是为智者辩。”
“那王者辩为何？”
“大王，王者对一个问题，自先有主张，敢有违背王言者，王则发怒而强诛罚之。是为王者辩。”
“尊者，愿用智者辩，不用王者辩。”（译文参考了英译本）[9]
与此内容相应的汉文《大藏经》内《那先比丘经》云:
王（弥兰陀）复问言。那先能与我难经说道不。那先言。如使王作智者问。能相答王。作王者问愚者问。不能相答。王言。智者问王者问愚者问何等类。那先言。智者语对相诘相上语相下语。语有胜负则自知是为智者语。王者语自放恣。敢有违戾不如王言者。王即强诛罚之。是为王者语。愚者语。语长不能自知。语短不能自知。悷自用得胜而已。是为愚者语。王言。愿用智者言。不用王者愚者言。……
如此，经过一系列的智者问答与辩论，吐火罗国王弥兰陀（Menandros公元前165-130年）在得道高僧那先比丘（Nāgasena）的睿智、热情和谦恭的开示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接纳了佛法，并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佛教的教义悟道。
前文已谈到，季羡林先生认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原汉地时与吐火罗地区存在直接的关系。《奈巴教法史》记述佛教初传吐蕃之时亦由吐火罗译师迎请印度班智达给赞普王室奉献佛教经文典籍、佛塔与造像等。近期藏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关于佛教首先经由吐火罗传入吐蕃的问题，德吉卓玛在分析我国新疆地区发现的龟兹藏文壁文的国际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对壁文内容做了完整翻译与深入解读。提出“早在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吐蕃周边的佛教徒已在吐蕃境内活动。吐蕃政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时期，吐蕃与西域诸王的交流往来，据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的记载，吐火罗国王遣使而专程来到吐蕃献与拉托脱日年赞，得到吐蕃赞普的接纳与认可。拉托脱日年赞时期不仅有佛经、佛像、法器传入吐蕃，佛教建筑神殿、坛城和宝塔等也在吐蕃肇始。”[10]
二、吐火罗地区佛教与吐蕃佛教长期的文化往来
如前所述，佛教初传吐蕃与吐火罗有着直接关系。之后吐蕃佛教在发展兴盛过程中与吐火罗也一直存在文化互动。公元七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从四方引进佛法，大力弘扬佛教文化，除了从泥婆罗迎娶赤尊公主，恭请“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从大唐迎娶文成公主，恭请“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举措。其中以大昭寺为中心，兴建镇边与镇界之佛殿也是重要措施。《贤者喜宴》内记述：“为压（罗刹魔女）右手掌，木雅人来做工头，兴建康地隆塘度母殿。于左手掌处，吐火罗人为工头，建有佛殿门隅格曲。在右脚心处，以胡人作为工头，兴建蔡日度母殿。在左脚心处，泥婆罗人为工头，建有梵天隆奴之神殿。此等乃是镇边镇界四茹佛殿。”[11]由“吐火罗人为工头，建有佛殿门隅格曲”一句可知，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弘扬佛法广建“镇罗刹魔女佛殿”之时，具体主持建筑佛殿的除了有尼泊尔、中原汉地、吐蕃本地等工匠之外，还有来自吐火罗的工匠。
到公元八世纪中叶，在赞普赤德祖赞（704－755年）时期，根据藏文《大藏经》内珍藏的《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①记述，从西域各地到吐蕃地区来避难的僧团之中就有吐火罗的比丘僧众，当时所有避难比丘在金城公主（？—739年）协助下，得到赞普王臣三年左右的优待供奉。具体内容可见朱丽双的译文，摘引如下：
“尔时，众比丘如是作想：于阗附近各国皆已充斥无正信之徒；若去天竺，道路不通。至于吐蕃之境，据称乃供养三宝之处，遂决定前往彼处。尔时，汉王有一女，具菩萨种姓，为吐蕃国王所娶而做正妃。彼王妃见众多比丘，自他方边鄙来至吐蕃之境。彼王妃向国王请求道：‘请许我办置坐骑与法衣等资具，邀请彼众僧来此。’王亦许之。尔时吐蕃之赞普与大臣见到彼等比丘，生起大正信，修建七所大伽蓝。如是，安西、据史德、拨换、疏勒等地之比丘为痛苦所迫而前往勃律。吐火罗国（thokar）与迦湿弥罗之众比丘亦为无正信之人众伤害，无所依恋而去勃律。彼等比丘皆至勃律，〔后〕闻说吐蕃之境建起众多伽蓝，国王乃一菩萨，供养且事奉三宝，心生欢喜，皆前往吐蕃之境。［彼等］抵吐蕃之境后，于三年间享用大供养等乐事。”[12]
从《大藏经》内这一源自于阗的文献得知，当时来到吐蕃的有于阗比丘之外，也有吐火罗国与迦湿弥罗之众比丘，他们也感念吐蕃赞普与金城公主修建佛教庙殿、供奉三宝的福德，经勃律，来到吐蕃。说明吐蕃历史上在“佛苯之争”的前夕，吐蕃本土有吐火罗、于阗、迦湿弥罗等西域比丘僧众与中原汉地的僧团。
在公元八世纪末赤松德赞（742－797年）时期两次“佛苯之争”后，佛教不仅在吐蕃立足，而且走向全面兴盛。藏文史料记载了当时佛教典籍或者密宗咒语等译自吐火罗语的历史。《娘氏宗教源流》道：“莲花生大师向赞普赤松德赞言曰，吾莲花生与巴库·毗卢遮那、弩·南卡宁布、阿杂雅·意西白央等，为护持君王统治，所译厉咒与恶咒有印度语、乌仗那语、吐火罗语……不同语言与空行母咒语，众多夜叉男女之咒语，转化之后翻译成密宗。”[13]
从佛教的戒律体系来讲，吐火罗佛教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存在密切联系。关于吐火罗语佛经残片文献的律藏内容，在吐火罗学界，目前认为主要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汉译佛经中保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法典籍，汉传佛教也有这一律法传承，尽管后来没有成为主流。而藏传佛教自始至终主要传承着根本说一切有部戒律体系。藏文史料中也有吐火罗地区由分别说一切有部论师弘扬佛法的记载，《印度佛教史》云：“龙树时代……黎域有阿罗汉根敦培，另外毘婆沙论师（分别说一切有部论师）有：吐火罗论师妙童，迦湿弥罗论师古那拉，边缘之中心地带论师格齐，东方论师根敦培等。”[14]另外，藏文史籍内谈到大乘佛教发展史时与吐火罗的关系，《印度佛教史》记述：
“大乘佛教开始兴盛时期的话题，第三集结之后国王迦腻色伽（公元二世纪）也过世时，在北方阿萨玛巴然之地，迦湿弥罗西面，与吐火罗地区比邻的极其富贵的施主杂帝供奉所有北方佛塔，并从西面玛如地区迎请毗婆沙论师世友与吐火罗尊者央卓，供奉三十万比丘长达十二年，最终为无上菩提祈愿回向。”[15]
以上藏文资料不仅印证了从佛教初传吐蕃时期到佛教兴盛繁荣过程中，吐蕃一直与吐火罗地区存在佛教文化交流与往来。历史上吐火罗地区主要盛行小乘佛教，同时在部分区域僧团内可能存在大乘佛教的修行者，甚至在一些隐秘范围内存在密法修行。藏文史料文献内不仅记述有吐火罗佛教与大乘佛教兴起的关系，而且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中分别珍藏有发掘于吐火罗地区的佛经和吐火罗比丘亲自注疏的佛经《圣缘起心髓仪轨陀罗尼》《缘起心髓仪轨细疏》等，经书内容不仅属于大乘佛教，而且佛经所示仪轨为金刚密乘事续的内容。[16]
不过在汉文史料中记述吐火罗故国时，说到该国佛法都为小乘法。譬如《往五天竺国传》云：“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縛底耶。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17]目前学术界基于对我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残片内容的研究，基本认为吐火罗佛教文献内容属于小乘部派时期。季羡林先生写道“：吐火罗语A、B两个方言的残卷佛典覆盖面很小，几乎只有小乘佛教，大乘的著名经典一部也没有。”[18]
然而，汉文求法高僧传记内容并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可以佐证藏文史料所说吐火罗国兼有大小二乘的记述。《大唐西域记》云：“活国，覩货逻国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性躁烈。衣服毡褐。多信三宝，少事诸神。伽蓝十余所，僧徒数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19]此处，唐玄奘大师明确指出吐火罗故地之一活国同时存在小乘与大乘佛法。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吐火罗故地位于古印度北部，与古象雄接壤的勃律、迦湿弥罗、乌仗那等的西北面，波斯东南面。在吐蕃崛起强盛过程中，其时而与吐蕃边界直接接壤，时而处于吐蕃直接统治区域内。吐火罗等中亚地区与吐蕃存在长期的文化往来。因此，研究古代吐火罗历史文化时，除了要广泛运用西域地区发现的各种文本与汉文历史文献，丰富的藏文文献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国际上印欧语言学与吐火罗研究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吐火罗人属于印欧人，其语言属于原始印欧语系。在东西方早期文明交流史上起到过桥梁作用的吐火罗民族在历史上受到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古代文明的影响，同时受到了古印度、古波斯、古代华夏等文明深刻而长期的影响。从汉文史料与藏文文献比较研究得知，吐火罗文化与吐蕃文明存在历史悠久的互动交流。吐火罗故地不仅是佛教传入中原汉地的直接源头之一，佛教初传吐蕃也与吐火罗直接相关。说明我国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发展过程的早期，两者都与吐火罗地区的佛教存在长期的文化往来与相互影响。佛教传入中原汉地形成的汉传佛教与传入青藏高原形成的藏传佛教自始至终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受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2023年度委托项目“吐火罗语佛典文献与汉藏佛经译本比较研究”资助，项目号：23ZLZX0308）
参考文献：
[1] 王欣.吐火罗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
[2][18] 季羡林. 吐火罗语研究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76,61.
[3] B.N.Puri,Buddhism in Central Asia[M].New Delhi,1987: 11-13.
[4]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M]. 北京：三联书店， 1982:110-111.
[5] 奈乌班智达，等.西藏史籍五部[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14.
[6] [14][15] 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藏文）[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32,103,84.
[7] 布顿·仁钦竹.布顿佛教史（藏文）[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138.
[8] A Pali- English Bilingual Study Edition, Milindapañha orThe Questions of King Menandros[M].Theravadin TipitakaPress,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9：16-17.
[9] Translated from Pāli by T.W. Rhys Davids, The questions ofking Milinda[M].First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0：46.
[10] 德吉卓玛.从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管窥吐蕃佛教的传入[J].西藏研究,2022(2).
[11] 巴卧·祖拉陈瓦.智者喜宴（藏文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30.
[12] 朱丽双《. 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译注[G]//郝春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八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453-482.
[13] 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藏文）[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351.
[16] 加央平措.刍议珍藏在甘丹珠尔内源于吐火罗的缘起心经陀罗尼仪轨文本[J].青海社会科学（藏文版）,2023(2).
[17]〔唐〕慧超.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M]. 张毅,笺释. 北京：中华书局，2000:96.
[19]〔唐〕玄奘,辩机. 大唐西域记校注[M]. 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963.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藏汉文献中吐火罗史料为切入研究青藏高原与西域古国间早期文化交流史”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9VJX086
作者简介：加央平措，男，藏族，西藏拉萨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兼职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哲学、吐火罗与藏族早期文化交流史。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