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致敬扎根在甘孜大地的广大支边教师。

——题记

 

归来仍是少年

 

“二十四年像一天”

 

        做父亲16年了,蒲显全还是第一次给儿子过生日。老中青几代人,满满一桌子。蒲显全眯着小眼睛,喜不自胜地看着儿子吹蜡烛许愿后,酒便喝开了。高原上“无歌不成席”,唱了几首歌,大家开始摆起龙门阵来。小王说他下个月要去“公考”,考到离老家近点的地方,运气好的话,从此就离开巴塘了。蒲显全曾经在中咱的同事平措“夏若”(“夏若”:绰号,藏语乌鸦之意)不屑地说:

        “小王,你才来几年嘛,就想走?看看人家蒲老师,在巴塘支边24年,光区乡就呆了22年。24年是个啥子概念?”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刘:“也就是你的岁数,还是虚岁!”

        听了这话,在坐诸人中岁数最大的老干部多吉叔叔点点头,表示赞同:“92年到94年来巴塘的三批支边生,好像有18个吧?他们和1958年来的那批会计辅导员一样,后来都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你们分配或选择考到这里不同,支边生当年包分配,都是自愿报名来支边的……”

        闻之,大家频频向蒲显全敬酒,说他不远千里到巴塘支边,1994的巴塘是个什么样子啊,简直不容易。

        平措“夏若”嘻嘻一笑,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蒲老师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哪里都种得活。”

        “藏族汉族,干部工人农民生意人无业游民,跟哪个都打得拢堆。”我笑。

        蒲显全也笑道:“我姓蒲,说我是蒲公英更恰当,随遇而安。”

        “蒲叔叔,今天是个好日子,讲一下你的恋爱史嘛。”小刘23岁,当然对这个最感兴趣。

        “我们夫妻是初中同学,青梅竹马,一见钟情,就是你们听的那些歌里唱的‘一瞬间的感觉’,没多少内容讲哈。”

        小王摇摇头,突然叹了一声:“24年!”

        蒲显全仿佛被这声叹息触动,不由得感叹道:“24年,过得就像一天一样。来来来,不说这些了,今天我不是主角。大家动筷子,不要为我节约哈!”

        二十四年像一天。这话说得好。19岁的快乐蒲显全仿佛又回来了。

 

        初到巴塘的蒲显全皮肤白净,挺直的小鼻梁,明亮的小眼睛,小个子,腰板挺直,走路箭步流星,永远神采奕奕。在四川营山县读了三年师范,毕业前,充满理想主义的他听着亚东的“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心……啊,芸芸众生芸芸心”的歌,怀揣“武侠梦”,主动报名到甘孜州支边,分到了巴塘。距2018年,刚好两个年轮。

        平辈人之间在姓前加个“小”字,有些不礼貌,当我们叫他“小蒲”时,蒲显全说:“我本来就是小眼睛、小个子,又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叫我‘小蒲’,名符其实。”

        平措“夏若”说他像格桑花,他说自己是蒲公英,我倒觉得他像一棵贴地生长的车前草,田野、畦畔、山埔、路旁,环境越差生命力越顽强,扔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在莫多的日子

 

        蒲显全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是莫多乡中心校。当时正值“普初验收”,学校需要人。

        莫多乡左右两山对峙,中间夹着滔滔巴楚河,基本上没有平地,凡走路必上坡,中心校建在乡政府上面的陡坡上。初来乍到,他跟另一位支边生雷罡还差点被当地青年给了个“下马威”。老家有绿色柑子林、湿润的红土地、美丽的白鹭鸶和清澈的堰塘;一个乡村小学,再不济也有八九百个学生;一个生产队,少说也有千把人。再看看莫多光秃秃的山,全校只有三十多个学生,收一封信要等半个多月,打电话得进城用113转,这对神采飞扬的少年蒲显全绝对是一种打击。

        内地农村再苦,总不缺蔬菜。巴塘虽是高原江南,但那个年月,除了盛产蔬菜的几个月,市场上菜品极少,“白酒白菜莲花白”或“白酒白菜白豆腐”,巴塘人谓之“三白”。

        但他还是呆了下来,而且一呆就是四年。日子过得还很乐观,切菜的刀钝如竹木,吃来吃去只有莲花白,蒲显全笑曰“莲花白,竹丝切”,得到了广大支边生的点赞,说他把素炒莲白吃出了诗意。“三白”吃腻了,就吃生的藏鸡蛋,蛋上敲个洞,一口喝下去,蒲显全说这是补充蛋白质。

 

        四年后,蒲显全结婚了。为了让妻子在中心校代课,闻到酥油味儿就想吐的他毅然去了远离莫多乡中心校二十多公里,上坡要攀援,下坡随沙石滑行,骑马得三个多小时,走路差不多要大半天的色巴村小学任教。

        “色巴”在巴塘方言藏语里,是“太阳最早升起”的意思。色巴村小学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这里曾是坟场,还有一说是部落争战时的杀场,工人们曾挖出过不知多少年前的头颅。

        如果说过去四年是在乡政府所在地的话,那现在蒲显全就是来到了藏区穷乡僻壤的腹地。目之所及,满眼是山,且寸草不生,滔滔巴楚河早已不知去向,邻乡(即巴塘党巴乡)的英戈贡村在一侧,与色巴村隔着一片原始森林,村上9户人家、54个老百姓,简陋的藏房零零星星散落在山间。唯一令他肃然神往的是,巴塘的最高峰党吉曾然神山巍然屹立在学校的东南方,山顶白雪皑皑,这是蒲显全从来没有见过的。

        全校六个学生、两个老师,一年级到六年级不分家,既教语文数学,又教自然思想品德体育音乐,纵然只有六个学生,也要看教案备课,还得六个年级分别备。蒲显全想偷懒都不行,教育局年底要检查。

        大山深处太静寂。有时,蒲显全猛叩宿舍大门,聆之,唯“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蒲显全骨子里的“车前草精神”起了作用。他希望能真正融入巴塘,开始主动学藏语,和另一个姓李的老师与五十四位老百姓融在了一起,笑称:“五十六个藏汉同胞同唱一支歌。”有时,李姓老师回城了,蒲显全便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学校里。夜幕落下之时,天上繁星闪烁,地底一堆白骨,深夜内急出门,一股凉飕飕的感觉穿过他的小脊梁骨,不由得一个冷颤,脖子紧缩。风清扬和神雕大侠都没有出现,一个叫阿格曲批的老猎人来到了他身边。

        阿格曲批是位穷苦的农民,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喜欢喝酒,和蒲显全甚为投缘。他怜恤一个汉族小伙子茕茕孑立,经常去学校陪他,带他去打猎。

        在原始森林打猎算是圆了蒲显全的“武侠梦”。山风轻拂,空气里透着青草与树根的气息,跟着阿格曲批和几个当地农民打老熊、猎野猪、套野兔、抓山鸡,颇有“壮士行侠,宝刀倔,倭贼鼠窜”之感,只差没有红袖添香了。打老熊和野猪时,阿格曲批保护他,让他在后面“望风”,但鲜有猎到的,不过野兔倒是套了不少。如此,蒲显全在“三白”与藏鸡蛋外加洋芋的基础上,红烧、凉拌、冷吃、爆炒,变着花样吃野兔“打牙祭”,从而练就了一手烹调兔子的好手艺。

        在贫瘠的色巴,遥望神圣的党吉曾然神山,阿格曲批习惯性地拿起念珠双手合什,蒲显全则端着茶杯默默凝视,他们是朋友、猎友、酒友。阿格曲批和蒲显全虽然语言不通,却可以聊个通宵。两个人一人拿一瓶白酒,你一口,我一口,酒逢知己千杯少,聊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碰一碰瓶子,直到东方出现鱼肚白。欢聊一夜,阿格曲批对蒲显全的汉话似懂非懂,蒲显全对阿格曲批的藏语似是而非,然后各自上床补瞌睡,晚上继续。建在坟场上的色巴村小的夜,对蒲显全而言,不再是那么阴森森的了。

        阿格曲批家里就那几样东西,只要蒲显全看得起,可以随便拿,老猎人甚至要他在两个女儿中任选一个,希望他能做自己的女婿。几年前,阿格曲批病逝了,提起这位纯朴穷苦的老人,一向笑嘻嘻的他泪光闪烁。

        一年后,蒲显全离开了色巴村小,继续到莫多乡中心校任教。

 

        这时,支边生们纷纷改行,对他有冲击,也有影响。一晃,在莫多工作十年了,已经没了初来时的激情。是随大流,还是继续任教,蒲显全开始认真思考起今后的命运来。思来想去,决定参加自考,先在学业上拯救自己。两年后,县上成立文化旅游局,有机会改行,支边生伙伴告诉他这个消息,让他“跑一跑”。在这个关键时刻,恰逢妻子生产,添丁当然是大事,他便放下改行的事,回家探亲。这一探,不仅改行“泡汤”,又被教育局调整到了比莫多中心校更远的中咱乡小学。这让蒲显全十分郁闷,他横下一条心,呆在营山一年没回巴塘。结果是背了个处分:被全县通报批评了。

        蒲显全更加忧伤起来,他准备辞职了。巴塘的支边生纷纷带口信打电话,苦口婆心地劝说。其中一位伙伴的话让他动容:“小蒲,兄弟,你还是回来,不要任性。咱们该奋斗还奋斗,好好生活才是硬道理。”他这才勉强拿了一套洗漱工具,将就穿着的一身衣服,连个包都没背,情绪消极地回到巴塘,背着处分去了中咱小学。

 

中咱十年

 

        事实证明,教育局安排蒲显全去中咱,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号称“小巴塘”的地方,让蒲显全找回了当老师的感觉,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和激情。

        中咱离县城远,但风光美丽,民风淳朴。老百姓重视教育,知道即使一夜暴富,也要有知识有文化。学校的教学氛围良好,蒲显全安下心来,面对三尺讲台下一双双干净的眼睛,认认真真教了几年书,每天坚持对教学成果和学生的特点进行总结。他启蒙过的学生,有考上大学的,参加“公考”过关的,特别是2006届那批学生,让蒲显全最有成就感。去年因病因公殉职的公安干警扎西,也是他的学生。“扎西是我们班的班长,学习认真,很有集体荣誉感。一次运动会,我们班得了一百多元奖金,为了节约钱,又让大家耍开心,他组织大家买肉买菜,拿到家里请妈妈做,那天吃的是火锅,味道虽然比不上火锅店,但是同学们都很开心。他的哥哥和他同年级,是另一个班的班长,有时候为了自己班的荣誉,两个亲兄弟还要起争执………我到今天,都不敢相信扎西去世了。”作为老师,他如数家珍地怀念扎西,心中十分难过。

        在巴塘,听到教过的学生叫“蒲老师”,蒲显全说自己有一种幸福感。没有当过老师,不过我想,这跟医生面对成功救治的病人时的心情雷同吧。

        中咱人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蒲显全的“三观”。 

        有位学生家长叫曲佩,是个乡党委书记。曲佩只要进城,从不大吃大喝,吃饱吃好就行,而且每次都要给妻子和女儿买点小礼物带回去。曲佩对蒲显全说:“一个男人,首先要对家庭负责,然后要对工作负责,才能对自己负责。”这话对蒲显全触动很大,他提醒自己“三省吾心”,善待家人,明白了工作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惦记生命的徒劳和死亡的不可避免,要对得起自己。  

        这时,“两基”督导开始了。因为他是支边生,文字功底好,学校便安排他在上课之余,转粉笔为键盘,做文字工作。这个安排极其对路,蒲显全记忆力超群,参加自考那会儿,无论是《梦游天姥吟留别》还是《蜀道难》,或者《项羽本记》,不管抽到哪句,马上可以流利地往下背诵,一字不错。所以除了教书,做文字工作也是他的强项,每天与数据、报表、材料、专卷“交战”,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同事们惊奇地叹道:“蒲老师太能写了!他脑子里哪来的那么多词哦!”他一个人写了无数个材料,做了几十个专卷,顺利通过了“两基”省检,领导们纷纷不吝褒赞之辞,说他干得好。

        在之后的“两基”巩固验收、现代远程教育改革、学生学籍改革、“普六”扫肓验收、教育均衡发展这些大事上,蒲显全更是忙前跑后。一次在城里遇见,他的小鼻梁上多了一副略嫌偏大的黑边眼镜,我笑他“上窜下跳”。

 

        正在朝气蓬勃地工作的时候,家里遭遇了不幸。唯一的弟弟罹患癌症,当时医保制度没有现在好,大病费用难以承受。在农村的父母渐渐老去,他在高原支边,弟弟这病注定是治不好了,父母的养老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妻子为了跟他到高原,早就辞去了老家蚕桑技术员的工作,儿子还在读书。种种压力,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勉力支撑,经济压力很大。每至夜深人静,便眼眶泛红,忧思抓狂,致使头发竟半白。

        但蒲显全不是别人,他是车前草。穷则思变,他在中咱开起了“拉姆农家乐”。生意不错,但是非常劳累。忙起来的时候,一位厨师,一个服务员根本不够,他要身兼多职:“跑堂”、帐房先生、门卫、清洁工、“墩子”,厨师有事暂离岗位时,还要亲自掌勺。生意最好的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不来帮忙,还忙不过来。

        那段时间,他的QQ网名叫“神经衰弱”。

        没过多久,“拉姆农家乐”关门了。这得益于他的妻子李海燕,这个贤惠的女人一直在老家照顾他父母。一次回到巴塘,见蒲显全又要教书又要写材料又要开农家乐,已经累得脱了人形了。便说,显全,我们挣了点钱,不要都挣到医院里头去咯,那才得不偿失。我看紧就紧点,农家乐还是不要开了。蒲显全听了妻子的话,可能也是不能不听吧,他已经精疲力尽了。

        最后,还有三万多饭钱没收回,多半都是私人欠的。

 

        对中咱,蒲显全充满了感情,说这个地方改变了他。

        除了学生家长曲佩,中咱的同事平措“夏若”也让他非常感激。在他的“拉姆农家乐”开业期间,为了防止他染上打“大麻将”的恶习,平措“夏若”“搜”走了他身上的大钱,替他保管,只留百把块零用钱给他。后来到县城上班,平措“夏若”把自己的一套房子以低于市场价一半还多的价格租给他,解决了他的栖身之地。“如果不是真心为我好,谁这样对我啊?我们是一生的朋友!”他说。

        这些帮助过他的人,温暖了蒲显全生命的底色。

 

“活在当下”

 

        关了农家乐,蒲显全的身体恢复了不少,精神多了。2014年3月10日,他在中咱任教十年整。也恰是在这天,他被教育局抽调到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其间,妻子髋关节脱位,在华西医院做手术,还得接骨,“伤筋动骨一百天”,医嘱42天不能下地。对妻子来说,这时最需要他,他得悉心照顾相濡以沫的爱人,尽到一个好丈夫的职责。机关单位不比教书有寒暑假,事假不能请长了,他便向教育局交了申请,要求重回中咱小学,但局上又把他派到了“老根据地”莫多乡中心校。

 

        重回莫多,当年怀揣“武侠梦”,差点被给“下马威”的少年蒲显全成了支边老教师,俨然是个“老巴塘”了,学校安排他上电脑课,一周两节。

        没有课时,蒲显全便和老师、乡干、农民喝酒,从午后慢慢地喝到下午。喝酒的场子就像跳弦子舞场,不劝酒,愿来的欢迎,想走的不留,一直喝到晚上。然后“三步曲”:即在乡上喝到一定时候,到县城去吃烧烤,边吃边喝;吃完烧烤去KTV,一面唱一面喝。打开车窗,呼啸的山风吹进车内,康巴汉子们半醉着向窗外打着“藏传呼”:“啊嘿嘿——”蒲显全的声音也从康巴汉子们的腋下低沉沙哑地发出:“啊嘿嘿——”他们走在一起,犹如方耙、锄头之间夹着一根筷子。“三步曲”酣然进行中,留在乡上的人打电话让他们上来,说场子还没散。于是结束“三步曲”,又到乡上继续喝,如此循环往复,有时睡下时已是次日凌晨。

        时代在发展,毕竟不是1994年的莫多乡了,乡上网路畅通,交通方便。一周上两节课,附带干点行政工作,妻子又在老家照顾父母儿子,蒲显全的生活全无规律。

 

        莫多与中咱,耗尽了蒲显全22年青春。那个年少轻狂的蒲显全一去不复返了,他多了对人生的沉潜和思考,和对永离之人的思念。

        回忆起弟弟患癌夭折,他眼角渗出泪水,对“睛天霹雳”“无力回天”两个词有了切肤之痛般的理解。

        李涛是和他一起来支边的同乡,一个敦实厚道的人。汶川大地震那天查出淋巴癌,当年八月去世。临终前在省人民医院,李涛抓住蒲显全的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李涛去世那天,蒲显全“QQ说说”上写的“你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一直这么相信着……”很久都没有删除。

        还有阿格曲扎、扎西……

        亲人、朋友、学生的离去,让他知明白了人生无常,活在当下。

        喝酒、打牌、看大片、打游戏,睡觉,在真实与虚拟交错的世界里“三省吾心”,蒲显全对自己有一丝不安。

        “得换一种活法了吧?”他想。

        于是进城,到机关做跨专业的工作。写材料,填表格,朝九晚五。淡定自然,不为别的,只希望好好做点事,不负本心;生活有规律,让身体更加健康一点。

        …………

 

        蒲显全儿子的生日宴还在进行中。

        小王还是决定要去考试,早点离开巴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蒲显全说:“我是真的想融入巴塘,但因语言和饮食习惯不同,总欠一点火候;有时想摆脱巴塘,却又因为这些人和事,又总有那么一点不舍。”

        “小蒲这个人啊,说他玩世不恭喃,人家的人生态度是端正的;说他不求上进嘛,他又不愿意混日子;说他求上进,又没啥野心和欲望;说他吊儿郎当吧,做起事来踏实认真;说他精明呢,他也有被人耍的时候。”多吉叔叔喝了点酒,有些激动,更加健谈了:“来,小蒲,你这个娃娃就是个矛盾体,但是你成熟了。今天你虽然不是主角,我还是要借你儿子的生日酒,敬你一杯!”

        他儿子给蒲显全敬了一杯饮料,说谢谢爸爸。蒲显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看着面前这一幕,我突然有些感动,眼睛湿润起来。“车前草”蒲显全,他不能代表所有支边生,却是众多扎根在甘孜大地的支边生普遍命运的缩影。

        我眨了眨眼睛,对平措“夏若”说:“他不是格桑花,也不是蒲公英,是车前草。”

        在座诸人笑着点头。

        平措“夏若”和蒲显全几乎异口同声:“生命力强。好死不如赖活嘛!”

 

        我还有没说出来的话。

        十年前,德格支边生朱友写过一篇《在德格》:“回看十八年,几个学生,几篇文件,几个朋友,一妻一女,一副朽囊。”所谓“朽囊”,我理解为在人生的某一时段,被现实撞碎的理想之舟,包括蒲显全的“武侠梦”。从跟自己过不去到与世界和解终成方圆;从青涩懵懂的少年,到成为油腻的中年大叔、庸俗的中年大妈,我们终于活成了年轻时最不想看到的样子。岁月弹指惊心,但我仍愿捡拾起光阴的残片,对蒲显全,对支边生朋友说一句: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初心

 

 

        下班途中遇见刘春秋,我向他贺喜,他教的毕业班又获得了全州数学会考优秀奖。美丽的夕阳下,热爱甜食的他嘴里含着个棒棒糖,右手逮着细细的胶棒,很惬意地轻轻搓捻着,左边腮帮子鼓出一小坨圆来。听到我道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欲言又止。我进一步打趣;“切,还吃棒棒糖。你还小嗦?很甜吧?”他听了,赶紧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递给身边的妻子李碧珍,脸上浮起一个憨厚无辜的微笑,大眼睛一眯,眼角的皱纹细细地化漾开去,睫毛下方两个“卧蚕”轻轻凸出来,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嗯,这是他的“招牌式”笑容,从毛头小伙子到中年大叔,一如既往地笑得干净而纯真。

        1994年,刘春秋从四川营山师范学校毕业来到巴塘。二十四年坚守在教师岗位上,就挪了一次窝:前年,人民小学迁到教育学区时,调到了新成立的金弦子小学,岗位没变,还是教小学高段数学。

        他到巴塘支边的原因很简单,一点都不“高大上”:“第一听说风光好,第二听说工资高。”当时,他们班有17个人交申请,获得批准的就他一人。来了以后,工资竟然才286元,他大呼上当,但已经不远千里的来了,总不能辞职回去吧?巴塘海拔低,气候宜人,在州内也算是好地方,也就只好呆了下来。

        刚参加工作时,学校安排他教学前班,这个班52个学生,他带到了毕业,之后一直教高段数学。初来乍到,听不懂藏语,他闹了不少笑话。一个小女孩上课时内急,举手用藏语对他说:“老师,我想上厕所。”他听不懂,便说:“不要随便说话,好好听老师讲课。”不一会,教室里臭气弥漫,小女孩无奈之下只好把小大便拉在了裤子里。放学后,小女孩的外婆找到他,用藏语数落:“你是怎么当老师的?她那么小,放她去上个厕所都不行吗?”他不知道对方在说啥,只能憨憨的笑着。老人家见他一直笑,不由得怒从中来,开始用藏语骂他,他还是笑。旁边的老师看不过去,对他说;“不要笑了!老婆婆在骂你,你道个歉吧。”他这才醒悟过来,忙不迭地道歉。

        这件事儿以后,刘春秋开始反思自己,思考“支边支教”的意义,希望自己能够真正融入巴塘。课余,他与本地老师打成一片,学会了基本的藏语口语,可以和藏族学生进行简单的交流了。说起学藏语,他特别怀念已去世的两位老教师,他们仨在一起喝酒小聚时只说藏语,有些单词他发音不准,两位老人还要你一言我一语的进行纠正。慢慢地,他和本地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那两年工资低,物价高,同事扎西便伸出援助之手,经常在入不敷出时借钱给他,解一时之急,为了让他回老家不至于两手空空,还送他松茸干片和贝母。至今,他们两家还你来我往,说起扎西老师,刘春秋非常感恩。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凡事贵在坚持,所以爱岗敬业才那么可贵。干一行伤一行或许是人的共性,朋友中鲜有不改行的,连我自己也早就“变节”不打算盘了。蓦然回首,刘春秋还拿着粉笔和教鞭,站在三尺讲台上岿然不动地教数学,而且教得津津有味,真可谓痴心不改,不能不让人产生敬意。从在老式备课本上写写划划到在电脑上备课,他经历了七任校长,教了二千八百多名学生。一出门,满大街都是招呼他“刘老师”的,这样的“小确幸”,大约跟我收到稿费的感觉相似,是一种微小而简单的幸福。

        医生手艺好,病人就会挤破门槛地找到他,哪怕挤得头破血流。同样的,只要孩子在刘春秋的班上,学生家长们都会很欣慰:“娃娃的数学我放心了,是刘春秋老师教!”我很佩服刘春秋看学生的眼光。十年前,有位朋友请大家小聚,席间有他的两个学生家长。喝了几杯酒后,他的话比平时多了一点。散席后在路上,他对我说,这两个学生应该因势利导,两个孩子都很努力。不过,一个以后只能学文科,一个必定是学理科的材料;学文科这个,怕是只能勉强考个学校,学理科那孩子一定会考个好大学。我说,才小学四年级,你就知道人家的未来了?不至于吧!他露出经久不衰的“招牌式”笑容,“诡谲”地说,不信你就看嘛,十年以后见分晓。如今再看这两个孩子,刘春秋说准了,简直不服都不行。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这或许便是一个教师的职业敏感吧。

 

 

        1992年到1994年,巴塘一共分来了十八名支边教师,人们给他们贴了个标签:“支边生”,刘春秋是其中一员。教了一段时间书后,十七个支边生纷纷改行,唯他一人留在了教学一线,成了他们中的“稀有动物”。

        和刘春秋成为朋友,是在十几年前自考时,他选择的专业是“教育管理”,听名字都觉得枯燥。同去自考的有八人,我们除了复习,便逛街购物,只有他一人宅在寝室里看书。考完试,我们在对面的小馆子里喝小酒,让绷得太紧的弦放松一下。席间,谈政事、聊八卦、摆体育、说娱乐,七个人争着高谈阔论,刘春秋在一边面带微笑地小酌,只听不说。那时,国道318线路况不好,客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折腾,抖得要死要活。刘春秋不以为意,仿佛坐车是一种享受,还不时关切地问同伴们:“晕不晕车?”“吃不吃冰糖?”“是不是很难受?”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刘老师虽然不爱说话,却一点不凉薄,是个好兄长。  

        刘春秋心仪有规律的生活,不喜欢求变,是个典型的极简主义者。他搬过三次家,帮忙的人连称:“东西少,好搬得很!”他自己则说:“家里要清爽才好,东西多了头晕!”这个性格鲜明的人,除了那个“招牌式”笑容外,平时言语不多,如果他觉得某个人实诚靠谱,就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假如他觉得此人不可交,就绝无延续友谊的可能,他不会也不屑于惺惺作态。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不沾一点恶习,这太难得了。有朋友对他妻子说:“你是嫁对人了,刘春秋这种人实在太让人放心了。”在巴塘,除了上课,不打麻将不玩牌,也不喜欢串门。闲时除了看电视,就玩手游,或者睡大觉。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长久地保持着静水深流的状态。支边生们开玩笑:“见他比觐见活佛还难”“他在闭关修行”,听到朋友们的这些评价,他一笑了之。

        秉持着这种操守和本性,使得刘春秋极有主见,决定了的事情不会随意变动,对自己定位精准。二十四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站在讲台上,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二十多年前的巴塘比现在艰苦,刘春秋当然也动摇过,想调回内地。支边四年后的那个暑假,他回营山老家人托人找到了教委领导,对方说:“营山好出不好进哦!”一句话便断了他的念想。“从此就乖乖地呆在巴塘教书一直到退休吧!”他脸上浮出独有的“招牌式”笑容,实诚地说。

        支边生们改行对他也有影响,他想过改行,但基于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果断放弃了。有几个单位想调他去当文书,他很清楚自己“一根筋”的性格不适合协调多的机关单位,还是当老师好。拒绝人家的理由非常实在:“老师有寒暑假,比公务员安逸。”

        说起刘春秋,总让我想到八个字:端庄举意,清洁表达。在浮躁的今天,实在难得见到一个活得如此简单纯粹的人。上课铃声响了,他夹着教案走进教室,拿起粉笔敲黑板。下课铃声响了,他收拾好讲桌上的东西,在课间的喧哗声中走出教室。他像蛰伏在海里的冰川,任海水在头顶风平浪静或惊涛骇浪,偶有光束漏射下来,他才悚然一惊,感叹岁月如梭:把教室里搞得臭气熏人的小女孩长大成人嫁到内地了,骂他的老婆婆去世了;他启蒙过的很多学生考上大学,小孩子们竟然参加工作了;他翻来覆去讲题依然没听懂的男生做生意当了老板;他从青涩的“小刘”变成了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刘春秋。春去秋来,秋来春去,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他还“偏安”在学校一隅,过着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日子。

        他自我揶揄道:“我有啥子好写的嘛?这二十四年波澜不惊,平淡无奇。”

 

 

        上周六,刘春秋的妻子李碧珍邀请我去吃火爆干鱼,说是一位湖北朋友送她的。在他家,我偶然看到了摊着在书桌上的工作笔记,上面写着他对数学教学的思考:

        “农牧区学生对汉语的理解能力较差,导致了对数学理解不透,掌握不扎实。数学是思维能力的训练,老师需要对学生付出更多的精力,要进行多次讲解……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重视师生感情交流,给学生多提供独立思考问题的机会,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学习之中,才能提高课堂效率……在课堂教学中,要鼓励学生质疑问题,激发学生发散思维,让他们发现新旧知识间的连接点和生长点……”

        隔行如隔山,写这些可能是行业要求。但我还是觉得汗颜,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总结过工作经验。我问他:

        “你24年只教数学,不烦啊?”

        “面对的学生不一样啊!”他说:“一件事情做顺手了,就不想做其他事了。”

        “你要教数学一直到退休?”

        “这要看学校的安排咯。”

        “再也不改行了?”

        “不是金钢钻,就别揽磁器活嘛!”

        刘春秋书教得好,生活自理能力却很差,不会做饭,原因是有个大包大揽的能干妈妈。他母亲擅烹饪,煎、炒、蒸、炸,样样都会,四兄妹会做农活,学习也好,唯独做饭上不行。决定支边后,父母担心他的吃饭问题,于是安排相亲,经他姑姑介绍了一位邻乡的姑娘,两个人见了面,互相满意。到巴塘两个月后,这位姑娘也随之而来,然后顺理成章地结婚了。拿他的话说就是:“我娘给我派做饭的人来了。”对于妻子李碧珍,刘春秋觉得亏欠她很多,也就没有让她出去打工劳累,他憨厚地说:

        “她嫁给我,没吃好没穿好,就让她多耍一下吧!”

        我点头,能清闲的耍也是一种福份。“人间真味是清欢”。“清欢”何其珍贵,用钱买不了。

        李碧珍毕竟是女人,要细腻一些:“我的任务就是把刘春秋照顾好,让他好好教书,这就是我对爱情的理解。”

        话音刚落,刘春秋立即敲敲桌子:“李碧珍,不要太肉麻!”转过头来看着我,羞涩又甜蜜地笑笑,美滋滋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个女人,没有喝酒就已经醉了。”

        “这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吧?”我忍俊不禁:“一个24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个伟大的女人,那就是李碧珍同学。”

        “哈哈哈!”

        ………

 

        支边生朋友聚会,刘春秋一般不去。他说人家都改行了,可谓事业有成,他自己还是个“教书匠”,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说,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到退休那天,你桃李满天下,“刘老师”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成就吗?他微微一笑,不说话。

        我了解他的性格,又激了激他:“难道你不觉得吗!”

        “招牌式”笑容立即浮上脸颊,一排整齐的白牙亲切地出现在眼帘里。他微微颌首,表示同意,淡淡地说:

        “既然当初来支边了,又没有做其他事,那就好好当个老师嘛。退休前顺利评了职称,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觉不觉得自己像《海上钢琴师》里那个从不下船的主人公?”

        “不下船好啊,海上风景好!”

        当晚,我习惯性地打开微信翻看朋友圈,刘春秋发了一张图片,特写了妻子做的火爆干鱼,上方写着:

        四十四载都浪过,

        偏从此时惜年华。

 

写于2018年4月17日至4月22日

        罗凌,藏族,又名德噶•泽仁卓嘎。70后,四川巴塘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6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1991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著有诗歌和散文专著《青藏高原的81座冰川》《远岸的光》《拾花酿春》,部分作品入选多种卷本获得一些奖励